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的文壇形象主要由一系列與政治相疏離的因素塑造而成,例如,以母愛、童心、自然為寫作題材,以清麗典雅為標誌性風格,主要限於精英圈層內部的文化社交,等等。長久以來,冰心的形象都顯得較為刻板和單一,往往被認為是一位與歷史變動保持距離的女作家。在冰心及其作品被經典化的過程中,早年的抒情小詩、兒童文學及其所彰顯的“愛的哲學”為其形象奠定了底色,儘管她也曾在“五四”時期寫出探討社會痼疾與人生出路的“問題小說”,但左翼革命話語中的冰心多因對“社會的組織和歷史”的隔膜及“不曾經歷社會的痛苦”的單純而遭批評[1](PP2-3),並在作品的結構模式方面表現出“總跳不出家庭”[2]的侷限。

近年來,研究界越來越重視20世紀四五十年代冰心在思想觀念與文學創作方面的轉變,致力於突破固化或簡單化的冰心形象。多篇冰心40年代佚文的發現,加之旅日期間部分著說的回譯,共同促成了這一研究熱點的出現。與很多作家一樣,戰時的奔波流徙與暴力體驗成就了冰心參與社會生活的深度與廣度,使她獲得了“人與文的雙重成熟”[3],也形成了一種融家庭、性別、戰爭與“愛的哲學”於一體的“獨特的戰爭敘述方式”[4]。葉聖陶將冰心的成長描述為一種性情氣質的蛻變:“她已經捨棄她的柔細清麗,轉向著蒼勁朴茂。”[5]冰心的作風轉變,不僅指文學創作在主題和風格等方面的更新,更牽涉著作家身份意識、精神結構和參與社會實踐方式的轉型。

旅日的冰心身處全球局勢大變動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落下帷幕,冷戰逐漸開啟。透過多篇演說、訪談和公開信等,冰心向日本介紹中國文學與文化,以增進戰後中日文化交流,同時圍繞戰後日本社會與婦女地位、青年的未來等話題發表意見。有研究者認為,冰心的這類文化活動體現了一種文化的政治邏輯,以吳文藻的知識圖譜、冰心吳文藻夫婦二人在日期間的人際交往為線索,冰心的和平言說既可被視為一種帶有文化外交屬性的話語方式,也顯示出她從魯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菊與刀》那裡借鑑來的闡發國民性的文化人類學思路[6]。而當我們調整歷史的焦距,將冰心的戰後言說置於抗戰語境之中,在此基礎上重新審視冰心的人生道路與創作演變時,其戰後觀念與戰時經驗間就表現出了一種歷史延續性。吳文藻與本尼迪克特對冰心的潛在影響值得關注,特別是文化人類學為冰心開啟的思想與學術視野,同時也應注意到這類影響的相對性和有限性。本文嘗試將戰後日本視為一個觸發冰心思索和平問題的跨文化語境,以冰心的和平言說為線索,回溯冰心在抗戰重慶的空襲創傷與政治文化實踐,凸顯其和平思想的內在淵源,認為正是“戰時與戰後”“重慶與東京”的時空雙重參照,使冰心反思了戰爭和性別經驗,豐富了和平作為一個“女性主義議題”的內涵,進而獲得了言說和平的現實根基與跨文化感召力。

1946-1951年,冰心以家屬身份隨時任國民政府駐日代表團主任的吳文藻前往東京,最初設想是陪同吳文藻完成一項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即把整個日本作為一個大的社會現場,實地考察戰後日本的政局形勢和重建情況,計劃在一年之內集中力量研究“日本天皇制、日本新憲法、日本新政黨、財閥解體、工人運動”等幾個重要專題,並無長久逗留的打算[7]。但事與願違,1946年前後,冷戰籠罩下的世界風雲變幻,國內的解放戰爭持續推進,吳文藻受國民政府暗中監視,不得不將旅日生涯延長,冰心也逐漸習慣了“天天寫文章,見記者,赴日本人的宴會”的日子,並以此為契機,一方面展開了對戰後日本社會更為細緻的觀察,另一方面開始向日本介紹中國文藝界的情形和文化界的對日態度。

踏上曾作為異國侵略者的土地,而又同時發現了東京的戰爭廢墟和日本的社會問題,冰心開始回顧此前的戰爭經驗,使戰爭以另一種方式延續在戰後言說中。從滿心仇怨到呼喚同情,冰心的情感、姿態、思想等產生了多方面變化,連同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在中日這一跨國語境中生成。冰心一再表示對東京遭受轟炸的痛心之情,儘管此前在重慶歌樂山就聽聞這一訊息,“想象得出無數東京的年輕女性擔心著丈夫和親人,揹著軟弱的孩子在警報聲中擠進防空壕那悲慘的樣子”[8],但東京彼時“堆著殘磚廢鐵,路無行人”的荒涼場景仍令冰心深感震驚。目睹戰後滿目瘡痍的敵國城市,喚起了冰心心中並不久遠的重慶記憶:“看見了東京我想起了重慶,走在箱根感到是走在歌樂山。痛苦給了我們貴重的教訓。最大的繁榮的安樂不能在侵略中得到,只有同情和互助的愛情才能有共存共榮。”戰後東京在某種意義上成為戰時重慶的映象。冰心透過頹敗的東京乃至遭原子彈焚燬的長崎、廣島所發現的,正是大轟炸時期如“羅馬廢墟”一般的抗戰重慶。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座重要的亞洲城市在此形成了頗有意味的呼應。同時,冰心充分調動自己的戰時經驗來理解戰後日本,表明其並沒有將戰後的“和平”視為一段與戰時的“動亂”截然割裂或自然過渡的歷史,而是看到了其間存在的複雜延續性。這一思考蔓延在冰心長達五年之久的旅日生涯中,“同情和愛”的呼聲不斷迴響其間。

