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再做牛馬，我把自己「最佳化」到了鄉村|故事開放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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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哲：

你好，歡迎來到故事開放麥，這裡是故事FM 的全新單元，我們去線下收集故事，面對面見證一段人生，然後把其中一些帶回來轉交給你。

今天你會聽到五個故事，它們來自 4 月 9 日在北京舉行的線下開放麥活動。這次活動由故事FM 和騰訊新聞「中國人的一天」欄目聯合舉辦，主題是：村漂「飄」了：當年輕人漂到鄉村。我們邀請了五位有著不同方向的「新農人」，來分享他們「漂向鄉村」的人生選擇和生命故事。

希望透過五位新農人的分享，我們能向你呈現一個城市之外的世界，呈現這些主動去到鄉村的年輕人，他們是如何去抉擇他們的人生，以及每一個階段都是如何度過的，希望這場開放麥，能夠為這屆年輕人在擇業時提供一份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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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一位講述者是石嫣博士。石嫣博士是中國第一位拿公費去美國務農的學生。在美國的農場，她受到了當地 CSA ，也就是社群支援農業（Community Support Agriculture) 的模式和觀念的啟發。回國之後，她在北京順義區創辦了一個分享收穫農場。同時，她一直致力於推動中國社群支援農業和可持續農業的發展。至於什麼是 CSA ，以及她去到農村又有什麼樣的故事，有請石嫣博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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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嫣

「我似乎是去西天取經了，但取回來的是一本中國經。」

「我的野心顯然要更大一點，我決定去當農民！」

大家好，我是石嫣。我是 80 後，城市出生長大的獨生子女一代，但我現在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村裡人了。我今天想給大家講講，我在鄉村做「土豪」的故事。

之前就有人問過我「石嫣博士，新農人這個工作是不是很土？」其實我覺得，我就是一個「土豪」。不過我要解釋一下，這個「土豪」，是以耕耘健康的土地為自豪。這話聽起來有點大，有點飄，就像我們這個開放麥的主題《村漂「飄」了》。

那大家就且聽我慢慢講講，我是怎麼「飄」的，以及這之前，我是怎麼做的村漂。

我出生長大都是在保定城市裡。我以前沒有什麼關於鄉村的記憶，只聽父母講過他們上山下鄉的故事，但自己是沒有什麼概念的。等到我 2002 年考大學的時候，市場經濟正蓬勃地發展，各種商學院在大學成為熱門方向，農民紛紛去城裡當農民工，鄉村的孩子也紛紛考大學，希望未來能夠走出鄉村，去工廠、去企業。那時候，鄉村是人們想辦法要離開的地方。

我因為高考不理想，父母又希望我別離家太遠，就選擇了河北農業大學，學了農業經濟管理這個專業，雖然這個專業隸屬於當時很火的商學院，但是「農業」兩個字，在當時還是不好聽，當時這個專業也不好招生，所以包裝成了所謂的農業經濟管理，看起來沒有那麼土了，也好招生。我就是那麼被招來的。

■圖 / 大學時期的石嫣。

2002 年入學的時候，我很牴觸自己的專業，就覺得土，學校也土，專業也土，跟人說起來，我也不自信。但是今天看來，好像冥冥之中也是天意。我竟然真的深深紮根在土地上了。

所以有時候，看似沒有太多選擇，其實柳暗花明又一村。四年後，我大學畢業，保送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攻讀農村發展專業讀碩士，後來又直博，師從「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教授。

剛入學不久，溫教授就派我去山西一個煤礦村去調研鄉村經濟。我第一次有一種「被下放」的感覺，難道老師不擔心我們的安全嗎？等到了村裡才發現，因為集體經濟的發展，村民家家戶戶都住著別墅，而且大家對我們都很熱情。

■圖 / 在山西煤礦村做調研的石嫣，遠處是村民們整齊的別墅。

那次調研後寫調研報告，我第一次有了思考停不住的感覺，我失眠了。中國的鄉鎮企業是在什麼背景下得到了發展的機遇，村莊集體經濟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什麼？後來，我又去了幾十個村子調研，看到了不同發展階段的村莊，也看到了包括鄉村治理、環境汙染、留守兒童、老齡化等方方面面的問題。再後來我才意識到，溫教授是把我們放進了一個更宏大的敘事裡，他希望我們去真正的農村、看到真正的問題，只有當你不僅僅關注自己時，價值觀、世界觀才能建立起來。

2008年，我得到一個到美國明尼蘇達的地升農場實習的機會，也就是媒體口中的公費去美國務農。在美國農場務農的半年，我第一次接觸到了CSA， CSA 翻譯成中文就是「社群支援農業」。他們的模式就是，一個農場把自己一年預計的收穫和預算分成 N 份，每一份就是一個消費者家庭份額，每個消費者提前預付這一份的預算費用，這樣既保障了農民的收益，消費者也可以吃得生態健康。

■圖 / 石嫣正和美國當地的農民討論蔬菜種植。

與此同時，日常八小時的強體力勞動，無手機、電視的日常生活，讓我不斷質疑種地的價值，難道我的研究不更有意義嗎？但經歷了極致的孤獨，也得到了人在自然中工作生活的快樂，生命的意義就是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也就是在美國的這次農場實習經歷，我終於找到了知識和土地的連結。我當時就有個念頭，我也想在中國做 CSA 農場。

博士畢業後，我沒有選擇去做科研，那是一條輕輕鬆鬆的路，但是今天看來，我的野心顯然要更大一點，我決定去當農民了！

■圖 / 有勞作就有收穫，看著小雞們一天天健康地長大，石嫣感到十分快樂。

2012年，我和六個小夥伴在北京通州的一個村子，找到了一個種了四十年菜的農戶郎叔郎嬸。我們透過預售五年蔬菜份額，一年一個家庭吃有機菜約6000 元，五年就是 30000 元，我找了十個老師和朋友籌了30萬就開幹了。

