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C
從道德角度，聯想的創始團隊和高管不是什麼道德高尚的聖人，是一群利益驅動的普通人。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追求個體利益，道德上雖然不高尚，但也不應該受到過份譴責。聯想不是民族英雄，也不是民族罪人。
1、
我從來就不喜歡聯想這家公司。我最後使用的一個聯想的產品，應該是2007-08年左右買的一臺Thinkpad，此後，就再也沒有買過聯想的產品。
聯想以高管的高薪酬著稱，聯想高管的工資水平，與公司的利潤和市值完全不相稱。從股東的角度，聯想也並非一家好公司，無論是聯想集團，還是聯想控股的股價表現都不怎麼樣。聯想控股IPO發行價40多港元，現在只有12港元。
聯想產品的價效比確實不高，設計上也沒什麼特別新穎的地方。
聯想的歷史上也不算潔白無瑕。至少對某位院士的對待是不太公平的。倪院士做為創始人之一，因為意見分歧，出局了。這個事情誰是誰非我沒權評價。但倪院士也算聯想創始人，早期也是有功之臣，最終從聯想啥都沒拿到，不免有些苛待了吧。
至於聯想那幾次股權轉讓估值是不是合理，我不知道。當然，在那個歷史時段，類似的事情不止是聯想一家。很多很多公司都發生過類似的給管理層的轉讓。這些估值是否公允，也只有當事人心裡清楚。
大眾自然也有批評聯想的自由，司馬南當然也有批評聯想的自由。至於是批評還是誹謗，這個法律說了算。
然而，他批評聯想的那些內容，從專業上，有很多漏洞，比如算淨資產不扣少數股東權益，算資產負債率的時候不考慮企業具體行業。聯想集團資產負債率再高，也比不過資不抵債，所有者權益是負值的惠普吧。還有一家著名公司，市值千億美金的波音，看財務報表，所有者權益也是負的，資不抵債。以不差錢著稱的蘋果，資產負債率也高達80%以上。
不同行業的企業，不同經營戰略，採取的資產負債策略是不一樣的。不一定低負債就一定好，高負債就一定差。
至於高管層中有多少外國人這些論點，更是雞蛋裡挑骨頭。做全球企業，怎麼可能沒有外國人做高管。
但聯想有幾個問題，是可以聊一聊的。一個是從國營到民營的股權轉讓，一個是研發費用佔比低，走“貿工技”路線的問題，最後一個是管理層的高薪問題。
2、
2014年，在中國綠公司年會上，柳傳志先生在接受白巖松訪談時，對國營到民營的股權轉讓問題，講了這麼一段話：
白巖松：聯想經過千辛萬苦努力，變成國有民營，當時他們創業的時候，中科院拿出20萬，20萬一下把聯想國有化，很多年後看到這些數字幾何數字翻騰，有沒有後悔，當初砸鍋賣鐵把20萬湊出來，就沒有國有這回事？後悔過沒有？
柳傳志：後悔的意思就是說，在當時另外湊20萬，或者賴賬。
白巖松：賴賬我倒沒有想過，你做不出來？
柳傳志：當初是有賴賬機會，那個錢是計算所所長小金庫的錢。
白巖松：本身也不合規。
柳傳志：不是這個意思，別誤會。國家科研經費計劃不能動，所長為什麼辦這個公司，當時一個是科學院有號召說，希望科研人員下海辦企業，但是所長並不見得真正理解了，或者想忠實地執行周院長的意思，他是覺得中關村街上那麼多公司，好多都是計算所的人去的，然後一下這個公司或者那兒的獎金就比在所裡做科研的高很多，他希望我來辦一個公司，然後為所裡掙錢了以後，給所裡發獎金，讓所裡穩住陣腳，這是當時所長辦公司的主要意圖之一，因此那個賬本身實際上是金庫外的錢。另外我們這些人開的工資什麼，跟所長這麼定的，我們掙的錢，然後交給所裡，然後所裡再發工資給我們，讓大家覺得這些人還是計算所的成員，不然的話，來的那些同事也是不穩定，實際上讓大家軍心穩定。
白巖松：後來20萬成為你們發展當中很大阻礙？
