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古原
插播一下，推薦一個影片號，一個大企業家做的奧派經濟學號，很好。
這應該是一個美國人發的帖，支援川普對加拿大加徵關稅，因為要對等啊，對方給美國的農產品徵的關稅，簡直是高得離譜啊。
如果你現在就認為加拿大政府錯了，而川普加關稅有理，那你也陷入了一個陷阱中去了。
加拿大人就有話要說了。
美國，這個農業大國，農民數量雖少，僅佔全國就業人口的1.3%，但他們的收入卻相當可觀。2023年，美國農民家庭的平均收入高達9.8萬美元，是全體美國平均家庭收入的120%！那麼，美國的農民是如何實現高收入的？規模經營！
美國農場主透過巨量資本投入，購置現代農業機械，實現規模經營。平均每個農民經營2000畝耕地，規模效應顯著。這還不夠，為了佔領全球農業市場，美國政府還提供給這個全球效率最高的農業產業高額補貼。
美國政府每年撥出280億美元直接補貼給農民，平均每個農民獲得1.1萬美元的財政補貼。這些補貼使得美國農產品價格低廉到可以秒殺世界上所有的農業產品價格。
好了，現在你再來看這件事，是不是就開始迷糊了？很多人會繼續犯錯，又開始支援加拿大政府了，你看，你美國政府補貼農業，本來就效率這麼高價格很低了，你還要補貼，那我們加拿大的農民還活不活了？不拿高關稅阻擊你怎麼可以呢？
這種看法看起來有道理，但依然犯了大錯。
你想啊，如果你是一個加拿大人，美國政府補貼農業，這代表著你可以用低價買到大量的便宜的農產品，這不是大好事嗎？加拿大人現在的痛苦就是各種物價都在瘋狂上漲，食品也很貴，很多普通人買食品都存在巨大的壓力了。
美國政府出錢補貼，實際上是將美國碼農們本來賺到手的錢搶走，並將這一部分錢用來補貼給了加拿大的消費者，犧牲者是美國碼農的收入，得利者是加拿大甚至全球的消費者。
這等於是在說，美國政府從美國民間徵稅，補貼全球所有人的餐飲消費。
既然美國人接受，美國政府願意當這個冤大頭，那何必阻止這種事呢？
那有人會說了，加拿大的農民受損了呀。
不會的，你這就是靜態地思考問題，職業是可以換的，如果美國政府鉅額補貼一直在，那加拿大何必搞農業呢，天天吃補貼過的美國農產品就是了，所有的加拿大人的餐飲支出都將減少，而其他領域的支出會增加，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
萬一有一天你不補貼了，土地還在那裡呀，重新開始耕作就可以了。
正如機器的增加，取代了人力，但卻不會製造失業。因為機器生產比人工生產成本更低，讓物價更低，從而讓人們可以消費更多。勞動力永遠是稀缺資源，失業永遠只是暫時的，只要生產效率更高，對所有人都是有好處的。
好了，說到這裡，你就會發現，兩國政府都在做一件特別傻的事。
怎麼說呢？就象張三一定要送給李四一袋大米，李四堅決不要，並且扇了張三一耳光，痛罵張三，你送我東西就是要我的命，你要送我東西，我就要罰你的款，然後張三惱羞成怒，那你家的便宜產品，我也不要了，必須給你懲罰，我要加價，就要買貴的。
這世間，就是有這麼多荒唐的事。
農產品，可以說是這個世界上最多管制的產業，成為了美國政府與各國政府衝突的最大問題之一，但農產品又是一個非常小的產業，你看美國農業雖然是全世界效率最高，成本最低的行業，出口量佔世界農業貿易很高比例，但這個行業只佔美國GDP的1%。
也就是說，即使是川普費盡心思，把美國補貼後的低價農產品賣向了全世界各地，但對美國的經濟改善程度也極其有限，畢竟，只佔1%的產業，再牛又能如何？
同樣的，在較為發達的地方，包括加拿大在內，農業一樣不是本國產業的重點，一樣佔比非常低，但卻無比重視，要加鉅額關稅來阻止外國農產品進入。
美國一邊在搞補貼，用美國的納稅人的錢補貼國外的消費者，一邊還在用關稅阻擋美國農產品效率更低的領域。
比如美國糖的生產效率就不如國外，那麼美國政府就設立門檻。
美國的食糖進口受關稅配額（TRQs）管理，允許一定數量的食糖以低關稅進入美國。關稅配額適用於進口原蔗糖、精製糖、糖漿、特種糖和含糖產品。
配額外關稅較高，比如原糖為每公斤33.87美分，精製糖每公斤35.74美分等，除配額外關稅外，還根據進口糖的價值或數量徵收保障關稅，當然支付較高的超配額關稅的食糖和相關產品可以無限量進入美國。