剛創業時，國內 CSA 農場屈指可數，但如今，全國的 CSA 農場數量已經達到了 1500 至 2000 家。我和團隊在北京郊區建成了 360 餘畝農場，併為 1500 個份額家庭提供有機蔬菜配送。同時，我們還組織新農人培訓，已經累計培訓了 70 期約 2100 名新農人。去年我又聯合全國各地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創辦了為全國各地的新農人，提供技術支援與銷售渠道的平臺「公平田野」。現在，CSA 農場在全國各地的鄉村像煙花一樣開放。

■圖 / 石嫣正在給新農人們培訓 CSA 知識，農業、土壤、食物、健康、環境環環相扣。

在創業的過程中，我和我的學弟兼創業夥伴相愛了。在大自然裡，相愛其實很自然。那要從一袋牛糞開始，有一次我們在地裡幹活，我看到我先生兩隻手抓起一袋重80斤的有機肥，一掄胳膊就扛在了肩膀上。當時我就覺得他很高大，既能夠讀書研究，還能腳踏實地。

■圖 / 石嫣和丈夫的生態婚禮，用腳踏車做婚車，在廣袤田野裡舉行儀式。

四年前，我成為了一個母親，一年前我又有了老二。）我們給老大起名叫程石艾，首字母就是 CSA 。來銘記我們的事業和愛情。成為一個母親對我來說，是很特別的，因為在農村，你會面臨孩子教育的問題。老大快要上幼兒園時，我考察了很多學校。但我發現，大家重視教育理念，勝過孩子吃的是否安全健康。

其實，我覺得我們把什麼放到孩子的嘴巴里，和把什麼放到他們腦子裡是一樣的。如果我們只是一味讓孩子成為自己想讓他成為的那個人，他就很難得到身心的健康。我們需要關注孩子真的喜歡學習什麼，他內心的情緒變化，就像我們關注吃的健康，就要回到關注土壤健康。

■圖 / 春天，農場的梨花盛開，萬物生髮之際，石嫣懷上了第一個寶寶。

當你能看到土壤中有大量的生命的時候，才能看到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參差多樣、豐富多彩的。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於是我就跟幾位同事一起創辦了農場的自然學堂，三百畝農場一年四季的課程都是活的，裡邊的農民和老師都是這裡的生活者，一日三餐都可以自己採摘烹飪。我給孩子的要求就是：好好吃飯、好好睡覺、好好說話。

實際上，很有意思的是，土壤中有一種微生物叫母牛分支桿菌，這種細菌分泌的物質和現在抗抑鬱藥物百憂解的物質是相似的。難怪孩子們都喜歡玩土，因為確實從中可以獲得快樂。你觀察孩子嬰兒時期，他的快樂並不需要依賴物質，一個人身心健康的獲得，生活就是最好的來源。

從 2012 年到今天，我在鄉村已經整整待了 13 年。這 13 年裡，我從一個城市的孩子，成為了一個新農人；也從一個野心勃勃的學生，成為了一個能夠給這個社會帶來價值能夠影響到很多人的創業者；更從一個最初嫌棄的懵懂大學生，變成了一個對土地有深深依戀的人。我真的深愛土地，才會願意讓自己的愛情在這裡發生，讓自己的孩子在這裡出生和長大。

■圖 / 生機盎然的麥田中，石嫣和孩子正在感受自然。

現在我就住在北京順義區柳莊戶村裡面，我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只需要十分鐘的步行，我可以中午回家給二兒子餵奶。與此同時，我還把父母接到一起，他們既可以幫我照顧孩子，我們一家人也可以更多相聚。在村裡的大院子裡，一家人的生活並不侷促。

很多人認為我在村裡工作就沒有 996 了吧？其實我的工作是全天候！每週我還要直播，但即使是走到直播間再到夜深停播回家，我都沒有工作的壓力感。每天迎著陽光，走向我日日耕種的土地，與來農場工作的村人打招呼，看到朝陽柔和地照在土地上，看到我們種植的蔬菜葉子肥壯，迎風搖動，這就是我一天最充滿希望的時刻。

愛哲：

下一位講述者是大毛。她是觀野青年養老村的創始人之一。她和她的五個好朋友受夠了北京的牛馬生活，受夠了沒人認可也沒有價值感的工作。於是，他們帶著工作四年的一點存款，去到了一個叫邢各莊的村子。大毛說，她當時是帶著一些虛榮心去到鄉村的，那我們就來聽一聽大毛的故事，她是怎麼靠著虛榮心，一起和小夥伴建立了一個「理想國」的？有請大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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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毛

「既然城市也沒有那麼需要我們，那就把自己最佳化到更需要我們的鄉村」

「村子裡晚上沒有水，我們花3500塊自己挖了一口井」

大家好，我叫王郭璐，你們可以叫我王大毛，我是一個很直接的純 E 人，唯一害怕的就是一板一眼。我漂在鄉村有兩年時間，期間遇到過很多挫折，但總的來說，也是我人生中收穫最多的兩年。

我來自山西長治，小城很小，有很多老巷子、老房子，是典型的慢生活小城。一般在這裡出生的人，人生路徑大機率是：上學、長大、畢業考公或者繼承家裡的買賣、結婚生娃、退休。

我大學學的政治，研究生學了法碩，並沒有走上專業對口的路徑。但大學生活讓我接觸了不一樣的城市和人，也讓我想去遠方，過不一樣的生活。畢業後，我選擇到北京，沒什麼計劃，就是想多嘗試，做過很多份工作，老師、擺攤、中介、戶外電子路書採集、俱樂部領隊、自然教育、文旅公司策劃、景區運營……算是很多行業都插過一腳。每天非常忙碌，幾點一線，很快就成了一種感覺像畫地為牢的模式。在一個大城市，硬是活得孤僻了，只活動那麼一畝三分地。

