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逃去大理的人，已經去昆明瞭

昆明正像十多年前的大理一樣，成為新的旅居目的地。奔向那裡的人，有因為大理的昂貴和偏遠，在雲南省內進行遷移的數字遊民；也有逃離一線城市、尋求更高生存價效比的中產家庭。

過去十多年，「逃離北上廣去大理」是每隔幾年就會湧動的浪潮。霧霾、過勞、疲憊等「大城市病」，讓許多一線城市的人渴望逃離。隨著線上工作、遠端辦公逐漸成為現實，不少人離開一線城市，向中西部更宜居、成本也更低的城市遷移。大理，一度成為逃離浪潮中最受矚目的地方。

但當時間來到2024年，大理不再像此前那麼火熱，許多住在大理的人開始向昆明搬遷。在大理生活了五年的我，也在今年三月來到了昆明，並在這裡遇到了許多從大理移居過來的人。

有趣的是，更多逃離一線城市的人也選擇了昆明。2023年，決定辭掉網際網路公司工作、離開上海的90後旅居博主桃夏夏對全國城市做了「宜居度」測評，也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徵集大家最嚮往的移居或旅居城市。每一次，昆明都排名榜首。

社交媒體上，「旅居昆明」的貼子下，總有很多人表達著羨慕、嚮往或諮詢相關事宜。想要移居的理由也總是相似：不想捲了，卷不動了，想在一個四季如春、陽光明媚、物價還低的地方待著，過日子。

於是這半年，我也見到了形形色色從一線城市移居過來的人們。律師、網際網路員工、金融從業者，單身、丁克、拖家帶口的……他們的共同特徵是：30歲上下，不想在一線城市捲了，換個成本更低、更適合生活的城市，重新開始。

比起大理的蒼山洱海和烏托邦氛圍，昆明是一個更平凡、日常、折中的所在。在這裡，「不想卷，卷不動」是如此具體，伴隨著一個個活生生的人從時代齒輪中脫離出來的掙扎與解放，和奔向生活的喘氣與放鬆。

在大理「躺夠了」的人們，和卷不動、想躺一躺的人們，就這樣在昆明交匯。

文｜祁十一

編輯｜張輕鬆

圖｜受訪者提供

離開大理，去昆明

從大理搬到昆明，寧寧只花了四天。

導火線是大理的房東漲房租。那套蒼山下、古城邊老小區的三居室，房東要從1500元漲到2300元，還要邊租邊賣，寧寧無法接受，打算另找房子。但這已是她能在大理古城找到的最便宜方便的整套獨立房子，不然就只能去附近20分鐘車程、更城市化的下關鎮。

可是，如果去下關，那幹嘛不去昆明？她知道不少長住大理的人，都在去年和今年搬到了昆明，比如她的朋友師偃。他搬到了昆明呈貢區，那裡房子條件好、居住環境優美安靜，租金也低，讓人很難不動心。

作為一名獨立出版人，寧寧時而需要去北京等城市出差、見作者，每次都要坐高鐵去昆明轉機，交通費用和時間也是一筆成本。於是她很快下定決心：搬去昆明。

她花了一天時間在昆明呈貢找房，看了三套，便定了朋友師偃家隔壁小區的一套兩居室。它在呈貢南端，地鐵口邊上，算上中介和物業費每個月1200元。

師偃居住的呈貢，小區綠化很好，房租便宜。

隨後，她返回大理，用了三天時間收拾搬家。最大的傢俱是一張床，那原本是上一任房東家的，她睡著很舒服，就花了200塊買下來。再加上冰箱洗衣機沙發書櫃、衣服雜物、鍋碗瓢盆，還有200多本書，零零散散地裝上了開往昆明的搬家貨車，運費花了2000元。六個小時後，寧寧抵達昆明，結束了她在大理四年的旅居生活。

寧寧的情況不是個案。過去三四年，大理太紅了。疫情三年幾乎不受影響，夏天全國高溫下獨有的涼爽、蒼山洱海的風光、田園牧歌般的詩意生活，讓大理廣泛吸納了逃離而來的一線城市中產、數字遊民、裸辭失業的年輕人。劉亦菲主演的電視劇《去有風的地方》，更是讓大理成了網紅打卡聖地。