我之前講過，東亞人算是全球各區域中最為支援全球化的地方，但這些地方，農業關稅和加拿大一樣，都是超級高的。韓國一些農產品的對外關稅，甚至最高達到了400%，這與禁售沒有什麼區別了。
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大陸，都因為農產品問題與美國發生過政治衝突。因為美國牛肉豬肉進口問題，在東亞各國都引發過很大的爭議。
可以說，農產品明明就是一個非常小的產品，但卻成為各國貿易戰中衝突最為嚴重的問題之一。
原因是什麼呢？這才是關鍵。
為什麼？
這個技術日新月異、全球連線日益緊密、理論上我們可以買到地球另一端又好又便宜東西的時代，但我們餐桌上的食物——那些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卻常常貴得離譜，這不是怪事嗎？
看看日本新聞，日本最近的大米漲到了二十塊人民幣一斤。日本人哪怕富有一點，恐怕也是吃不消的。
而美國的雞蛋也漲到了天價，一打雞蛋最高居然要9美元。
而中國老百姓多年來都不太敢吃牛肉，儘管國外的牛肉早就價格無比便宜，但就是吃不到。
而韓國人跑到中國，看到可以有西瓜自由，甚至放棄了海鮮。因為在朝鮮水果貴成了天價。
為什麼各國進口的牛肉、水果、乳酪甚至大米，總要揹負著沉重的關稅？難道我們和我們的鄰居做點互通有無的買賣，讓大家都吃上更便宜、更豐富的食物，是什麼深奧難懂的道理嗎？
答案，和那些遮遮掩掩的政客以及雲裡霧裡的“專家”想讓我們相信的完全不同。
全球農產品關稅之所以居高不下，只有一個核心原因：
各國扭曲的政治制度和由此滋生的、保護既得利益的僵化農業生產管制體系。 就這麼簡單。
無論是在所謂的“民主”國家還是其他體制下，都存在以下難以擺脫的困境：
第一個原因：選票政治與有組織的少數
在很多國家，農民雖然總人口占比不高，但往往組織嚴密、投票傾向一致、地理分佈集中（尤其是在選舉人團或特定選區制度下）。
他們是強大的遊說團體。為了贏得或維持權力，政客們——那些永遠在計算下一場選舉的“人民代表”——天然有動機去討好這些有組織的少數，即使代價是犧牲沉默的大多數消費者（我們所有人！）的利益。
設立高關稅、提供鉅額補貼，就是最直接、最廉價（對政客而言）的收買選票的方式。
消費者雖然人多，但利益分散，難以組織起來對抗這種政策。
於是，我們看到政客們在競選時高喊保護“國家農業命脈”，實際上是在保護自己的政治生命。選票政治導致的短視，孕育了農業產業的災難性政策。
第二個原因，官僚體系的自我繁殖與管制嗜好
一旦保護主義的口子被開啟，龐大的官僚體系就應運而生。農業部、食品安全域性、各種檢驗檢疫機構……它們存在的理由就是“管理”和“規範”農業生產與貿易。
管制越多，部門就越龐大，權力就越大。這些官僚們天然傾向於製造複雜的規則、冗長的審批流程和苛刻的標準——其中很多標準並非真正出於科學或安全需要，而是變相的貿易壁壘（所謂的“非關稅壁壘”）。
進口商被折騰得筋疲力盡，成本飆升，許多潛在的、能提供更廉價產品的競爭者乾脆就被擋在門外。
官僚們樂見其成，因為這證明了他們存在的“價值”。他們與政客、某些大型農業利益集團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鐵三角”，共同維護這個讓消費者和高效生產者吃虧的體系。
第三個原因，僵化的生產管制：
在這種政治和官僚體系的庇護下，各國國內的農業生產管制也往往變得僵化不堪。各種生產配額（比如牛奶、糖）、種植面積限制、特定的生產方式要求……這些管制措施，打著“穩定市場”、“保證質量”的旗號，實際上是在保護那些效率低下、本應被市場淘汰的生產者。
它阻礙了技術創新和規模化經營，阻止了資源（土地、勞動力、資本）流向最高效的用途。一個國家內部的農業都被管得死氣沉沉、成本高昂，它又怎麼能擁抱自由貿易，讓外部更高效的生產者進來“攪局”呢？
第四個原因：流行的錯誤觀念
加拿大人、美國人都在談要供給安全，這是最常見、也最具迷惑性的藉口。他們說，高關稅是為了保證國家在危機時刻有足夠的糧食供應。但，真正的安全來自於多元化的供應渠道（包括可靠的進口來源）和強大的購買力。。