後來，一場突如其來的大雨給了我很大的衝擊。當時我在景區工作，沒想到遇到十年不遇的洪災。幾個小時的時間，小院就看不到屋頂了，馬路、景區都變成了汪洋。我們提前逃到應急避難場所，好幾天吃飯、喝水都很困難。這讓我意識到，當下的生活和工作其實都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此時意外離去，除了讓父母傷心，讓幾個朋友惋惜，之後呢，大機率的我就消失了，很快就不會有人記起我了，我算是稀裡糊塗的一輩子就結束了。

再後來，我辭職了，恰逢我的幾個小夥伴也有同樣的想法。我們就想起有一個村子，它很小，有點荒，破屋很多，但莫名的給人一種平靜的力量。第一次去，就非常喜歡，一直說如果老了，就一起去那裡養老，把那裡改造成想要的模樣。但是，為什麼要等到老了呢？那時候都玩不動了，再好有什麼用，再說那麼老也沒有力氣改造啊。於是，我、董家萍、顏聰、汪菲茹、崔凱、李冰心，號稱 F6 ，我們是從初中到大學的同學，也是真正擁有生活磨合的摯友。我們六個人決定反向而行，將自己「最佳化」到鄉村。

我們租了一輛半掛、帶上所有家當，闖進了那個坐落在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夾縫中的小村子。村裡有一條大河南北橫穿，野花遍地，大部分的農田和主街一半的房屋都因水患無法使用，村頭的寺廟也一直在修繕。這個村戶籍人口 547 人、常住人口 159 人，有 700 多年曆史。

■圖 / 青年養老村 F6 的大合影。

初來乍到，說著要改變和創造，實際上更多是適應這裡的生活。原來在城市裡唾手可得的很多東西，在鄉村都需要費勁取得。這裡的自來水只有白天有，於是我們花了 3500 塊打了人生中的第一口井。這裡的垃圾回收系統是十幾個村子共用一個，有垃圾車不定時 3 到 5 天會收一次，每次都會有歌曲提醒你「倒垃圾，丟垃圾，垃圾傾倒要分類」，如果這個聲音出現了，你沒有及時跑出去，那麼院子裡少不了一座垃圾山。至少有一個月，我們上演了 3 場拖著大號垃圾箱追趕環衛車的戲碼，給平靜的村子增添了很多歡笑。

這裡只有一個超市，從外表難以辨認的那種。這裡沒有菜店，每週會有一個大卡車到村裡戲臺叫賣。村民們大都是自給自足，每家每戶都會種糧種菜，有雞有羊，連果樹都是按照不同季節種植的，保證每個時節都有水果可以吃。所以這個地方的生活，只有我們相對困難。雖然有一塊田地，但經過多次嘗試，一直毫無結果，所以只能每週等待可愛的賣菜大叔。村裡離最近的快遞站有 15 公里，對於沒有交通工具的我們，網購是比較困難的。另外，這裡也沒有理髮店、早餐店，很多城市裡稀疏平常的東西都是沒有的，最多的就是老人、婦女、幼童、雞、羊、野貓、老房子、荒院、不知名的植物。

我們把開始的生活拍成了影片，上傳到短影片平臺，一時間在十里八村成為了知名人士，很多鄉鄰都留言告訴我們該怎麼解決那些問題，甚至要直接過來幫我們，我們算是開啟了鄉村生活的第一步。

■圖 / 大毛和冰心的合影。

早在 2019 年，F6 的冰心就已經返鄉做老房重生的專案。幾年下來，村子裡已有 8 套保留當地傳統石木結構、結合現代智慧民宿風格的院落。失去活力的鄉村，發展的目的永遠不是成為同質化的城市，保留個性，做地區矩陣，才可以延續文化，避免千城一面。我們六個人在合體之後，就開始頭腦風暴，既然要放開大鬧一場，就要做一個更好的鄉村、年輕人願意生活的鄉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們的需求、原住民的習慣，以及未來的可能性。我們六人，3 個設計、1 個策劃、1 個產品經理、1 個過氣網紅，發揮所長制定了很多計劃，和村民一起努力。

我們首先開了一個「觀野養老村 F6 」的賬號，用來記錄和宣傳我們和村子一起的變化；同時也發帖召集和我們一樣喜歡鄉村、想要自由生存的義工和 100 位免費體驗者。這樣就有更多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參與到了運營和生活中，提供青年養老村的更多可能性。為了迎接大家的到來，我們制定了義工規則和新村民生存指南，義工每天 2-3 小時的工作時長、有具體的工作內容和不固定的工作時間，免費食宿。我們還準備了 100 個可以讓新村民進入鄉村的到地活動，比如大河水療、山頂露天午睡等等。

■圖 / 不光是青年「養老」，也是青年養「老」，村裡的老人們，也很需要像大毛這樣的年輕人。

青年養老村是我們在自媒體上的名號，這裡的「養老」，很容易有一種歧義，和躺平、不思進取、擺爛掛鉤。但是我們的養老其實是雙向的，一方面青年人喜歡退休後不為生活而工作的自由，不是說不想工作，只是想要更多自由，選擇自己想做的事情和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是鄉村存在老年人養老的問題，缺乏基礎設施、孤寡無人照管、看病難、生活也不便利。年輕人的注入，為村子帶來了更多需求和活力。最直觀的，現在村子裡的小賣店有 4 家了，過路會停下的賣貨車也多了，村裡有了豆腐坊，多多買菜，一定程度上讓鄉村生活更便利了。我們還制定了村民工分銀行，讓村民可以用自己的技能參與到養老村的運營上，有尊嚴的獲取所需。

很多人問，青年養老村怎麼維持，畢竟建立一種相對自由的生活制度，是需要金錢支援的。我們前期整修了 8 個院子，可以容納 160 人，為新村民提供食宿是主要的收入來源，也會兼職給別的村子的民宿和農家院做一些自媒體代運營的工作，幫助村裡銷售農產品等等。就靠這些收入，一點一點，做老屋重生、修復水毀區域與支撐日常開銷。

一年過去，賬戶裡不會有太多餘額。這個專案對於我們來說，算是半公益的，最大的收益是遇見了很多有意思的人，經歷很多有趣的事情，學習了很多厲害的技能，身體和心情都更會呼吸了。看到村裡一片欣欣向榮，因為我們存在而發生的變化，覺得意義非凡，這是之前的生活從沒有的驕傲。

