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消費不足存在
“結構性偏差”的成因
當前對我國消費不足問題討論較多。從購買力平價來看，與OECD國家在大體相同的發展階段相比，中國的家庭消費、最終消費和服務消費佔GDP的比重明顯偏低，與OECD國家均值相比，我們與之缺口達到了1/4甚至1/3。此外，從平均水平來看，中國居民實際最終消費佔GDP的比重與全球平均水平相比，大約低20個百分點。
這裡我想強調一個概念，中國的消費不足，不是在國際平均水平上的一部分可接受的偏差，而是差了20個百分點的顯著差距，這可以描述為“結構性偏差”。這種結構性偏差的形成有四個主要原因。
第一，基本公共服務總體水平較低，城鄉差距大。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與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發展型消費密切相關，構成了這類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年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做出很大努力，但總體水平相對滯後，直接制約了發展型消費為主的服務消費的增長。城市居民面臨著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的壓力，但農村居民面臨的壓力更大。
以近期大家關注較多的為例，目前我國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每月的養老金大概是6000多元，城鎮企業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約3000多元，而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其中95%是農村居民）領取的養老金每月僅約220元。此外，相當數量的農民工、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等人群還未納入社會保障。
第二，城市化水平和質量仍然滯後。從經濟學角度看，城市化和工業化帶來集聚效應和規模經濟，能夠大幅度降低成本。而我們的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對規模經濟和集聚效應也有很強的依賴性。
如果沒有一定程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文化娛樂等服務消費水平很難提高。在農村或水平不高的縣城，即使有錢也難以獲得這些服務。即使有，成本也很高。
中國城鎮化水平按常住人口來看約67%，而OECD國家在與中國大體相同的發展階段時，一般城市化率在70%，甚至80%。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釋我國消費特別是服務消費水平偏低的狀況。
第三，收入差距較大對消費率有重要影響。收入差距對消費的影響體現在：中等收入或高收入群體比重相對較小，消費傾向較低，中國的儲蓄大部分集中在這部分人手中；而收入水平低的群體，儘管消費傾向較高，但由於收入低缺少消費能力。中國的基尼係數一般研究認為在0.45以上，有些認為比這更高。目前中國中等收入群體約4億人，在此之下的相對低收入群體有9億人。中等收入群體沒有過半，從國際經驗看，在中速增長期的後半程就容易出現需求不足。
第四，政府資產負債表的特點。中國社科院釋出的政府資產負債表顯示，改革開放初期，政府部門財富佔全社會財富的比重接近90%，雖然之後逐步下降，近年來穩定在40%左右。而OECD國家這一比重通常較低，約在5%左右正負波動，有些國家甚至負債超過資產，呈現淨負債狀態。
2022年，中國政府部門淨資產佔全社會淨資產的比重為38.6%，國有權益資本佔全社會淨資產比重約20%左右，明顯高於其他國家。政府淨資產和國有資本在全社會淨資產中比重高，國有資本收益分紅少，主要用於儲蓄和投資，導致企業儲蓄佔到全社會儲蓄的50%，遠高於其他國家。
所以，我國儲蓄率高、消費率低，與政府淨資產和國有權益資本佔全社會淨資產比重明顯偏高有關。這一特徵在我們處於工業化或投資驅動階段時具有優勢，但當這個階段已經過去，消費不足呈現結構性偏差問題時，我們面臨著一個選擇：政府淨財富和國有資本收益是繼續用於儲蓄投資，還是轉向支援消費。顯然，我們需要實現一個重要轉變，推動經濟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
解決消費不足問題
須明確重點和痛點
消費不足不能泛泛而論，必須明確重點和痛點：
第一，從消費內容看，消費不足主要是服務消費不足，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與基本公共服務相關的發展型消費不足；
第二，從人群上說，城市居民面臨著所謂“三座大山”的壓力，但缺口最大的還是農村居民，重點是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進城農民工；
第三，從體制機制政策看，實質上還是由來已久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要透過以人為中心、發展權利平等的城市化和城鄉融合發展為主線的結構性改革找到破題之道。
有人會問，中國消費佔GDP比重比國際平均水平低15-20個百分點並非新問題，十幾、二十年前就是如此，但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很高，如何解釋？
這涉及到“終端需求”概念。終端需求是指GDP中將生產性投資部分去掉後的剩餘部分，包括全部消費和非生產性投資，後者主要是指與民生相關的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以及部分服務性投資。
在過去相當長時間裡，房地產和基建高速增長，從國際比較來看，在人均發展水平上，房地產和基建呈現一定的超前或透支狀態。房地產基建的高速增長掩蓋了消費的結構性偏差問題。
但近年來房地產大幅下跌，基建也在減速，原先被掩蓋的消費結構性偏差的問題“水落石出” ，成為終端需求中“卡脖子”的短板，這個短板不盡快補上，終端需求的收縮將會導致經濟增速滑落。
擴大消費要區分源頭性
問題和派生性問題
擴大消費需要理清思路，很重要的一點是要區分源頭性問題和派生性問題。目前討論中國經濟面臨的諸多問題，如價格低迷、實際增速低於名義增長、地方債務負擔重、產能過剩等，都是終端需求不足派生出的問題。擴大消費應將重點和注意力放在解決終端需求中消費比重結構性偏低這個源頭性問題上。
