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墜落的審判》，一個強勢女性的「冒犯」

這個故事從始至終捍衛和保持著自身的複雜，觀眾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決定」，至於決定是什麼，那是每個人的自由。

（以下文字可能存在劇透）

文｜矮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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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墜落的審判》劇照

《墜落的審判》（原譯《墜樓死亡的分析》）開拍前兩天，主演桑德拉·惠勒問了導演茹斯汀·特里耶一個問題，她想知道自己在影片中飾演的女作家，是不是真的殺害了自己的丈夫，「這個角色到底是有罪的還是無辜的？」

茹斯汀回答說她不知道，「但我想讓她表現出無辜的樣子。」真相被懸置，一直到電影結束，茹斯汀也沒有給出一個明晰的回答。

雖冠以懸疑之名，《墜落的審判》講述的是一個十分簡單的故事，被冰雪覆蓋的阿爾卑斯山頂，一家人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丈夫塞繆爾突然的墜樓打破了原本的平靜，妻子桑德拉被當作唯一嫌疑人送上法庭，視力障礙的兒子丹尼爾成為了案件的關鍵證人。桑德拉站上被告席，電影圍繞著她是否有罪的法庭辯論展開，兩個小時之中，茹斯汀讓觀眾跟電影中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心理醫生，以及存在視力障礙的丹尼爾一起，透過拼湊各方提供的資訊和線索，一步步接近塞繆爾死亡的「真相」。

但正如茹斯汀向惠勒坦白的那樣，《墜落的審判》始終是一個「真相」被懸置的故事，或者說在這個故事當中，「真相」究竟是什麼並沒有那麼重要，電影裡庭審進行過程之中，媒體對這起知識分子墜樓事件大肆渲染，電視節目主持人有這樣一句臺詞，「他是怎麼死的並不重要，事實上一個作家殺了自己的丈夫，遠比一個教師的自殺更加引人入勝。」

法庭是一個必須有結果的場域，於是在漫長的庭審之中，當有關墜樓案件的一切物理證據都無法對桑德拉作出有罪或者無罪判決時，阿爾卑斯山頂上那座小木屋裡發生的一切瑣碎都一一被拿到法庭上展示，桑德拉麵臨審判的同時，她和塞繆爾名存實亡的婚姻生活，日常生活中的剝奪與控制，女性面臨的系統性壓迫和道德困境，都一一展現在觀眾面前。

人類情感世界中最複雜、糾纏，最難以拆解和定義的親密關係就這樣以法律之名被拿到公共視域進行咀嚼和審判，茹斯汀以女性創作者天然的鋒利，進入到人類情感關係的深處，從而呈現出親密關係中外界難以察覺的冷漠、荒蕪與怨懟，她沒有提供墜樓事件的「真相」，但卻赤裸裸地展示了人類情感世界中的另一種真相——一段不對等的婚姻和親密關係，究竟可以對人形成怎樣的捆綁和消磨。

哭泣的桑德拉

但與絕大多數聚焦婚姻議題的影視作品不同，茹斯汀無意呈現一個被冤屈了的弱勢的女性形象。在桑德拉與塞繆爾的關係中，他們在婚姻中的性別角色是倒置的。

兒子丹尼爾視力障礙的起因是塞繆爾的疏忽造成的一次意外，全家之所以從倫敦搬到阿爾卑斯山中生活，很大原因是無力承擔丹尼爾高昂的治療費用。塞繆爾因為對丹尼爾心存愧疚，意外發生後主動承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他和桑德拉都是職業作家，但桑德拉事業更為成功，家庭的主要收入也來源於她。也就是說，在這個經歷過傷痛、基本脫離傳統社會關係的小家庭中，塞繆爾處在傳統女性的處境中，他成為了一個「女人」。而桑德拉顯然是這個家庭中佔據更強勢地位的一方，她強大、理性、不吝惜展現自己的魅力，出軌年輕的女性並向丈夫坦白了自己雙性戀的身份。

影片中最精彩的段落無疑是法庭上播放塞繆爾手機中錄下的與妻子爭吵的錄音，在這段私密、劍拔弩張、本不應該示於他人但又被別有用心儲存下來的爭吵中，塞繆爾完全以一種受害者的姿態控訴自己的付出和妻子的罪行，丹尼爾受傷之後，塞繆爾成了為家庭和孩子付出的一方，這讓他分身乏術，無法安心創作。