憑藉自身在文學與文化方面的影響力,也藉助日本中國學家倉石武四郎的牽線搭橋,冰心多次受邀在東京大學文學部發表演講,併成為東京大學有史以來首位女性教授,開始講授中國現代作家作品。冰心最初以“怎樣欣賞中國文學”為題,勾勒中國文學自“舊文學”到“新文學”的發展脈絡和演變特徵。在1949年這一意味深長的年份向日本講述中國文學史本就具有象徵性,而與多位現代學人所建構的新文學史不同,冰心首先提出將“一國的國民性”作為理解和分析文學的必要背景,並重點突出了中國國民性中愛好和平的面向。這一意圖也可以從講授篇目的高度選擇性中得以發現。冰心在《左傳》《國語》等史書中找到古代帝王重文德甚於武德的例證,也從《行路難》《飲馬長城窟行》《從軍北征》等詩歌中發現百姓兵士思鄉厭戰的普遍社會心理,但冰心所論證的“崇尚和平”並非抽象的反暴力或消極的不抵抗,而是更接近一種以防禦為底線的“積極和平”。她指出,愛好和平和反侵略戰爭並不矛盾,“中國文人都反對侵略戰爭”,但一旦遭遇敵國侵略,危難降臨,“文人對於戰爭的論調就完全改變”。冰心列舉自南宋陸游到晚清康有為、梁啟超的詩歌,直至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強調作為“兇器”的戰爭在民族危機、抵抗外侮之際“不得已而用之”的情勢。在1951年6月東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冰心進一步將中國文學的“基本流派”界定為“和平主義”,從文學史視角佐證了“中華民族從來就是愛好和平的民族”[9](PP89-90)這一結論。宣揚中國的“和平”精神成為冰心鮮明的訴求,以至當發現日譯《寄小讀者》(講談社版)中“有一處表明她反戰態度的內容未曾譯出”時,一向溫和的冰心表達了少有的“斥責”[9](P89),“和平”話語作為冰心精心建構起來的物件由此可見一斑。

作為“五四的女兒”的冰心對國民性話語並不陌生,但“國民性”首次出現在冰心筆下卻正值其留美時期。1923年初到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求學時,冰心在《中國新詩的將來》和《寄小讀者》中提到中國“特具的國民性”,但未闡發其具體內涵。1926年畢業回國後不久,冰心在一次演講中提及“國民性的自覺”[10](P230),1935年考察平綏沿線時又將詹天佑的性格與國民性中“焦慮、深思、堅持、忍耐”的面向相勾連。而在旅日期間《怎樣欣賞中國文學》這篇不長的講稿中,“國民性”一詞出現了11次之多。如此集中地言說國民性,與其說是在介紹中國文學,不如說是面向戰後日本介紹中國人與中國文化。從文學文化、社會心理而非政治經濟的角度解讀中國,這一思路固然與《菊與刀》認識日本的方式類似,特別是與該書分析“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整體形象”的主旨形成了鮮明呼應,但此書於冰心的意義或許並非讓她發現了中國國民性,而更在於啟發冰心將此前理解的相對抽象的國民性語境化,進而也在認識上更為自覺化。

冰心對中國人“崇尚和平”這一國民性的理解與《菊與刀》整體論式的文化人類學視野並不完全一致,這主要表現為透過強調“和平”背後的倫理維度進一步觸及了戰爭責任的議題。或者說,冰心圍繞中國的首要國民性“愛好和平”所闡釋的問題,是戰爭的正義性問題,同時延伸為第三世界國家以正義對抗不義、以弱者反抗霸權的問題。在冷戰前期高度政治化的異國情境中,被冰心並置的東京與重慶包含著特殊的戰爭倫理結構:二者既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遭受空襲重創的東亞城市,也分別具有侵略者與被侵略者身份。應如何在戰後以勝利者視角看待戰爭侵略者、投降者,依賴文化人類學所提供的學術視野或許難以完全回應這一問題。《菊與刀》作為一本“佔領日本的操作手冊”[11](P43),意圖透過透視日本國民性或民族心理,為戰後美國同日本“打交道”即反攻、佔領與統治日本提供參考,它的誕生既出自人類學如何認識“他者”的經典命題,也包含著重要的戰略動因。同時,《菊與刀》還嘗試探索如何透過認識敵人而更清楚地認識自身,而不是輕易“在戰爭中把一切都歸咎於敵國”。如何在“戰後”歷史情境中思索“戰時”,並在跨文化語境中穿梭於兩個城市或國家,完成一個從東京到重慶、再從重慶到東京的迴環思考,透過理解不同文化中的國民性來促進國際間的和平與理解,是冰心言說“和平”的意識形態。

相比於“跨國”或“國際關係”背後的民族國家框架,“跨文化”或許更能概括冰心思考問題的出發點,構成了冰心的某種原點性的創作模式乃至思考模式。有學者曾指出,《寄小讀者》除“兒童文學”之外的另一面向,正是在異國語境中被生產出的“旅行文學”,而冰心在美國完成的碩士學位論文《李易安女士詞的翻譯和編輯》同樣包含了“對中國傳統抒情話語在他國文化背景之下的再發現及再創造”[12](PP185-192)。冰心在戰後日本的旅居生涯也可視為旅行之一種,然而不同於早年的留美旅程,日本地處東亞文化圈內部,戰後日本在美國佔領下同時形成了冷戰的全球語境,在這一複雜形勢中定位中國文學與文化乃至中國文明,並將其講述給異國聽眾,就不僅意味著理解日本,更是藉此反觀和重新認識尚處在解放戰爭中的“戰時中國”和“新中國”的未來。