把終端需求提到合理水平，經濟執行才有源頭活水，派生性問題才能迎刃而解，這是解決需求不足的第一性原理。相應地，刺激政策資金的重點也要用於解決源頭性問題，做到“好鋼用在刀刃上”，事半功倍。
這方面也有一些理念和認識問題需要理順。比如，有觀點認為低收入階層增加收入和消費，提高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要量力而行、循序漸進，不能操之過急。這在過去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消費短板補不上、終端需求下降的情況下，我們是否能夠容忍由此引起的增速下滑？
對擴大消費、改善民生的認識，要有新的內涵和角度。這不僅涉及到社會的道義公平，或同情弱者，在當前更為緊迫的是一個能不能保持必要經濟增長速度的問題。長期以來，我們對抓投資、上專案敢出手，動輒幾百幾千上萬億，十幾萬億，但目前的現實是，對穩增長來說，消費比投資更重要，我們需要用過去抓投資的力度和投入去抓消費。下一步應該把糾正消費不足的結構性偏差，把消費佔GDP比重提升到合理水平，作為穩增長的前提或硬任務。
推動農村居民養老金
改革的具體建議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大力提振消費擺在工作任務之首，對解決消費不足問題高度重視。問題是如何才能提振消費。這方面有不少觀點和討論。
一種思路是著力解決老百姓不想消費、不敢消費、不會消費的問題，如直升機撒錢、補貼消費等，透過促銷增加消費。這種辦法短期內是有效的，但不具有可持續性；發錢補貼也會給到億萬富翁手裡，這對他們是沒有意義的，精準性不夠；即使到了低收入階層手裡，多買幾個麵包也是好事，但對他們真正需要解決的教育、醫療、住房、社保等問題則無濟於事。
另一種思路是推進結構性改革，著力解決一些深層的體制性結構性問題，目標是使消費潛力最大的那部分低收入階層增加消費能力，重點是教育、醫療、保障性住房、社保、養老等發展型服務消費；這不是一次性的，要有持續穩定增長的制度安排。
從短期來看，比較容易實施並能見到成效的是推動城鄉居民養老金改革。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主要覆蓋農村居民，其佔到全部參保人數一半以上，是收入水平最低、消費增長潛能最大的人群。養老金改革應多管齊下。
第一，將部分短期刺激資金用於養老金支出。2022年人社部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人數約10.5億，其中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保5.5億人（95%為農村居民），領取養老金的有1.7億人，每人每月領取220元，該項基金年支出約4000多億。如果從目前5-6萬億的刺激政策資金中劃出5000億注入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用於支出，可使人均月領取養老金從220元增加到400元；投入1萬億則可增至600元。
第二，探索將較大規模的國有權益資本劃撥到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這涉及到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論問題。中國經濟存在兩個結構性現象，一是消費佔GDP比重結構性偏低，與全球平均水平差了約20個百分點；二是政府財富，包括國有權益資本佔全社會淨資產比重，相比國際水平明顯偏高。這種一低一高之間是有邏輯關聯的。
在OECD國家，有相當大的養老金積累，而我們的養老金積累規模偏小，但我們又有如此之大的國有資產。從歷史沿革和理論分析上看，這部分國有資產中的相當大的部分，應該是全國人民（包括農村居民）的養老金資金積累。因此，需要做一個相應的較大調整，可考慮將較大規模的國有資本，首先是國有金融資本，劃撥到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
2023年，我國國有資本權益總額為102萬億元，國有金融資本權益總額30.6萬億元，兩項合計132.6萬億元。如果劃撥10萬億元國有金融資本到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參照社保基金理事會投資收益水平（其年收益率曾達到7%以上），所得收益可使養老金髮放水平提升1倍多甚至接近2倍。
需要注意的是，這不僅僅涉及1.7億領取養老金的老人，還涉及他們的子女和3億多正在繳費的城鄉居民養老保險投保者。如果未來養老金水平較低，預防性儲蓄就會較高，而這部分人群也是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群體。透過這樣的調整，可以將大量預防性儲蓄轉化為現實消費能力，直接增加消費需求。
第三，完善養老繳費制度，重點是農民工大量就業領域。
透過以上途徑，可以設想，用三年時間將農村養老金水平提升到600多元（相當於目前農村的低保水平），再用兩年時間（即五年內）提升到1000元左右。雖然幅度看起來較大，但與城市退休職工和機關事業單位人員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我們進行了初步測算，農村居民作為中國收入最低的群體，消費傾向較高（約0.8）。如果提供1萬億元資金，約有8000億元將用於直接消費。從宏觀經濟角度，考慮到消費乘數效應（約1.5），可拉動GDP增長約1.2萬億元。以2025年GDP增長5%測算，對應的GDP增量約6.7萬億元，這一措施可貢獻約1萬多億元增量。在各種刺激政策措施中，農村養老金進行改革對拉動經濟增長的效果應該是居前的，對穩定經濟增長具有關鍵作用。
總的來說，我們當下面臨的是一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問題，要由以往的投資和出口為主驅動的經濟，轉向創新和消費為主驅動的經濟。消費結構性偏差的短板是一個很大挑戰，解決好了就能轉化為重要機遇，就能提供或許並不亞於房地產曾經提供過的新增長動能，從而為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的中速增長提供支撐。
2024年，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正式推出原創研究品牌「CF40研究」。訂閱“CF40研究”，您將暢享全年無間斷原創報告、視聽服務、精品圖書贈閱、會員專享主題活動等線上線下超值權益組合。加入我們，開啟這場新知之旅吧！
版面編輯：潘潘｜責任編輯：潘潘
視覺：李盼 東子
監製：李俊虎 潘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