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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典
他們從來沒有停下變差的腳步
“請問聯合健康保險（UnitedHealthcare，簡稱UHC）還是沒有透過我的藥的假期提前授權（vacation override）嗎？”
“是的，我們醫院這邊已經多次聯絡聯合健康保險，但他們還是沒有給出明確答覆。”
“可是我下週就要出發了，如果在那之前拿不到藥，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我明天會繼續幫你跟進，爭取讓你在出發前拿到藥。聯合健康保險的流程確實比較複雜，我們這幾天一直在盡力協調，真的很抱歉讓你經歷了這些。請放心，我們會盡全力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這段對話發生在十二月中旬，這已經是我和伊莎貝拉的第五次通話，伊莎貝拉是我在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 的藥劑聯絡員 （Pharmacy Liaison），她的主要職責是負責醫療機構、藥房、患者和保險公司之間的協調和溝通。我患有內分泌相關的慢性病已經五年，終生都需服藥，但比起其他更加複雜艱難的病症而言，我的病已算輕微，只需按時服藥即可有效控制。
秋天體檢時，我的指標有所浮動，於是專科醫生給我開了一種新藥，但是我年底即將離開美國一段時間，需要提前領取兩個月的藥物。美國沒有全民醫保計劃，普通人的保險一般都由僱主承擔，而我的僱主只提供聯合健康保險的保險計劃。如果不走保險計劃，這個新藥的自費價格每個月超過1000美元，透過保險我每個月只需支付75美元。然而聯合健康保險規定藥物只能按月領取，所以我需要與保險公司溝通，申請提前取藥的授權。
僅僅是提前取藥這件小事，聯合健康保險的系統卻讓它變得異常複雜。我不得不在醫生辦公室、藥房、醫療機構和保險公司之間來回溝通。儘管醫生已開具處方，藥房也有足夠庫存，伊莎貝拉多次替我申訴，但保險公司一再駁回授權請求，反覆要求我證明提前取藥的“醫療必要性”。
我對伊莎貝拉抱怨道：“我還以為在槍擊案事件後，聯合健康保險會稍微變好一點。”
伊莎貝拉嘆了口氣，順著我的話說：“在這個系統下，保險公司只會越來越糟。就我在這個行業的經驗來看，他們從來沒有停下變差的腳步，也沒有理由停下。”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4日，美國紐約，美國聯合健康集團旗下聯合健康保險公司執行長（CEO）布萊恩·湯普森遭到致命槍擊，當局將其描述為一次針對性的襲擊，此事件在全城和全球企業高層引發了震動。
少數人的“幸運特權”
伊莎貝拉說出了大多數美國人的心聲。與其說美國醫療系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歷史傳承，不如說它是混亂而沉重的歷史遺留問題。相比其他西方國家較為健全的全民醫保計劃，美國的醫療體系顯得格外複雜、脆弱、龐大且不公。
美國現代醫療保險系統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在此之前，由於醫療技術的侷限，許多手術和治療都在患者家中完成，醫療賬單鮮少與醫療機構掛鉤。然而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醫療成本的上升，第一個現代醫療保險計劃藍十字（Blue Cross）在1930年代應運而生。
二戰期間，政府為了控制戰時經濟宣佈凍結工資。為了吸引和留住員工，許多僱主開始提供醫療保險作為額外福利，這一趨勢奠定了後來以僱主為主導的保險模式基礎。1960年代，民主黨總統林登·約翰遜簽署了《社會保障修正案》，標誌著聯邦醫療保險體系的建立。這項修正案透過聯邦醫療保險 （Medicare） 向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提供醫療保險，同時透過聯邦醫療補助 （Medicaid） 為低收入群體和特殊需要人群（如殘疾人）提供醫療補助。
