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樓的旅館接待室兼經理室正對著樓梯口，裡面坐著三四個男子。我走進去，房間驀地安靜下來，他們直愣愣地盯著我。

沒人回答。我又問了一遍。

“沒有。”坐在桌子後頭的男子開啟一個大本子掃了一眼說。

我被失望壓著了，不想再揹著沉重的行李去別家碰運氣，想，屈服吧，這是在阿富汗。

我當然知道自己被拒絕的原因：我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伴的單身女人。

在塔利班統治時期，法律禁止婦女上學、工作、單獨上街，規定婦女出門必須穿戴布卡。現今（按：指班卓去旅行的2003年）塔利班的禁令雖已廢止，但動盪不安的時局使得大多數人仍恪守禁令，剃掉鬍鬚的男子雖然很多，不穿布卡出門的女子仍然很少。在喀布林的大街上，除了年幼的女童，偶爾也會瞥見只披頭巾、腳蹬高跟鞋的年輕女子，她們大多是電臺播音員之類的職業婦女，行色匆匆，而且身旁都有男性陪同。這種狀況在阿富汗南部更明顯，除了一些正在上學的小女孩兒敢於只披著頭巾出門，成了家的女子上街幾乎沒有不穿布卡的。

我既沒有穿著布卡，也沒有男性陪伴，頭巾下還袒露著一張異國人的臉，竟然斗膽行走在喀布林的大街上，難免會招來圍觀和蔑視。我原以為戰爭已經告一段落，阿富汗各地逐步平靜下來，在喀布林這樣的北方城市，我大約可以自由行動，不會遇到什麼障礙，可這個旅館經理一開始就讓我吃了一記閉門羹。

弄清這一點，我在喀布林的集市上買了一套布卡。布卡由頭套和圍罩兩部分組成：頭套頂部縫著一個用布纏著的箍子，沉重的箍子可以讓布卡穩穩地卡在腦袋上而不至於輕易搖擺；頭套的眼睛處縫著一片網格，頭套裡的人透過眼前的網格來視物、呼吸；頭套往下是一個多褶的燈籠般的大圍罩，它將人的身體完全包裹住，只露出雙腳——一副合適的布卡應該不長不短，恰好垂至腳面，能將大部分鞋子遮住。後來我在別處發現，布卡也如時裝般在長短和顏色上各有差異。

可這個大布罩十分憋氣，即使有那一小片佈網也無法看清面前的路，這簡直比不穿布卡更危險。我知道若是天天穿著它，自己終究會像阿富汗婦女一樣行動自如，但在喀布林時我一直沒鼓起勇氣穿它出門，直至去了南部它才派上用場。

而當我穿著綠色的長裙長褲、披著頭巾行走在喀布林街頭，或一頭扎進當地集市時，就要習慣男人的瞪視、孩子的口哨，以及別人的訕笑和有意無意對我身體的衝撞。我還要經常提醒自己，人家並沒有請我來這裡，也沒有不讓我穿布卡，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然而怒氣還是日漸積聚。

有一次我站在路旁買鮮榨果汁。攤主把芒果塊和碎冰放進攪拌機裡，開動了電源，之後一邊看我，一邊和別人議論著什麼。在嗚嗚嗚的攪拌聲中，攤子左右的人紛紛瞪著我看。不一會兒攤主停下機器，把盛果汁的杯子遞給我，我仰著頭咕嘟咕嘟喝完。低頭取錢付賬時，卻被什麼猛地砸中後背，回頭一看，地上多了攤冰屑。

周圍看熱鬧的人鬨笑起來。我那勉強裝出來的若無其事瞬間化為憤怒，只想把錢摔到果堆上一走了之，轉念一想還是壓下委屈，把錢遞給了攤主。

我多少有點沮喪地回到旅館。上樓梯時碰到一個在二樓餐廳做招待的十幾歲少年，擦肩而過時他忽地在我臀上捏了一把，隨後飛快地溜了。就連這個小傢伙都來揩油，我怒氣上衝，轉身追向二樓，大聲呵斥：“混蛋！別來碰我！”他笑嘻嘻地一下躥進餐廳，我卻沒了勇氣跟著衝進那道門裡去。

或許我的喊聲太大，剛回到房間，阿里就緊張地跟進來詢問原委。我紅著臉解釋了一番。他聽完想說什麼卻沒說，默默地走了。

晚上，同屋的兩個日本人回來了。路過經理室時，阿里讓他們轉告我，請我換到別家旅館去；倘若我繼續住在這裡，這種事還會發生，平白打攪了旅館的平靜。他們倆好心勸我：“你為什麼不穿上布卡？這樣多不安全！”

我無言以對，只得自己加倍小心。阿里雖下了逐客令，但我賴著不走，他也沒有逼我。幾天後，我離開這裡去了巴米揚。

過了些天，我從巴米揚回到喀布林，一下車就風塵僕僕、老馬識途般地來到阿里的小旅館。

正好阿里走進來，他看我一眼，猶豫了一下，又遲疑地望我兩眼。他走到桌邊跟後頭那個男人講了幾句，翻開登記簿檢視，再轉過身對我說：“目前確實沒有適合你的房間，但下午五點有人退房，到時你可以獨自住一間雙人房，四美金。”說完他就望向了別處，沒再看我。