■圖 / 養老村的二手市集，原住民和新村民都會參加，現場十分熱鬧。

在村裡的日子，偶爾還是會想念城市的繁華，這裡快遞不方便，所以不能隨便買東西；這裡沒有炸雞奶茶、沒有美甲按摩、沒有大型超商……城市生活還是很有吸引力的，不要消弭自己的慾望，我們不討厭城市，城市很好。所以每個月我們六人還是會輪流放假，回到城市一天，單純享受城市的美好和便捷。

我們在村子的運營和建設上，各司其職，有人負責活動策劃、有人負責自媒體運營等等。雖然劃分清晰，但是建設一個新型的鄉村社群還是很艱難，久而久之，會有很多摩擦。好在這裡天空真的很藍，白雲、晚霞真的很美，風吹、流水真的可以讓人平靜，美好的事物會讓摩擦很快成為磨合。理想鄉村完成的每一步，都會堅定我們要做這個村子的信心。

我們開始做這個村子，來過 3327 個新村民，有的是社交媒體來的、有的是朋友介紹來的，有的是來了走、走了又回來的，來過很多神奇的人。難以想象我原來在北京生活的 4 年裡，認識的人只有室友、同事、按摩店技師和小區附近的早餐店老闆，現在我也是交友滿天下的人了。

我們的村子很厲害，它有一種神奇的力量，即非常固定的作息時間。你如果來到我們的村子，會發現某個地方一定會重新整理某個 NPC ，例如，早上 6 點田裡一定有 3 個老頭，4 個老太太。更有趣的是狗狗遛村、貓貓覓食都有規律時間。這裡瀰漫著濃濃的樂天知命的氛圍，這是一種容易讓人莫名平靜的力量。所以大家來到這裡，一下子就會放鬆，不知不覺開始分享自己，在這裡很容易收穫關於人生的經驗與建議。

■圖 / 大毛和她的小夥伴們，無論什麼年齡，大家都能玩得很開心。

我們在村裡的故事太多，遇到的人也太多，每個節日都是全村一起歡度的，在村子裡的時間，我們收到了客人的認可，村民的喜愛，政府的關注，媒體的矚目，從沒有覺得自己這麼有用過。

我們已經駐村 2 年，有了一個新的模樣，鄉村也逐漸有了新的樣貌，我們還在開發新的實業，希望讓村子更好的生長，如果你和我們差不多，如果你對這裡好奇，可以來找我們，一同成為村子裡的新鮮血液。

謝謝大家！

愛哲：

下一位講述者張新斌。他是守望大山公益品牌的創始人，也是著名的公益專案「外婆的禮物」發起人。張新斌老師長期關注貧困山區留守老人的問題，提出了「以買代捐」的公益模式。張新斌老師認為，鄉村老人的確需要養老，需要錢，但是他們也需要尊嚴。也是他的這個理念，讓他在山村裡擁有了 3000 多個外婆。有請張新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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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斌

「我發現，單純的捐贈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生活」

「老人雖然生活清苦，但我能看出來他的要強和自尊心。」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張新斌，也叫大山守望者，我的家鄉在陝西南部，秦巴大山裡一個非常偏僻的小村莊。小時候我的父親是一名鐵路工人，在東北的瀋陽修鐵路，平均每兩年回來一次，我的母親還要去照顧他，用今天的話講我就是一個留守兒童，所以留給我童年生活最深的記憶就是外婆的陪伴。每年過生日的時候，每次想媽媽的時候，外婆總會從藍布圍裙裡變出個搪瓷碗：「斌娃，趁熱乎」。沒錯，那是一碗紅糖水的荷包蛋，外婆總會把最好的留給我，那份甜蜜的味道也成了我一生的羈絆和思念。

在我 14 歲的時候，父親因為身體原因，提前辦理了病休終於回到家鄉，不幸的是，15 歲那年母親永遠的離開了我。為了給母親治病，家裡債臺高築。1999 年的春天，16 歲的我無奈輟學，那個時候對於未來特別迷茫。有一天，我正在地裡幹農活，有一個表哥說他要去西安賣香椿，就順便問了我一句，你要不要去？

當時我呢，一方面是對於外面的生活特別憧憬，對自己的未來也有很多期許，我就說我要一起去，然後軟磨硬泡跟我父親要了 100 塊錢的路費。當外婆知道我要出遠門的時候，給我煮了一籃子的雞蛋。從我們老家到縣城需要 3 個小時，結果睡了一晚上，第二天香椿爛掉了，我表哥就說他不去了。然後就只剩我一個人，坐著一個破舊的大巴車，經歷 14 個小時翻越秦嶺來到西安。現在想想，其實我特別想給那個 16 歲的少年點贊，因為那個年紀，沒有身份證，沒有任何的工作經驗，我想卷也沒有辦法卷，想當牛馬都沒人要。

在西安的頭三個月，我像野草一樣活著。從社會的最底層，從為了一餐飯，為了一張床開始打拼，賣過報紙、洗過碗、做過廚師。有了一點點積蓄之後，因為我從小就非常喜歡藝術，然後就去找老師學唱歌，成為了一名酒吧駐唱。再到後面呢，又開始主持各種商業活動。2010 年，我創辦了第一家公司——西安 80 文化傳媒，主要業務就是婚禮策劃和商業活動策劃，做得非常好，在 2014 年我們團隊還拿了一個全國婚禮策劃的金獎。在西安擁有自己的婚紗禮服館和十多家直營、加盟的婚慶公司。到 2013 年，可以說我過上了自己小的時候夢寐以求的生活，也是外婆期盼我擁有的生活。

■圖 / 2012年，29歲的張新斌，在婚禮上做主持。

迎來人生第一次創業的小成功，家裡卻傳來噩耗，我的外婆去世了。外婆的晚年，孩子們都不在身邊，她不願意給孩子們添負擔，95 歲高齡的她，是自己結束自己的生命的，聽到這個訊息，我心如刀絞。從 16 歲離開家鄉到外婆離世，這中間的十幾年，我回去的時間非常少，一個人在外面打拼，一年只能回去一兩次。

