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絲綢鐵鍋到關稅壁壘，貿易戰如何改寫人類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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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

當齊桓公的謀士管仲以絲綢為刃瓦解敵國時，他不會想到，三千年後的人類依然在關稅文書中重複著相似的博弈。貿易戰從未遠離人類歷史，它如暗流般潛伏於朝貢體系的錦緞之下，湧動在蒸汽時代的貨輪之間，如今更在資料洪流中掀起驚濤駭浪。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卻總能在文明的轉折處投下深長陰影。

一、謀國以商：中國古代的貿易權謀

（一）“齊紈魯縞”：春秋首場經濟殲滅戰

春秋時期，齊國和魯國是鄰國，兩國經濟齊頭並進，都生產上等絲綢，齊國生產的叫做“齊紈”，魯國生產的叫做“魯縞”。“齊紈魯縞”是當時衣料的名貴品牌，也是齊魯兩國出口賺取外匯的重要經濟來源。面對魯國這個強勁的絆腳石，一心稱霸的齊桓公耿耿於懷，於是他請教管仲有何計策可以重創魯國。管仲從小經商，十分清楚市場經濟規律，他提議可採用“齊紈魯縞之戰”。齊桓公虛心聽從了管仲的建議，帶頭穿起魯國生產的縞衣，並讓大臣百姓也一起穿魯國的縞衣，且禁止穿齊國自己的紈衣。一場由管仲精心導演的貿易大戰由此拉開帷幕。

管仲

因齊國大量購買魯國的縞衣，縞衣銷量瞬間暴漲，魯國國君甚是高興，魯國百姓看到縞衣在齊國那麼暢銷，紛紛放棄種田，改行種桑養蠶，大量紡織縞衣，魯國“田疇盡廢，機杼晝夜不息”。一年後，管仲下令禁止所有官員、百姓再穿魯國縞衣，而是重新穿回齊國自己紡織的紈衣。這一命令使魯國大量縞衣滯銷，又因魯國百姓的糧田都改種了桑樹，導致無糧可收，所以沒過多久魯國國內就鬧起了饑荒，餓殍遍野。為了活命，魯國只能從齊國購買糧食，而齊國趁機提高了糧食價格。如此一番折騰，魯國損失慘重，經濟被拖垮，國力從此逐漸衰弱，再也不是齊國的對手。管仲更以同樣手法高價收購楚國野鹿，使楚人“釋耒逐鹿”，最終因糧荒臣服。《管子》記載管仲還以高價收購代國狐皮，造成代人既沒弄到狐皮，又耽誤了農業生產，北方離枝國乘虛侵擾，代國只好投降齊國。

買鹿制楚

（二）鐵鍋禁運：張居正的“鋼鐵長城”

明朝中後期，張居正針對蒙古部落（如韃靼、瓦剌）推行的鐵鍋管控政策，是中國古代以經濟手段化解軍事威脅的經典案例。這一政策既是邊防戰略的重要組成，也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貿易戰”。

蒙古作為遊牧民族，冶鐵技術落後，無法自主生產鐵鍋等生活必需品。自元朝北撤後，草原手工業衰退，鐵鍋成為稀缺物資，甚至出現蒙古騎兵劫掠邊境時“寧棄財寶不捨鐵鍋”的現象。然而，鐵鍋的鑄鐵材質可被熔鍊為兵器，直接威脅明朝邊防安全。張居正敏銳意識到，鐵鍋貿易的主動權是“制虜之機”，既能滿足蒙古民生需求，又可限制其軍事潛力。隆慶和議（1571年）後，明蒙雙方開放互市，蒙古提出將鐵鍋納入貿易清單。張居正表面妥協，實則透過貿易規則的設計，將鐵鍋轉化為“軟性武器”。

張居正

張居正僅允許蒙古購買廣東特產的“廣鍋”。廣鍋採用紅模鑄造法，鐵質薄且含碳量低，熔鍊難度大，難以重鑄為兵器。此舉既滿足蒙古日常需求，又阻斷了其軍事轉化路徑。蒙古人購買新鍋還需以舊鍋兌換，無舊鍋則無法交易。舊鍋回收後由明朝統一處理，防止其流入黑市或被囤積熔鍊。此外，鐵鍋貿易由官方專營，僅限指定互市點（如大同）交易，每年開放時間極短，“每年一市，每市不過二日”。同時，按蒙古人口數量限制供應量，避免過量流入。對於民間走私則嚴刑峻法，違者處死，從源頭切斷非法渠道。

“廣鍋”

鐵鍋管控大幅削弱了蒙古的武器補給能力，配合戚繼光等將領的邊防整頓，明蒙衝突顯著減少。官方互市也因此繁榮，長城沿線形成穩定的貿易網路，促進了“隆萬中興”的經濟復甦，形成“以商止戰”的局面。但是，高額利潤催生走私，部分邊軍與商人勾結，鐵器仍透過隱秘渠道流入草原。明朝內地實行鐵鍋配額制，導致供應緊張，百姓被迫使用陶鍋替代。同時，廣鍋雖難熔鍊，但並非完全無法改造。部分蒙古部落透過簡單鍛造仍能製造少量武器。張居正的政策延續至明末，成為後世閉關政策的先聲。其成功在於利用經濟槓桿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但過度依賴行政管制也抑制了邊疆經濟的活力。