我頓覺安慰，卻也不知該對他說些什麼。

我在喀布林又待了幾天，和旅館裡的人日漸熟悉起來。熟悉，也意味著習慣，我習慣了這家小旅館，習慣了它那窄窄的、因沒有燈而顯得陰暗模糊的走廊。走廊兩旁是南北朝向的客房。朝南的客房是多人間，裡面通常擺著至少五張單人床，南牆上有扇大玻璃窗，屋裡永遠沐浴著炎熱的陽光。朝北的是三人間、雙人間，還有隻能勉強放下一張單人床的可怕單間，窗戶對著其他建築物，屋裡沒有陽光，氣味難聞。所有房間裡擺著的都是單人床，數量不等，床單很少換洗，客人結賬離開後，夥計在打掃房間時用笤帚掃一掃床單，或者拿起來抖一抖。這些事情，只要習慣了，也沒什麼。

旅館裡只有一個廁所，也就是說沒有專門的女廁。我推想阿富汗婦女大概是不住這種旅館的。我要用廁所，就只能橫下一條心將大門反鎖，雖然門外總有人乒乒乓乓亂敲，但不久大家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便也習慣了。

這樣一來， 我難免得寸進尺，妄想能在廁所裡洗個澡。

一天下午，我走進經理室詢問阿里我能否在廁所裡洗個澡。阿里可能從未遇到過這種難題，坐在那兒半天沒動彈，瞪圓了雙眼直愣愣地看著我。不知道其他客人是怎麼洗澡的，也許不洗澡或外面有公共澡堂？只見過有人在水龍頭那兒把溼毛巾伸進袍子裡簡單擦身。我這樣直接問他也是夠冒失的，可洗澡的願望是那麼強烈啊。

過了老半天阿里才緩過勁來，慢吞吞地說：“我可以幫你把廁所裡的水桶灌滿，你把門關上就可以洗澡了。現在就洗嗎？”

“現在！”我笑起來。他的話正中我下懷，下午正是旅館裡人最少的時候，我得意地向他亮亮手中的塑膠袋，裡面是早已備好的洗漱用具和換洗衣物。

阿里捋起袖子，把橡膠管套在龍頭上往桶裡注水，很快桶就滿了，水嘩嘩嘩地溢了出來。他把管子抽出來，扭頭對我說：“好啦！你可以進來洗澡了。”

我把門鎖上，飛快地行動起來。終於能洗上澡啦，真是興奮和痛快！正舀水時，突然聽到門外傳來腳步聲，繼而是重重的敲門聲，嚇得我立刻停止了動作。接著聽到阿里的聲音，他說了幾句話，敲門聲停了，腳步聲漸漸離去。

要知道在阿富汗，能像這樣洗個澡是多麼不容易。我聽本地人說過一件事，一個浴池老闆出乎意料地關閉了生意興隆的浴池，旁人打聽緣由，他說如果有女人從浴池外走過，如果她知道里面是個浴池，興許就會聯想到男人的身體，那是對真主的大不敬。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發生，他索性將浴池給關了。

我迅速洗完澡，打開了廁所門。阿里坐在走廊裡低頭看書，見我走出來，他合上書，起身把椅子搬進經理室，然後走進廁所，把被我用得只剩一半水的大桶重新灌滿。

雖然還很謹慎，但阿里小心翼翼地和我交談起來。他大概早已存下許多疑問，比如：

“你為什麼一個人出門？”

“你的兄弟們在哪裡，他們為什麼不陪著你？”

“你為什麼要從那麼遙遠的國家來到這裡？”

“你來這裡是想做什麼？”

起初他遠遠地站在涼臺門口發問，瞅見有人來了便趕緊閃開。後來他在不遠處坐下來，面朝著我。

我仔細跟他講述我自己、我生活的國家、我的旅行，還有我面對的世界。他低頭沉默而用心地聽著，偶爾抬頭望望我。

漸漸地，他的問題變成：“在你們國家，男人們在做什麼，女人們又能做什麼？”

我也開始問：“你呢？你的家庭呢？你的國家呢？”

阿里是個孤兒，這個三歲時因父母雙亡而投靠叔叔的孤兒，透過自身努力長成了這樣一個誠實忠厚而安詳的人。關於自己他說得並不多，他的目光每每掠過涼臺欄杆投向遠方。

我待在涼臺上的時間越來越長，常常從傍晚到夜近。天黑下來了，遠近的燈光在夜色裡漸次明亮，涼風也從酷日的壓迫裡得到解放，悄悄地從山那頭吹拂過來。

那些交談的傍晚是多麼愉快的時光，坦誠的空氣瀰漫在涼臺上。我本來是孤單地面對著喀布林，與阿里之間的坦誠卻緩釋了這一點，使我感到恬然。

有時人們會問：“你一個人在路上，不會感到孤獨嗎？”

我很少想到這個問題。即便出發時隻身一人，一旦到了路上便會遇見各種各樣的人，便不會感到孤單。我曾憑藉對真誠和信任的理解增強著自己對生活的信心，在漫長的旅程中，在與不同的人交往時，我也將對真誠和信任的發現當作一種至大的收穫。

離開前的那個傍晚，我獨自坐在涼臺上眺望遠方。金黃的落日正從飽經戰亂、遍佈廢墟的喀布林上空緩緩下沉，暮色四散。眼皮底下的喀布林大街正處於一天中最為擁擠混亂的時刻：人聲嘈雜，車聲沸天，垃圾遍地，各種烤肉攤子在牛皮扇的催促下冒出滾滾濃煙，空氣中充滿了煙火氣。

阿里在不遠處做完禱告，悄悄地坐下。我們一同凝望著煙塵和落日。

忽然，我聽到他輕聲地問：“賽瑪，你要紅茶還是綠茶？”

扭頭一看，他正微微地偏著頭，用關切的眼神望著我。我心頭一顫，一股暖流瞬時湧過。

“綠茶。”我微笑著答。

正文節選自

《陌生的阿富汗：一個女人的獨行漫記》

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9月

文字與圖片獲世紀文景授權

責編 Leti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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