外婆去世後，我回到山裡住了比較長的一段時間，也是這段時間，我又重新認識了我的家鄉，重新認識了大山。我發現，原來現在的家鄉已經不是小時候那樣的熱鬧了。大量的青壯年外出，很多像我外婆一樣的老人，因為子女不在身邊，他們除了生活的窮苦之外，更缺少精神的陪伴。

生病了他們要等孩子給他們打錢，過年了他們想給孫子買件衣服發個紅包，可是他們哪裡來的收入？我也看到了很多像自己小時候一樣的留守孩子，他們沒有父母的陪伴，知識匱乏，對於外面世界也一無所知。那個時候我內心就有一種力量，想為家鄉、為這些孩子、為這些老人做些事情，於是我號召身邊的朋友們發起了守望大山公益行動。

■圖 / 2015年，張新斌發朋友圈，希望能把村裡的雞蛋帶進城。

起初非常簡單，就是組織我身邊的朋友去做一做捐贈，去資助孩子，去給老人送一些生活物資。2013 年～2015 年，三年時間，我很多次往返在城市和大山之間，也經過很多次的考驗。因為那個時候交通很不方便，很多次車子在山上爆胎、油箱碰裂。我跑了十多萬公里，回去的越多，瞭解的也越多，內心的使命感也就越強。

但很快，我發現單純的捐贈並不能真正改變他們的生活。有一次，我們在一個非常貧困的老人家裡，走的時候就說我們留點錢吧，改善一下生活。老人生活雖然很清苦，但他就是不願意接受，我能看出來他那種要強和自尊心。當時我們看到他家牆角放著一些野生的獼猴桃和一籃子雞蛋，我說那我們把你這個雞蛋和獼猴桃買走可不可以？當時他就非常的開心。

他說平時沒事，也幹不了重體力活兒，就養養雞，采采野果。這些東西吃不完，又賣不出去，送人也不太方便，山裡都不缺這些。最後我們給了錢，他把東西給我們帶走。走的時候他和我們打招呼，那個時候他臉上洋溢位的笑容，我一輩子都忘不掉，那是一種被尊重，有價值感的笑容。於是，我開始思考，如何讓他們透過自己的勞動獲得尊嚴和幸福。

2016 年，我發起了「以買代捐」這種創新的公益模式。我們幫老人們養雞，再透過網際網路平臺把雞蛋賣到城市。可能許多人會問，為什麼是養雞呢？因為我們要找一件他們力所能及的事。經過走訪和考察，我們最終確定了這種形式。在當時，我們對於產品、產業，包括資金都非常的匱乏。機緣巧合的情況下，我們在陝西省慈善總會的推薦下了解到騰訊公益平臺，於是就在平臺上發起了一個「助力百位外婆創業養老的專案」。

出人意料的是，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們就籌到了第一筆善款—— 10 萬塊錢。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哇，這個事情原來有這麼多人參與，而且那個專案參與的人次還非常多。我們就看到了希望，也看到了網際網路平臺和科技給鄉村帶來的更多可能。我們用這第一筆善款，幫 30 戶老人買了雞苗、建了雞舍。這不僅讓老人們有了收入，還讓他們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記得有一次，一位老人用自己養的雞蛋換來了錢，她的臉上露出了我從未見過的笑容。那一刻，我明白了，真正的幫助不是給予，而是讓他們透過勞動獲得尊嚴。

30 戶老人們我們也不是隨機的選擇，有的老人一開始也不信任我，起初我們去給老人說要送雞苗，他們說：「你們是騙子吧？哪有免費給的？」於是我們就從熟人下手，30 戶老人裡面，有 10 戶都是我的親戚。

當然事情並沒有我們想的簡單，我們第一年選的雞苗成活率非常低，我們也沒有專業的培訓，發出去的雞苗 40% 都死了，活著的都遲遲不下蛋。那段時間我都不敢去村裡，去了外婆們也是罵我們。後來我們找專家去學習，到專門的養殖場考察，重新自掏腰包購置了雞苗。終於，第一批雞蛋出來了，我們當時想到一個很好的廣告語「外婆家沒有壞蛋」。可是第一次發出去的雞蛋，就簡直是沒有好蛋，因為對包裝、快遞的業務不熟悉，那段時間我們接到最多的就是投訴電話和罵我們的電話，有的甚至投訴到了騰訊公益平臺。我們開始研究包裝，經過多次測試，終於給所有的捐贈者補發了一份外婆的好蛋。為了能更好的溯源，我們還給每一枚雞蛋貼了專屬的標籤，讓大家知道這顆雞蛋來自於哪個外婆的家裡，我們叫它溯原始碼。

這項幫扶「外婆」的事業剛剛開始的時候，相比我之前從事的工作，完全是跨行業的，對於養雞的技術、後端的銷售等等，我一無所知。所以我就一發狠，徹底放棄了之前的公司、事業，離開了原來的團隊，重新回到鄉村，帶著幾個年輕人，組建新的團隊，開始做這樣一個冒險、卻充滿熱情的事情。

■圖 / 陳文群，今年 75 歲，一子一女都在外地務工，因為年輕時落下病根，和老伴都患有風溼性關節炎，幹不了地裡的重活。今年是她加入「外婆的禮物」公益專案的第十年，和老伴養了 100 多隻雞。

10 年過去了，從 30 個外婆，到接近 3000 個外婆，從一顆雞蛋到上百款農產品。外婆說，過年可以用自己賺的錢給孫子發紅包、給老伴置辦新衣服，花自己的錢腰桿硬、心情好，想活一百歲。我們給外婆們補拍了婚紗照，在村裡辦了金婚儀式，外婆們從說我是騙子，到當我是親孫子——這麼多年的努力我終於當孫子了，當了一個稱職的好孫子，我非常驕傲！