二、關稅大炮轟鳴時：近現代貿易戰的文明裂變

（一）1872-1873：輪船招商局與外資航運巨頭的生死博弈

李鴻章在1872年創辦輪船招商局時，長江航道已被美資旗昌、英資太古和怡和壟斷。面對“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招商局以“官督商辦”模式破局，既利用政府資源，又吸納買辦資本。招商局向直隸練餉局借款20萬串（約13.5萬兩白銀）作為啟動資金；清廷將漕糧運輸專營權授予招商局，確保其穩定收入。唐廷樞、徐潤等買辦引入股份制，募集民間資本200萬兩白銀，發動“價格戰”，將運費壓至洋商的三分之一。三年鏖戰後，太古股價暴跌44%，旗昌被迫以220萬兩賤賣資產，招商局以75萬兩資本完成“小魚吞大魚”的逆襲，首開民族資本併購外資企業之先河。

李鴻章

輪船招商局

這場勝利不僅打破列強壟斷，更催生了中國近代第一支商業船隊。其策略深刻影響了後世貿易戰模式：以關鍵領域（如漕運）的行政壟斷為盾，以低價競爭為矛，結合制度創新與人才引進，形成不對稱競爭優勢。這場博弈不僅是中國近代經濟主權的爭奪戰，更揭示了後發國家在全球化初期透過“國家資本主義”突圍的可行路徑。

（二）1930：斯姆特-霍利法案與全球化的崩塌

1930年透過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是20世紀最具破壞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之一，不僅未能挽救美國經濟，反而成為全球貿易體系崩塌的導火索，深刻加劇了大蕭條並重塑了國際政治格局。

法案提出者：猶他州參議員裡德·斯姆特、俄勒岡州的眾議員威爾斯·C·霍利

該法案的起源可追溯至1929年股市崩盤後美國國內的經濟困境：農業和工業領域因產能過剩陷入危機，農民與製造商要求提高關稅以抵禦外國競爭。最初法案僅針對農產品，但在國會政治博弈中，各州議員為換取本州利益支援，將關稅範圍擴充套件至2000多種工業品，最終將平均關稅從40%推高至近60%，創下美國百年來的最高紀錄。

然而，這一保護主義政策迅速引發全球連鎖反應。加拿大率先對美國16種商品加徵三倍關稅，隨後歐洲多國採取報復措施：法國幾乎全面封鎖美國商品，義大利將汽車關稅翻倍，西班牙甚至透過稅率調整徹底排除美國汽車。全球超過40個國家加入關稅戰，貿易壁壘的普遍抬升導致國際貿易體系崩潰。1929至1933年間，世界貿易額暴跌66%，美國對歐進出口分別縮水70%和66%，全球貿易量退至戰前三分之一水平。美國國內失業率從1930年的7.8%飆升至1933年的25.1%。

美國失業人員排隊領取救濟品

法案的失敗不僅體現在經濟層面，更深層的影響是國際信任與合作機制的瓦解。德國因失去美國市場而經濟惡化，間接助推了納粹勢力的崛起；全球貨幣競相貶值與民粹主義蔓延，為二戰埋下伏筆。經濟學家普遍認為，該法案透過“以鄰為壑”的邏輯將危機全球化，而胡佛政府忽視1028名學者的聯名反對，暴露了政治短視的代價。直至1934年，羅斯福推出《互惠貿易協定法》轉向多邊合作，才逐步修復貿易關係，但全球化的崩塌已不可逆轉。

（三）2025：特朗普關稅戰與數字時代的文明對決

美國總統特朗普於當地時間2025年4月2日下午4點在白宮簽署了兩項行政令，宣佈對幾乎所有主要貿易伙伴加徵“對等關稅”，中國、歐盟、越南等國面臨最高達54%的稅率衝擊。4月4日，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商務部、海關總署等部門宣佈對原產於美國的所有進口商品，在現行適用關稅稅率基礎上加徵34%關稅，並使用出口管制、反傾銷調查、不可靠實體清單、暫停美國禽肉企業輸華資質等工具進行全面反制。其他不少國家亦表態反制，全球貿易秩序將進入複雜的對抗通道。

這一政策表面上以“糾正貿易失衡”為名，特朗普也宣稱希望透過關稅促進製造業迴流、縮減貿易逆差，但歷史資料顯示，美國對華加徵關稅後，貿易逆差不降反增，製造業迴流效果微弱，反而推高國內通脹，加劇中下層民眾生活壓力。紐約聯儲研究指出，關稅成本90%由美國企業與消費者承擔。特朗普的“核彈級關稅”看似捍衛“美國優先”，實則將全球經濟拖入泥潭。這場以“國家安全”為名的貿易戰，暴露了單邊主義的致命缺陷——當供應鏈全球化已成定局，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正如《金融時報》所言：“貿易戰只會帶來輸家，而美國正站在懸崖邊緣。”

當深圳港口的集裝箱映照出關稅清單的冷光，三千年前臨淄糧倉的粟米仍在歷史深處低語。貿易戰從來不是簡單的經濟博弈，而是文明存續的生死棋局。從管仲的絲綢陷阱到特朗普的關稅戰，變的是技術手段，不變的是對生存權的爭奪。歷史昭示：以鄰為壑者終將溺於自家溝渠，唯有在競爭中保持共生，於對抗中尋求互鑑，人類方能續寫文明存續的智慧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