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和父親之間，也達成了一種微妙的關係：既好似有血緣的陌生人，又好像互相信任一起作戰的隊友。
2018年，因社裡佈置的工作，我採訪到陳歡和她的父親陳國興，以及多年來為陳國興案奔波的多位律師。
從2000年父親陳國興被判死緩開始，陳歡在律師鄒正平、齊正道、劉青泉、沈章等人的幫助下，用了18年的時間，讓父親被改判無罪。父親重獲自由的那天，距離陳歡44歲的生日不到兩個月，這個沒有成家、也沒有固定工作的女兒，終於可以鬆口氣做點自己想做的事兒了，而她和父親之間，也達成了一種微妙的關係：既好似有血緣的陌生人，又好像互相信任一起作戰的隊友。
母親暴斃父親入獄
23歲的某一天“天塌了”
第一次見到陳歡是在2018年的江西，她父親陳國興的案件18年後即將再審開庭是報社的重點選題。作為案件的主要推動者，陳歡給我的第一印象是說話非常有條理，她個子不高、皮膚微黑、身材瘦小，扎著一個簡單的馬尾。
1975年出生的陳歡是家裡的老大，在她出生的村子裡，父親陳國興是個挺有名的人物，讀過高中、屬於村裡有文化的，為人正派，但脾氣火爆，遇到事情喜歡打抱不平，這樣的性格讓父親在村裡朋友不少，卻也免不了結下些宿怨。陳歡的母親性格內向卻操持得一手好家務：“我家人口多，奶奶、姑姑、兩個叔叔，過年一大家子的飯都是我媽一個人張羅”，雖然沒怎麼上過學，但陳歡印象中，父母感情很好，即便拌嘴，通常是父親急脾氣嚷幾句，母親默不作聲，只要一會功夫，緊張的氣氛基本便會煙消雲散。
雖然還有兩個弟弟，但陳國興夫婦一直支援女兒讀書。“在當時，我們村裡讀完高中的女孩只有我一個，在縣裡的女生裡都算是高學歷。”說到這些，陳歡臉上會流露出一種滿足的神情，也或許因此，兒時儘管交流不多，但陳歡還是佩服和感激父親。
1993年，18歲的陳歡想離開村裡到外面闖闖，儘管家裡親戚間有些微詞，有關女孩子這個年紀該找婆家之類的話不絕於耳，但陳國興卻沒明顯反對，尤其陳歡提出來，自己想去改革開放最前沿的深圳“見見世面”，陳國興聽完望著女兒沉默了半響，然後對陳歡說：“家裡還得供你兩個弟弟上學，最多幫你三個月，你要是在外面過不下去……”陳歡出門的時候，陳國興往她包裡塞了張1000元的存摺。
陳歡說，在自己的印象裡，在深圳打工5年的日子就像“鏡子晃了一下，見到一束光”地那麼快過去了，她從一個機械零件工廠的普通女工升成了“拉長”，不僅把父親的存摺還了回去，每月還能寄1500元回家，當時她和父母說過，兩個弟弟唸書的費用可以由她來出，以後混得更好，她會考慮在縣城給父母買個房子……就在一切彷彿行船剛剛開始啟動的時候，1998年10月12日，陳歡在工廠接到一通來自老家的電話，打電話的是姑姑，電話裡又急又有點語無倫次地說著：“小歡，你媽媽沒了，你爸爸被公安帶走了……”
“當時覺得，天塌了。”陳歡說。
父親被指毒死村裡兩個男童
命運無常從她23歲開始
陳歡趕回村裡時，母親的遺體已被停放在家中門廳，表面覆蓋著一層薄被。
“怎麼死的？怎麼死的？”陳歡反覆詢問身邊能見到的每一個人，幾個親戚吞吞吐吐地還原了整件事的由來：“你爸前天一早被公安帶走了，有人說他下藥毒死了隔壁周家兩個孩子，你媽聽說人都傻了，一天沒出門，昨天我們進來發現人躺著，村裡大夫過來說已經沒氣了，可能是喝藥，現在等著醫院來人……”
陳歡腦子嗡嗡作響，在家裡轉了一圈被旁人告知兩個弟弟已經被奶奶接走了，而父母的事情也在村裡沸沸揚揚地傳開了，不少人過來探頭探腦地看，有人會進來安慰幾句。陳歡的小學同學喬梁給陳歡出了個主意，她中學同桌的父親在縣裡公安局工作，她可以幫陳歡打聽一下陳國興到底是什麼情況。
傍晚時分，喬梁再次登門和陳歡說：“公安局說你爸爸跑了。”
陳歡驚呆，她覺得這一切很難與自己印象中的父親聯絡到一起，當晚深夜，家裡只剩了難以入眠的陳歡，她一個人坐在門廳母親的屍體旁邊，“哭也哭不出來，腦子裡全是問號。”
突然，門外有微微的響動。陳歡起身到門口從門縫往外看，只見父親陳國興站在門外低聲急促地說：“老婆開門，是我！”陳歡馬上開門把父親讓進了院子。