“和平”作為與“民主”“自由”等並舉的系列範疇,在冷戰時期被高度政治化。無論是理解戰後日本語境中的“和平”還是冰心所謂的“和平”,都需要作出歷史化的辨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如何避免國家間的武力衝突成為普遍議題,以“和平”為主題的國際會議接連召開。20世紀四五十年代之交,在壁壘日漸分明的冷戰國際陣營中,“和平”成為重要的時代主題和民眾呼聲,也成為不同意識形態國家共同“爭奪”的場域。“和平”所隱含的意識形態色彩愈發鮮明,而有關“和平”的呼聲主要來自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和平運動在50年代後期社會主義陣營中的教育動員意圖更加清晰[13]。戰後日本面對著戰敗與被佔領的事實,也出現了以和平主義與民族主義為名的各類社會文化運動。一時間,“和平”與“反戰”實際上成為“反帝”的另一種說法[14](P305)。

冰心對於和平的熱情讚頌,使其在戰後日本獲得了較多關注和共鳴,一改此前日本讀者所熟悉的以“少女般的文學情趣”書寫“上等人家”生活瑣事的冰心形象[9](P88)。儘管“和平主義”的言說頗為契合戰後日本的社會思想氛圍,但冰心的發言或許並非出於迎合聽眾的目的。值得一提的是,冰心曾旁聽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東京審判,可謂在戰後以另一種方式重返了戰爭現場。如果說東京審判核心的法律意義在於系統清理日本的戰爭責任,“透過調查和檢舉日本違背國際法所實行的破壞和平及殘暴的非人道的行為”,那麼這一審判在文化心理層面則因披露了“許多日本國民原來根本不知道的戰爭真相”[14](PP64-65)而引發了極大的社會震動。然而,圍繞戰爭責任的爭論和檢討卻始終存在不同觀點,天皇退位論、“一億總懺悔”論等至今未衰。1945-1956年成為戰後日本人檢討戰爭責任的熱潮時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戰爭責任論,但總體而言,日本社會由受害者意識主導,戰爭責任應由誰承擔的重大問題被原子彈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所掩蓋。

在這一語境下,冰心大力宣揚和平的同時,不忘塑造戰時中國的抵抗形象,意味著對日本作為“加害者”身份的嚴肅提醒。為了讓日本讀者更全面地認識中國,冰心在應邀推薦“日本人應該閱讀的中國書”之際,有意選擇了老舍的《四世同堂》、老舍與趙清閣合著的《桃李春風》以及袁俊的《萬世師表》三部作品,趁勢向日本讀者集中介紹抗日題材文學,力圖“把極其明瞭的描寫以及極其明顯的事實”展示給日本讀者,“使他們忽然感悟鐵幕背後的事實”,讓日本民眾透過作品裡溫良厚道的北平民眾、戰時大學南遷背景下知識分子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回應,真正瞭解中國人“開朗、自由、與世無爭的國民性”[15](P118),進而客觀地認識侵華歷史。可以說,冰心的和平言說具有一種文化相對性,並非從自身立場出發評判對方,而是在闡釋中國文化與國民性中的“和平主義”的同時,解構著日本僅從被害者角度提倡和平所缺乏的說服力,揭示了日本只有從被害者與加害者的雙重立場重審戰爭,從跨文化、跨國族的視角理解對方,才可能獲得真正的反思性視野。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東京與重慶這兩座戰時城市的並列與互視才更加凸顯其結構性的倫理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冰心並未完全囿於被害與加害的二元對立關係,性別視角的介入幫助她脫離非黑即白的思維結構。面對曾經的敵國,冰心的理解方式不僅僅是將日本官方與日本民眾兩相分立,將戰爭的責任主要歸於軍國主義政治高層,更同時將民眾中女性與男性在戰爭中的角色相互參照,從女性的角度考察日本民眾的社會角色,為和平言說賦予了建設性的思考。

回到冰心自身的創作脈絡,和平理念曾顯露在其20世紀20年代“問題小說”的寫作之中。出身海軍軍官家庭的冰心,自稱流淌著“軍人之血”,對士兵生活與戰爭話題並不陌生。父親的常年在外,使得冰心與病弱的母親相依在家,培養了她對“母親”形象的敏感和憂愁。在小說《煩悶》中,冰心刻畫了在槍林彈雨中勇敢作戰的父親和家中為此“長日憂慮”的年輕母親的形象[16],被視為“幼小的冰心的反戰思想的萌芽”,而更為重要的原因則是“五四”前後軍閥混戰所帶來的民不聊生的景象對冰心反戰思想的觸發[17](P235)。然而,軍閥混戰與抗日戰爭畢竟不同,後者具有現代戰爭總體戰的典型形式,使戰爭以多種方式滲透到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前線與後方的分界越發模糊,每一個國民都被戰爭裹挾,因此,“總體戰體制將戰地(主要是男性)與後方(男性與女性)不斷進行著一體化,那些由性別差異形成的男女性別分工被重新構建”。冰心旅日期間不會對日本民族反思戰爭根源與戰爭責任的話語陌生,而現代戰爭以國家為單位、圍繞國家利益產生暴力衝突,實際上從反向催促著跨國族、跨文化的和平思想的形成。換言之,在以現代民族國家為構成單位的國際關係中,“反戰理論如果不能超越國家與民族就難以成立”[18](P43)。面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帶來的新問題,冰心更深刻地意識到,只有中日進行“加速徹底的文化交流”,才是真正通向兩國永久和平的道路。

不同於吳文藻的官員身份,學院與民間構成了冰心旅日交流的主要空間,日本的知識界、女性與青年群體這一聽眾背景,不僅影響著冰心的言說內容,也同時塑造了她的發言方式。冰心在日本的語體風格大多是一種聊天式的娓娓道來,並不急於向聽眾灌輸、宣傳或是說教,而是營造出一種寬鬆的談話氛圍。然而,比起公開場合的言說,書信中寫給朋友的閒話更能直白袒露個人感受。冰心在寫給國內友人的書信中多次談到日本女性的話題,她驚異於在一個經濟和文化都極其發達的國家,女性的地位竟如此低下,繼而批判道“我見過許多日本女作家,相當失望,過去她們太受矇蔽了,不但對中國,對世界大勢也不清楚”,甚至在書信中直指日本女性“太沒有背脊骨了”。基於此,冰心提出日本婦女解放的途徑並不是“強行提倡婦女至上主義”,也不是“把婦女捧上特殊的地位”,而是需要全社會共同營造一種對性別不持任何偏見,且“賦予他們均等機會”[19](PP126-127)的良性氛圍,同時,女性自身也應當主動做出改變,探索自我發展的路徑,應在“民主性的覺醒、提高教養以及實際能力方面不斷努力”[20](P122)。而所謂“民主性的覺醒”,一方面需要提高女性的文化水平,另一方面需要女性透過自覺的社會實踐開啟自身視野,“對各種問題提高認識、加深理解”,以此“把婦女的興趣從家庭引向社會,並且今後逐步引向世界”[21](P123)。