然而，這種聯邦醫療保險的干預並未進一步邁向全民醫保的方向。20世紀70年代，醫療費用迅速攀升，製藥行業快速發展，美國社會面臨醫療成本危機。在此背景下，更多私人保險公司逐浪而生，其中包括1977年成立的聯合健康保險公司。經過幾十年的擴張與併購，聯合健康保險逐漸成長為美國最大的醫療保險公司之一。
至2024年，其母公司聯合健康集團（UnitedHealth Group）已躋身《財富》世界500強前十，併成為全球收入最高的醫療保險公司。在全球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其年收入超過3700億美元，同比增長14.6%。以商業角度而言，聯合健康集團無疑是一家極為成功的企業。
聯合健康集團的成功並非個例。在美國以消費和利益為導向的經濟環境中，許多龐大的私人健康保險集團紛紛崛起。這些企業透過制定和操控規則，限制普通美國人的健康選擇，同時利用強大的資本影響力遊說政府，阻礙政策改革。全民醫療保險這一民心所向的政策，屢次被扼殺在政策的搖籃中。在這樣的體系下，全面且健全的醫療保險無法成為所有美國人的基本權利，而是逐漸演變成少數人的“幸運特權”。
我也是“幸運”的一員。我在紐約的一家非營利機構工作，薪資水平在這座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並不算優渥，但公司的醫療保險計劃相對全面，這一點對我來說尤為重要。由於慢性病的緣故，我需要長期服藥和定期複查。每次就診後，我都會收到聯合健康保險的賬單，賬單顯示，如果沒有保險，我的藥費每月自費將超過一千美元，檢查和診療費用也高得驚人。為了這份保險，公司每年為我支付上萬美元的保費，而我個人也需要分擔數千美元。如果沒有這份價格高昂的保險，像我這樣的患者可能根本無法負擔持續治療，甚至面臨醫療破產的風險。
擁有保險僅僅是第一步，與保險公司打交道更像是一場漫長而複雜的博弈。這種博弈需要高度的耐心、精力與知識儲備，而並非所有人都能從容應對。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不僅昂貴，還伴隨著一系列複雜的規則和術語，如 premium（保費）、deductible（免賠額）、co-pay（共付額）和 out-of-pocket maximum（自付封頂額）。每一個術語背後，都隱藏著額外的費用和責任，將醫療需求拆解成環環相扣的操作步驟。保險公司透過這些精心設計的規則，進一步抬高了患者獲得保障的門檻。
這些規則對缺乏時間、精力或知識儲備的患者而言，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懲罰。重病患者因身體狀況限制了精力，母語非英語的受保人常常因語言障礙難以理解保險條款，新移民和教育背景有限的人群更容易被流程的複雜性所阻礙。對於這些群體，醫療保險並非保障，而更像是一道隱形的屏障。
然而，這種局面並不只限於弱勢群體。高昂的醫療費用和不穩定的保險體系，也在逐步侵蝕中產階級的安全感。許多家庭即便擁有保險，仍不得不面對保險公司的隨意拒保，承擔沉重的醫療開銷，而早期未能得到有效治療的疾病，往往會演變成後期更高昂的治療成本。
根據凱撒家族基金會2024年的調查，約50%的美國成年人表示難以支付醫療費用，25%因費用問題推遲或放棄醫療護理，21%因經濟原因未能購買處方藥。即使超過90%的美國人擁有某種形式的醫療保險，41%的成年人依然揹負著醫療相關債務，總額高達2200億美元。這樣的惡性迴圈（高保險費用 — 低保險覆蓋 — 健康狀況惡化 — 更高費用 — 因病負債）正持續加深美國醫療體系的危機。
醫療保險原本應該是患者的“安全網”，但卻在逐利的體系中變得脆弱而排他，成為少數人享有的“特權”。這種現象不僅損害了個體的健康權益，也暴露出醫療體系的核心問題：保險並非以患者權益為中心，而是以資本利益為導向。在這個迷宮般的系統中，大多數美國人既無法找到出口，也無力改變規則，只能承擔系統設計帶來的昂貴後果。