“小歡，我前天趁他們不注意跑了躲在山上，晚上偷跑回來的。我和你媽說讓她幫我聯絡縣裡的檢察院，去跟他們講清楚事情不是我做的，而且我想主動站出來說清楚……唉，你媽是不是搞不懂把你喊回來了，今天我回來看看是不是找人幫我聯絡了，但我還沒來得及去檢察院……”陳國興自顧自地邊說邊往屋裡走，完全沒給陳歡說話的機會，一進門廳看到橫躺在木板上的屍體，他一下子就像被定住了一樣。
時隔很多年後，陳國興還會反覆提起見到妻子屍體的那一幕：“雖然臉蓋著，我一看就知道那是我老婆，她的一隻手露在外面，我一看那隻手就知道那是我老婆……”
看著在外面東躲西藏了將近兩天的父親，陳歡試著問了句：“周家兩個娃娃怎麼回事？”陳國興馬上回應說：“不是我啊，我得找他們把事情說清楚，小歡，你知道爸爸，爸爸怎麼可能做這種事？”陳歡安慰父親說，明天一早，陪著父親一起去公安局把事情說清楚。
第二天一早，陳歡起床時，父親已經不在家中，陳歡急忙去姑姑和叔叔家尋找，都說不曾見過陳國興，到了中午，實在沒辦法的陳歡再次找到同學喬梁，打算透過她幫忙先去把父親的事情解釋一下，傍晚時分，喬梁登門帶過來一個訊息：“你爸爸今天一早去公安局了，目前正在辦理拘留手續，據說，是涉嫌故意殺人。”
父親被控因婚外情殺人
女兒開啟平冤之路
大約半個月後，陳歡收到了父親因涉嫌故意殺人被檢察院起訴的訊息。因為案情重大，起訴父親的是比縣高一級的市檢察院，至於起訴書的內容，陳歡第一次看到後，有一種世界觀被顛覆的感受。
根據起訴，父親陳國興與同村的周家女主人林紅有多年的婚外兩性關係，1994年兩人的姦情被林紅丈夫的弟弟發現。1998年3月，林紅提出與陳國興斷絕兩性關係，陳國興對此不滿。1998年9月26日，陳國興的母豬和狗被人毒死，陳國興懷疑是周家所為。1998年9月27日，陳國興在縣城羅某店裡買了四包“速殺神”鼠藥，10月6日又在縣城買了十粒“桂花”奶糖。
10月9日上午，陳國興去前村的內兄（指陳歡母親的哥哥）家做客，拿出一包“速殺神”鼠藥，用火柴桿將鼠藥挑入四粒“桂花奶糖”中，將奶糖重新包好後放進一個紅色食品塑膠袋中帶在身上，接著帶自己7歲的兒子去內兄家作客。當天下午4點多鐘，陳國興與兒子從壇前村返回，約6點鐘到達本村大屋場三叉路口，該三叉路口離林紅家不遠，陳國興以解小便之名要其子在路口旁等待，自己則朝林紅家方向走去，乘機把裝有四粒毒糖的塑膠袋放在林紅家附近的石壁上。不久，林紅兩個兒子撿到四粒毒糖，食後均中毒死亡。
“這裡面說的是我爸嗎？我怎麼覺得是個我不認識的人！”陳歡說她很難描述剛看到起訴書時的感受，之後是一宿一宿睡不著覺地天人交戰：一方面她願意相信父親的為人與父母的感情；一方面她忍不住開始懷疑，如果一切都是真的，如果父親有著她不曾瞭解的另一面，那麼母親的死和目前整個家的潰散……
一個人想不明白，陳歡就去找同學喬梁商量，對方一句話點醒了她：“趕緊請個律師，有沒有罪，你猜也沒用，證據說了算。”
1998年11月，陳歡委託鄒正平作為辯護律師代理父親的案件。鄒律師判斷：“現有的證據材料很不紮實，憑這些很難給你父親定罪。”陳歡懸著的心踏實了一些。
在陳國興被羈押候審期間，按照規定只能會見律師，見過陳國興之後，鄒律師告訴陳歡：“你爸爸狀態很積極，他說他心疼你和你媽媽，他沒有做對不起你們的事……”
案件證據藏三大疑點
多方支援做無罪辯護
1998年11月底，鄒正平上門拜訪了老同學齊正道，63歲的齊正道在退休前是縣檢察院的檢察官，退休後做起了法律服務工作，幫周邊的百姓做法律援助和普法。
鄒正平開門見山地說：“老齊，陳國興那個案子，聽說過沒有？”
“聽到過啊，村裡有人毒死了兩個小娃娃。”
鄒正平見齊正道對案件有所關注，馬上發出邀請：“我接受家屬委託做陳國興的辯護人，這個案件的證據問題很大，有沒有興趣我們共同代理這個案子？”
“去啊！”齊正道立馬答應了下來，他說一來是與同學一起辦案可以相互學習，二來是，案子發生在他最熟悉的地區。
看到案件的證據後，齊正道的第一個感受是：“要是我還在任，這個案子現有的證據肯定過不了，起訴不了！”