冰心旅日的跨文化之行所提供的是兩個城市彼此參照對話的機緣,藉由在東京的社會觀察,冰心完成了對重慶的再發現,同時也是對戰時女性參與政治生活的再認識。冰心尖銳的批判和中肯的建議或許來自她在重慶的工作經驗。重慶的政治生活與見聞形塑了她對於女性戰時社會角色的理解,進而成為她思考戰爭與和平話題的性別資源。透過比較中日兩國婦女的家庭與社會角色,冰心認為,除了歷史傳統的因素,抗戰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中國“那些忍得住痛耐得住苦的婦女”的地位,正是抗戰的洗禮與歷練促使中國女性成長,這是日本不及中國之處。冰心的戰時經歷使她得出了女性是戰爭中承受最大痛苦的群體這一結論:“在戰爭裡,她要送她千辛萬苦扶持撫養的丈夫和兒子,走上毀滅的戰場;她要在家裡田間,做著兼人的勞瘁的工作;她要捨棄了自己美麗整潔的家,拖兒帶女的走入山中谷裡;或在焦土之上,瓦礫場中,重新搭起一個聊蔽風雨的小篷。她流乾了最後一滴淚,灑盡了最後一滴血,在戰爭的悲慘昏黑的殘局上面……含辛茹苦再來拾收,再來建設,再來創造。”她進而呼籲日本女性以建設者的姿態參與災後恢復,整治創傷,戰勝苦難[22](P90),“用我們女性的手來徹底抵制戰爭”[23](P139),如重慶市民“疲乏卻不頹喪”“痛苦卻不悲哀”,沉靜地擔負起時代的使命[24]。

不過,女性克服重重阻礙、積極投身社會實踐這一目標的實現並不輕鬆,冰心在抗戰初期也並非如此規劃自己的人生,而是經歷了一個在戰亂中歷練並重塑自我的艱難過程。她與吳文藻自1938年離開燕京大學,直至1951年結束旅日生涯,在此期間“一直處在戰時不穩定的狀態之中”,流徙的生活、戰爭的陰影始終伴隨著他們。1937年,出國遊學考察的冰心、吳文藻夫婦自莫斯科歸國,隨後趕上抗戰全面爆發。一年後,冰心一家前往雲南昆明,後為躲避日機空襲搬至呈貢,冰心在此度過了一段“跑山望水,柴米油鹽,看孩子”的生活,同時也進入了一段文學上的“停筆期”。她將自己在呈貢三臺山上的居室取名“默廬”,與其後來在重慶歌樂山上的“潛廬”遙相呼應,代表“主人靜伏”[25],顯示出在動亂年代以靜默沉潛儲存自身的意味,或多或少傳達出一種避世態度。在這場大規模的民族戰爭面前,冰心時常感慨自己的柔弱微小,表露對自身所能擔負的社會責任的懷疑。然而,作為“五四”以來備受文壇青睞的女作家,冰心這一稍顯疏離的政治姿態並未如願實現,她成為“宣傳戰”背景下國民黨所要爭取的重要文化物件。1940年秋,宋美齡以美國威爾斯利學院校友的名義,建議冰心告別雲南“閒居”生活,邀請她到重慶參與婦女指導委員會的工作[26],冰心懷著期待又猶疑的心情前往重慶,開始了長達五年有餘的陪都寓居生活,直至抗戰勝利後離開。

於冰心而言,戰時重慶有如一個社會政治生活的實驗場,曾經以閨閣、家庭與課堂為主要活動空間的冰心,在此從事了全新的工作,嘗試走向政界,也重新思考著女性的社會角色。抵達重慶後,一方面,冰心在婦女指導委員會文化事業組工作,組織和評閱文學徵文,為抗戰文藝界建言獻策;另一方面,冰心與吳文藻一同努力融入重慶多元複雜的政治文化圈。作為“文協”名譽主席團成員,冰心曾在1940年底與茅盾、巴金、徐遲等一同歡迎周恩來抵渝。冰心還將“潛廬”這一家庭空間組織為一個“重慶政學兩界重要的聚會場所”,馮玉祥夫婦、老舍、臧克家、葉君健、郭沫若、巴金、茅盾等常在此契闊談宴、吟詩酬贈。1941年3月,冰心以“社會賢達”的身份“被塞進”[7]第二屆國民參政會,成為14名女性參政員之一。儘管並未加入明確的黨派,也很少表達政治立場,但冰心在辦公、開會、演說、寫作等方面仍然表現出較為積極的一面。或許是由於真正參與進宏闊的社會歷史,冰心“愛上了重慶”,她感到“新的土地在融化自己、接納自己”,此後的第三、四屆參政會也有冰心的身影。冰心在總結女性參政的經驗時認為,女性參政員與男性一樣同為“政府的輔助者”,女性參政對於保護婦女與兒童福利具有重要意義,且“婦女的情感強烈,思想縝密,同情心豐富,所以女參政員對於民間疾苦的感覺,應當加倍尖銳,對於提案,應當加倍切實,務求平易可行,不作好高騖遠,為‘提案而提案’的提案”[27]。與一般的強調男女平權和性別平等不同,冰心在這裡強調的是女性在感受力、同情心方面的特質,並主張應將這些性別特質發展為政治優勢。