大理的民宿酒店一房難求，價格水漲船高。這一行情甚至蔓延到了往年屬於淡季的三四月、十一月、十二月。租房的價格也隨之上漲，在蒼山下最貴的小區山水間、大理的小院子，2020年之前三四千塊一個月能租到一套兩居室的房子，但在2020年後的三年，價格漲到了五千多元，若短租一兩個月，則要七八千元到一萬元。價格更便宜些的老小區、村民自建房，也都普漲了八百到一千元。

寧寧住的那個老小區，房租一直是1萬多元一年，以本地人或長居大理的外地人租住為主。但在過去兩年，也開始被人租下來做民宿，租金隨之漲到兩三萬元一年。

圖書編輯、獨立出版人寧寧過著清簡的生活，無論在哪兒，一張書桌和椅子、單人沙發都是必備物品，構成了她工作生活的重心。

許多數字遊民都是因為房租和交通因素而從大理搬到昆明，而師偃和許多長居大理的家長，則是因為孩子上學來到昆明。大理的創新學校集中在幼兒園和小學階段，一旦到了小學高年級，就要考慮接下來怎麼辦。去昆明是一個較為普遍的選擇，既不用離開雲南，孩子又能得到相對較好的教育。

師偃帶著女兒在去年秋天來到昆明一所國際學校上五年級，到了今年，孩子有五個同班同學都從大理來了昆明、上了同一所學校。剩下的10來個孩子，也有近一半打算來昆明，再次成為同學。

來昆明前，我也曾在大理生活五年，靠給媒體和自媒體供稿，賺取稿費生存。工作不會佔去很多時間，我有大量時間看書、去蒼山深處的森林溪流散步，時而和幾個朋友見面吃飯聊天。在村子裡租了本地民居的頂層，站在屋頂露臺就能仰望蒼山、俯瞰洱海。那是一段理想美妙的鄉村生活。

但五年後，我決定離開。大理終究是偏鄉村的五線小城，節奏緩慢，許多人的一天是從下午一兩點開始的，而早上八九點起床、總體閒散、偶爾一天工作八小時的我，被身邊朋友稱為「大理最勤奮的那撥人」。

時間長了，即便「勤奮」如我，還是會覺得生活如同白日漫長下的昏昏欲睡，整個人在緩慢而不知不覺地老去。這不是30多歲正年富力強的我想要的狀態。

我決定回到城市，一座節奏沒有一線城市那麼迅猛卻也不像大理這般緩慢的城市，於是身為四川人的我回了成都。在成都的兩年，我和預期的一樣，找到了最適宜自己的工作與生活節奏：不太忙，也不太閒，富有活力卻又不至於把自己快速耗盡，社交、業務量、收入也多了起來。

但成都於我而言的致命傷是「沒有太陽」，夏天炎熱，秋冬陰冷、霧霾沉沉，對易被天氣影響情緒的人如同死穴。彼時每到昆明出差或旅行，走在光影閃爍的翠湖邊文林街、錢局街，我便萌生「搬到昆明生活」的念想。它和成都一樣，是稍大些的城市，又有成都沒有的好天氣、好陽光，是國內少有的兼具煙火氣和自然風景與陽光的城市。

於是，今年三月末的一天，我拖著兩個行李箱，坐上了飛往昆明的航班。

昆明的小區像一個森林。

逃離北上廣的新地標

到昆明後，我就像回到了另一個老家——「雲南老家」，花1800元在翠湖附近一個森林般的小區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被竹子、芭蕉、玉蘭、紅楓、桂花包圍。窗外不再是陰霾蔽日，而是高原燦爛的陽光，風吹動著樹林，搖曳生姿。

春城四季飛花也是名不虛傳。我在昆明安住下來後，趕上了藍花楹的盛開，教場中路、聯盟路等許多街道被濃密夢幻的紫色點綴著。路過的人們，無論走路、開車、騎電瓶車腳踏車，都在抬頭看花，臉上的神色舒展溫柔。那樣的時刻，你會格外感受到生活在昆明才有的明亮和幸福。

