關鍵詞：醫學生能力發展；職業素養；倫理思辨
前段時間一則飛機上乘客突發疾病，機組成員廣播尋求幫助卻沒有醫學專業人士施以援手的新聞衝上了熱搜，引發了公眾的廣泛討論。日常生活中，從馬拉松賽事到地鐵站臺，突發醫療事件時，身穿白大褂或自稱“醫學生”的身影常被寄予厚望。但問題隨之而來：當緊急情況發生時，尚未完成系統培訓的醫學生究竟該不該主動介入？他們的“挺身而出”是勇氣還是魯莽？
根據一項國際調研資料（受訪者包括872名醫生、183名護士和459名醫學生），一組耐人尋味的矛盾浮出水面：
🟤經驗決定信心
僅有23%的醫學生認為“無論年級高低都應參與急救”，而支援這一觀點的醫生和護士比例分別達40%和53%。
隨著年級增長，醫學生的信心顯著提升：三年級學生中25%願意參與，四年級則升至32%。一位高年級學生在部落格中寫道：“當我意識到機上可能無人具備急救能力時，責任感壓倒了猶豫。”
🟤法律保護的“安全網”
多數人擔憂的“好心辦壞事”問題，實際上受《好人撒瑪利亞法》（Good Samaritan
Law）保護。該法律明確：只要出於善意且無重大過失，志願者無需承擔法律責任。但仍有 8%的醫學生認為“自己尚未具備資格”——這種自我懷疑恰恰折射出醫學教育中“能力邊界”認知的模糊性。
🟤道德義務VS能力短板
調研中，85%的醫學生認為“道德上必須施救”，比例甚至高於醫生（83%）和護士
（77%）。一位學生的困惑極具代表性：“當我聽到求救廣播時，內心有兩個聲音在鬥爭，一個是希波克拉底誓言的迴響，另一個卻在質問：你真的準備好了嗎？”
🟤勇氣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麼？
圍繞這一議題的討論，絕不應止步於“該不該做”的簡單判斷，而需深入三個維度：
1. 醫學教育的“實戰缺口”
臨床前階段的醫學生往往缺乏緊急情境模擬訓練。正如某醫學院教授指出：“我們教 會學生如何透過考試，卻未教會他們如何在混亂中快速決策。”建議院校增設“突發急救情景工作坊”，透過標準化病人演練，幫助學生在安全環境中積累信心。
2. 社會期待的“認知偏差”
公眾常將“醫學生”等同於“醫生”，這種期待可能形成無形壓力。2021年某馬拉松
賽事中，一名實習醫生因未能挽回猝死跑者遭到網路暴力，事後調查顯示其處置完全符合規範。這警示我們：社會需要建立更理性的急救期待體系，而非將責任過度集中在個體身上。
3. 法律保護的“本土化適配”
雖然《好人撒瑪利亞法》在歐美廣泛適用，但其在中國實踐中的具體案例仍較少。 202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184條明確“自願實施緊急救助行為造成受助人損害的，救助人不承擔民事責任”，但公眾認知度較低。如何讓法律條文轉化為醫學生的“心理安全感”，仍需多方推動普法教育。
醫學從來不是一門純技術學科。當一名醫學生選擇在公共場所挺身而出時，他不僅在與疾病賽跑，更在完成一次對職業精神的叩問。對於尚未佩妥劍的醫學生，社會應給予更多包容：肯定其善意的勇氣，理解其能力的侷限，並透過制度完善讓每一次“站出來”都有堅實的後盾。畢竟，今天的醫學生，終將成為明天的醫者。而一顆敢於擔當的心，或許比完美無缺的技術更值得珍視。
參考文獻：Collier R. doi:10.1503/cmaj.109-5628
更多閱讀：
|
|
|
|
|
|
|
|
|
|
|
|
（點選👆圖片，進入自己感興趣的專輯。或點選“資源”，瀏覽Hanson公眾號所有資源）
編輯：Iris Zhang
美國Healsan Consulting(恆祥諮詢)，專長於Healsan醫學大資料分析（Healsan™）、及基於大資料的Hanson臨床科研培訓（HansonCR™）和醫學編輯服務（MedEditing™）。主要為醫生科學家、生物製藥公司和醫院科研處等提供分析和報告，成為諸多機構的“臨床科研外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