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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博雅特聘教授姚洋基於長期調研與觀察，在接受網易財經智庫採訪時表示：普職分流已逐漸成為階層固化的隱形推手。
部分職高學生收入水平甚至低於初中畢業生
2022年教育部發布的《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白皮書》顯示，職業學校70%以上的學生來自農村。顯然，農村孩子已成為職業教育的主力。
普職分流政策的初衷，是透過差異化教育路徑提升學生的社會適應力。然而，基於姚洋團隊的調研，在實際操作中，這一政策卻逐漸演變為社會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機制，在某種程度上固化了階層流動的通道。
更令人擔憂的是，職高畢業生的職業發展不及預期。從姚洋走訪的資料來看，部分職高學生的收入水平甚至還低於初中畢業直接進入勞動力市場的群體。
“這也是蠻令人吃驚的一個結論，我們問了他們第一份工作和目前工作的工資，第一份工作的工資水平，從低到高依次是初中畢業、職高、普高。可是到了今天你就會發現，職高的是最低的，初中畢業生跟普高畢業生的平均工資基本上差不多。”據姚洋的調研資料顯示，職高畢業生的中位數收入比初中畢業生的中位數收入低百分之40左右。
究其緣由，姚洋教授推斷部分初中畢業生未上普高或職高，憑藉自身能力進入社會後收入穩步提升；另一些成績不佳但性格活躍的學生，從低收入工作起步，憑藉冒險精神成為中小企業創業者，收入較高。“最慘的就是上職高的，他們大多從事低層次的工作，收入水平也很低。”
“無論如何，實際上職高並沒有起到培養一個人的職業能力、最後獲得一份體面工作的作用。”姚洋總結道。
每年燒上億的運營經費，難以提高職高教學質量
為什麼會這樣？這裡不得不提到職高的“雙重脫節”。
第一，教學硬體和課程設定跟不上。
“就簡單說汽修，我們調查時看到職高好多課堂裡擺的汽車還是老的款式，有些還在教化油器這些東西；我們也看到有些職高課堂擺了一些電動車，但還是很原始的那種電動車，就是電池帶著車跑而已。說實話現在維修電動汽車難度很大，若沒有大學文憑，不大可能把電動汽車搞明白。因為現在的電動汽車完全是智慧化的產品，且技術及裝置更新換代的速度很快。”姚洋解釋道，“這使得職高的教學裝置和授課內容很難跟得上。因為需要不斷地更新裝置，更新教學模式。”
“我們現在的職高，學校開一大堆專業，而且極度雷同。汽修、幼教，還有美容美髮、護理……再加上個鉗工、銑工這些專業。大家都開一樣的，你就發現到最後誰都不好就業。”
第二，師資跟不上。
師資力量不足進一步制約了職業高中的發展。姚洋指出：“職高教師的待遇低、行業經驗匱乏，導致教學質量難以提升。”資料顯示，2025年中國職高教師超60%月薪為3000-6000元[1]，行業技工的薪資普遍在7000元以上，美容等熱門職業方向平均月薪可過萬[2]。這種待遇差距導致大批高水平技工不願投身職業教育，進一步加劇了職高教學內容與行業需求的脫節。
不僅如此，據《全國職業院校教情調查報告》[3]顯示，中職教師中54.2%在入職前未從事過與所教專業相關的企業工作，且工作年限中位數為0年。2023年全國職業教育教師現狀調研[4]表明，47.79%的職教教師一年內未參與過企業實踐、培訓或參觀活動，僅9.54%的教師參與次數達到4次及以上。
一所職高運營一年要花多少經費？
“一個好的職高花老鼻子錢了。我們去一個發達地區的一個縣的職高去看了下，它一年的運營經費是一個億。” 姚洋感慨道，“一個億的教學水準都如此脫節，更何況欠發達地區，更是難上加難。”
姚洋調查發現，這種困境在欠發達地區表現得尤為嚴重。部分職高甚至被簡化為管理問題少年、維持社會穩定的場所。“我們去看的那些職高，還是相對來說比較好的。有些職高純粹就是一個大幼兒園，職高老師就明確說，我們把這些孩子管好就行了，別讓他們出去鬧事兒。我們把他們看好，這三年幫國家解決社會穩定問題。”
“那這三年之後他們出去了怎麼辦？”姚洋在調研中問及相關負責人。
“那不關我們的事。”
此外，姚洋表示，職高的教育質量還受到學歷貶值和人工智慧的影響。
“中國高等教育都快普及了，大學毛入學率已經超過60%[5]。也是說只要學習好一點，都能上大學。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會去招職高生嗎？它們肯定要招大學畢業生。”
姚洋指出，“還有現在AI自動化的發展，把很多中低端的勞動力都替代掉了。2024年新增的燈塔工廠，中國佔到60%。燈塔工廠的意思就是黑燈工廠，基本上不需要人。凡是現在稍微新一點的工廠，你去看一看，你都看不到人的。”
職高學生容易形成自我標籤化的“失敗者”認知