柳傳志：90年代初的時候，新來的年輕同事給我出過這個主意，說柳總，咱們可以這樣，在邊上另外辦一間公司，這個公司也賣電腦，把好生意大單往那兒轉，等到那兒差不太多，往那兒一過，我們先過去，到時候把你接過去。在當時由於沒有公司法，公司又不是上市公司，我們也不懂，也不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當然肯定不行了，沒有任何法律，誰來管你，當時公司沒有董事會，就是靠科學院領導來了解情況什麼的，沒有人來了解情況，完全憑自覺，我什麼沒做，把他們臭說一頓。因為92年、93年的時候，科學院的公司，像聯想這樣，剩不了一兩家，多數不是辦壞了，就是各種各樣的原因，如果我真的要是那麼做，科學院就是高科技產業化，周院長這步棋徹底不行了，就算真的掙了錢，這部分給了自己，換白巖松你這輩子心理上過得去嗎？相信誰都過不去，所以我這件事堅決不做，但是我也不是不做別的事，為什麼？剛一開始我出來為了試試自己的能力大小，所以對於管理權看的很重，所以跟所裡談清楚，20萬就20萬，但是得把人事權給我，金融決策權給我，財務權給我，什麼意思，每年掙多少錢，上交給所裡，那時候還不懂交稅什麼的，反正剩下的錢怎麼支配，你們不要管。這是我要這個權力，並沒有想要後面的利益，權力跟利益不一樣。
四五年、五六年之中大風大浪，尤其跟香港人合作，到達勝利彼岸，香港人是股東，人家有勝利果實，我就是船長，大風大浪我還是那個工資，當時不只我一個人，跟我一起創業的人都是這樣，所以我覺得一個高科技公司，我們應該有股份，我們應該有分紅的權利。我採取的辦法就是找周院長談了。1993年的前後，我主動找了周院長談了，周院長是一個特別明白的“婆婆”，一說就是確實高科技公司創業者、科技人員、管理人員應該有股份，但是國家有一個叫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單位，他們管著股份，我們雖然是你的領導，但是我給不了你，雙方一討論，最後達成一個妥協的協議，就是院長把每年利潤的35%作為獎金獎勵給我們，這是股東的權力，所以我們就把這35%存起來，我拿著它也不敢發，我也怕出事，交稅不交稅也不明白，若干年後拿這個錢真正地買了35%的股份。
白巖松：這個時候最初20萬是決定了國有，但是當您買走35%的股份的時候，花了多少錢買走？
柳傳志：大概兩億多一點。
白巖松：誰說國家淨做賠本買賣，在這賺的多大。
柳傳志：這個其實是這樣，為什麼國有資產老流失，國家不這麼算賬，他老這麼跟你算，兩億多賣給你35%的股份，今天值幾千億、幾百億，當時賤賣給你了。科學院婆婆很開明，但是也得給他們談、爭，一般婆婆替你想，婆婆怎麼激勵你，這麼開明的婆婆還是很少。
白巖松：柳總講很精彩的一句話，不是船主，但是像船主一樣當船長，這麼多年這麼過來的。
柳傳志：北大清華像中關村後來都沒有像我們這麼順利改制，各方面原因，就是像我這個位置的人沒有積極爭取，有一定原因，我是明著爭。後來有記者問過我，假定當時科學院周院長不同意給你35%，你會怎麼做？我當時認真地想了我當時的思想狀況和覺悟程度，白巖松，你覺得我會怎麼做？你回答，你覺得我會怎麼做？
主持人 白巖松：您還會繼續幹下去的。
柳傳志：我估計不會，真的我想了當時我的情況。
主持人 白巖松：我忽略了一句話，柳總當時說，我評判了一下、回顧了一下當時的思想覺悟程度，我想的是現在。
柳傳志：今天覺悟程度也一樣，不合理，當時50歲，一分錢不帶，乾乾淨淨，辦公司，因為不合理，人跟著我出來，我不管，他們肯定一幫人願意跟著我出來，我很有信心，從頭起來，銀行貸款沒有問題，我會出來，我覺得不合理，我公開去談，不會搞底下做什麼事。
首先，聯想的成功，中科院計算所的貢獻，也遠遠不止那20萬元。正如柳傳志所說：“聯想掙的錢，然後交給所裡，然後所裡再發工資給我們，讓大家覺得我們還是計算所的成員。” 計算所給聯想的，遠遠不止20萬元，還有體制內的身份、全國頂尖的科研人才，計算所的一系列科研成果。當然，其後還有其他的資源。