在齊正道看來，案件的幾個核心證據都存在很大問題。
首先，作案工具即摻了老鼠藥的桂花奶糖來源不明。案卷材料顯示，警方曾調查了縣城一對店主夫妻，兩人明確表示，陳國興曾在店內買過米和白糖，但沒有買過桂花奶糖，那麼桂花糖從何而來？
其次，關鍵證人的證言是孤證。在案件的證據材料中，能直接證明陳國興犯罪的一份證言來自村民郝頭仔，她說自己當時在本村大屋場三叉路口，聽見陳國興對自己兒子講“去解小便後”，朝林紅（受害男童母親）家方向走去。案卷中，收錄了四份郝頭仔的證詞。
在接受委託後，齊正道與鄒正平到村內走訪調查，透過村民講述，兩人確認這個郝頭仔與陳國興在村裡素來有矛盾，因此她的證言很可能對陳國興不利。
齊正道不止一次想問郝頭仔：“你是幹農活的還是監視陳國興的？你說看到小便，大概多久，為什麼只有你一個人看到了？”
最後，辦案機關提供的、可以直接認定陳國興犯罪的證據，是他在偵查階段的11次有罪供述，而齊正道留意到，陳國興在十幾次的供述中，有時簽名最後一個字是“行”，有時簽名是“興”。
在第一次會見中，他向陳國興提出了這個問題。
陳國興的回答是：“興”是真話，行不行的“行”是假的。有罪供述都是用“行”來簽字的……
一審二審全是死緩
女兒為父親邊擺地攤邊申訴
在做了大量的功課後，鄒正平和齊正道決定，為陳國興做無罪辯護。在一審二審的辯護詞中，齊正道均指出此案是一件“毫無犯罪事實，毫無犯罪證據”的冤案。
“我現在還記得鄒律師當時抱著一大卷捲尺，去村裡一米一米地量，手繪畫出了地圖。”陳歡回憶兩位老律師的工作時仍舊印象深刻，而她提到的這張手繪圖，正是鄒正平和齊正道做無罪辯護的關鍵。
手繪圖上，標註了陳國興家、林紅家之間的位置距離以及當天陳國興去內兄家的路線圖，鄒正平希望藉助這一步一步的丈量、按照證人證言與案發時間的估算，去證明陳國興當天的行程沒有時間投毒作案。
然而，判決並未像兩位律師意想中順利。
1999年7月6日，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以故意殺人罪判處陳國興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陳國興不服，提起上訴。
江西省高階人民法院二審不開庭審理，並於2000年5月23日作出二審裁定：駁回陳國興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過後，因為對案子判決結果“想不通”、“生氣”甚至有些“心寒”，齊正道退出了辯護，但他開始幫陳國興留意有經驗打冤案的律師，為接下來的申訴再審做準備。
按照我國法律，刑事案件在程式上實行二審終審制，但終審案件一旦發現新證據，或發現原審判決在認定事實或者法律適用上存在錯誤，經過當事人家屬或者代理人的申請，可以進入到再審程式。
二審之後的陳歡，像個陀螺一樣圍著“申訴”打轉。從那時起一共申訴了多少次？陳歡說，她自己已經記不清了，她只記得自己醒著睡著躺著站著腦子裡全是申訴。
為了申訴，陳歡辭掉了深圳的工作，因為要隨時在各地法院、事發地和律所之間穿梭，她也沒法去找正式的工作，只好靠著擺地攤和打零工作為餬口的收入。
“如果在省會申訴，我就在省會打個零工，掙的錢再用來繼續申訴，申訴過程中，兩個弟弟交給老家的奶奶照顧……”陳歡說，遇到弟弟們要交學費，她就咬著牙500、1000地向親朋好友去借。
就這樣，陳歡和兩名律師，為了讓案件獲得再審的機會，進入了一段看不到盡頭的申訴“旅途”。
峰迴路轉又再度陷入絕境
17年申訴案件終獲轉機
二審後不久，齊正道留意到《民主與法制》上有關北京一家律師事務所打冤案官司的介紹，就通知陳歡趕快聯絡。後來，律所推舉了主任劉青泉律師代理案件。
“劉主任起了好多作用，北京的專家啊律師啊，他們組織的論證給案件出了很多法律意見……”齊正道回憶說。
此後，更多的力量加入了對這個小團隊的聲援中。江西籍人大代表，北京某醫院原院長李博士，自2002年起，連續5年在全國“兩會”期間，以代表意見建議形式，呼籲最高法院重審陳國興案。