儘管對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頗多微詞,但冰心也高度評價了她們身上葆有的“溫和、順從、忍耐”等東洋女性特有的美德[23](P138)。這一點或許與冰心一向以現代的“賢妻良母”作為女性的理想形象有關。如何看待“賢妻良母”是自“五四”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當“戰爭將性別角色兩極化推展至極致”之際,冰心在戰時重慶重提這一概念,主要針對當時大後方掀起的一場關於“新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國民黨報刊所宣傳的女性應莫問國事、“安於治理家庭”,遭到社會抗議,出現了“打倒賢妻良母”的口號。冰心認為應當打倒的是“怯弱依賴的軟體動物”一般的女性,而不是匡護丈夫和子女的女性[28],她對“賢妻良母”的這一認同來自自身的家庭經驗,同時也包含著將基督教“博愛情懷”與中國傳統婦德轉化為適應現代社會的女性特質的自覺。

更有意味的是冰心參與這場論爭的方式,她並未選擇在報刊上直陳觀點,而是有意隱藏了“冰心女士”的署名,取筆名“男士”,宣稱自己是一個尚未結婚的獨身男性,在1941年的《星期評論》上發表了16篇題為“關於女人”的系列文章,每一篇選擇作者“男士”所熟悉的一位女性作為主角,講述“她”的觀念和生活,讚美“她”的女性美德。這些文章後來被結整合同名書籍出版,受到讀者追捧,甚至被美國文藝雜誌關注,成為英語世界讀者所瞭解的“重慶暢銷書”。早年寫作“問題小說”的冰心,就慣於在作品中選用男性主人公和男性敘事者進行代言體寫作,這一“變性”不僅是一種文學形式上的策略,更是“思想出發點和思想方式乃至敘述方式的變性”[29](P101)。在將“女扮男裝”的化身延續到20世紀40年代的《關於女人》時,冰心遊刃有餘地將男性的標準與社會的標準融合在對作品中十幾位女性的評判中,讚頌經由現代改良而形成的“涵括良好教養、學識、持家能力及耐勞品質的新內容”[30](P315)的女性特質。但從中仍可發現,在“賢妻良母”這一角色呈現的家庭關係結構裡,冰心更傾向於讚美“良母”。或者說,相比於在“夫/妻”這一男女兩性結構中思考女性的位置,冰心更擅長在“母/子(女)”關係裡體察兼有女兒和母親身份的女性,以凸顯家庭中特別是核心家庭中的女性角色。

母愛、童心與自然既是冰心作品中的核心書寫物件,也構成了“愛的哲學”的基礎,但冰心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卻呈現出“母親”愈發凸顯而後兩者逐漸淡出的趨勢,對更大的社會問題的關注使她逐漸走出以兒童為重心、以風景為觸媒的文學世界。冰心曾以基督教與泰戈爾文學為資源,藉助她所構建的“小讀者”形象傳達了一種彼時難得的跨越社會階級、抹除性別與年齡區別的平等觀念與人道主義思想,並以此收穫了廣泛的讀者群。然而到了40年代,這一跨越和抹除變得愈發困難。如果說20年代的《寄小讀者》中有關兒童天真爛漫之心的書寫,已經由於所討論話題的抽象性而顯露出並不真正適於“小讀者”或兒童閱讀的特徵[12](P183),那麼1942年到1943年間發表在《大公報》的《再寄小讀者》四篇通訊,則更加不像是寫給“小讀者”的讀物。其中無盡的“失母的悲哀”,女兒與母親身份的頻繁置換,使作者的意見無法完美隱藏在“寄信人”背後,而成為對戰時母性意見的直陳。相比於20年代廣受歡迎併為冰心贏得“兒童文學作家”美譽的《寄小讀者》,40年代《再寄小讀者》的寫作並不順暢,作者正在調整的身份意識與寫作立場或許在其中起了作用。

兒童雖從書寫物件、預設讀者、話語方式層面消隱,卻仍然承擔著重要的敘事功能。在冰心的作品中,作為母親與作為孩子的敘事人同時出現,延續了她自“五四”時期的思考模式。孟悅與戴錦華曾在研究“五四”時期冰心的創作時指出“母子關係”居於冰心作品的核心地位:“冰心心中的母親似乎是一種生理—心理上的本源和空間依託,母子之間是一種生命本源與派生的生命的關係。……子的生命原是母親這更偉大的生命的一部分,母與子原是一體。”[29](P98)因此,在“五四”時期,冰心不必以典型的“父親的女兒”的身份反叛傳統,反而可以安然地以“母親的女兒”的姿態自居,樹立了獨特的文壇形象。然而,經歷了喪母之痛和戰時漂泊,冰心再也無法繼續做那個“屈服於秩序”的“長不大的女人”[29](PP104-107),而是不得不像赴日前夕的作品《無家樂》中的主婦一樣,在大部分時間如蝸牛一樣揹負起家庭這一“厚重的殼”,“咬牙蠕動”。這種對於家庭沉重而複雜的體驗,是冰心蕭索的中年心態的反映,也是她歷經戰亂流離與傷亡威脅後的體會。冰心在不斷提及“失母的悲哀”的同時,也讓母親永恆地活在了自己的文學世界中。戰爭災難使冰心與其記憶中的母親在精神上緊密相依,令她按照懷想中的母親的樣子去做現實中的母親——身體病弱而精神光輝。在1957年的散文化小說《小橘燈》[31]中,冰心回憶了十幾年前去重慶郊外拜訪朋友時偶遇的一對母女,病榻上母親的虛弱與小姑娘的鎮定、堅強、樂觀,幾乎成為自身經驗中母女形象的映象。女孩送予“我”的那盞小橘燈發出朦朧的燈光,讓“我”感到“眼前有無限光明”,這一充滿溫情的回憶投射了冰心一家在重慶貧病困苦的生存體驗[32](PP37-38)。

