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十年來，美國一直是全球盟友的支持者，也有效地威懾了對手。然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正在改變這一傳統。他不僅強硬地對待盟友，還尋求與對手國家達成協議。例如，今年3月3日，特朗普政府凍結了對烏克蘭的所有援助，但當烏克蘭同意停火30天后，援助又恢復了。白宮是否會強硬要求普京接受這個停火協議仍不確定。同一天，特朗普還對加拿大加徵了更多關稅，加拿大新總理馬克·卡尼警告，美國對他們的資源有掠奪意圖。更讓人擔心的是，特朗普最近對美日防務條約表示懷疑，這讓亞洲的盟友感到不安。全球許多盟友擔心“美國優先”意味著他們可能排在第二、第三甚至最後。
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認為，特朗普的迅速行動增強了美國的力量，能夠打破外交僵局，迫使盟友作出妥協。烏克蘭的停火提案顯示，特朗普可以改變其他國家的行為。然而，這種做法的代價很大。特朗普的貿易戰已經讓金融市場緊張，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依賴美國安全的40多個國家，正面臨信任危機。它們擔心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穩定，可能導致停火協議失敗。雖然特朗普在國內受到制約，但在國際事務中幾乎沒有約束。盟友們開始擔心，如果發生最壞情況，特朗普或未來的總統J.D.·範斯是否會與他們站在一起。遺憾的是，答案是不確定。
這種信任危機也反映了盟友們意識到，特朗普政府的做法是“美國優先”政策沒有價值觀的自然結果。長期以來，加拿大、歐洲和亞洲部分地區信任美國的“超級大國體系”——包括防務條約、貿易協議、核武器和美元銀行體系，因為它們從中受益。但特朗普認為這一體系是負擔，認為它限制了美國的行動。
特朗普政府的經濟民族主義政策和對全球安全形色的否定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外國公司正被迫將資本轉移到美國，一些白宮顧問提議透過互惠關稅來採取一種激進的保護主義措施。甚至在華爾街，也有人討論透過貶值美元來減輕美國的經濟壓力。儘管埃隆·馬斯克認為美國應該退出北約，特朗普沒有明確表態，但他也沒有反駁這一觀點。與此同時，歐洲盟友們開始考慮以前從未想過的風險：美國是否會遠端停用自己購買的美國武器？美國是否會拒絕維持英國的核威懾？這些問題讓盟友們感到不安。
在亞洲，盟友們擔心特朗普的政策會轉向他們。澳大利亞、日本、韓國等國家希望特朗普能夠保護他們的安全。特朗普對貿易和防務條約的不滿情緒並不侷限於某個地區。考慮到特朗普希望避免與俄羅斯因烏克蘭問題爆發世界大戰，他可能會在未來亞洲談判中做出讓步，從而削弱盟友的戰略地位。
雖然美國盟友的GDP總和達到37萬億美元，但它們缺乏足夠的軍事力量。單單透過在白宮恭維美國並“購買美國”來爭取美國的支援，最多隻能走到一個限度。不斷作出讓步只會激勵更多要求，就像巴拿馬在美國政策下所經歷的那樣。如果盟友們無法自衛，一些國家可能會尋求與別的大國達成妥協。
因此，盟友們應儘量避免這種不好的結果。一個辦法是透過避免對美國造成共同傷害來威懾美國。盟友們需要找出一些非傳統的報復手段，並在使用時小心調控，以避免像20世紀30年代那樣的惡性迴圈。一個可行的辦法是，盟友們可以放緩在對外製裁和出口管制上的合作，並利用它們在貿易中的“關鍵環節”。這些環節佔據了美國進口的27%，包括核燃料、金屬和藥品等重要資源。半導體生產鏈中，像東京電子和歐洲的ASML等公司是美國科技公司的重要供應商。歐洲透過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採取聰明的反擊手段取得了成功。盟友們還應該找到軍事壓力點，如雷達和軍事基地等，但只有在極端情況下，才應考慮利用這些手段。
此外，盟友們還需要建立起獨立的經濟和軍事基礎設施。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歐洲很可能會透過共同發行債券為額外的國防開支融資，並且即使特朗普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歐洲可能仍會保持對俄羅斯的制裁。這樣一來，可能會導致美國和歐洲資本市場的分裂，最終推動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作用上升。在防務方面，歐洲也在加速填補軍力空缺，並討論建立一個由法國和可能的英國參與的大陸核威懾力量。在亞洲，韓國甚至可能已接近核門檻。
最後，盟友們需要尋求集結力量，增強自身的影響力。歐洲需要規劃接管北約的領導地位，加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CPTPP）等亞洲貿易協議，並在軍事和民用技術上與日本、韓國等國加強合作。這將有助於創造更大的規模，促進地區內的合作與管理競爭，同時保留一個替代的自由秩序，儘管這一秩序遠不如原本的那樣理想。盟友們也應該為迎接2029年的新美國總統做好準備，儘管那時的世界將會發生巨大變化。核擴散可能已經成為現實，亞洲將變得更強大，而美國的實力和國際信譽將受到嚴重損害。對於盟友們來說，抱怨無益，他們必須堅定起來並開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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