後來隨著專案的推進，我們先後發起了「外婆的禮物」、「通往幸福的彩虹路」等公益專案。我們透過騰訊公益平臺，修通全國第一條眾籌的通村路9.88 公里，讓孩子們上學不用走 3 小時下山，老人再也不用因為交通不便有病硬扛著；我們還修通了 4 座彩虹橋；捐建了 54 間禾苗書屋、10 萬冊圖書，資助了 500 多名留守兒童，希望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也希望更多山裡的孩子能更好的走出大山。透過我們「以買代捐」的理念，籌集善款來幫助鄉村，再把老人養的雞蛋作為回饋，郵寄給捐贈者。因為這樣的創新，騰訊公益開闢了「愛的回禮」這樣一個板塊兒，我們也是最早在公益平臺去嘗試做有回禮的公益專案。

把更多的愛心帶進大山的同時，我們也把更多的健康產品回饋給了城市。截至 2024 年，已有數百萬份外婆的禮物去到了全國的 200 多個城市。從外婆到返鄉創業青年，到農業合作社、農業公司，我們合作的面越來越廣，影響力也越來越大。從我一個人的守望到一群人的夢想，我們有了一支 40 多人的專業團隊和數百名志願者，一起守望著大山，守望著外婆。

2021 年我們團隊在全國脫貧攻堅表彰大會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2024 年外婆的禮物專案榮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創業的外婆們先後 6 次被央視和全國上百家媒體報道，外婆的禮物線上參與人次也突破百萬。這也讓我更加確定了透過網際網路、透過數字技術、透過平臺的加持，我們能夠做好城市和鄉村的連結，可以把千千萬萬的愛心匯聚在大山，再把大山的美好分享給城市的人。未來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讓我們的鄉村、家鄉變得更好。

■圖 / 10 年前的土坯房，早已變成磚瓦房，創業的外婆們生活得更好了。

今天其實我也特別想對我的外婆說，曾經你揹著我走過的那些鄉村小路，如今已經變成了星光大道。這個世界最遠的距離，從來不是山與海，而是從憐憫到尊嚴的覺醒。希望每個生命都可以挺直脊樑，希望每一個大山都有自己的春天，也希望有更多外婆找到自己的詩和遠方。我也邀請大家去外婆村看看，跟我一起守望大山。你的一切好，大山都知道。我是大山守望者張新斌，謝謝大家！

愛哲：

下一位講述者是汪星宇，汪星宇是鄉村筆記的創始人。鄉村筆記曾經帶領上萬名城市青年去到鄉村，也帶領上千名鄉村的孩子去到城市，所以他稱自己是城市和鄉村之間的擺渡人。而汪星宇其實出生在上海，又先後在復旦大學和紐約大學讀國際關係專業。回國之後，他卻一頭扎進了農村。這麼一個有光鮮教育背景的年輕人，為什麼要去鄉村呢？有請汪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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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星宇

「我是學國際關係的，但別人問我中國是什麼樣的，我卻回答不上來。」

「如果你不瞭解鄉村，那中國這本書你不止少讀了一章。」

大家好！我是汪星宇，能站在開放麥的舞臺上，一直是我的夢想。有人說，只要活得夠「慘」，講人生也能像段子。今天，我就來聊聊我的人生故事。

我創業八年，村漂八年，做的專案叫「鄉村筆記」。我在復旦和紐約大學學了 6 年國際關係，還錄製過 20 多檔綜藝節目。但 2017 年碩士畢業回國後，我一頭扎進了鄉村振興的創業路，走到了現在。

每次說到這，大家都會問我：為什麼選擇鄉村？答案有兩個——情懷和學術。

情懷方面，我老家在上海郊區南匯大團，就在浦東機場往南開車一小時的地方，那是個種瓜、種水蜜桃的地方。我總說自己是上海鄉下人，可別人都說上海沒有鄉下。我不服氣，小時候和大公雞搏鬥，被啄哭後當晚在爺爺奶奶的幫助下，就把它變成了餐桌上的美食，這還不算鄉下嗎？後來我走遍全國各地的鄉村，才發現上海鄉村確實不夠典型。

學術上，我學的國際政治，系主任說國際關係是「屠龍之術」，卻沒告訴我龍在哪。但我發現，只要加上「國際」二字就身價倍增，所以本科去芬蘭交換，研究生去紐約，還去了泰國、韓國、朝鮮。我寫了很多國際關係文章，可外國朋友問我「中國是什麼樣的」，我卻只能想到北上廣深和我上海郊區的老家。作為學國際關係的人，這讓我很不甘心，所以畢業時我決定做兩年體驗調查，深入瞭解中國。為了說服媽媽，我丟擲兩個選項：去敘利亞做戰地記者，或者回鄉村幹脫貧攻堅。我媽說那還是鄉村安全一點，就這樣，2017 年 6 月，我從紐約飛到湖南湘西花垣縣，開啟了村漂之路。

■圖 / 夜晚，村民正帶著汪星宇挖田裡的樹苗。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賣臘肉，收肉時老鄉們不讓我挑肥揀瘦，還說「小汪啊，豬是為你死的，你得負責」。這給我幹崩潰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一位老師點醒我：沒有人喜歡被居高臨下的幫助。我也是在那時候明白，想要幫助一個地方，得先了解這個地方。於是，我開啟了第一個創業專案「鄉土研學」，帶年輕人走進鄉村，去看看真實的中國。

來到鄉村，我們住過廁所挨著豬圈、豬圈挨著臥室的房子，聽著小豬的叫聲入眠。但也是在那樣的地方，我發現在村裡拿著筷子就能從村頭走到村尾，聽村支書講櫻桃節、相親的故事。

