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打工人”這個詞語開始流行，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刷了幾天“打工人”的梗，你卻還不肯稱我一聲“無產階級同志”》
我這篇文章的核心觀點是：“打工人”尚且只是一種“身份認同”，而我們要走出“打工人”的宿命悲劇，就必須從“身份認同”進化到“階級認同”——我們是光榮的無產階級這種“階級認同”。
結果整整五年過去了，“牛馬”成為了一個新的流行語，我一看完了，這咋還退步了呢——別說建立起“階級認同”了，這直接產生了“物種認同”危機了。
當然，往好處想，根據偉大的辯證法，“開倒車”等於“反向加速”，所以都是好事，當退無可退了，就只能前進了。
從語言學上來講，把人稱之為動物，就是一種代指層面的矮化。就好像我們習慣把性工作者稱之為“雞”“鴨”，這就是透過把人代指為動物，達到羞辱和確立身份高低的目的。
所以不管是“牛馬”還是“嗎嘍”，都是一種自我矮化、自我貶低。或者說這種自降格，是因為已經意識到了外界存在著一種矮化自我的他者，至少也是屬於“階級區分”的一部分，比“打工人”這種“身份區分”還是更進一步的，所以說“反向加速”並不是玩梗。
就比如說“打工人”剛剛流行時，人人都會順口而出一句口頭禪“打工都是人上人”。這是能夠體現出某種“集體潛意識”的，嚷嚷著“人上人”和“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所反映的潛意識肯定是不盡相同的，說白了還是沒有認清自己的階級地位，以及無產階級唯一的出路不是階級晉升成為“人上人”，而是團結起來再造一個沒有“人上人”的世界。
所以“我們都是牛馬”至少要比“打工人都是人上人”要反向進步了不少，最起碼不會有那種不切實際的自我幻想和麻痺了。毛主席早就教導我們：丟掉幻想，才能準備鬥爭。至少“牛馬”的稱謂，不再會體現出多少“都是人上人”這種自我催眠的成分在了。
同時，在五年前的那篇文章中我也指出：“打工人”概念的出現就是一種歷史進步——相比於絕大多數人民連“身份認同”都沒有的那個階段。
隨著經濟發展、第三產業繁榮，誕生了一大批心裡沒點逼數的弱智白領階層（腦力勞動者）。
這群人明明自己窮得一逼，沒有一毛錢資產，月光族信用卡花唄網貸輪番用，從事最基本的重複性腦力勞動，日常加班沒加班費下班回家一個微信馬上切換到工作狀態，最喜歡朋友圈美顏網紅店打卡以及分享各種網路成功學課程，靠父母接濟在一線城市勉強生活……
然而他們出入於城市最繁華的CBD，在高大上的寫字樓中辦公，用著靠網貸買來的奢侈品和最先進的電子裝置，張口閉口抓手、體感、觸達、心智、賽道、痛點……於是就覺得自己是上等人了，就覺得自己特別小資特別文藝了，就瞧不起那些流水線工人、外賣員快遞員、保安保潔農民工等體力勞動者們了。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資本家和他們豢養的走狗們在意識形態領域興風作浪，無數“精神上的資本家”們心甘情願做起了雲孝子，為權貴分憂、為剝削洗地，臀腦分離。諸如馬雲“人民富豪”這種斷子絕孫的馬屁，只是當時亂象的一個縮影。
曾經的腦力勞動者們或多或少都有一個小布爾喬亞的美夢，覺得自己學歷不錯、大城市白領、寫字樓工作，生活、身份認同、審美趨向都在向“精緻”二字無限靠攏。
但是偉大領袖毛主席還教導我們：形勢比人強。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精神上的布林喬亞們夢破碎了，他們發現大城市不是夢想實踐的場所，而是年輕鮮美的勞動力剩餘價值絞肉機，榨乾他們青春後就一腳踢開；寫字樓不是高大上的辦公場所，而是變種的流水線，狹窄格子間裡容不下靈魂也容不下肉體，甚至僅有的隱私場所——茅坑，也都開始計時出恭了——這不是舊社會“牛馬”又是什麼呢？
夢想破滅的聲音讓他們開始厭惡，厭惡資本家飛龍騎臉為所欲為得寸進尺，厭惡釘釘的提醒聲、打卡時的笑臉以及洗手間中的計時器，厭惡社交網路、商家廣告、商品符號對他們的種種規訓，讓他們意識到了這些虛無縹緲浮華的背後其苟活的本質。