“在當前的社會環境下，你讓這些孩子去了職高，會降低他們的自我認知，他們覺得自己就是個失敗者，就有可能會成為失足少年。”姚洋講道。
姚洋表示，有研究表明，15歲至18歲是人格塑造與未來規劃的重要階段。然而，中考分流政策以單一的分數標準，將大量潛力尚未激發的學生提前劃入“職業教育”軌道，容易使學生在心理上產生自卑感，從而在行為上進一步喪失自我發展的動力。
社會學研究中常提到“同伴效應”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者傑弗裡·阿爾德曼（Jeffrey Alderman）曾指出，學生間的同伴互動對個人的學業表現和職業選擇具有強烈的塑造力。“如果你的夥伴比較差，而你又不跟著去做一些糟糕的事情，你就會被邊緣化。所以當孩子進了那種環境，自然的他就會變成那樣。”姚洋解釋道，“但如果你到了一個比較好的環境裡，一看人家都在努力，那你不好意思不努力，你旁邊的同學會把你帶上去。”
姚洋表示，長期處於同質化、低期望的學習環境中，這些學生容易形成自我標籤化的“失敗者”認知，從而進一步削弱了上升通道的可能性。
環境的影響不僅限於學校，更重要的是家庭。
“你要知道，現在農村的家庭，很多是支離破碎的。”姚洋說道，“兩口子外出打工，孩子全靠老人撫養，說不定兩口子還離婚。家庭的幫助對孩子來說起不了作用。農村地區的村莊現在也在瓦解，別看大家住在一起，有些地方比城裡頭還冷漠。”
這些本該需要更多社會關懷的孩子，又被教育制度分流了。“同樣的孩子又聚到一起了，你想他們能學好嗎？為什麼我們不能從頭做起，改變我們的這種普職分流制度，給這些孩子更多的關懷。他到了高中說不定就醒悟了。他一看，周邊的孩子人家都那麼努力學習，我是不是也可以拼一把？有時候人的嚮往是非常重要的。”說到這裡，姚洋講起了他暑假的一段經歷。
“我小時候在農村讀書，到現在還幫我們那個小學，我回去問那些孩子想不想考大學，想上哪個大學，孩子想了半天說，我想到南昌上大學。因為在他們的心目中，南昌是很遙遠的，能去南昌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我就和我的幾個EMBA的學生，還有一個老鄉，我們一起資助這些孩子，帶他們來北京看一看。今年我們做了第一次。其中有個小女孩她來了北大之後就說，‘我的夢想就是要讀北大’。”
從“南昌”到“北大”，這是由環境賦予的向上動力。
“我們很多人是靠自己的努力學出來了，就覺得每個人都應該跟自己一樣。所以，不知不覺會產生這樣的認知：你沒學出來，是因為你自己不努力。但事實是，能靠自己的奮鬥擺脫自己的階層的人，其實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實際上是依靠於“supporting system”，就是周邊的環境。首先是家庭，然後是社群、學校等等。”姚洋解釋道。
建議以綜合高中替代現有的職高體系
如何解決這些難題？姚洋給出了以下幾個方案。
首先，姚洋建議取消中考分流制度，以綜合高中替代現有的職高體系。
“最終還是應該過渡到把高中也納入我們的義務教育範疇。我們整個人口數量在下降，人口的質量就得提高。”姚洋強調，“你試想一下在現代社會，要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沒有接受過高中教育實際上是很欠缺的。”
綜合高中可以在課程設定上將學術教育與職業技能培訓並重，這種模式不僅賦予學生重新規劃人生路徑的權利，也增強了其未來就業和繼續深造的靈活性。
其次，現在一半的大學變成職業技術大學，最好和企業深度繫結。
姚洋強調，校企合作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應加強與市場的深度對接。以德國“雙元制”為例，企業與學校共同制定課程，確保課程設定能夠緊跟技術更新與產業升級的節奏，並安排學生進行系統實習，使他們在畢業後能夠對接勞動力市場。
除了在高中和大學期間重點培養學生的就業技能外，姚洋針對當下愈演愈烈的教育內卷，呼籲以下幾點改革方向——
第一，降低高考難度。降低高考難度能很大程度上減少刷題的現象，考試要更注重考查學生的思維能力和學習方法。例如，GRE考試的內容主要基於初中知識，少量涉及高中知識，難度不在於知識的深度，而在於題目的數量多、時間緊以及題目設計巧妙，能夠有效測試考生的智力水平。這樣既能測試智力，又能減少學生複習時間，讓他們有更多時間全面發展。
第二，取消高考英語。英語的聽力和口語考試對農村學生極為不利，城鄉教育資源的不平衡加深了高考分數的落差。此外，對於絕大多數學生而言，學好英語的成本與收益並不匹配，應把語言學習的自主權還給學生，減輕學習負擔。
第三，十二年學制縮短至十年。十二年基礎教育過於冗長，學生花費大量時間在刷題上，實際學習效果有限，縮短學制不僅可以提升學習效率，還能讓學生有更多時間探索世界，自由發展。