相比於貧病困苦,重慶生涯中最令冰心刻骨銘心的是戰爭暴力,是在日軍密集的空襲中日復一日地“跑警報”。冰心的住所位於歌樂山雲頂寺側林家廟5號,是原中央銀行職工宿舍,山高林密的歌樂山成為國民黨軍政機關的疏散遷建區,但在日軍轟炸密集的時期,仍有日機不時飛臨上空。為了參加沙坪壩學生工社和中央大學的活動,冰心常往返於歌樂山與沙坪壩之間。轟炸來臨時,冰心在歌樂山一邊掛念就讀於南開中學的兒子,一邊保護家中尚不滿四歲的女兒。冰心曾寫作《鴿子》一詩,記述警報拉響之際一位母親向困惑的孩子解釋飛機轟鳴的情景:“咬緊了牙齒我回到房中,/相迎的小臉笑得飛紅,/‘娘,你看見了那群鴿子?/有幾個帶著響弓?’//豆大的淚點忽然/滾到我的臉上,/‘乖乖,我的孩子,/我看見了五十四隻鴿子,/可惜我沒有槍!’”[33]這首詩借善意的哄騙和忍痛的安撫描摹日機轟炸下的母親經驗。母親守護兒童不僅意味著保護他們的身體免受傷害,也力圖保護他們純真的心靈不被暴力侵蝕。詩中的母親極力壓抑驚恐,以象徵和平的鴿子作為轟炸機的代稱,將邪惡暴力純潔化,藉此轉移孩子的注意力,弱化戰爭的悲劇性與殘酷性,形成充滿反諷的沉重調子。這使得《繁星》《春水》式的童心與母愛在戰爭語境中失落,由一種更為深沉悲憤的感情代之,令冰心在恐慌體驗中獲得了一種自覺審視戰爭的女性視角。在冰心詩歌所展示的戰時母子(女)關係中,早年從“保護天使”的基督教資源中所化用的慈母之愛無法在暴力環境中繼續生效,母親只能以保全後代的無畏的犧牲姿態呈現在歷史中。詩歌結尾的一句“可惜我沒有槍”與此前詩行形成了突兀的對照,這一結尾強調了戰時女性話語暗含的內在悖論,女性嘗試成為真正歷史主體的努力遭遇了巨大困境,她既非現代戰爭武器的使用者,也不是武器背後控制戰爭走向的政治決策者。由於現代戰爭對家庭和私人生活的全面侵入,戰爭造成的社會緊急狀態攪動了此前的性別秩序,空襲中的母親形象凸顯了原有性別結構中的潛在問題。

描寫災難中的婦孺,或以母子(女)關係反映戰爭的殘酷性並非冰心的發明,空襲中母親保衛孩子的身體姿態被大後方作家反覆書寫,形成了一套具有隱喻性的身體語言:“站著的腿像折斷一樣麻了/傴僂的背像弓一樣彎了”,“年輕的母親,/像忘去了自己的存在,/只傴僂著背/想以慈心去抗拒頑敵/保護著你們懷中的愛兒。/敵機瘋狂地投彈了/地層坍崩一樣地震撼著,/人們就如鷙鷲下的雞雛/那麼焦急而無助,/你們卻不顧惜自己/惟恐孩子會被攫/而把他摟抱得更緊更緊。”[34]當母親以保衛和撫育孩子的形象出現時,她們身上不再有任何柔弱的受害者的影子。一個極端的例子出現在郭沫若對1939年重慶“五三、五四大轟炸”的描述中:“渝城遭慘炸,死者如山堆。中見一屍骸,一母與二孩。一兒橫腹下,一兒抱在懷。骨肉成焦炭,凝結難分開。”郭沫若在這首題為《慘目吟》的舊體詩中描寫的情景乃其親眼所見。在1941年與1942年,他又以《母愛》為題分別將這一內容改寫為新詩和雜文,可見這一記憶的刻骨銘心。母親保護孩子的姿勢直至化為焦炭的慘烈場面,容易讓人聯想到畢加索在《格爾尼卡》中所描繪的傷痕累累、赤身奔走的女性,以及雙手抱著死去的孩子仰天長嘯的母親。相比之下,冰心較少直接暴露戰爭災難,而是細緻刻畫空襲中的母親形象,歷數那些在警報聲中跑進防空洞的女性隨身攜帶的“糧食、飲水、蠟燭、毛毯”,呈現她們在災難面前堅韌、頑強的求生能力和匡護子女的鎮靜、細心。這其中既包含了冰心在重慶市民身上觀察到的現實經驗,也逐漸顯露出她不再以此前的抒情方式認知女性的趨向。

空襲中的女性形象往往以保護比她自身更柔弱的兒童的形象出現,這一身體語言表現出有意識或無意識的經驗,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意涵。1914年9月,一張名為“鴿子”(Le Taube)的明信片在法國發行[35](P117),該明信片展示了執行偵察任務的德國飛機飛躍巴黎上空時,一位母親俯下身體並用上半身遮住被她緊抱在臂彎的孩子的場面,她對著天空說道:“你們這些鳥兒不會嚇到我們。”這張明信片被解讀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歐洲市民對飛行器的天真觀念和防空意識的缺失,也揭示了航空與戰爭的前景,透過將飛機童稚化、單純化為鴿子的意象而使大眾接受帶有威脅性與破壞力的新技術,接受兒童將廣泛參與未來戰爭的趨勢[35](PP116-117)。事實上,更值得分析的問題或許不僅是新型戰爭工具在大眾文化中的出現,還有戰爭中的母子關係。歐洲的飛艇與飛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已進入大眾視野,很難說1914年的法國民眾仍對飛機這一新型戰爭機械感到完全陌生。將飛機喻為鴿子,與其說代表的是一種對新技術的無知與天真,不如說這是災難來臨前母親們不約而同地採取的共通的保衛性語言。瑪莎·努斯鮑姆(Martha C.Nussbaum)在一篇討論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文章中同樣藉此論證了同情心對於政治生活的意義,認為母親用手臂保護孩子的姿勢意味深遠,是對個人生活與公共生活、個人情感與國家權力之關係的隱喻,人性所依附的正是這一“充滿激情的、保護性的姿勢”。努斯鮑姆將其視為一種飽含深情的“母性的姿勢”,是人類的同情心、悲憫心的身體表達,她主張將這一屬於“希臘悲劇中的核心感情”[36](PP302-304)重新召喚回當下的公共生活中,以此走向所期待的未來。