反觀桑德拉，卻在「盜用」塞繆爾的時間和靈感後名利雙收，甚至有過多次一夜情。這樣的錯位讓塞繆爾感到屈辱和絕望，他痛恨妻子對自己的「剝奪」，「這麼多年來我都在聽從你的安排，我沒有辦法用我的時間做任何事，你明白嗎？那些時間不是我的，而是你的！」

不少人在觀看這個段落的時候會聯想到《婚姻故事》中那場同樣爆裂的夫妻爭吵戲份，亞當·德利弗與斯嘉麗·約翰遜以各自離婚律師的算計和生活裡的雞毛蒜皮為引線，控訴對方對自身生活的入侵和剝奪，那段爭吵以亞當暴怒著吼出「每天早晨醒來，我都希望你去死」之後情緒徹底衰竭而結束，斯嘉麗在最後扮演了失語甚至是撫慰者的角色。茹斯汀在接受採訪時提到，《婚姻故事》中的這段爭吵確實給了她很多啟發，但是看完《婚姻故事》後，她覺得斯嘉麗扮演的妻子不應該那麼弱勢，她完全可以表現得更加強硬。

因此在《墜落的審判》裡，茹斯汀為觀眾們呈現出一個更強勢的妻子角色，對茹斯汀來說，她幾乎是在為無數個《婚姻故事》中的無數個斯嘉麗·約翰遜續寫臺詞。她在採訪裡說，「我受到了諾亞·鮑姆巴赫的《婚姻故事》的啟發，特別是亞當·德利弗與斯嘉麗·約翰遜產生爭執的那場戲。我喜歡這部電影，我注意到女方的角色要比男方的更加無力。《墜落的審判》那場爭論戲幾乎是在跟（《婚姻故事》）那場戲進行對話。我當時是想，『我要給這個女人送上一些可以去回應的東西』。」

桑德拉和塞繆爾爭吵

相比於塞繆爾的咄咄逼人，桑德拉在爭吵之初盡力保全著對方的體面。

她甚至一度扮演著安撫者的角色，她起身為丈夫倒酒，不鹹不淡地說出「我愛你」搪塞對方，她甚至為自己捏起一根菸，惠勒將一系列的肢體動作融入自己的表演之中，爭吵之初，桑德拉保持著自己冷漠的隱忍，她厭惡爭執，希望丈夫能儘快平靜下來面對問題。

但陷入自我情緒中的塞繆爾完全沉迷於自己的付出和失去，爭執到最後桑德拉終於忍無可忍，用一番隱匿在內心深處的冰冷言語擊碎了塞繆爾的全部自憐，在桑德拉看來，沒人強迫塞繆爾過當下的生活，他為家庭和孩子的付出完全出自他自己的選擇，桑德拉從根本上否定了丈夫受害者的立場，「你在抱怨你自己選擇的生活，你不是受害者，完全不是。你用你自以為是的慷慨掩蓋著你內心更骯髒卑鄙的東西。你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野心，還因此怨恨我。但並不是我把你變成現在這樣的，我跟這些一點兒關係都沒有。」

塞繆爾備感委屈的自我犧牲在桑德拉看來只不過是對自己內心恐懼的某種拙劣掩飾，他對自己的無能感到恐懼，「你沒有像你所說的犧牲什麼，是你自己選擇的不繼續寫作，因為你害怕，在你哪怕想出一個稍微好一點兒的點子之前，你那可憐的自尊心就已經讓你失去了理智。現在你四十歲了，突然醒悟過來要找個人來怪罪。你要怪就怪你自己，你被你自己該死的標準，和對失敗的恐懼嚇壞了。這才是事實。」

塞繆爾一度無言，只能拿「你是一個怪物」「你真冷血」「你毫無同情心」來招架把自己拆穿的妻子。茹斯汀在這個時候將鏡頭由夫妻爭吵轉向了法庭，錄音中爭吵結束，緊接著是一串打鬥的噪音，法庭上不同立場的人都陷入了沉思，站在被告席的桑德拉表情沉靜，這段爭吵讓所有人都不得不面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法律和道德觸及不到的場域，掩藏在親密關係表象之下的一切瑣碎和隱秘，都難以用簡單的是非對錯去衡量，處境決定立場，立場決定認知，認知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結果，只能是無數的妥協退讓，或是妥協退讓失效後的分崩離析。