第四，取消非必要的提前招生。從某所大學的“少年班”開始，越來越多的大學開始從高二甚至初中的學生中“掐尖”，大量無意義的提前招生破壞了教育的公平性，加劇了社會焦慮，甚至對孩子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均無貧”而非“均貧富”
姚洋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平等”一詞的缺失，使得我們對平等的理解往往停留在《禮記》中描述的大同社會，而這種理解在現代社會中顯得片面。
《禮記》中所描繪的大同社會，是一個“小國寡民”的理想化圖景。孔子曾說：“不患寡而患不均。”這句話常被誤解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追求平均主義，“其實大家誤解了這句話的本意，孔子不是想表達“均貧富”，而是要“均無貧”——平均到沒有窮人。”姚洋指出，許多人認為，追求共同富裕就意味著搞平均主義，均貧富。然而，這種觀念不僅違背經濟規律，也與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背道而馳。
“真正的平等，特別是在中國社會，應該是投資於民的平等。若回到了計劃經濟時代，那大家就沒有動力了。”姚洋解釋道。
以農村地區和城市低收入家庭為例，這些家庭的孩子往往因為家庭經濟條件的限制，無法獲得優質的教育資源和社會支援。政府的支援，可以幫助他們提升自身能力，從而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公平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平等，才是現代社會所追求的真正平等。
姚洋提出的“投資於民”的平等理念，與亞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比例原則不謀而合。比例原則強調，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能力獲得相應的回報。姚洋認為，我們承認每個人的能力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不應成為阻礙公平競爭的障礙。透過政府的投資和扶持，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最終獲得與之相匹配的收入。
姚洋教授進一步指出，這種模式不僅符合現代社會的經濟規律，也與社會主義追求的目標相契合。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描繪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每個人自由和全面發展”的社會。只有當每個人都能充分發掘自己的潛力時，才能真正實現自由和全面發展。
姚洋認為，真正的平等不是平均主義，而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潛力。共同富裕的核心不在於簡單地平均分配財富，而在於透過提升社會底層群體的能力，讓他們在市場競爭中獲得公平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平等，不僅能夠激發社會活力，還能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的角色至關重要。政府需要透過政策引導，將資源投向最需要的地方，幫助弱勢群體提升自身能力。
註釋：
[1]據職友集 2025年2月1日更新的資料顯示，教師中專崗位 61.5%拿 3-6K/月。
[2]據2024年9月10日智聯招聘釋出的《2024藍領人才發展報告》顯示，2024年二季度，普工 / 技工的平均招聘月薪7447元，其中，健康 / 美容職業方向2024年二季度平均招聘月薪10345元，排名各藍領職位之首。
[3]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課題組於2020年10月16日釋出《全國職業院校教情調查報告》。
[4]《教育家》雜誌聯合長沙教育學院和多個城市教科院，於2023年4月-2023年7月開展了全國職業院校教師現狀調查。
[5]2024年3月1日教育部召開的介紹2023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基本情況的新聞釋出會上，教育部發發展規劃司司長郭鵬提到，2023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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