他們終於明白了——繁華和熱鬧是羅馬人的，社畜只有早晚高峰。於是“打工人”這個梗火了。
於是在“打工人”的階段，這一點就進步了：開始對群體身份的“純潔性”有了一定的要求。這個梗一火，各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線的明星都來蹭，說自己是“打工人”。這瞬間引起了輿論反撲，“明星不算打工人”掛在微博熱搜大半天。
打工人們終於開始不慣著他們了，比如當年鹿晗等人蹭了一下打工人的梗，馬上被人扒出來穿著一個3w+的奢侈品大衣說自己“打工人”。說明無產階級還是有一些發自內心的、樸素的階級認同，至少知道一個片酬代言就是普通人一輩子掙不到的錢，所以對了這群得了便宜還無病呻吟擺不正自己位置的人們，大家毫不客氣。
當年一些關於“打工人”的段子——“你努力打工，你老闆就能過上更好的生活”“打工賺不了幾個錢，但是多打幾份工可以讓你沒時間花錢”“打工可能少活十年，不打工可能一天也活不下去”……等等這些相關的梗已經開始觸碰階級理論的邊緣了——剝削與剩餘價值。
當然，絕大多數參與調侃的“打工人”絕大多數都不能熟練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諸如“打工都是人上人”有自我催眠的成分在，而更有一種無奈的反諷與調侃，其中透露著揮之不去的迷茫、無奈與疑惑，鮮明地帶有著後革命時代中無產階級命中註定的悲觀主義色彩。
而到了“牛馬”階段，這種“命中註定式的悲劇大大加強了”，同時還帶有著一種決絕：打工人畢竟是人，既然是人就有成為人上人的潛質；而牛馬跟人，是有生殖隔離的。
這種退步/進化或多或少反映了當下年輕人，面對不可逾越的階級固化和貧富差距下的自我決絕。
國慶七十週年之際，央視出了一個紀錄片《我們走在大路上》，第一集講開國大典的部分時，採訪了全國各行各業人民對新中國成立時的回憶，其中一位老工人眼含熱淚說：我們之前是牛馬，現在是國家的主人了。
所以說這是一種歷史的輪迴嗎？我從來不認為歷史是簡單的重複，我的觀點是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有上升週期，有下降週期，即便是在兩個相同下降的週期中，所表現的種種特質也是不同的。
最典型的，當代“牛馬”能夠在網際網路上口嗨、調侃自己，首先都是衣食無憂有根網線有個手機的，真正吃了上頓沒下頓為活下去奔波的人，是沒時間沒心情在網上參與“牛馬”話題的討論的。無論怎樣當代無產階級的生活質量是舊社會真正牛馬們永遠無法想象出來的。
所以這也就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當代自謂“牛馬”者，自我吐槽的成分多於實質的內容，或更多的是對於巨大的貧富差距、堅不可摧的階級固化的調侃，並沒有到了活不下去“紅旗捲起農奴戟，黑手高懸霸主鞭”的程度。
於是我們又在扭扭捏捏中回到了“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不過這個“奴隸”是相對的，相對於巨大的貧富差距和高高在上的權貴階層。如果看絕對值來說，大多數人過得都說得過去。
第二，成功的革命會消解革命的基礎，這是革命“最偉大的悲哀”。
偉大的唯物史觀告訴我們：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大家團結起來革命，靠的是一種社會意識的共識，而這種共識是建立在大多數人都活不下去的基礎之上的。毛詩有云：“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這是一個因果關係：因為地主的重重壓迫，所以農民才會個個同仇。
而成功的革命恰恰會消滅這樣的社會存在，革命的成功讓大多數人沒有了凍餓之虞，而只有死亡的威脅——沒有飯吃、沒有衣穿才是革命最大的動力。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能有一份養活自己的工作、老婆孩子熱炕頭就已經完全知足了。