聯想是1984年創立的，第一款拳頭產品，是技術含量很高的聯想漢卡。中科院計算所從1968年就開始研究漢字顯示，聯想成立之前的1983年，研發的漢字圖形微機就具備了漢卡的基本功能。隨後，聯想創辦後，倪光南院士也將即將開發完成的聯想式漢卡成果帶入到了計算所公司。1985年，第一型聯想式漢卡誕生。
聯想這個名字，就來自於聯想式漢卡。沒有漢卡，就沒有聯想。
1984年，就算柳傳志先生能湊20萬元，沒有計算所的支援，沒有技術輸入，聯想能否能生存下來，還是一個未知數。
到了1992年93年，柳傳志找中科院談股份時，情況就有些區別了。1992年，聯想推出1+1電腦，已經是一個小有名字的品牌。93年，柳傳志找中科院談股權問題。
當時這個訪談，我覺得柳傳志先生還是說了不少真心話。聯想最開始團隊的35%股份是怎麼來的，是找中科院要來的，爭來的，明著爭來的。最開始沒要到股份，要到35%的分紅權，然後用積攢下來的35%的分紅（大概2億多）找到了一個適當的時機（我記得是2001年），買下了35%的股份。
如果沒有這35%，柳傳志的選擇就會是，把人拉出來，一分錢不帶，從頭開始。如果當時柳傳志這麼做了，也許不會像今天的聯想這麼成功，但也確實不會有所謂國有變民營的原罪問題。柳傳志自己說過，在爭這35%的股份時，和中科院提了，你不給我，我就不幹了的類似說法。
站在中科院的角度，90年代初，中科院辦了很多公司，失敗的居多，聯想在當時確實是辦的最好的。如果聯想的團隊都和柳傳志離開，撂挑子不幹了，聯想估計也就幹不下去了。給團隊35%的分紅權以及未來的股權承諾，然後團隊留下來好好幹活，這是一個在當時看來，雙贏的選擇。
1992-93年，正是南巡後大批體制內的人下海的年份，柳傳志帶團隊離開中科院體制自主創業，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93年的柳傳志，已經在商海中遨遊了快10年，那時如果出來自主創業，八成也能做成一家不錯的公司。
如果你是當時中科院的決策者，你會怎麼選擇呢？我認為93年的35%分紅權和其後的股權安排，對中科院、對聯想、對聯想的團隊，都是一個理性、正確且多贏的選擇。
說84年聯想只拿了計算所20萬元創業，是錯誤的。1984年聯想從計算所獲得的，遠遠不止20萬。
同樣，現在翻舊賬，說93年聯想團隊拿到35%分紅權就是國有資產流失，是陰謀，也不對。這是雙方爭出來的一個雙贏的結果。如果是一個民營老闆碰到這種情況，給幹活的團隊35%的分紅權，也算是一個很正常的選擇。
當時每年35%的利潤分紅並未兌現給個人，而是統一託管起來，員工個人的分紅數額只在賬目上登記。柳傳志還是比較謹慎的，畢竟分紅權只得到了中科院的許可，並無國資主管部門的批文。如果國資主管部門追究此事，那就是“國有資產流失”。
保險起見，柳傳志選擇了這種登記卻不實際發放的方法，如果國資主管部門日後不予認可，只要將這筆分紅款原封不動地退還，就不至於被定為“國有資產流失”。
2001年，聯想成為國家股份制改造試點企業之一，在當時的國家最高領導表態的情況下，北京市、財政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聯席成立了體制改革辦公室，促成了聯想的股份制改革。用多年積累的分紅款購買了35%股份。一個類似的案例就是TCL。
聯想改制，計算所是沒什麼話語權的，是中科院級別才可能有影響力。計算所所長曾茂朝先生光明正大的實名在聯想控股間接持股。這個持股是否合理可以另行討論，但至少沒藏著掖著，沒搞什麼隱名代持，是光明正大實名持有。既然是實名，當時政府肯定也認為這個行為是合理合法的。
又過了幾年，中科院先後於2004年8月、2006年3月釋出了《中國科學院關於加快院、所投資企業社會化改革的決定》、《中國科學院關於進一步推進研究所投資企業社會化改革工作的意見》，提出至2010年，院、所投資企業中，院、所持股比例降至35%以下的改革目標。這個改革不是針對聯想一家的。