在西方戰爭文化中存在著“戰爭讓女性走開”“打仗的事男人管”[37](P40)“男性製造戰爭,女性產生和平”[38](P3)的說法,女性主義與民族主義研究者認為,女性往往作為非暴力的支持者的形象出現,似乎天然地更接近和平主義,更牴觸軍國主義[39](P143)。然而,以戰爭與和平的觀點去建構性別議題往往呈現為一種經驗事實的面貌,女性如何被理所當然地視為和平角色?這一角色是消極無力的和平呼籲者還是具備政治潛能的真實社會行動的參與者?幾乎同一時期見證了德軍空襲英國的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提出過與冰心相近的主張,她指出,1940年的英德空戰是一場兩國年輕男性軍人之間的戰爭,“防守的是男人,進攻的也是男人”,手無寸鐵的英國女性無法進攻或防衛,更沒有政治上的發言權,但女性不應放棄思考的權力,“用思想作戰”是這一處境中女性唯一有效的作戰方法,即幫助這些年輕男性“根除他們內心深處對獎章和勳章的熱愛”,以從戰爭動機和戰爭根源上解決問題。伍爾夫延續了“作為女性沒有自己的國家”這一思路,將自己置身於英國之外,從一個具有全球身份的女性角度提出,只有德國人、義大利人、英國人等都能放下“進攻欲、統治欲、奴役欲”[40](PP1372-1376),才能透過跨國行動實現最終和平。伍爾夫的這一跨民族解決方案,與冰心的和平思想達成遙遠的共鳴。在冰心看來,依賴技術手段無法終止戰爭,只有關注機器背後發動戰爭的主體,瞭解支援戰爭的民意是如何塑造、如何維持的,進而以最溫柔、嚴正、富於正義感的“母親的愛”來“阻止一切侵略者的麻醉矇蔽的教育,阻止一切以神聖科學發明作為戰爭工具的製造”,“阻止一切使人類互相殘殺毀滅的錯誤歪曲的宣傳”,才能把握制止戰爭、療愈創傷的根本[23](P137)。在冰心的構想中,透過“母性”的代際傳遞,女性在家庭阻止子女走向戰場,進而對社會施加影響,以恢復人類理性的力量,遏制暴力發生。

“母愛”是冰心筆下的一種特定、自足而具有普遍性的情感關係模式,也被視為認知冰心文學世界的重心[41](P110)。冰心在20世紀20年代以母愛構築起的這一具有本體性的世界中,“沒有超世的神仙,沒有人間的禮法,沒有各種錯綜複雜的關係”,有的只是無私、純淨、誠摯的母親之愛,讓人躲避殘酷的現實,獲得無條件的依賴、溫暖和護衛[42](P232)。如果說20年代的冰心所歌頌的“母愛”是與“對性愛,對強力的愛,對自然的愛,對哲理的愛”相併列的,以敏感年輕的氣質去追求個性解放與自我獨立的現代意識的體現[42](PP238-239),是可以與魯迅“救救孩子”相比肩的“孩子救救我”的“文學新傳統”,也是與批判、救治國民性相對照的守持、淨化國民性[43](P170),那麼到了四五十年代,冰心的系列作品呈現出她逐漸完成了從“母親的孩子”到“孩子的母親”的身份過渡,並以此創造了一種“母愛的再生產”。

在這個意義上,冰心所頌揚的母愛並非靜態的情感模式,而是透過代際間的不斷再生產而實現的情感過程。從女兒的角度歌頌愛的偉大,到為人母后感慨嚐盡愛的痛苦,對母親身份與母職實踐的重新表述所形成的正是一個再造母愛的過程。冰心對於女性身份的體認一方面源自她與母親的連續性與相似性,另一方面則來自她撫育後代的經驗,這使得冰心從“承受”母愛到“賦予”母愛的過程中將母子(女)關係之愛拓展到更寬廣的範圍,在做母親、做主婦、做教師的生活中,延承母親對自己的“精神慰勵”來“慰勵別人”。冰心在“母愛的再生產”過程中所揭示的是女性的社會性別身份不是以“非男性的自我”,而以“身為女兒和母親的女性”來定義自我的方式。當代精神分析女性主義者南希·喬多羅(Nancy Chodorow)在《母性的再生產:心理分析與性別社會學》中提出,女性在關係中定義自我的方式相較男性更為突出。母親生育、照顧與教育孩子的角色是人類社會性別分工中始終普遍、穩定的角色,女性的母職在代際間迴圈複製,並最終制造了女性獨攬母職的現象,這使母職的再造成為社會組織和性別再生產的關鍵和持續因素。在冰心這裡,對“母愛”的深刻體察與高度認同,一方面使她對母職背後的性別分工結構缺乏懷疑,儘管冰心也曾表達對“主婦”角色的困擾、疲憊,但較少觸及批判性別失衡、父權體制等西方女性主義者討論的焦點議題;另一方面,“母愛”支配著冰心看待社會的方式,使她更為關心女性如何勝任母職,並在此基礎上將其中的情感與關係模式拓展到公共生活和社會實踐領域。