就像生長於昆明的作家于堅對昆明的評價：「她奉獻給世界的，是單純樸素的陽光、藍天白雲、鮮花、空氣、春天、大地和有益於生命的日常生活，是對文明世界已經麻木的對於棲居的感受的喚醒。」

我開始遇見越來越多移居昆明和想移居昆明的人。有不少都是從一線城市來昆明生活的人。和他們交談後我發現，他們像是「逃離北上廣去大理」的迭代版，只不過目的地變成了昆明。

我在翠湖附近花1800元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被植物環繞。

比如高萬貫和他的妻子，30歲出頭的他們在北京工作七年後，去年八月裸辭，來了昆明躺平。那是徹底的躺平——不做世俗意義上「有用」的事：不工作，不掙錢，不社交，每天不做什麼「正事兒」，就是逛公園、看樹、看雲、看日落、買菜做飯吃飯、觀劇看書。

他們沒有選擇大理，是因為「大理太網紅了」，他們不喜歡去太網紅的地方。北京七年，他們沒去過故宮、爬過長城，卻去過很多次景山公園、朝陽公園。

選擇昆明，是因為妻子易出汗，即使在春秋的北京也時而一身汗，夏天更是難熬。去一個氣候溫和乾燥的地方是他們的共識，「四季如春」、氣候偏乾的昆明正是理想的選擇。

還有蘇青。她是一名律師，今年六月拖家帶口從北京搬到昆明。她的閨蜜幾年前就去了大理，並在大理結婚生子，蘇青卻從未想過去大理生活。做著融資、上市等法律業務的她沒想過轉行，去了大理就約等於失業。

但在昆明，她卻可以繼續從事自己熟悉的工作。剛好，她在今年得到一個機會，到昆明組建團隊、開展業務，便舉家搬了過來，兩個正上學的孩子也進了昆明的私立小學和幼兒園。

孩子的學校被朋友說像「霍格沃茨」。

對於拖家帶口的中產家庭而言，昆明是更夠得著、呆得住、留得下的地方。

即便對大理家長們來說，昆明也是更能接住大人和小孩的地方。在大理創新學校長大的孩子，一到小學四五年級，便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回戶籍所在地公立學校、出國（以清邁、馬爾他為主）、去海南的國際學校、去昆明，是大理創新學校家庭的幾大選擇。

對於師偃和妻子來說，女兒「不去公立」是他們的共識。師偃很清楚，在創新學校長大的孩子，在知識儲備、應試水平上，難以和公立小學的孩子競爭，對女兒來說壓力會很大。

考慮到雙方父母和兩人的生意事業，師偃和妻子也否定了出國的想法。海南的國際學校他們也去試過，但女兒沒有考上。還有好些家長，比如鄭霄紅，則是被海南夏天40度的高溫勸退，「不離開雲南」成為鄭霄紅在女兒擇校一事上找到的平衡，不能為了陪讀而犧牲自己的生活。

和鄭霄紅一樣，師偃一家考察後，也來了昆明的國際學校。它和女兒在大理所受的教育銜接得最好，也有更系統的學科體系。這所國際學校也接收了好些大理創新學校的孩子，校長總結他們的共性是：自驅力強、有探索欲、情緒穩定，因此很樂意接收。

國際學校的費用也不低，一年10萬元，在昆明是最貴的。但在大理家長們眼中，這比一線城市便宜了很多。即便如此，大部分家庭都是一方在昆明陪讀、生活，另一方在一線城市工作掙錢，以負擔孩子的學費。綜合種種條件，來昆明，是大理家長們在孩子求學和過生活上找到的最佳平衡。

「為過日子而誕生的城」

雲南人喜歡管自己叫「家鄉寶」，但凡過得下去，都不想離開家鄉，在這裡生活慣了的旅居者也一樣。最初，很多人是被雲南的雲影天光「攫住」，獲得了療愈。就像多年前在西南聯大求過學的沈從文所寫的那樣，「雲南的雲似乎是用西藏高山的冰雪和南海長年的熱風，兩種原料經過一番神奇的手續完成的。色調出奇的單純，唯其單純，反而見出偉大」。