這段爭吵也促使我們去思考婚姻或親密關係中，那些長期被忽視和隱匿的問題，人類締結關係、彼此交付的邊界究竟在哪裡？捍衛自我是否與親密關係的深入存在天然對立？當一方以犧牲和讓渡自己的獨立人格悲悼自身，究竟是不甘的自憐還是一種變相的情感訛詐？

法庭上播放塞繆爾錄下的錄音

塞繆爾對桑德拉的控訴中，有個讓人哭笑不得的情節。一家人從倫敦搬到自己的故鄉法國，但妻子對待自己的朋友從來都不熱情，事故發生之前，桑德拉的形象理性、疏離、對很多事情過度冷靜，這樣的冷感讓塞繆爾覺得受挫。

惠勒在解釋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身上的曖昧性時，給出過一段自己的解讀，「對我來說，重要的不是她有沒有謀殺，而是她從觀眾、法庭、家人那裡得到的心理投射，如旁觀者的角度來看，我們如何對待和她同樣處境的人，我們如何對待那些不是對每個人都特別親切的女性，那些不是讓每個人都感到輕鬆的女性。」如何詮釋桑德拉一度讓惠勒感到疑惑，於是才有了開拍前她和茹斯汀的那段對話。有意思的是，作為詮釋桑德拉的演員，惠勒傾向認為桑德拉並沒有謀害丈夫，她只是搞不清楚丈夫的死究竟是自殺還是意外，這種冷淡的迷惑最終幫助惠勒詮釋了桑德拉站在法庭時的「無辜」。

正如惠勒所說，桑德拉的意義並非只是一個有謀殺嫌疑的妻子，更重要的是，她展現的是一個不符合大眾期待的妻子，一個堅硬、理性、邊界感極強的女性由私域進入公共空間可能遭遇的一切。在電影中，桑德拉的冷靜、疏離、她寫作事業的成功、她的雙性戀身份，都成為了外界攻擊和懷疑她是兇手的把柄。

桑德拉當然有自己的脆弱，特別是兒子丹尼爾表現出對自己的抗拒的時候。但除此之外，即便被檢察官步步緊逼，或是因為語言不通而表達吃力，又或者法庭上的天平微妙地朝著她有罪的方向傾斜的時候，桑德拉始終平靜。

丹尼爾

這讓圍觀的人們感到失望，ta們沒看到一個傷心的妻子，一個把所有過錯攬到自己身上的母親，ta們也沒看到一個嚎啕自己冤屈的女人，一個用愧疚和恥感來掩飾內心慌亂的嫌疑人。桑德拉只是作為她自己鎮定地站在被告席上。

進而一個超越婚姻故事本身的議題出現了，在家庭內部，桑德拉以自己的才華和忍讓維持著婚姻關係中的平等，她的性格、理念、處事方式無不透露出一個進步而獨立的女性的強大內心，這顯然深受法國女性主義思潮影響，她不屑於成為弱者，甚至對弱者缺乏真正的同情，但縱使在家庭內部實現了這種平等，一旦進入仍被傳統觀念死死捆縛的社會領域，大眾對於一個像傳統男性一樣經營自己的人生的女性，依然缺乏基本的認知和接受能力。

在領取歐洲電影獎最佳導演獎盃時，茹斯汀在獲獎感言中解釋了自己為什麼創造了桑德拉這一角色，「我不想讓這個角色成為受害者，人們對她輕易下結論，是因為她很獨立，因為她的性取向，因為她有傑出的創造力，當女性表現出這些品質時，就會被認為是可疑的。桑德拉是挑戰社會規範的，在丈夫失敗的領域，她卻成功了。法庭就像上演這一切的劇院，這就是我拍攝這部電影的原因，以便讓這個女人和她所代表的東西具有最終決定權。」

桑德拉在法庭上

回到真相的議題。

從自己的第一部長片《索爾菲雷諾之戰》開始，茹斯汀一直在探索紀錄片和虛構故事之間的邊界，在她還在法國國立高等美術學院讀書的時候，是紀錄片帶她走進了電影世界的大門，當時她偏愛弗雷德里克·懷斯曼在上世紀60年代拍攝的一系列紀錄片，弗雷德里克擅長透過不同機構中的各色人物，構建人與社會、文化、國家之間的關係。