對醫療體系的失望正成為美國社會少有的共識。在這個因政治和意識形態而分裂的國家，醫療保險的不公讓各階層都感受到了同樣的挫敗。從高收入到低收入家庭，從保守派到自由派，每個人都在與保險公司中感受到挫敗：醫療保險不再是服務患者的體系，而是一種對普通民眾的結構性壓迫。
誰的“兇手”，誰的“英雄”？
但哪裡有壓迫，哪裡就需要“英雄”。
2024年12月4日凌晨，曼哈頓中城寧靜的街道上，發生了一場震驚全美的行刑式兇殺案。聯合健康保險公司的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Brian Thompson）在紐約希爾頓酒店門口被槍殺，當時湯普森正前往出席聯合健康集團的年度投資者會議。他所領導的公司不僅擁有全美最高的營業額，也以拒賠率居高不下而聞名，甚至藉助AI技術在稽核中大規模拒絕保單申請。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19日，美國紐約，被指控殺害聯合健康公司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喬內，在被從賓夕法尼亞州引渡後抵達南街直升機停機坪。
殺手並沒有在第一時間被捕，但他的監控截圖很快傳播到了全美各地。畫面顯示，這是一名二十多歲的白人男子，身穿卡其色夾克，五官清晰，面罩微微拉下，露出了部分面部。他在微笑，彷彿他並沒有策劃一場謀殺，好像這只是一個尋常的週三清晨。
然而，這場謀殺並未讓美國社會感到恐懼，反而引發了一場近乎荒誕的集體狂歡。社交媒體上熱議不斷，幾乎無人對死者表達同情。取而代之的，是層出不窮的諷刺與戲謔，人們用調侃的方式解構這起震驚全國的事件：
“我的同情心不在保險覆蓋範圍之內。”
“對不起湯普森，你的生命延續請求已被拒絕。”
“遺憾的是，我們的哀悼需要提前獲批。”
在大選後的分裂中，美國依然四分五裂，卻因這起行刑式的謀殺短暫地找到了某種凝聚力。一場謀殺，塑造了當下美國最偉大的英雄與最具爭議的惡人——但英雄在逃，惡人已死。
與此同時，公眾開始追蹤這場兇殺案的細節，犯罪現場遺留的彈殼上刻有“拖延”（Delay）、“拒絕”（Deny）和“罷免”（Depose）。這些詞語並非普通的語言符號，而是對美國醫療保險體系最深刻的控訴。“拖延”象徵著漫長的審批流程，“拒絕”揭示了拒賠行為對患者的背叛，而“罷免”則傳遞了一種推翻不公體系的決絕。這些詞出現在謀殺現場，既是震撼的宣告，也是諷刺的寫照，將保險公司慣用的術語轉化為對整個系統的致命指控。
一場抗議醫療不公的運動似乎已經被點燃。兇手在逃竄數日後被捕，身份很快浮出水面：26歲的義大利裔白人男性路易吉·曼吉奧內（Luigi Mangione）。曼吉奧內出身於一個富裕的義大利裔家庭，父親是馬里蘭州知名的房地產商，家族資產雄厚。他本人也擁有令人羨慕的履歷：畢業於常春藤盟校賓夕法尼亞大學，主修工程學，畢業後找到了一份科技公司的高薪工作。
然而，正是這樣一位本應離系統性壓迫最為遙遠的富家子弟，卻成為這場謀殺的實施者。他的背景讓案件的意義變得更為複雜：曼吉奧內並非直接的受害者，他既沒有被拒絕過理賠，也沒有在醫療體系中遭遇過嚴重挫折，甚至從未是聯合健康保險的受保人。然而，他在行動前留下的宣言，卻直指醫療保險行業的“不公與貪婪”，並指控這一體系“剝奪了普通人的健康權利”。
曼吉奧內作為完美反抗者的身份，賦予了他極大的寬容與愛慕。他是一個集財富、教育、外貌於一身的精英白男，卻選擇透過極端方式表達對醫療體系的不滿。人們深入挖掘他的社交媒體，追蹤他的書單和歌單，翻出他的私人照片，解讀每一個能搜尋到的網路留言。他如此完美，他是一個性感的謎題，他的生活中沒有經濟壓力，他可能從未體驗過系統性或個人層面的歧視。他本有著光明的前途，然而他似乎選擇以大義為名，為所有美國人向利益主導的醫療系統宣戰。
曼吉奧內被塑造為當代美國最需要的羅賓漢，而他的復仇也被許多人視為邁向醫療正義的第一步。
克里斯馬型兇手與網路狂歡