2005年，鑑於全國人大代表連續提出建議，最高法院決定調取陳國興案案卷，重新審查，2011年2月24日，江西省高院決定另行組成合議庭對該案進行再審。
“這是這些年我家最高興的時刻。”陳歡回憶起這個訊息時，眼睛裡仍然閃著光，但隨即的空歡喜，又讓父親和她再次面對絕望。
“2011年9月14日案件再審開庭，獄管和我爸爸說，隔了這麼多年能再審，你這案子估計是穩了，你把行李收拾好了準備開完庭就回家吧……”但江西高院再審該案後，於2011年11月10日作出刑事裁定，維持此前對陳國興的死緩判決。再次回到監獄的陳國興，幾天吃不下飯。
再審過程中，齊正道提出的證據疑點，仍舊沒有得到解答。辦案人員所說的陳國興製作毒糖的火柴桿一直未能找到，辯護人曾申請對案發現場的糖紙進行指紋鑑定，再審判決記錄顯示：“皺摺的糖紙經技術處理無法提取指紋，故對指紋鑑定的申請不予支援。”
再審結束後，鄒正平與齊正道仍舊沒有放棄，陳歡也仍舊堅持著在律師的指導下，不停地為案件奔波。
鄒正平找到了曾任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副主任，退休後仍從事刑法教學和研究工作的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衛平，張教授參加並組織專家論證，在2014年該案再審後，形成了法律專家論證意見書。
專家結論認為“此案是一典型的存疑案件”。該意見書此後被呈送到最高法院。
與案子結下十幾年不解之緣的齊正道回憶當時的情形說，經歷了這麼多年努力，案件看似回到了原點，但看到案件得到越來越多業內人士的聲援，自己特別感動。
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案情，齊正道在此期間接受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其中包括當時《南方週末》的記者沈章，2013年，沈章撰寫報道，讓更多的公眾瞭解到陳國興案。當時，受訪與採訪的兩個人可能誰也沒有想到，不到5年後，獲得律師資格的沈章接過了齊正道手中的辯護“接力棒”，成為了陳國興的第三代辯護人。
陳歡說，十幾年的時間裡，自己吃過的苦雖然多，但感受到的溫暖與幫助比苦難更多。隨著案件被社會進一步瞭解，她遇到的好人越來越多，三波代理案件的律師不僅免費代理，還自行墊付各種費用。
“一個和鄒律師同歲的退休法官，看到媒體報道父親的案子後，在網上寫了十幾篇文章分析這個案子，他寫的很客觀很厲害。他有什麼新的資訊，有什麼動態，該怎麼做往哪走，遇到法律問題他都會指點我。”
讓陳歡感到遺憾的是，2015年，沒有見到案件昭雪的鄒正平律師去世。
“2014年10月份，已經躺在病床上的鄒律師看到十八屆四中全會，就打電話給我說：‘你看現在國家的政策多好呀，四中全會專門說到了司法改革，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堅持到底。’”
2017年7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指令江西省高階人民法院再次對陳國興案進行再審。再審決定下達後，陳歡委託沈章擔任辯護律師，從報道案件到為案件做辯護人，沈章自己都覺得，這也是非一般的經歷與緣分。
2018年5月18日，案件在江西高院再審開庭。17日晚間，齊正道在妻子的陪同下坐火車趕到省會旁聽庭審，這位已經83歲的老人感慨道：“我時間不多了，這個案子完了，我的人生打了句號，畫了圓圈，這個案子不平反我死不瞑目。”
除了齊正道，全國多家媒體也都趕到南昌，準備報道案件的最新進展。陳歡幾乎成為了專職的招待，接待媒體，接受採訪、安排採訪、解答每一個問題……到了晚上將近十點，她接到一通電話，又一家新聞媒體聯絡採訪，她就調整狀態準備把之前的問題再回答一遍……儘管幾乎忙碌到睡不了幾個小時，但陳歡的臉上始終洋溢著輕鬆的神情，她說自己不敢說這次“一定能成”，但她的狀態，讓周圍的人都感染到了某種堅定的信心。