■圖 / 「鄉土研學」來到了湘西土家苗族自治州鳳凰縣涼燈村，汪星宇在給學員打飯。

有一次在湖南湘西鳳凰縣山江鎮涼燈村，孩子們爬山抓螃蟹。山路特別的滑，同學們人均摔兩跤，摔得「懷疑人生」。到快崩潰的時候，我們看到一位70多歲的老奶奶揹著揹簍、哼著小曲割豬草。那一刻我們明白，對城裡人來說的極限挑戰，是村裡人的日常。村子裡生活，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而我們農耕民族擅長的是跟土地死磕，再苦再累我們都不離開，我們熬下去、熬出來。

在做「鄉土研學」的過程中我們發現，費孝通先生筆下《鄉土中國》當中寫的傳統的鄉土社會雖然已經解體了，但是這些讓中國人之所以稱為中國人的魂並沒有消散，仍在方方面面影響著中國。如果你不瞭解鄉村，那中國這本書你不止少讀了一章。

■圖 / 雲南省普洱市瀾滄拉祜族自治縣改新村，村口的標語展現了村民們樸素的價值觀，當時汪星宇正和夥伴們在此地做運營。

可做了一年鄉土研學後，我們也開始思考：我們回來究竟是為了什麼？賣臘肉、做研學都不是最終目的，我們想的是如何真正幫助鄉村、改變鄉村。而真正能改變鄉村的，是當地的教育、當地的孩子。中國教育公益從 1.0 的捐資助學，到 2.0 的蓋圖書館、學校，再到 3.0 的素質教育，發展到現在 4.0 ，我們正在基於孩子學習動力去做一套解決方案。

這個專案以前叫「城市職旅」，現在叫「未來之旅」，專門資助縣鄉家庭人均年收入 1 萬塊錢以下的孩子到城市，讓他們看到各行各業，不僅有光鮮亮麗的投行、諮詢，也有批發市場、餐館服務生這樣的工作。

2018 年第一次做這個公益時，有家長懷疑我們是人口販子。他的家長給我打電話說「你們肯定是人口販子，不然為什麼要帶我們家孩子出去？你們做這個事情有什麼好處？」好在當涼山的孩子來到城市，還是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有天吃早飯，一個小姑娘突然哭了，她說沒想到肉包裡能有這麼多肉。後來回訪時，她的英語老師也哭了，她說自己畢業回到家鄉教了5年英語，孩子們回來之後，這是第一次認真聽英語課、問英語問題。

在我 30 歲生日的後幾天，我去了甘孜瀘定地震後的海螺溝中學講座。當時學校的宿舍樓因為地震已經變成了危房，孩子們在深秋的教學樓打著地鋪，當時我覺得特別心疼。講座時，我問你們的夢想是什麼？有個孩子寫下「好好學習，走出大山，再回來把海螺搬到安全的地方」。這些故事，就是我這麼多年，一直堅持做這件事的動力。

■圖 / 海螺溝中學的學生寫下的夢想。

到今天，我帶了幾萬名城市青少年和青年走進鄉村，資助了上千位鄉村孩子到城市，還嘗試過鄉村咖啡基地、鄉村振興孵化器，一路上跌跌撞撞，有成績也有教訓。但我真正想說的是，我去鄉村，不僅因為情懷，更因為我相信鄉村是未來。

大家都知道鄉村振興很難，因為鄉村沒有年輕人，發展很難融入城鎮化、數字化、工業化……鄉村振興的第一種解法是讓鄉村參與進分工，大多數鄉村振興專案，本質上都是在城市或網際網路上發現需求，然後在鄉村組織生產，滿足需求來盈利，這是很好的方式。但我發現，還有另一種讓人們走進鄉村的理由。就像很多人從北上廣深去雲南大理，為的不是錢權名利，而是風花雪月；去景德鎮，也是為了追求藝術。

■圖 / 汪星宇和山東菏澤戲曲研學團。

我們發過很多帖子，標題叫「去鄉村，35歲擁抱屬於你自己的山川湖海」。吸引了不少年輕人，你們猜為什麼？或者換個更大的問題，怎樣能讓所有人都獲得成功？就像怎樣射出一支箭，確保能命中靶心？答案是先射箭，再在命中的地方畫靶子，這就是「非共性的成功」。當世界的成功標準非常單一的時候，不可能人人都成功的。只有當世界變得多元，你的成功和我的不一樣，卻能彼此欣賞、尊重，這才是更好的世界。

鄉村振興的第二種解法，就是在鄉村創造非共性的成功。更好的是，在鄉村你不僅能獲得非共性的成功，還能擁有好身體。在人工智慧、基因編輯這些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什麼是不變的？那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不是為高樓大廈和數字螢幕而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圍著篝火聊天，沒有藍光輻射，但是有白噪音，這才是更好的生活，而這樣的生活就在鄉村。

■圖 / 汪星宇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登龍雲合森林學校。

今年是我創業第八年，現在我想告訴大家，我「忽悠」大家去鄉村，不是因為鄉村只有情懷，而是因為鄉村有更好的成功標準，能讓我們擁有更好的身體。歡迎大家來鄉村看一看！謝謝大家！

愛哲：

今天來最後一位講述者是小蛋。小蛋是一名音樂學院的研究生，在求學期間，一邊是高雅的藝術氛圍，一邊是學業和就業的壓力，小蛋陷入了自我懷疑。於是，她趁著假期去到了大理的一個村莊。在村莊裡的一個美術館做了義工。義工工作期間，小蛋遇到了很多人和事，現在她已經重新回到城市，回到學業和實習中，她會有什麼樣的故事呢？有請小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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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蛋

「我一會兒覺得自己很行，一會又覺得自己不行」

「自由和快樂其實是每一件實際的小事」

大家好，我是小蛋。我出生在福建一個典型的閩南鄉村家庭，為了讓我和姐姐接受更好的教育，父母在我出生後不久，就帶著我們一起去了福州。過上了城市、鄉村兩頭跑的生活。可以說，我一直都是一個村漂。很高興能夠在這裡，和大家分享我漂在城市和鄉村之間，不斷尋找自我的故事。