其後2009年，中科院轉讓29%的聯想股份給泛海。從手續上，是北交所公開掛牌轉讓，但轉讓條件設計的很苛刻，泛海成為唯一的合格買方。27.55億元這個價格是否公允，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以聯想控股的目前的股價，我感覺泛海的回報也就一般般。目前泛海持有聯想控股的股權價值也就是50億港幣，加上之前賣掉的，估計每年的回報10%都不一定能到。把這27.5億用來買北京的房子估計賺得更多。
國有資產是否流失，可以舉報，可以評估，可以審計。但用現在的企業估值去評估多年前國有資產是否流失，純屬胡扯。
按用現在估值去翻舊賬的邏輯算，龔虹嘉投200多萬和中電五十四所合資成立海康威視，股份現在值幾百億，那算不算國有資產流失呢？
3、
聯想的研發費用佔營收的比例不到3%，最新一年只有2.4%，低於華為這樣的高科技企業，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不過，做PC這樣的硬體生意的，毛利率很低，沒啥錢投入做研發。惠普大家印象中是高科技企業，研發費用與營收的比例也只有3%。波音號稱美國製造業皇冠上的明珠，研發費用佔營收的比例也就是4%多一點，特斯拉不到5%，蘋果大概是6%。
聯想當時選擇走貿工技路線，以低毛利率的PC為主業，就註定了聯想不會是一家高研發投入比例的公司，一共就16%的毛利率，能投在研發上的，自然就沒多少。
聯想曾經不是這樣的一家公司。前文講過，聯想起家，是靠聯想漢卡，這一個在當時絕對算是高科技的產品。然而，94年開始的柳倪之爭，最終改變了聯想的方向。柳倪之爭，在聯想絕大多數管理層的支援下，柳勝出。“貿工技”最終戰勝了“技工貿”。
為什麼“貿工技”會贏？前文中提到，1993年，柳傳志從中科院拿到了35%股份的分紅權，但沒有拿到股權。股權未來是要拿分紅款去買的。
投入技術研發，使用短期利潤去換企業的長期價值。如果走技術路線，大規模投入研發，企業短期利潤必然會受到影響。利潤少了，分紅肯定就少了，35%的分紅也少了。
如果技術研發成功了，企業的長期價值會提升，估值會提升。那麼，未來去買35%的股權，要付出的代價也會提升。
在這個激勵機制下，大量投入研發，意味著什麼? 團隊的35%分紅收益變少了，未來買股權的要付出的成本反而可能更貴了。
當把短期的利潤，做為企業管理層的激勵時，企業家自然而然會把精力放在提升短期利潤上，而不願意去做長期投入。當聯想管理團隊沒有得到股權，而是獲得35%的分紅權的那一刻，也許，聯想的“貿工技”的路線就是註定的結果。
利潤分紅導向的激勵機制下，大多數聯想的管理層不支援倪光南院士大規模投入研發的方向，也是很合理的。
等到2001年，聯想管理層最終拿到股份時，“貿工技”已經深入到了聯想的血液中，低技術含量的PC業務也成為了聯想的主業。最終，聯想選擇了收購IBM，在PC領域做大做全球化。
收購IBM之後，整合國際團隊，償還收購IBM時所付出的債務，多元化戰略的失敗，已經讓聯想無法轉身，只能在PC領域繼續耕耘。
雖然研發費用佔比低，公司沒什麼核心技術。從收入和利潤角度，其實聯想還做的不錯，買完IBM的2006財年，總收入133億美元，2021財年，總收入607億美元。整體公司也恢復到了穩定盈利的狀態。同樣處在夕陽行業，聯想的收入水平和惠普差不多，但利潤遠遠低於惠普。
聯想無疑已經不是一個時代的弄潮兒了，在一個夕陽行業，有可觀的收入和還湊合的利潤，可以給管理層提供一個舒適而安逸的生活。
4、
再說說聯想高管的高薪問題。
2015年，楊元慶在接受央視採訪時，有這麼一則對話：
楊元慶：我覺得薪酬的問題，大家所關心的這個問題，可能對於像聯想這樣的企業還是不太瞭解。實際上的話在我們併購了IBM個人電腦之後很長一段時間裡面，薪酬體系的統一是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困惑。因為國內的員工拿著很低的工資，而我們併購來的員工按照國際市場美國市場的標準來拿薪酬，對於我自己來說，我不能比我美國的員工、美國的下屬、美國的高管拿著更低的工資，這個說不過去。