後來，讓人離不開的還有這裡相對舒緩的節奏、煙火日常。作家于堅在他的書《昆明記》裡評價昆明：「這是一個為過日子而誕生的城。」他筆下的昆明市民，人生的三件大事是「烤太陽、吃茶、衝殼子（聊天）」，「在這無比緩慢的城市，人們有的是時間來把生活精雕細刻，而置那氣喘吁吁的叫做『時代』的列車於不顧。懶散，慢吞吞，無疾而終」。

對許多初到昆明的一線城市人來說，昆明的便宜和美好都讓他們驚喜。

比如房租低廉。蘇青住在滇池附近、女兒學校旁邊，四室一廳精裝修，月租5000塊，比蘇青在北京的房子便宜了一半，面積和裝修程度卻好了不只一倍。

但這樣的租金在昆明已屬較高水準。師偃一家在呈貢租的170平米四居室，一個月租金是1800元。高萬貫和妻子花1500元在呈貢租了一套三居室。在北京，他們花兩倍的價格，住過十多平方米的合租房，不要說陽臺，能有窗戶就不錯了；還住過4800元的獨立一居室，三十多平方米的步梯老房子，算條件不錯的。而如今，1500元就住上了140平方米的電梯房，大大提升了幸福感。

交通和飲食的成本也讓人感慨。我已聽許多來自北上廣的朋友感嘆昆明打車的便宜，比如8公里的路程花了15塊，15公里花了22塊……此外，昆明的地鐵公交以及滿大街的共享電單車，也讓昆明的公共出行很方便。

這一切，都是習慣了城市生活的便利、現代化的人們需要的，成本卻比一線城市低了很多。與此同時，昆明又能提供一線城市日漸稀少的生活感，比如豐富鮮活的菜市場、物美價廉的鮮花市場。

篆新農貿市場是昆明最為外地人熟知的菜市場，已成為遊客必打卡的景點。在這裡，你總是能看到鮮活欲滴、生嫩青翠的水果蔬菜，不乏你叫不上名字的東西。夏天的菌子季，這裡便擠滿了賣各種菌子的小販、農民。你也能在這裡吃到雲南許多地州的美食，比如芒市裹卷粉、傣味撒撇、版納燒青椒茄子……

但對於昆明本地人來說，篆新的價格已被遊客推高了，更便宜的是五里多農博廣場或許多街道的集市。

高萬貫就常去呈貢龍街趕集，採買水果蔬菜。他會記錄日常賬單：牛油果，15元/公斤；昭通蘋果，4元/公斤；新平褚橙，7元/公斤；紅蘿蔔，4元/公斤……昆明人賣東西大多以公斤計價，如果換算成其他城市的計量單位「斤」，還要用以上價格除以2，「加倍驚喜」。

每一次趕集，高萬貫都會把水果蔬菜價格發到社交媒體上「拉仇恨」。10月，有香港網友留言說，「今天買了個哈密瓜，45港幣。」高萬貫回覆道：「昨天買了3個哈密瓜，15元。」

昆明的菜市場是誘人的，水果琳琅滿目，色澤誘人。

昆明的物價，讓他和妻子原計劃一個月5000塊的花銷用不完，每個月只花3000元出頭。而買蔬菜水果等日常食材的錢，一個月約在1200塊，人均600元。

還有不能不提的斗南花市。作為全國最大的鮮花市場，它就像一個24小時不休眠的場所，永遠被來來往往的人、數不清的鮮花所充滿。尤其到了夜晚8點以後，這裡人聲鼎沸、熱鬧非凡，買賣鮮花的商販大聲吆喝、討價還價，為那些「冰美人」、「滑雪板」（均為不同百合的品種名字）等花朵討一個好價格。

來昆明生活的人，最後總會養成買花的習慣。高萬貫和妻子找房時，定下的一個條件就是「離斗南花市近」。而我，有時在菜市場買完菜，隨手就在路邊小攤買一大捧鮮花，只要5塊、10塊。