對學生時代的茹斯汀來講，對現實的捕捉比純粹的虛構想象更有吸引力。那個時候茹斯汀常去法院旁聽，這顯然對《墜落的審判》的庭審戲份產生了一定影響。創作劇本階段，茹斯汀和著名律師文森特·庫賽爾-拉布魯斯合作，進一步提升了法庭戲份的現實張力。這種設定讓所有觀看影片的觀眾事實上成為了陪審團中的一員，隨著劇情的推進，觀眾依靠控辯雙方給出的資訊、證據，結合自身的認知和情感反應作出自己的判斷。一些時候人們同情桑德拉，但錄音公佈以後，人們發現眼前的這個女人並不誠實，情感的天平在信與不信之間左右搖擺，真相始終沒有出現。

在電影中，現實與虛構之間的邊界一度模糊，為了佐證自己的判斷，檢查官在法庭上朗讀桑德拉小說中作家殺死丈夫的情節作為她殺害丈夫的證據，桑德拉在書中寫「我要做的是掩藏行蹤，以便讓虛擬去摧毀現實」。

寫作這個情節時，茹斯汀只是出自一種創作本能。但寫作完成以後，茹斯汀偶然從電臺裡聽到，法國作家愛德華·路易在接受審判時，律師把他的小說中的片段當作了反駁的證詞。虛擬和現實之間的結界進一步被打破，這讓茹斯汀感覺瘋狂，也推動著她進一步探索虛構與現實之間複雜糾纏的關係。

法庭被構建成為一個交錯著各種關係的小型劇場，人們自言自語，每個人都試圖向他人證明，自己所講述的就是事實。人的侷限性在控辯雙方的激烈交鋒中展現得淋漓盡致，人人以自己的方式試圖詮釋真相，真相卻在人們各自的偏見中變得模糊不清。

比學生時代的自己走得更遠，茹斯汀對法庭上被敘述和建構的「真相」始終保持著曖昧態度。語言只能用來描述可描述的事物，敘述可以作為人對客觀世界的某種認知，但同樣也可以作為人在無力接受更殘酷的現實的情況下，篡改自身記憶的工具。

庭審的轉折來自丹尼爾的證詞，此前塞繆爾的心理醫生出於不想自己的病人中出現自殺案例的私心，一口咬定塞繆爾沒有任何自殺傾向。

站在證人席上，少年丹尼爾複述了塞繆爾生前一段帶有輕生意味的獨白。法官最終藉由這段獨白，作出了對桑德拉的無罪判決。但這並不足以消除人們心中的疑慮，因為此前檢方已經證明，丹尼爾為了維護母親，有意向警方隱瞞了墜樓事件之前父母發生爭吵的事實。我們無從得知，這段情節生動的獨白究竟是丹尼爾的真實記憶，還是他再一次為了維護母親而對所有人編造的故事。

沒有人知道丹尼爾在走上證人席的前一天夜裡究竟想了什麼，那之前法院派出的臨時看護人對他說過一句話，「當我們缺少證據去評判一件事時，我們能做的就是決定。」

因為這個決定，桑德拉回到家中，與從睡夢中醒來的丹尼爾相互擁抱輕吻，她回到樓下，鏡頭掃到相框中她與塞繆爾歡樂的合影，正如她在法庭上反擊心理醫生時所說，關於他們的婚姻，關於她或者塞繆爾是怎樣一個人，每個人所說的，都只是整體情況的一小部分。人的記憶和講述，只不過是構成事實本身的一些殘片。

桑德拉與塞繆爾的舊日合影

不過對桑德拉來說，一切都結束了，她倒在沙發床上，家中的邊牧Messi跳到她的身邊，她撫摸著Messi柔軟的皮毛，陷入了徹底的放鬆。漫長的審判終於結束，這個女人還有許多決定要做。

電影在這樣曖昧和模糊製造的迷霧中走向終點，這個故事從始至終捍衛和保持著自身的複雜，觀眾在此刻也需要作出自己的「決定」，至於決定是什麼，那是每個人的自由。從這一點來說，《墜落的審判》在更深入鋒利地展現和探討現代人親密關係議題的同時，構築或者說復現了電影與觀眾之間某種更為古典的聯結。

相比於諸多道德明晰、立場堅決的電影，《墜落的審判》從混沌的現實出發，最終停留於混沌的現實本身，於我們今天這個對立而分明的世界，有著不可或缺的珍貴意義。也是在茹斯汀這樣的創作者身上，在這樣清醒、獨立，有著自己強烈創造力的女性身上，我們獲得瞭望向現實的另一種路徑，對這個世界的關照，不是隻有流於表面的口號，觀察和正視本身，自有不可撼動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