依靠高關稅保護國內低效的生產，反而可能導致國內糧價過高，在危機時窮人更買不起。
而且，一個國家不可能在所有農產品上都具有比較優勢，強行追求“自給自足”只會導致資源浪費和整體生活水平下降。
想象一下，瑞士非要自己種香蕉，成本得多高？
真正的安全是建立在開放、靈活、高效的全球供應鏈基礎上的，而不是關起門來假裝自己什麼都能種。高關稅恰恰是通往糧食不 安全的道路，因為它限制了選擇，抬高了成本。
其次是保護農民。 聽起來充滿人情味，但往往是個謊言。
在大多數發達國家，農業補貼和關稅保護的最大受益者是大型農業企業和土地所有者，而不是那些真正需要幫助的小農。
小農往往因為無法達到複雜的補貼申請要求或生產規模而被邊緣化，甚至加上補貼小農生產後的收入依然遠低於參與工業生產。
更諷刺的是，一個國家的高關稅，可能恰恰傷害了另一個國家的貧困農民，因為後者無法將自己有競爭力的產品賣到前者那裡去。
食品質量與安全標準， 這種理由常常被用作貿易保護的幌子。
一些國家設定一些超出必要範圍、甚至缺乏科學依據的苛刻標準，其真實目的就是阻止外國產品進入。
比如對農藥殘留、轉基因成分、甚至包裝標識提出一些其他國家難以達到的要求。
這已經不是為了保護消費者，而是為了保護本國生產者的飯碗。真正的食品安全應該依靠透明、科學、統一的標準和有效的監管，而不是偽裝成技術壁壘的貿易保護。
全世界的災難
歐盟的CAP簡直是政治干預農業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教科書式案例。
每年數百億歐元的鉅額補貼，大部分流向了少數大地主和農業巨頭。同時，歐盟對外部農產品設定了複雜而高昂的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他們會告訴你這是為了保證歐洲的食品供應和農民生活水平。
胡扯！這實質上是用全體歐洲消費者的錢（更高的食品價格和稅收）來豢養一個龐大、低效且不公平的農業體系，順便取悅法國、德國等國的強大農業遊說團體。
為什麼歐洲的牛肉、奶製品那麼貴？去問問布魯塞爾那些靠制定繁瑣規則為生的官僚們，去問問那些在議會里為農業補貼搖旗吶喊的政客們。
他們會給你一套關於“歐洲生活方式”或“戰略自主”的漂亮說辭，但骨子裡，這就是政治分贓。
美國，這個自詡為自由市場燈塔的國家，在農業問題上同樣虛偽得令人作嘔。
每隔幾年透過一次的農場法案，就是一部赤裸裸的利益輸送法案。
對糖、花生、棉花等特定作物的補貼和進口配額、關稅保護，讓美國消費者每年要為這些商品支付遠高於國際市場的價格。
為什麼？因為這些行業的遊說力量在國會山根深蒂固。政客們為了幾個關鍵州的選票，不惜犧牲全國消費者的利益和國際貿易關係。
他們甚至把“食品券”（SNAP）計劃也塞進農場法案裡，形成一種“城市票倉換農村補貼”的骯髒交易。這哪裡是經濟政策？這是用納稅人的錢玩弄政治平衡木。
僅僅從毒販開始走私雞蛋，就能明白，雞蛋也是不能自由進口的。美國補貼自己的優勢農產品，用貿易保護自己劣勢的農產品行業，他是沒有什麼資格去指責加拿大的關稅的。
自己取消補貼和關稅，才是正道。
日本和韓國。他們對進口大米徵收的關稅高得令人咋舌（日本曾高達778%！）。他們會告訴你，大米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保護稻農是為了維護“糧食自給自足”和“鄉村景觀”。
聽起來很高尚，對吧？現實呢？這保護了國內效率極低、老齡化嚴重、規模狹小的稻農群體，讓他們能繼續以遠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出售大米。
誰買單？是每一個日本和韓國家庭，他們被迫為最基本的主食支付不合理的高價。這本質上是用全體國民的福利，去維繫一個在經濟上早已不可持續的體系，只因為它在政治上難以撼動。所謂的“文化保護”，不過是政治惰性和既得利益集團拒絕改革的藉口。
結果呢？日本大米也出現短缺。
你以為只有富國才搞這套把戲？那就太天真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眼看著發達國家這麼玩，也有樣學樣。