住處附近生活氣息濃厚，我經常在買完菜後隨手在路邊小攤買一捧花，10塊錢。

而對於剛從一線城市來昆明的人而言，適應這裡的閒散、低慾望，也需要一個過程。

放棄當律師的王超越在2022年初來到昆明。躺了一段時間後，王超越就閒不住了，開始找事做。他先是花16000元報了咖啡培訓班，準備開一間咖啡館。但考慮到咖啡館不怎麼掙錢，他接手了一間梅菜扣肉餅店，主打「一咖一餅」，餅代表現實，咖啡則是理想，互為支撐。

最初半年，王超越是那條街上最卷的人。別人8點多才開門，他6:30就到店裡了，一直忙到夜裡12點。連他的狗都熬不住，蜷在露營椅上睡著了。一人一狗就這樣過了半年，直到他也熬不住，變成了和別的店一樣的作息。

再到後來，他請了員工，想過卷員工的各種方式——加錢，給「店長」頭銜，諸如此類。但是，沒用。店裡一個小姑娘，幹了將近三年，靠譜，踏實，從不整妖蛾子，但每天只願意幹6小時，多一個小時都不行。她住在家裡，心安理得地拿著2000多塊錢的工資，面對「利誘」不為所動。

蘇青加盟律所後，花8000塊招了一名員工，感嘆對方其實「只幹了3000元的活」。在這裡，加班是很難加班的，下午6點半前臺就關燈走人了，週五則更早。王超越也想起2016年他來昆明做專案，看到6點多本地律師都走了，他忍不住驚歎：這麼早，晚上不是還要開晚會嗎？沒人理他。

但與此同時，他們又都感受到這裡的人很友善、熱情、樸素，他們在這裡被治癒了。

曾經在北京疲於工作的蘇青，在昆明有了更多空閒時間，可以陪孩子、逛公園、參加朋友聚會。她終於有了真正的生活。以往她最怕在北京過冬，只能悶在室內，從老家來帶娃的父母更是一天都不想待。到了昆明，出門就是玩泥巴撈魚，父母最近每天都熱衷去滇池邊喂海鷗。

而王超越在昆明重建了他全部的生活。他在咖啡培訓班認識了妻子，他們在今年結婚。朋友也大多來自他的那間小店。

王超越和妻子在他們開的一咖一餅小店。

我在他的新家暖房趴上見到了他的朋友們。他們是律師、無業遊民、無人機公司老闆、小學老師、抖音博主、國外回來開披薩店的年輕人、廚師、00後的雲南本土大學生……他們有不同年齡、職業、教育背景，卻相處融洽、輕鬆自在。大家在灑滿陽光的一樓院子燒烤、聊天、彈吉他、唱歌，那樣的場景讓我想起了十多年前的大理街頭，不同年齡、職業、階層的人們也是這樣圍坐路邊攤，共享一個平等融洽的夜晚。這樣的事情，似乎總在雲南發生。

王超越花了50多萬在昆明買了一套一樓老小區帶院子的房子，並將它重新裝修。院子裡可以曬太陽、喝茶、聊天、燒烤。

「社會現實會改變人們的價值觀」

過往十多年，「逃離北上廣」的敘事一再發生，在經濟節奏更快的時代，逃離是少數人對卷的反叛，是更加理想主義的選擇，夢幻、熱烈的大理成了那時候的故事。這幾年，隨著經濟生活步入一種更為舒緩的階段，人們的逃離有了更為樸素、務實的目的，更日常的昆明成了「旅居」第二階段的新目的地。

我常會想起大理家長鄭霄紅說的一句話：社會現實會改變人們的價值觀。這幾年的生活帶來的改變或許更為深層和徹底。

就像高萬貫和妻子的躺平。在昆明，他們只靠20萬元存款生活，計劃這樣過兩年，兩年後再看。如今已過了1年5個月，他們依然生活平靜，暫時不去考慮7個月之後的事。

高萬貫裸辭的觸發因素是前同事在辦公室猝死。早上還活蹦亂跳的同事，轉眼間就在自己眼前離世，這給人極大的衝擊。高萬貫在此後一段時間都覺得自己的心跳著跳著就猛的一疼，似乎也有點不對勁。