正義如此抽象，但正義並未立刻眷顧我。我的藥物假期提前授權依然沒有透過，我又打電話給伊莎貝拉，她為我著急，卻也無能為力。我翻看著社交網路，美國依然沉浸在這場狂歡中，網友將曼吉奧內稱作“美國的解藥”，時尚賬號則詳細分析他被捕時的穿搭，網紅們趁熱釋出以他為主體的吸引眼球的性幻想影片，紛紛追逐這股潮流。甚至中文網路也陷入了這場狂歡，某社交網路平臺上充斥著性化他的帖子，圍繞他的身材、鬍渣、相貌、穿搭、以及義大利血統展開討論，有人稱他為英雄，有人稱他為“老公”。
這場謀殺逐漸被娛樂化，聚光燈的焦點從醫療保險系統的漏洞轉移到曼吉奧內的個人符號上。人們似乎不再關心他的動機，甚至不再關心醫療體系本身。
與公眾的狂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傳統媒體近乎古典的評論。《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華爾街日報》等知名媒體普遍譴責這一暴力行為，無論背後的動機如何。傳統媒體堅持反對透過暴力手段解決問題，即使是在抗議系統性問題的背景下。然而，它們的回應過於依賴理性框架，忽視了社會情緒的積壓和根本性的不公，缺乏對社會憤怒與絕望情緒的理解，也迴避了討論為何暴力會成為民眾心中可行的選擇。
這種綏靖式的評論引發了公眾更深的憤怒，許多人將傳統媒體視為同謀。相比深入討論醫療體系的缺陷，某些反抗的方式變成了繼續擴大消費曼吉奧內的外貌、身材、背景，而非關注他的動機與更廣闊的社會議題。作為微不足道的個體，我感到恍惚，我無時無刻不在擔憂聯合健康保險究竟何時才會透過我的藥物申請，我也無法與任何一方完全共情。
我看到傳統媒體的冷漠，但也不相信娛樂化和性化殉道者就是討論的歸宿。在這個資訊極度碎片化的時代，一些更廣闊的動機被解構掩蓋。社會對資本的不公有樸素的反抗，但又對“表象價值”擁有深刻執念。資本消費群眾，而當曼吉奧內成為符號而非更深刻的問題時，群眾也在消費正義。
這或許是公眾面對複雜議題時的無奈轉移，但美國社會對許多具有個人魅力的殺手始終保持著獨特的熱愛與迷戀。這些人物往往以叛逆的形象挑戰社會規則，同時也以其個人風格征服公眾。邦妮與克萊德 （Bonnie and Clyde） 不僅是犯罪的象徵，更被塑造為大蕭條時代對抗權威和資本主義的浪漫敘事；特德·邦迪 （Ted Bundy） 以迷人的外表成為媒體追逐的焦點，即便他的罪行令人髮指；查爾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透過個性化魅力與激烈的言論操控信徒，他的形象至今仍是邪教和瘋狂的代名詞。
美國文化中的這種情結不僅體現了對具有個人魅力人物的推崇，也揭示了社會對這些符號化形象的依賴。因此，當曼吉奧內以“普通人反抗”的身份出現時，他迅速被賦予了象徵意義，不再僅僅是一個個體，而成為一個時代焦慮與憤怒的載體。
他之所以能成為如此“完美”的載體，與他的形象高度契合美國逐漸迴流的傳統主義敘事密切相關。他是白人而非有色人種，美國人而非移民，帥氣而非平庸，男性而非女性，精英而非貧窮。這樣的形象使他能夠被政治光譜上的不同群體同時接受。他似乎在無私地挑戰體系，而不是一個因絕境而不堪的個體。他的故事中充滿了人物的光輝弧線，卻幾乎沒有具體的苦難經歷。
曼吉奧內的存在不僅為社會提供了情緒宣洩的出口，也契合了美國文化對英雄化與浪漫化叛逆者的長久熱情。從這一角度看，他被塑造成了一個完全符合時代需求的“魅力殺手”。
除了依賴於英雄主義的敘事，美國文化推崇個人魅力人物的現象也與消費主義文化也有深刻的聯絡。在消費主義的語境中，個人魅力往往被市場化，成為一種可被消費的符號。消費主義需要“符號化”的個體來激發公眾的興趣與願景，而符號化的過程也簡化了社會議題的複雜性，讓個人魅力人物更容易被賦予超出個體本身的意義。開啟Tiktok與亞馬遜，商家爭先恐後上架Free Luigi的Tee，但網站又會馬上審查下架，而這種你來我往則激發了更多公眾的消費慾望。
公眾將自己反抗不公的願景投射到曼吉奧內身上，娛樂和實體消費品則順應而生，反抗利益至上的公眾，也將時代想象的羅賓漢變成了消費主義和娛樂至上的載體。
然而，我懷疑曼吉奧內是否真正願意成為這樣一個消費主義的符號。他的網路遺蹟如今被人追捧消費，其中一篇廣受關注的，是他對“聯合炸彈客”特德·卡辛斯基（Ted Kaczynski）著作《工業社會及其未來》的評論。
