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與阿根廷的異同
——第8章《阿根廷的經濟奇蹟》
文/菲利普·巴格斯 譯/可二
簡介
此文是菲利普·巴格斯（Philipp Bagus）教授的新作《米萊時代（The Milei Era）》的第8章《阿根廷的經濟奇蹟》。
此書不是一本流行政治明星的流量傳記，而是一位嚴肅的經濟學家為一位從政的專業經濟學者寫的政治經濟思想評傳。
菲利普·巴格斯是德國經濟學家，現為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國王大學經濟學教授，奧地利學派代表性學者。他師承米塞斯與羅斯巴德思想，主張自由市場通貨緊縮有益經濟發展，反對主流經濟學對通縮的恐慌。
其代表作《為通縮辯護》（In Defense of Deflation，國內譯作《通縮之問》，已有中譯本）系統批判通縮危害論，提出價格下降可促進生產與福利；
《歐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Euro）剖析歐元制度缺陷，揭示其內在的“公地悲劇”與政治集權化本質。其著作被譯為15種語言，獲奧派多項學術獎項，並影響區塊鏈與貨幣理論領域。
巴格斯教授論米萊的文章，本號曾經翻譯過一篇，題為《米萊絕對不是新保守主義者》（點選可開啟），其評述準確且中肯。
另：此書已獲作者巴格斯教授授權，譯文將先以文章的方式在本號連載。為提高閱讀效率，連載時註釋從略。
本連載打賞超過100元的朋友，可在連載結束後收到最後精校、詳細註釋和精美排版的中英雙語電子文件供學習交流使用。（本人微信：woodcloudyyy）
米萊讓阿根廷激進自由主義化的計劃雄心勃勃，但並非沒有先例。
我們不必回頭看太遠。
德國自己就曾經經歷過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帶來的古典自由主義休克療法。
軍事上被擊敗之後，德國在經濟上、社會上、道德上和政治上都處於低點。
“一切歸零（Stunde Null）”。
約700萬德國人在戰爭和被驅逐中喪生。
德國城市被夷為平地。
戰後不久，許多德國人經歷了饑荒。
失業率很高。
貨幣功能失調，通貨膨脹，並輔之以價格管制，驅使人們進入黑市和實物交換經濟。
受壓制的通脹面臨惡性通脹的風險。
盟國很大程度上保留了納粹的管制和命令經濟。
食物和消費品是透過食物券配給的。
工資和物價上有行政封頂，原材料被集中管理，外貿受到管控。
然後，路德維希·艾哈德時刻敲響了。
秩序自由主義者（ordoliberal）路德維希·艾哈德受到過奧地利學派的間接影響。
戰後，他參與了路德維希·馮·米塞斯的朋友阿道夫·韋伯（Adolf Weber）的私人研討會。
艾哈德還與秩序自由主義者威廉·羅普克有私誼，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普克曾是米塞斯在日內瓦國際關係學院的同事。
羅普克和秩序自由主義者沃爾特·歐肯（Walter Eucken）都與哈耶克走得很近。
1948年3月，路德維希·艾哈德被任命為聯合經濟區（United Economic Area，又名Bizone，即二戰後英美聯合佔領的德國區域，也就是後來的聯邦德國）經濟部長。
1948年6月20日，週日，艾哈德宣佈了一項通貨和經濟改革。
通貨改革是盟國計劃的，包括引入德國馬克和一種有獨立央行和法律上禁止預算赤字的新貨幣體系。
通貨改革減少了迫在眉睫的貨幣積壓（overhang）。
在之前沒有諮詢盟國，甚至沒有要求它們支援的情況下，當天，路德維希·艾哈德還透過電臺宣佈放棄價格管制。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堪稱傳奇。
一夜之間，店鋪的櫥窗擠滿了人。
德國經濟奇蹟的啟動訊號出現了。
艾哈德正確地估計到，佔領軍的官僚機構週日不上班。
但是週一他受到了批評，說他未經授權擅自行動。
基於他自己的權力，他是不允許改變盟國的監管條例的。
艾哈德回覆道，他沒有改變監管條例，而是廢除了它們。
美國佔領區軍事長官盧修斯·克萊（Lucius Clay）向艾哈德解釋道，他的顧問告訴他，艾哈德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艾哈德回覆道，克萊不應該相信他的顧問，而且艾哈德的顧問也跟艾哈德說，克萊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不僅取消了90%的價格條例，而且還伴之以減稅和取消對外貿的限制。