2018年6月1日下午三點，江西省高院對1998年發生的陳國興“毒糖殺人案”再審宣判。法院以原審證據不足為由改判陳國興無罪。
陳歡幫助父親重啟無罪人生
宣判後，大批守在法院門口的記者並沒有見到已經無罪的陳國興，攝影記者們“長槍短炮”準備拍攝的“無罪走出法院大門”的景象也沒有實現。走出法院的沈章告訴媒體，法院準備了一輛警車，已經載著陳國興去陳歡住的酒店接她，計劃接上陳歡後馬上將兩人送回至220公里以外的縣城。
當媒體們趕到酒店時，陳歡與父親陳國興已經上了警車，隔著沒有完全關上的車門，可以看見陳歡坐在裡面哭，事後她說她心裡覺得特別對不起幫助他們的媒體，什麼話都沒說就這樣走了……
當天晚上8點，我接到報社影片部的兩個同事打來的電話，對於沒能在宣判無罪後採訪到陳國興與陳歡，我們都感到非常懊惱。兩個同事說他們剛剛租了一輛車準備開到縣城去補上這個遺憾，我當然加入一起上路。
一路上，我們一直用手機與陳歡聯絡，2018年，陳歡當時用的還是一個老式諾基亞，再加上路上訊號時斷時續，我們一路上走得也有些磕磕絆絆，開了4個小時才到達縣城，陳歡說給他們送到縣城的警車剛離開，而目前自己的姑姑已經搬到縣城居住，今晚家人準備為陳國興“洗塵”。
當我們的車開進縣城後，收到陳歡的簡訊，她說和父親在縣城主幹道等我們。
我們沿著主幹道緩緩向前，路邊一高一矮兩個人的輪廓逐漸變得清晰，陳歡站在路邊看著我們的車慢慢靠近，蹲在他旁邊的男子頭髮稀疏花白，身形佝僂消瘦，背對街道，臉幾乎埋在腿上。
看到是我們，陳歡趕緊扶起父親和我們打招呼，陳國興不太會講普通話，陳歡就一句一句當起了翻譯。隨後，他倆坐上我們的車，一起開到了陳歡姑姑家。
儘管已經是凌晨，陳歡姑姑家燈火通明，全家人都等著無罪歸來的陳國興。抱頭痛哭之後，一家人先是在樓下大排檔聚了餐，陳歡知道我們趕時間，於是在聚會尚未結束就安排陳國興接受了採訪，然後又一句一句地幫我們翻譯成普通話。
接受採訪的陳國興總是嘆氣，並沒有顯得特別開心。他掛在嘴邊的是對妻子的死亡耿耿於懷：“連屍檢報告都沒有。”
而對19年後的世界，他顯得有些茫然無措，只是簡單說，交給律師處理，陳歡則補充說，和律師溝透過，接下來將會申請國家賠償。
9月份，江西高院對陳國興做出293萬元的國家賠償。其中包括侵犯人身自由賠償金203萬元，以及精神損害撫慰金90萬元。
當我再次撥通陳歡的電話，她和我介紹了父親這100多天的情況：“我看見他晚上抱著我媽的照片哭，現在還不太會用手機，買東西不習慣電子支付，去南昌申請國家賠償的時候，走迷路了……”
19年後的一切，對於陳國興而言，就像變了一個世界，而面對父親，陳歡也會覺得有些陌生，“這麼多年我們見面說的都是案子，其他的事情聊得很少，我印象裡他還是很年輕的樣子，現在看他就覺得父親真的老了，身體也不像以前那麼硬朗。”
獲得自由的陳國興很依賴陳歡，去什麼地方、見什麼人、案子了結後國家賠償的推進……他都會徵求陳歡的意見。
陳國興說，之前的村子回不去了，林紅一家也搬到了其他地方。“要是能再見到村裡其他人，我就想問問‘你們知道我老婆怎麼死的嗎？’”由於自己身體不太好，申請國家賠償的理由裡，有一部分是陳國興主張的自己的賠償金，此外有一部分是為了走的不明不白的老婆、以及為自己奔波將近20年的女兒：“她因為這個案子，沒工作也沒成家。”
對於父親的擔憂，陳歡倒是顯得挺超脫，她說自己想學門手藝，看看能不能在縣城做點小買賣。在這次的採訪結束時，陳歡主動和我說：“我換了智慧手機啦，加您一個微信吧。”
（本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Terra 實習 | 思宇
白筱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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