當地時間2024年12月9日，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阿爾圖納，涉嫌謀殺美國聯合健康保險執行長布萊恩·湯普森的嫌疑人路易吉·曼吉奧內。
卡辛斯基的故事是一場介於天才與瘋狂之間的悲劇。他出生於1942年，年僅16歲便進入哈佛學習數學，並在25歲時成為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最年輕的數學教授。然而，他在1969年突然辭去職務，隱居於蒙大拿州的一個偏遠小屋，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他的生活轉變與思想轉向密不可分：他開始對現代工業社會和技術進步抱有深深的不信任，認為它們侵蝕了人類自由，破壞了人與自然的平衡。
從1978年到1995年，卡辛斯基透過郵寄炸彈製造了一系列襲擊事件，目標包括大學理工科教授、航空公司高管和大型企業。他的襲擊造成了三人死亡，23人受傷。這些炸彈設計複雜且極具殺傷力，最終導致聯邦調查局（FBI）啟動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聯邦調查行動，被稱為“Unabomber案件”。
1995年，卡辛斯基以威脅繼續襲擊為條件，要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刊登他的長篇宣言《工業社會及其未來》。在這篇宣言中，他闡述了他對現代社會的批判，指責技術進步和工業化剝奪了人類的自主權，將人類變成了技術與資本主義機器中的齒輪。他將自己的暴力行為視為對這一趨勢的反抗，並希望透過恐怖主義手段喚醒公眾對這些問題的關注。
最終，卡辛斯基的弟弟認出了他的文筆，並向FBI舉報，導致他在1996年被捕。他隨後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最終2023年在聯邦監獄中去世。儘管他的暴力行為被廣泛譴責，但他的思想卻引發了許多人對現代技術社會的反思。比如曼吉奧內就在書評中引用了一段話：“當所有其他溝通形式都失敗時，暴力就成了生存的必要條件。你可能不喜歡他的手段，但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不是恐怖主義，而是戰爭和革命。”
曼吉奧內顯然受到了卡辛斯基思想的影響，但他選擇了與卡辛斯基截然不同的行動路徑。與卡辛斯基的隱居與孤立相比，曼吉奧內試圖透過直接針對具體目標的方式，來表達對醫療保險體系的不滿。他的暴力行為並非隨機制造恐懼，而是意在瞄準醫療保險體制的代表人物，以此引發公眾對技術和體制壓迫的關注。然而，這種方式也難以擺脫侷限，暴力的極端性不僅引發爭議，也使得他試圖開啟的社會對話陷入了符號化的困境。
同時，曼吉奧內曾在網上批評日本社會中的許多人是“NPC”，這一說法不僅尖銳地指向現代社會的機械化，更揭示了他對“被動存在”的深刻厭惡。在他看來，所謂的“NPC”並非個人的選擇，而是工業社會和資本主義的產物。這些人被迫執行著體制化的指令碼，而喪失了對自身生命意義的主導權。
不論他在日本短暫一遊後的觀察是否公允，但曼吉奧內的一系列網路發言清晰展現了他對主觀能動性的渴望，這或許能解釋他為何選擇用極端手段打破醫療保險行業無盡的“被動忍受”。然而，與卡辛斯基的孤獨形象不同，曼吉奧內的行動迅速被媒體和公眾符號化。他所代表的不再是純粹的思想，甚至代表的不再是純粹的暴力，而是被浪漫化、性化的消費物件。儘管兩人都試圖透過暴力喚醒公眾對體制的反思，但曼吉奧內在這個娛樂化的時代中，註定無法擺脫成為文化商品的命運。
風波過後——誰在彌補現實中的“漏洞”
曼吉奧內在等待他的審判，而我的生活也終於迎來了一絲轉機。經過無數次的溝通與申訴，伊莎貝拉終於幫我拿到了藥物的假期提前授權。她迫不及待地打來電話告訴我這個好訊息，當我聽到她的聲音時，一種複雜的情感湧上心頭：既有無力的慶幸，也有深深的感激。伊莎貝拉從未抱怨，更沒有放棄。她用耐心、堅持和善意，在這個龐大而冷漠的系統中，為我多爭取了一步，贏得了一線生機。像伊莎貝拉這樣的人，才是這個系統得以運轉的真正原因。儘管這個系統充滿了不公，但正是伊莎貝拉們，依靠她們的韌性、專業和溫情，勉強維持住了其中殘存的一絲人性。