裸辭的念頭，在許多個通宵加班的夜晚、在同時對接七個專案的崩潰瞬間、在狹窄工位不見天日時，都曾出現過。

疫情三年放慢了人們生活的腳步，「你要一直這樣生活嗎？」這樣的拷問時不時出現在高萬貫心裡，答案也逐漸明確：不，意外隨時會到來，你要去過最想過的生活。

2021年末的冬夜，他和妻子一拍即合，達成了「一起裸辭去過一段躺平生活」的決定。他們用了一年半時間做準備：確定昆明為躺平目的地；存錢，做開支計劃表，定下一個月5000元左右、一年10萬元的花銷。

2023年8月，拿到離職證明後，妻子比他早兩天去昆明看房，半天就找好了房子，他在家負責打包和寄物流，一個人整理了188公斤的物品。東西寄走後，他揹著一個揹包，將貓和自己也打包發往了昆明。

來昆明後，他們熱衷逛菜市場，買菜、做飯，高萬貫承擔了70%的做飯任務，自稱「巔勺狂魔」。他給自己的另外三個頭銜是「公園常客」「雲朵收藏家」「昆明躺平研究中心駐呈貢辦事處副主任」。

高萬貫喜歡逛菜市買菜做飯，每天變著花樣做不重樣的菜，自稱「巔勺狂魔」。

「逛公園」是他們的正經事。一年多來，除了颳風下雨，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公園裡消磨半天一天的時光，散步、看樹、看雲、看日落、看書，至今沒有厭倦。高萬貫曾在社交媒體寫出妻子辭職的理由：「她說她辭職的原因就是想要曬到每天的太陽，不想一整天都被禁錮在工位上不見天日。如今來到昆明後心願超額達成了，可以用一個下午的時間懶洋洋地靠在公園長椅上。」

當我在社交媒體上隨手記錄和高萬貫見面後的觸動，有人回覆說：「他們沒孩子吧？沒孩子才能躺平。」他們確實沒有孩子。但對於有孩子的家庭來說，轉變也是極大的。

搬到昆明後，高萬貫專門找了陽臺沒有封閉的房子，可以在陽臺上喝茶吃水果看書。有時，他會爬到樓頂，在上面看雲發呆。

就像蘇青。她想要離開北京是很早就有的念頭，並在過去三年裡加劇。經濟下行，她和先生的收入下滑，但在北京的生活成本卻沒有降下來，這帶給他們不小的壓力。

更大的打擊來自一次次變故，比如，兒子的幼兒園突然關門，不菲的報名費也未能退回。於是今年6月，參加完她的研究生畢業典禮，她就打包收拾好行李，帶著父母和三個孩子飛到了昆明。在昆明，她的收入相比北京是下降的，好在成本也下降了不少。

而對於許多一線城市家庭來說，孩子的教育是最難捨棄的點。尤其像蘇青和她先生這樣教育背景的人：畢業於名牌大學，分別從事法律和金融，是典型的城市中產家庭。移居昆明，他們必須面對一個問題：這裡的教育水平或許沒法和北京比。

但蘇青和先生的觀念已經轉變了，「不卷孩子」是他們的一個準則，「畢竟學歷的含金量也在下降」。他們給大女兒選了昆明一所民辦私立學校，一年學費2萬多元，在承受範圍內。曾經在北京上私立幼兒園、一個月費用一萬多元的小兒子，去了昆明家附近一所幼兒園，一個月費用2000多元，她也「沒發現有多大差別」，反倒是收穫了驚喜——學校有大片的草地，還直接造了一條河，孩子轉學後沒花多少時間就適應了。她把學校圖片發給北京的朋友，得到一片豔羨，「看起來這麼像霍格沃茨？」「不敢想象這樣的環境」。

蘇青發現，昆明有不少像她這樣出於降本需求舉家搬遷的中產。她去學校給孩子報名，發現有個媽媽也是剛從北京搬來。丈夫從事建築行業，以前在昆明買了套房，這兩年行情不好，加上孩子呼吸系統不好，就全家搬來了。