我們董事會也是完全有薪酬委員會，而且請了像韜睿這樣薪酬的顧問來給我們定各個管理層的工薪，從來不是我自己定的這樣一個工薪，他們都要對標，同樣規模的企業他們的CEO的這樣子的一個標準，所以我的薪酬是這麼樣子定下來的。
今天聯想集團的國內員工，仍然拿著中國標準的工資，併購來的海外員工，按照國際標準拿工資。普通員工的工資，並沒有看齊。然而，聯想集團的高管，薪酬早已國際化。楊元慶的工資，確實已經比美國的員工，美國的下屬，美國的高管高了。
2004年收購IBM之前，楊元慶的工資大概是50多萬美元。其實已經不低了。但收購IBM後，楊元慶的薪酬一下子上漲到280萬美元，漲了4倍多。不能比美國下屬工資低，這是一個多麼好的漲工資的理由。還有國際諮詢公司幫著訂，董事會批准，多麼合情合理呀。
其後，不管聯想業績好壞，管理層工資就節節高升。楊元慶的薪酬2007年突破500萬美元，2010年突破1000萬美元，2013年突破2000萬美元。從2004-2013年，10年漲了將近40倍，不知聯想的普通員工又漲了多少？
如果拿美國CEO的工資做對標，楊元慶確實有理由說，我的工資不算突出。但，聯想是一家中國公司。而且，發達國家也不是隻有美國，日本、歐洲的CEO工資都沒有這麼高的。
聯想CEO工資和普通員工平均工資的倍數，我相信會遠遠大於中國的平均倍數，估計也比除美國之外其他發達國家要高。
CEO訂了高工資，高管自然要學習好榜樣了。於是，高管和普通員工的工資，也就越拉越大了。
聯想的高管層過得還是很好的，財富也早就自由了。
5、
聯想控股的股權問題，是一個歷史問題。
1993年確定35%分紅權，是柳傳志爭來的。是否合法？那時沒有明確的法律。事後早就有無數人舉報。2001年拿到35%股權，也是歷史問題，是當時北京市、財政部、科技部、中國科學院四家成立聯合辦公室，最終確認的方案。
舊賬不是不能翻。可以舉報，可以查賬，可以審計，讓法律來做最終的決定。從賬面看，聯想給中科院創造的回報，肯定是大於中科院直接和間接的投入的，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做到了。至於聯想團隊拿35%是不是拿多了，這個是當時談判的結果。
聯想的研發投入不足，是聯想自己選擇的道路。做PC，毛利低，技術含量低，就是這個水平的研發投入。聯想不是科技領域的領頭羊，不是民族科技之光，就是一個把PC的製造組裝商。但聯想至少在這個領域做到了世界頂尖水平。
聯想管理層的高薪，看上去確實刺眼。但這個薪水是董事會批准，法律上沒有瑕疵。這是一個道德問題，不是法律問題。可以說聯想的高管比較自私，用各種方法給自己漲薪，公司做的一般，個人先財務自由。但這是道德問題，不是法律問題。
個人、公司，如果把這兩者排序，大多數普通人的排序都是，個人利益大於公司利益。
個人和公司談判時，肯定是給自己爭取儘可能高的工資，沒有人願意為了提高公司的利潤，而自己少拿錢。
企業家的終極追求也不是為國爭光，而是獲取儘可能多的利潤。
企業高管的第一追求也是自己的利益，所以才要設計各種各樣的激勵機制，期權計劃，讓企業高管的利益和股東利益能最大程度的一致。
過去，大眾給企業家寄予了太高的期望。但企業家奮鬥的目的不是為了國家利益，企業家不是，也不應該是為國爭光的民族英雄。
聯想並不是民族英雄，聯想只是一家利潤導向的公司。以柳傳志先生為代表的聯想的創始團隊也不是民族良心，不是道德高尚的聖人，只是一些優秀有能力的，利益驅動的企業家。
以楊元慶先生為代表高管團隊也不是什麼道德高尚的，大公無私的聖人，只是一些在法律允許範圍內，盡最大努力爭取自己的利益的企業管理層。
從道德的角度，他們不是聖人，是利益驅動的普通人，但他們也不是什麼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