相比曼吉奧內的暴力與張揚，伊莎貝拉的努力顯得微不足道。然而，正是這種看似渺小的堅持，卻帶給了我最深刻的善意與慰藉。曼吉奧內用極端的方式向系統發起了挑戰，而伊莎貝拉則用默默的付出，在系統的裂縫中填補著每一處空隙。她沒有試圖推翻它，卻在它冷酷的規章之下，為一個普通患者贏得了喘息的空間。她的努力沒有聚光燈的照耀，但在我眼中，比起一場註定無法延續的暴力反抗，她的堅持顯得更為真實、更為可貴。她用細碎的行動回答了一個更為樸素切身的問題：作為普通人，我們要如何在利益至上的系統中，支撐自己，支撐彼此？
然而，美國的矛盾似乎始終寫在一次次的選擇中。醫療系統的不公早已是全民共識，但民眾的政治選擇卻常常顯得諷刺。在接連不斷的醫療危機中，美國人再次將特朗普送上了總統之位。這位公開反對全民醫保、甚至試圖廢除《平價醫療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領導人，贏得了普選票的支援。這些選票的背後，隱藏著深深的不安和對複雜問題的逃避。醫療系統的痼疾依舊紋絲未動，改革的願景也從未真正邁出第一步。曼吉奧內的暴力行動雖然激起了對醫療不公的廣泛討論，但真正推動改變的主觀能動性，仍然牢牢停滯在資本的掌控之中。
與此同時，曼吉奧內的故事仍在被消費。他的白人男性身份與精英背景，為他贏得了難以忽視的寬容與愛慕。然而，這種推崇某種意義上卻遮蓋了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人們原諒了曼吉奧內的暴力，卻不再深究醫療系統對普通人的壓迫本質。聯合健康保險的CEO被迅速替換，社交媒體上仍充斥著保險賠償被拒的恐怖故事。但這一切的憤怒與討論，最終仍然回到了對英雄形象的消費，而非對體系本質的改變。曼吉奧內的“完美叛逆者”形象，更像是滿足了人們對傳統英雄敘事的消費渴望，而非解決美國社會的核心問題：利益驅動的系統，終將以利益為主導。
當熱潮散去，社會或許會銘記曼吉奧內的名字，將他視為一個時代的象徵，一次對不公的叛逆。然而，真正改變普通人生活的，並不僅僅是這樣的“英雄”。那些被忽視的伊莎貝拉們——沒有轟動性舉動、沒有追隨者的普通人——才是這個冷漠系統中最真實的支撐者。她們不需要透過暴力宣告存在，也不追求成為符號，但正是她們日復一日的堅持，在冰冷的規則中為無數普通人爭取到一絲喘息的空間。
美國需要的英雄究竟是誰？是透過極端方式喚醒公眾的叛逆者，還是那些用細微努力維持系統底線的普通人？或許，答案並非二選一，答案也絕非只是一個符號。正義的方向從來不是由某一個人決定，而是由無數行動共同鋪就。從曼吉奧內到伊莎貝拉，看似對立卻相輔相成的力量，才是社會推動變革的隱形引擎。
然而，象徵與現實之間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鴻溝。符號化的行為或許能引發一時的熱議，但真正推動改變的，是那些持續發聲、默默堅持的人。美國醫療行業的未來，不僅需要能點燃討論的符號式殉道者，更需要那些在日常中默默重建信任與希望的普通人。正是她們的堅守，讓這個充滿裂痕的體系，在崩塌邊緣，依然保留了一線生機。也許，美國社會不僅要想象英雄，也要看見英雄，她們平凡，她們不凡，她們就在我們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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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龔思量。
本期微信編輯：龔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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