它們可能沒有那麼龐大的補貼體系，但透過關稅和各種進口限制來保護本國的某些（往往也是效率不高、有政治背景的）農業部門，也是家常便飯。有時是為了保護脆弱的農民（雖然效果往往適得其反，因為消費者也同樣貧窮），有時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關稅是最容易收的稅之一），但歸根結底，還是政治考量壓倒了經濟理性。
他們沒有認識到，發達國家之所以能“玩得起”這種昂貴的保護主義遊戲，是因為其經濟其他部分相對發達；而發展中國家模仿這種做法，只會讓自己更深地陷入貧困和低效的泥潭。
出路在哪？
那麼，出路在哪裡？答案和問題一樣簡單明瞭：拆除這些由扭曲政治和僵化管制構築起來的關稅壁壘和貿易障礙。
想象一下，如果全世界的農產品能夠基本自由地流通，會發生什麼？
消費者將是最大的贏家： 食品價格將大幅下降。我們能用更少的錢買到更多、種類更豐富的食物。這意味著實際購買力的提高，生活水平的提升。省下來的錢可以用於教育、醫療、娛樂或其他消費，進一步刺激經濟增長。
高效生產者將脫穎而出： 無論他們身在哪個國家，只要能以更低的成本生產出更好的農產品，就能在全球市場上獲得成功。這將激勵創新、提高效率、最佳化資源配置。
低效生產者面臨壓力，但這是好事： 是的，那些依靠保護才能生存的生產者將面臨嚴峻挑戰。但這正是市場經濟的殘酷之處，也是其活力所在。
資源（土地、勞動力、資本）將從低效領域解放出來，流向更具生產力的地方，無論是轉向種植更具比較優勢的作物，還是進入其他行業。陣痛難免，但從長遠看，這是整個經濟體變得更健康、更富裕的必經之路。政府應該做的，不是用關稅保護落後，而是提供再培訓，幫助那些受衝擊的人適應變化。
全球資源配置更最佳化： 巴西的牛肉、紐西蘭的奇異果、越南的大米、美國的玉米……各地將能更好地發揮其自然稟賦和比較優勢，為全球提供物美價廉的農產品。這將極大地減少浪費，提高全球農業系統的整體效率。
農產品要實現了全球自由貿易，戰爭都打不起來。因為一旦出現戰爭，全世界就有某一種農產品可能要斷糧了。
當然，這條路說起來容易，走起來卻異常艱難。為什麼？因為觸動既得利益比登天還難。
強大的農業遊說集團會動用一切資源（金錢、人脈、媒體宣傳）來阻止改革。他們會製造恐慌（“外國劣質食品入侵！”、“農民要破產了！”），煽動民族主義情緒，向政客施壓。
習慣了管制的官僚體系會抵制任何削弱其權力的變革。他們會強調改革的“風險”，製造各種技術性障礙。
短視的政客往往缺乏進行結構性改革的勇氣和意願，因為改革的陣痛是眼前的，而收益是長遠的（可能發生在他們下臺之後）。維持現狀、繼續討好那些關鍵選票群體，對他們來說是更安全的選擇。
公眾的認知誤區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很多人被一些錯誤口號所迷惑，沒有意識到自己每天都在為這些高關稅支付“隱形稅”。媒體和教育往往也未能充分揭示這個問題的真相。
全球農產品關稅高企的根源，不在於什麼深奧的經濟理論或不可避免的自然規律，而在於各國普遍存在的、以犧牲多數人利益來維護少數既得利益者（包括政客自身）的政治制度和由此衍生的僵化管制。這是一個顯而易見，卻又被刻意掩蓋的真相。
解決之道也同樣明確：必須打破政治對市場的粗暴干預，削減乃至取消那些扭曲貿易、抬高價格的農產品關稅和非關稅壁壘。讓市場機制在農業領域發揮作用，讓競爭帶來效率和低價。這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民眾的覺醒。
讓常識迴歸我們的餐桌，讓自由貿易的巨大力量惠及每一個需要食物的人。選擇權就在美國加拿大民眾，乃至東亞民眾手中：是繼續忍受政治操弄下的高物價，還是擁抱開放、競爭和由此帶來的普遍富裕？答案，難道還不明顯嗎？
世界本可以、也應該是一個讓我們能以“白菜價”享用全球美食的地方，阻止這一切的，是流行於公眾輿論中的那些錯誤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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