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週，世衛組織（WHO）執行委員會緊急開會——數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決定讓美國退出世衛組織。失去一個創始會員無疑是一次重擊；2022-2023年期間，美國的貢獻約佔世衛組織總收入的1/6。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向執行委員會的主旨演講中呼籲“開展建設性對話，以維持和加強世衛組織與美國之間的歷史聯絡”。即使特朗普回心轉意，他試圖讓美國退出的決定也應被視為一次警鐘，提醒世衛組織其餘193個成員國必須行動起來。世衛組織不能再讓自己如此依賴某一個捐贈者。

世衛組織當前面臨的一個難題是，這個組織做的工作很難簡單地概述出來。它是世界上協調國際公共衛生工作的唯一全球權威機構。對於低收入國家來說，世衛組織彷彿是一條生命線，提供了可負擔的藥物和疫苗、質量標準，幫助提升醫療保健水平。當世衛組織的行動遏制住傳染病擴散時，所有國家都是受益者。

世衛組織的標誌性成就是在1980年消除了天花。自那以後，全世界的政府將監測和控制傳染病暴發的責任交給了這個組織。該組織與各國衛生系統共同促進良好健康，制定疫苗和治療標準。久而久之，世衛組織透過一個（仍相對較新的）首席科學家辦事處，將科學和證據納入它的決策過程。

美國2022-2023年的貢獻約達13億美元，這些資金資助的工作幫助遏制了傳染病暴發，如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鄰國的猴痘疫情，以及盧安達的馬爾堡病毒病。在抗擊埃博拉病毒以及向衝突地區提供人道主義和緊急健康協助的工作中，美國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美國功莫大焉。但美國退出後留下的資金缺口可由世衛組織其餘成員國——特別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以及慈善基金會填補。去年11月，由於預料到了美國可能會退出，世衛組織領導層額外爭取到了38億美元的捐贈承諾，這些錢將用於覆蓋該組織到2028年另外所需的71億美元。這些承諾必須立即兌現為銀行中的資金。過去，一些捐贈者曾建議世衛組織的管理方式進行結構性改革。而在這個危急關頭，應當考慮這種改革是否已是當務之急。

和大部分大規模多國機構一樣，世衛組織也很複雜。它既是專家領導的標準制定機構，也是一個緩解實際痛苦的組織。與此同時，它又是政治的：世衛組織的領導人由各國政府在世界衛生大會（World Health Assembly）上投票選出，世界衛生大會類似一個由衛生部長組成的議會。這意味著，候選人需要為這一職位競選——就和世衛組織區域辦事處的六位選舉負責人一樣。世衛組織的每一任總幹事，從首任的布羅克·奇澤姆（Brock Chisholm）到現任的譚德塞，都需要在這樣的政治框架內行事。有人建議將世衛組織的政治和技術職能部門分離開來。但是，除非得到世衛組織成員國的一致同意——這在當前的地理政治環境下很難——否則目前的架構是不會變的。

話雖如此，今天的世界已不同於世衛組織成立時的1948年。泛美衛生組織（Pan American Health Organization）這類成熟的區域性公共衛生組織一直有新成員加入，尤其是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幫助制定醫療保健標準並管理其落實情況。慈善組織也是一個資金來源。這些有益的發展幫助分擔了之前主要由國家政府和世衛組織肩負的重任。

疾病不懂邊界，尤其是傳染病。這是世衛組織之所以是一個全球性組織的原因之一，這也意味著全球都有責任來資助這個機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美國成為世衛組織的最大貢獻國無可厚非，我們希望美國能儘快重新加入世衛組織。但如果各國誠心想要並重視一個以全人類健康為宗旨的機構，那它們都應該為之付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