小時候，每次回老家都要坐著搖晃的班車，路過拴著牛羊的公路，再經過幾片稻田。雖然不喜歡路上的奔波，但是一想到可以和村裡的堂哥堂姐一起趕海，還有親切的鄰里長輩，我就歸心似箭。下車之後，迎面吹來鹹溼的海風，走到老房子，看見院門口盛開的三角梅，我的心才一下落地了。鄉村帶給我的印記，是來自土地和大海的廣袤，也來自人與人之間的熟絡和善意。

長大後，我按部就班地考學、讀研、兼職代課，雖然每年也有一兩次回老家，但是隨著童年記憶的逐漸遠去，我已經感受不到印象裡的鄉村和大海了，取而代之的是讀書的壓力。本科畢業後，我考研一戰失敗，二戰考上浙江音樂學院之後，「藝術」的光環，讓我一度處在一種自滿的情緒中。

與此同時，杭州又是一座非常快節奏的城市，讓我常常覺得很焦慮。我經常處在一種一會兒覺得自己行、一會兒又覺得不行的情緒中反覆撕扯。上課、代課、吃飯、睡覺，每天好像都很忙碌，回過頭來，又好像什麼都沒做，沒有什麼「落地」的確定性和成就感，甚至隱隱對未來感到害怕與疲憊。

正好在這時，身邊有個朋友剛從香格里拉做義工回來，他告訴我，做義工挺好玩的。我就去網上搜索，發現當時大理的荒堂美術館正好在招募義工，我一看他們的主頁，很多名人還去拍過節目，感覺應該靠譜。而且他們給義工包吃住，這是對我最大的吸引力。

■圖 / 荒堂美術館，由村子裡的民居改造而成，保留著原始樣貌。

說走就走，我拉著行李箱，隔天就到了大理鳳陽邑村。這個村莊既不屬於古城，也不屬於市區，保留著茶馬古道的古老，也有著現代文明的氣息。到了荒堂美術館遇到的第一個人，是 95 後的店長兼咖啡師慢慢，她說，除了廚師姐姐和老闆小楊哥之外，美術館的工作人員都不是本地人。而 95 後的她，也有自己的窘境，不適應城市又不適應老家，大理成為了城市和老家之間的緩衝地帶。

美術館的另一位老闆是一位藝術家，發起過「藝術點亮鄉村」的公益專案。我在網上搜到，他的藝術專案，被引用成了公務員考試題目。店裡的人都叫他信老師，好奇的我在美術館 80 年代的電視機裡，反覆看了幾十遍他的紀錄片和綜藝節目片段。起初，我有點緊張見到這個上過很多次電視的名人，不知道說些啥。有一天，他心血來潮，帶著我們去沙溪古鎮玩。他說，那裡有個稻田咖啡館，是他們幫小楊哥的表哥表嫂開的。他們把一個廢棄的池塘，改造成了稻田裡的咖啡館，我們就借宿在這裡。

咖啡店裡，表嫂的大女兒乖巧地坐在桌子邊寫作業，小女兒跑來跑去。這時客人還沒來，除了玻璃窗裡看出去一望無際的綠色麥田，一切沒什麼特別。表嫂人看起來總是很平靜，當她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認真地問我社交平臺到底該怎麼做的時候。

我意識到自己，真的在「象牙塔」裡面待太久了，想當然以為這種偏僻的村落還沒通網，我感到很慚愧。村裡不僅早就通網了，而且生意還不錯，大家都在趕著做社交媒體。

她說村裡本來咖啡店不多，只有她們家，這兩年因為各種宣傳，一下子多了起來，分流了不少客戶。另一家店因為明星同款迅速趕超了他們，本來剛好起來的生意又開始了動盪，她想要快速做好新媒體運營，賺更多的錢。

■圖 / 稻田咖啡館，樓頂有樂隊演出。

是的，沙溪的白族村落，並不是我想象的詩和遠方般的自由，這裡的人依然會為生活所煩惱。但是，當她轉身問來自上海的客人咖啡好不好喝，得到肯定答覆時的自信和滿足，是我在城市裡很久都沒有看到的。

我得承認，去大理之前，我對大理還是遍地文藝青年的刻板印象。人民路上的確處處都是席地而坐的文藝青年，我以為我會羨慕他們的灑脫。我最初來這裡的時候，看到凌晨路邊發瘋的酒蒙子，看到把一句話分成三行就叫詩集的文藝攤位，我反而有點失望。我不知道這些究竟是在幹什麼，也不知道我要尋找什麼，所謂人生的自由和曠野到底在哪。我就是帶著這種懷疑開始我的大理義工生活的。

回到鳳陽邑，我的義工工作逐漸進入正軌，每天和天南海北的人打交道。有一天，小楊哥帶著當地人老簡和一對外國夫婦來到了美術館。交談中，我瞭解到這對外國夫婦來自北歐，是老簡的朋友。

■圖 / 照片裡，小蛋正在為這對北歐夫婦介紹荒堂美術館。

小楊哥連忙叫我這個在場唯一的研究生翻譯，但說實話，我的口語並不好，真正到了和外國人的日常對話中，背過的單詞和學過的語法忘得一乾二淨。我只能一個詞一個詞往外蹦，意外的是，他們都聽懂了。藝術家女士說，她的母語也不是英語，我說得很好。

酒過三巡，北歐夫婦興奮地說起在大理的奇遇，原來他們的錢包是在坐大巴車的時候丟的，重要的證件都在裡面，沒有這些證件他們無法開始下一程。但是同線路大巴有很多，他們不記得自己上的是哪一輛車，好在老簡神奇地幫他們一天內就找到了。

老簡說，在送他們上車的時候，和司機叮囑了幾句，注意到司機的口音是大理某個縣的口音，於是他排查了車站現有司機裡來自這個地方的人，最後順利地在這個地方的人裡頭找到了這個司機，拿回了證件。他說因為他是學語言的，所以對語言非常的敏感。看著外國夫婦崇拜的眼神，我突然明白，學習的意義並不在於考證和高大上的 title ，和我今天並不流利的口語一樣，和老簡用口音找錢包一樣，知識本該是為我所用，而不是為我所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