在消費降級的大背景下，離開高成本的一線城市向二三線城市轉移，是許多中產家庭的靈活應對。它既能保證原有生活品質，在昆明這樣自然環境優良、成本較低的城市，還會提升生活幸福感。相應地，他們也放棄了必須「向上走」、「雞娃」等諸多觀念，生活成了一場「冷暖自知、自得其樂」的體驗。

而大理家長們，更早經歷了從一線到大理、從主流到「邊緣」的改變，觀念上已然具有了相當的靈活性。鄭霄紅在每一年開學前，都會和女兒確認：還想繼續在這所學校念嗎？女兒點頭，她再交學費。在她看來，去國外留學、在國內高考都可以，甚至不讀大學也是ok的。「在大理呆了那麼多年，什麼樣的人沒見過？沒有大學學歷也活得好的人太多了。」

但你也會發現，家長自身就是小孩的起點，有時候不走尋常路需要一些「兜底」——不一定是金錢，也包括見識、資源、能力和內心的安全感。

鄭霄紅和先生許崧就是不走尋常路的人：34歲裸辭，過了6年不上班不工作的揹包客生涯，去了很多國家旅行，直到在巴塞羅那被偷了錢包護照，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憊，才決定回上海過安定生活。一年後，原打算丁克的他們，轉變想法，生下了女兒。女兒14個月大，他們發現城市裡小孩沒有多少玩耍空間，於是舉家遷往大理。女兒10歲，他們又帶著她在路上旅行一年，結束後鄭霄紅帶著女兒來昆明上學，作家許崧去浙江創辦了國內數字遊民空間。

過往經歷鍛造了心態開放有安全感的父母，也帶給周圍人以影響。師偃對於女兒的國際學校之路也保持了開放的態度，如今在北京工作的妻子是家裡的掙錢主力，「萬一有一天她的收入支撐不了，也是有可能的」，一切只有走著看。但師偃記得鄭霄紅說的一句話：「只要內心保持開放，什麼都能接受就行，國際學校、私立、公立都可以，上大學也好，不上大學也沒什麼，發生了什麼你都能接受、應對就行。」

冬天也可以在戶外的公園玩耍。

昆明的月亮與六便士

2016年，我逃離北京到大理，在那裡獲得療愈，但我做不到徹底躺平。我很早就放棄了「人生必須往上走」的觀念，但我仍有我的恐懼和憂慮。遇見高萬貫，讓我更清楚地看到了它們。

無論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我都做不到「什麼也不做」。哪怕有積蓄，你依然會為長時間沒有現金流而恐懼；你也害怕失去和社會的連線，「做事情」是你和社會連線的一種方式，是你「社會價值」的體現。

但在高萬貫身上，我看到了「什麼也不做」的平靜。

這一年多，他們過著隱士般的生活，除了見過一位來雲南玩的大學同學，我是他見過的唯一一個網友。他看了我的主頁，翻了我的一本關於大理的書後，確定我們是「可以交談的同類」，才答應見面。

見面那天，他的妻子只和我打了個照面。她戴著帽子和口罩，只露出眼睛，匆匆看了我一眼後迅速移開目光。那不是不禮貌，而是一個極致的I人面對陌生人的緊張和迴避。他們在彼此的世界、大自然的世界裡，活著。

那個下午，我和他在洛龍公園繞著湖邊走了兩圈半。秋日高爽，銀杏樹變黃了，絮狀流雲飄在天邊，湖面在微風吹拂下起著褶皺，三三兩兩的人在公園散步、拍照、鍛鍊、唱歌跳舞。

我和高萬貫在洛龍公園，繞著洛龍湖一邊散步一邊聊天。秋天，天空高遠，樹葉也黃了。

我慢慢地對他和妻子如此熱衷逛公園感同身受，對他們的「躺平」生活萬分理解。身處樹木、湖水、陽光、雲朵、微風的包裹之中，會感受到寧靜、放鬆、舒展，猶如某種「禪定」狀態。是可以什麼也不用做的，人可以就這樣活著，免於形役、心役，那是無比美妙極樂的狀態。