此外，通貨改革以德國馬克取代了失能的帝國馬克，拋棄了納粹的命令經濟。
休克療法起作用了，幾年時間，德國就接近了最小國家理想。
儘管如此，它並非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國家仍然在經濟上非常活躍，甚至還有少數像聯邦郵政局或聯邦鐵路這樣的壟斷公司。
一個常見的神話是，相信馬歇爾計劃是德國經濟奇蹟的原因。
事實上，1947-1955年間，獲得來自馬歇爾計劃最多資金的國家，即英國、瑞士或瑞典，發展速度慢於收到更少資金的軸心國——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
由於路德維希·艾哈德的自由化，德國人均收入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就超過了戰勝國法國和英國。
1948年6-12月，在休克療法之後，西德工業生產增長了驚人的50%。
儘管如此，一開始也出現了逆流。
取消價格管制後，出現了物價上漲和高失業率。
聯邦共和國瀕臨破產。
在危機調整中，社會緊張局勢加劇了。
在1948年12月的一項調查中，70%的受訪者拒絕市場經濟。
有許多聲音要求實行價格管制。
1949年11月12日，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發生了歷史上第一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次總罷工。
它是社會緊張到達頂峰的標誌（Prollius 2006, p. 82）。
自1951年以來，聯邦德國持續獨立發展。
二十世紀五四年代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是每年8%。
因此，1953年物價甚至下跌了。
隨後十年，年增長率仍然接近5%。
經濟增長導致人們普遍接受市場經濟和整個政治秩序。
路德維希·艾哈德自己也出力甚多。
在他的改革政變之後，他以講座、採訪、文章和書籍的方式捍衛和解釋他的經濟政策，以及市場經濟的好處。
簡言之，路德維希·艾哈德捲入了文化戰爭。
哈維爾·米萊的阿根廷顯然與此相似。
就像二戰後的德國一樣，在經歷了數十年的庇隆主義干預之後，阿根廷在社會上和文化上也陷入了災難。政治體制同樣缺乏合法性。
通貨也失能了。
米萊上臺時，阿根廷面臨受壓制的通貨膨脹，它正在加速邁向惡性通脹。
而與艾哈德一樣，米萊也受了奧地利學派的影響，但是更強，更直接。
米萊比艾哈德激進，他想要純粹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
他是一位哲學上的無政府資本主義者。對他來說，國家是敵人。
與路德維希·艾哈德一樣，米萊也為自己的國家開出了休克療法的藥方。
因為，正如他在自己的著作《自由主義者之路（Camino del Libertario）》（2022）中所寫的那樣，1952年以來，之前所有阿根廷的漸進改革結局都很糟糕。
米萊總統任期的前100天很艱難。
與二戰後的德國類似，米萊成功地穩定了國家金融。
米萊透過緊縮措施，在2024年成功地實現了預算盈餘。
貨幣有了名義錨（nominal anchor）、國家預算平衡了、通脹預期降低了。
惡性通貨膨脹的危險已經被避免了。
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正在改善。
阿爾伯託·費爾南德斯以高息短期負債的形式留下的定時炸彈被解除了。
米萊就職十天後，2023年12月20日釋出的《必要和緊急法案（Decreto de Necesidad y Urgencia，簡稱DNU）》，以336項條款全面放鬆了監管。
阿根廷人鬆了一口氣。
數百部法律和條例正在被廢除或自由地修改。
被取消的法律有租金管制法、超市產品範圍條例（超市貨架管理法[西班牙語：ley gondolas]）、國家供應商保護法（國家採購法[西班牙語：compra nacional]）和觀光條例。
允許航空公司提供新的航線。
糖酒行業取消了管制，銀行業和礦冶業也一樣。
DNU也使國有企業的民營化得以可能。
米萊設定了將所有國有公司民營化的目標。
在阿根廷，這些法令立即生效，只要沒有同時被參眾兩院否決，就繼續有效。
2024年3月，參議院否決了DNU。
因為眾議院尚未處理DNU，到本書寫作時，這些法令仍然有效。
除了DNU之外，米萊的第二項重大計劃是2023年12月27日推出的《阿根廷自由基礎與起點法案（La Ley de Bases y Puntos de Partida para La Libertad de los Argentinos）》。