面對社會依然存在的不公平，可能會吐槽兩句，表達下“牛馬”的悲傷，但是離搏命造反、把統治階級掛在路燈上，那還遠著呢。
切格瓦拉那句名言：“我們走後，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這話其實只描述了一半現象，後面的故事就是有了學校和醫院之後，他們還會繼續跟革命者走嗎？
姜文早年參演的知名“反思文革”題材電影《芙蓉鎮》講的就是這樣一個故事：芙蓉鎮上所有人都想老婆孩子熱炕頭好好過日子，只有一個傻子天天喊“運動啦”“運動啦”。
有錯嗎？似乎並沒有錯，大家至少都安安穩穩過日子，喊“運動”的那個人反而有些不合時宜了。重要的是這不是一個價值判斷，而是事實判斷，這個事實就是那句話——成功的革命反而會消解革命基礎。
所以只有像毛主席這樣超越於時代、超越於歷史、超越於社會存在的偉人，才會警醒我們：如果無產階級喪失了革命性，如果修正主義當權，如果放棄了繼續革命，那中國人民就會吃二茬苦、受二茬罪，革命先烈們的鮮血就白流了。
可惜的是，當時絕大多數人沒有把毛主席的預言當回事，當年追隨毛主席的人的形象最後被定格為了《芙蓉鎮》中傻子。
這是非常公平、非常唯物的“歷史週期律”：無產階級放棄了革命性，那麼迎接他們的就是“二茬苦、二茬罪”。毛主席耗盡生命中最後一段時光，發動“天魔解體大法”，就是想跳出這個歷史週期律，把“屠龍術”交到每一個人民手中，保證紅色江山永不變色。
所以我說這就是公平：人民接得住，有了管理國家的能力、素質和革命性，那就是無產階級專政萬萬年；人民接不住，那就是二茬苦、二茬罪。
天降偉人已經憑藉一己之力拔高了歷史程序，甚至一定程度超越了“社會存在”去建立了屬於未來的“社會意識”，我們還要指望偉人再多做些什麼嗎？老人家自己也知道，一切都屬於客觀規律的一部分，他已經不能做更多了。
“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毛澤東
最後的結局我們也看到了：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這一偉大的唯物史觀又一次發生了威力，事實證明人民沒接住，人民沒有戰勝走資派。那又能怎麼辦呢？還是那句話，還要指望毛主席他老人家保駕護航嗎？他老人家能保十年、二十年，難道還真能“萬歲”嗎？最後還是要看人民群眾自己。
劉慈欣就很悲觀，在他早期科幻小說《中國2185》中，講了一個“復活偉大領袖”的故事。不過劉慈欣也很客觀，這篇小說中被“復活”的偉大領袖告訴後來者：一代人解決一代人的問題，不能指望前人全給你包辦了，那後人永遠無法成長。這跟本文所要表達的觀點是一致的。
所以說，這個週期律還沒完，偉大的唯物史觀一刻不停地在運作：當“二茬苦、二茬罪”真正來臨的時候，被革命消滅的舊的社會存在又一次重塑，那麼就必將不斷產生新的、與之匹配的社會意識，從“打工人”到“牛馬”就能看出這個趨勢來。
所以還是那句話“形勢比人強”，老人家說一千、道一萬，都不如真正的“二茬苦、二茬罪”能夠教育人民。其實運動失敗的根源其實就是缺一個“反面教員”，缺一個像蔣介石一樣能用重機槍把全國人民都逼革命的反動派。所以這又回到了開頭的觀點：開倒車等於反向加速嘛，加速也是好事情。
簡而言之，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社會意識”可能會有滯後性、可能會有超前性。
資本家的乏走狗們為“人民富豪”唱讚歌，還能夠忽悠到一大群無產階級，這就是社會意識一定程度上落後於社會存在；而偉大領袖認識到了“二茬苦、二茬罪”，在晚年的偉大實踐把屠龍術留給了每一個人民，就是拔高了社會意識，比所有人看遠了一百年。
對於每一個無產階級來講，透過不斷學習和實踐，認清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確立屬於自己的社會意識和階級意識，是我們力所能及可以做到的最重要的事情。
無產階級除了自己解放自己之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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