戰爭年代的女性,往往被塑造為兩類極端化的形象:要麼成為暴力機制中柔弱隱忍的受害者;要麼作為男性身邊的尚武者或木蘭式的巾幗英雄。在公共話語中,二者都會因其受難或抵抗的經歷而被聖潔化,成為彰顯民族英雄主義的符號。前者視女性為戰爭年代的被動角色,後者因其傳奇經歷而成為宣傳動員的模範。在二元化的思維傾向中,普通女性往往成為歷史書寫中的缺失物件或薄弱環節。李丹柯在關於抗戰重慶女性的口述史研究中指出,戰時重慶的婦女形象是多面的,“她們是動員、宣傳、支援抗日戰爭和戰時生產的積極分子,也是抗日戰爭期間性暴力和經濟困難的受害者,還是生存策略策劃者和家庭小區事務管理者”[44](P3)。這一看法既代表了目前戰爭史研究中對性別議題的重視,也體現了將女性主體置於暴力衝突與社會危機中進行考察的研究路向。陳順馨曾提出有必要將“日常生活”與“女性”共同納入“和平”問題的討論[45](PP4-5)。或許可以繼續追問,為何只有采取“日常生活”的框架去討論和平與戰爭時,“女性”的角色才可能變得清晰可見?如何敘述女性在歷史鉅變時刻與宏大的國際政治格局中的角色和位置?冰心在抗戰與戰後的經歷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參照。

冰心沒有透過深邃的思想或嚴密的論證去解釋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遺產,而是藉助性別視角與經驗,透過一種跨文化的感召力去言說人類社會中的戰爭與和平。戰時重慶的空襲經驗與政治生活構成其重要的思考資源,而母親的職責、母子(女)的關係等性別議題則作為其中內在的話語結構,以女性、母愛“作為方法”的自覺視野,同時流露出不同於西方女性主義的主張,呈現出東方文化對女性美德的強調,以及在家庭生活與公共事務之間的調和性、一體性特徵。儘管冰心表現出反父權制(包括反軍國主義)的女性主義傾向,但很顯然,冰心的思想與行動並不吻合西方女性主義者的主張,而在中國的婦女解放歷史脈絡中,冰心又與鄉村社會的婦女問題保持著相當的距離。冰心的經驗或許揭示了,中國乃至東亞女性的解放問題自然不應成為西方女性主義理論的註腳,而中國內部的婦女解放問題也不是鐵板一塊。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冰心展示了在一個跨文化與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東方)女性的自主思考及其為人類社會解放帶來的獨特經驗。

除了對和平理念的倡導,冰心也積極參與國際和平運動,試圖將和平主張轉化為實際行動。1946年,初到日本的冰心在東京寫下一篇和平主義宣言,呼籲中日母親攜手“領導著我們天真純潔的兒女們,在亞東滿目荒涼的瓦礫場上,重建起一座殷實富麗的鄉村和城市,隔著洋海,同情和愛的情感,像海風一樣,永遠和煦地交流”[46]。此後,中日母親的聯合發展為“世界母親”的團結。1955年,冰心在瑞士召開的第一屆“世界母親大會”呼籲,在回顧與反思第二次世界大戰為全世界婦女兒童帶來的戰爭苦難的基礎上,透過彼此瞭解、諒解、相愛,認識到世界女性團結起來的力量[47]。同年,作為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冰心再度赴日,出席禁止原子彈和氫彈世界大會。此後的亞非人民團結大會、亞非作家會議、亞非作家常委緊急會議等也活躍著冰心的身影。冰心在1957年的詩歌中想象了“世界母親”聯合起來的情景:“廣島的母親,華沙的母親,黃金海岸的母親,塞普勒斯的母親”,“母親們實現了她們的願望,看有誰再敢挑起戰爭?!”[48]在這裡,冰心將和平言說拓展為跨越國境的構想背後,仍然與重慶經驗、旅日思考和對中日文化關係的更深理解緊密相關。冰心所倡導的不是透過復仇或爭霸的方式贏得和平,而是透過重新理解“和平”的性別意涵,使“愛的哲學”和“有了愛就有了一切”的信念轉化為“愛的政治”。因此,“和平”不僅是一種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它的實現還可以依賴女性在作為“母親”的這一共同身份基礎上所形成的跨國群體認同,當“世界母親們”充分領會這一身份的要義,就足以擱置不同見解,重建自我與他人乃至國際間的關係。至此,“母愛的再生產”與“世界母親”的聯合,就從代際與國際、縱向與橫向兩個方面共同構造了以女性為支撐的和平構想。

20世紀四五十年代的冰心並不是“另一個”冰心,而是在戰爭中成長且依然流淌著“軍人之血”的冰心。這段歷史也見證了冰心邁入中年後愈發深沉成熟的心態。儘管在文學創作方面處在一段相對低迷的時期,評論者對其作品的價值也褒貶不一,但冰心的人生與思想獲得了至關重要的歷練。冰心一改此前“閨閣寫作”的形象,展現出從多個方面積極介入現實、直接對政治發言的面貌,也由此勾連出戰爭年代的一些重要問題,戰時重慶的文化實踐與思想變化成為其旅日言說的某種依據,而戰後日本社會作為回看和反思這些經驗的稜鏡,使冰心的言說呈現了戰爭與和平背後的性別文化光譜。性別與戰爭的關聯性是解讀四五十年代的冰心及其創作轉型的重要視角,而冰心有關和平的思考所回答的根本問題是,“愛的哲學”在戰亂年代如何可能,如何用“以德報怨”的非暴力方式超越民族主義,營造一種以女性為社會支撐的和平文化氛圍。

冰心思考和平問題的起點是現實主義的,而她給出的解決方案則更接近於一種文化構想,“和平”於冰心而言並非應對國際局勢的現實策略,而是一種基於戰爭反思與性別經驗形成的文化信念。因此,考察這一“和平”構想的關鍵並不是看其在現實社會的可行性,而在於理解這一呼籲如何發揮它的感召力。在這一理想架構中,從家庭內部中生髮出的感情,特別是母子(女)間的感情,是人類建立同情心、道德感的根基,作為母親的女性因此具備了極強的政治潛能——既要使女性成為實現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更要以反戰為契機,爭取女性在多領域內更為積極的位置與角色,進而創造一種平等、包容的社會文化。在冷戰初期的跨文化語境中,冰心的這一看似單純的和平構想包含了駁雜而可貴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