但我終究還是一個俗人。坐在湖邊樹下的木椅上，我和高萬貫開啟了又一場對話。兩年躺平計劃還剩7個月，不考慮7個月後怎麼辦嗎？沒有現金流、錢包只有出沒有進，不會焦慮嗎？

他說：「我們每個人大學剛畢業時，也沒什麼積蓄，不也這麼過來了嗎？然後透過工作慢慢去攢一些錢。」

「那錢花光了之後呢？」

「總能活下去的。我知道有很多人，他的收入很少，但看起來也沒有什麼煩惱。之前我跟大學同學去元陽梯田，有很多村子裡的人看起來就很幸福，乾點農活、自給自足。我就想實在不行，我也可以去過那樣的生活。」

所有「烏托邦」都有B面，外地人眼中的昆明，房價物價便宜、教育成本低，本地人眼裡，還有另一個昆明是這樣的：

根據昆明市統計局釋出的資料，2023年，昆明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月工資約1萬元，城鎮私營單位平均月工資約4800元，也因此，考公考編是年輕人普遍的選擇和嘗試。

雲南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袁長庚的觀察是，現在對年輕人的討論，要麼突出他們為了考公考編「上岸」而拼命內卷，要麼展現他們各種各樣的「躺平」。但實際上，更多的年輕人處在彷徨而無所適從的中間狀態。直至今天雲南的產業結構仍然相對簡單，能夠給年輕人提供的就業選擇極為有限。

此前還有人問我，一線城市的人跑到昆明，會不會讓昆明像大理一樣，房價物價上漲？

實際情況是：如同許多城市一樣，昆明也在過去二三十年擴大了城市規模。往南，沿著滇池東岸，發展出了面積龐大的呈貢新城，修建了大學城和大量商業區、住宅區，以及不少溼地公園。從翠湖所在的老城中心前往呈貢南端，需要坐近一個半小時地鐵，漫長路途常常讓人覺得去了另一座城市。

但也如許多城市一樣，龐大的新城並未迎來相應的龐大人群。所以呈貢常給人「人煙稀疏，開闊而荒涼」的感受。雙向四車道或六車道的大馬路上，沒有多少車在跑；街道、住宅區也沒什麼人，房子的空置率較高。

尤其是2024年，無論我還是朋友、訪談物件，在昆明租房時都感受到了這裡租房市場的不景氣。空置一兩個月甚至半年一年租不出去的比比皆是，要租出去往往得降價。我的房東告訴我，她在翠湖附近的這套三居室，過去5年裡從3200元一路降到了1800元。租給我之前，房租從未低於2000元每月。

而房租下降、租不出去，往往是經濟不景氣、人口減少、人們收入下降的直接表徵。

如今略顯清冷的昆明遠郊新城，意外成了那些渴望大隱隱於市的人們的新桃源，沒有太多標籤或者口號，安靜而樸素地接住了他們疲憊的身心。

結束和高萬貫的聊天，回到家，我收到他的資訊：「記得去公園寫稿啊！」那是對我「最近太忙沒時間逛公園」的回應。

我步行前往附近的翠湖公園。深夜的翠湖安靜了很多，仍有人在遛狗、跑步、散步。夜晚的湖面是黑的，依然散發出水氣，水讓一切變得靈動。

來昆明之前，我就知道自己將住在翠湖附近，此後也時常來散步。在許多個下午和傍晚，翠湖邊的綠柳與竹林、湖中的荷蓮、滿塘的光影、天邊的雲朵、夕陽的金光，都曾帶給我撫慰，和汪曾祺寫的《翠湖心影》一模一樣：「從喧囂擾攘的鬧市和刻板枯燥的機關裡，匆匆忙忙地走過來，一進了翠湖，即刻就會覺得渾身輕鬆下來；生活的重壓、柴米油鹽、委屈煩惱，就會沖淡一些。」

如今我知道，除了翠湖，昆明還有大大小小數百個溼地公園，每一個都有迷人之處。冬天，紅嘴鷗也從西伯利亞飛到昆明過冬，滇池邊總有很多看海鷗的人。沒有多少城市像昆明這樣，能教人沉入到自然與生活中去——這古老的生活哲學，或許正適合當下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