該法案必須由眾議院透過才能生效。該法案的最初形式，作為一個立法包，包括664項含有解除管制和民營化內容的條款。
該立法包也縮小了國家的權力。
最重要的條款也許是實行可凌駕於任何監管之上的自由契約。
監管僅僅具有補充性質。
如果法律規定保護租戶三年內不得被解租，那麼，只有在締約方沒有就其他情形達成一致的情況下，才能適用這條規定。
如果他們在租約裡寫明，通知期限是六個月，那就適用六個月。
DNU和《基礎法》加在一起，意味著超過1000項自由化措施。
超過2000項額外立法計劃正在起草。
因為2025年有眾議院選舉。
米萊在眾議院沒有多數票，因此第一次提交時，《基礎法案》被否決了。然而，在經過長時間協商後，2024年6月27日，眾議院通過了一個包含232個條款的削減版。
儘管國會有出於政治動機的阻礙政策，米萊在任職前100天，還是成功地減少了約30%的政府支出（按實值計算）。
他一方面是透過減少政府支出，例如減少國家僱員和部委數量；另一方面，透過調整政府支出，以降低通脹率。
這就是電鋸和攪拌機。
因此，他的改革計劃的實施與路德維希·艾哈德不同。
在阿根廷，米萊不能簡單地實行他認為正確和為此當選的改革。
反對派在國會中有多數席位，想要阻止他獲得成功。
這是在阻礙改革計劃。
米萊已經宣佈這些反對派是攔路虎和叛徒，要求阿根廷人在下一次選舉中給他們一個教訓。
在《基礎法案》首次遇挫後，2024年5月25日，米萊在阿根廷科爾多瓦（Cordoba）市立法週期開啟時發表演講，向其他黨派的政客提供了一個關於阿根廷未來的盟約，《五月公約（Pacto de Mayo）》。
該公約包含十個要點。
第一，私有財產不可侵犯。
第二，有義務不接受政府赤字。
第三，將政府支出降至GDP的25%。2023年，這個比率是約36%。相比之下，德國是堪堪低於50%。
第四，廣泛減稅。
第五，稅收簡化改革。
第六，開採阿根廷礦產資源。
第七，勞動力市場改革。
第八，養老制度改革，以使其可以維繫。
第九，國家架構和政治改革，使政客與民眾的利益更加緊密結合。
第十，自由貿易。
該公約的前提是《基礎法案》要預先透過。
《五月公約》計劃在非黨派基礎上實行這些改革， 它的範圍堪比艾哈德改革。
然而，反對派拒絕這一公約。
艾哈德的情況是，他給盟友們提供了既成事實，而米萊的情況是，連這樣的盟友都沒有。
艾哈德宣佈廢除價格管制時，不是由人民選舉的。
儘管有調整危機，但是，阿根廷人選舉了米萊並站在他身後。
米萊的受歡迎率堅不可摧。
前幾個月的衰退和調整過程確實帶來了傷害。
但是米萊在競選期間就已經宣佈了這些改革，並且因此當選。
阿根廷人理解，阿根廷的貧困發端於基什內爾主義的那數十年。
就像路德維希·艾哈德改革一樣，阿根廷也出現了反改革的街頭抗議。
畢竟，左翼政黨和工會進行動員反對緊縮措施和改革。
衰退已經結束。
不，是出現了回升。
自2024年夏以來，阿根廷經濟持續增長。
多年基什內爾主義以後，米萊只需要將自由之門開啟一條縫，就能釋放增長。
減少政府赤字意味著更多資源可供私營部門使用。
當然，這種調整還需要少許時間，正如路德維希·艾哈德突破危機需要時間一樣。
米萊相對於艾哈德的優勢是，他不像艾哈德那樣，使改革與民眾對立。
德國民眾起初是拒絕市場經濟的，只有當成果可眼見為即時，他們才能漸漸地對改革產生好感。
米萊在當選前，已經領導文化戰爭十年之久，而艾哈德只能在改革以後實際地努力使一般大眾理解他的措施。
同時，德國離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市場經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政府佔有的GDP份額——稅收和管制負擔——一直持續上升。
德國在慢慢爬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取得了進展。
這個國家產生一次新的經濟奇蹟，進行一場新的激進休克療法的時機，很久之前就成熟了。
使像艾哈德這樣的自上而下的妙招得以可能的有利巧合因素不再存在。
米萊的樣板仍然可行。
我們需要的是進行一場新的文化戰爭，讓德國人更密切地接觸自由理念和價值觀。
米萊已經將這條道路展示給大家了。
他的營銷、措辭和策略已經提供了實踐性的啟示。
需要一個有魅力的任務在德國複製這個過程，並幫助德國人實現新的經濟奇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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