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以伊衝突的驟然升級，成為壓垮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最後一根稻草”。這場“12天戰爭”（若真如特朗普所述）不僅重塑了中東地緣格局，更暴露了美國在霸權衰落下的戰略困境：既無法徹底壓制伊朗，又難以擺脫以色列的綁架。
作者指出，美國霸權的衰落並非單純的外部衝擊所致，而是其自身金融資本貪婪與戰略透支的必然結果。特朗普的關稅戰和“美國優先”政策本意是修復產業空心化，卻導致盟友反制和全球供應鏈割裂。而在以伊衝突中，這種矛盾更加明顯：美國既想透過軍事打擊維護霸權，又因國內政治分裂和戰略資源不足（中東兵力捉襟見肘）陷入兩難。更諷刺的是，伊朗透過提前轉移核材料削弱了美軍空襲效果，而沙特等21個阿拉伯國家的聯合警告進一步限制了美國的行動空間。這種“既不能贏，又不敢輸”的窘境，正是新自由主義霸權失能的典型表現。
那麼，後新自由主義時代，誰來構建新的世界秩序？作者認為，新秩序不會由某種統一的價值觀主導，而是基於現實主義的權力博弈。中俄雖在反霸權、多邊治理上高度協作，但大國關係的複雜性意味著合作與競爭並存。本文試圖展望一個多極化、去意識形態化的未來世界。在這裡，國家利益而非抽象理念將成為國際關係的核心驅動力。
新自由主義之後，
誰來構建世界新秩序
將來如有歷史學家回顧總結世界秩序的變化，2025年一定是全球秩序大轉折的元年。我們今天面臨的最大的挑戰，正是喬瓦尼·阿里吉所謂的“下一個世界”將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這是目前全球性的體系焦慮，也是這一時代的根本關切。
特朗普1.0時代，儘管美國各種退群，到處張貼“美國優先”的標語，赤裸裸地拋棄美國在冷戰後獨霸世界需要承擔的國際責任，但歐洲還能憑藉西方文明祖師爺的餘暉，努力維護搖搖欲墜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大廈。拜登當選總統後，美國重拾聯盟體系的政策套路，加緊與歐洲捆綁，奉行新自由主義圭臬的歐洲政客們贏得喘息機會，力圖和美國一道重溫西方霸權的榮光。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也一度迴光返照。
隨著特朗普開啟2.0時代，這一秩序迎來走向崩潰的最後一擊。2025年1月第61屆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美國副總統萬斯直言不諱地批評歐洲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正在倒退，直言歐洲最應該擔心的威脅既不是俄羅斯，也不是中國，而是來自歐洲內部。萬斯的發言讓歐洲政治精英目瞪口呆。隨後，美國的國際政治議程開啟了全球體系性變革。美國不顧歐洲的安全焦慮，主動發起俄美關係緩和談判，把烏克蘭危機的責任和義務甩給歐洲；繼而，對包括歐洲在內的全世界發動關稅戰；在這個過程中，還對格陵蘭島、巴拿馬運河甚至加拿大提出領土主張。眼花繚亂的特朗普衝擊，撕裂了大西洋關係，重置了俄美關係，拋棄多邊主義的束縛，在雙邊領域對世界各國進行霸凌。美國終於以一己之力，把冷戰後確立的新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掃進了歷史垃圾堆。
美國為什麼放棄了自己推動建立並曾因此獨霸世界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保守主義和民粹主義氾濫的世界，將會生長出什麼樣的新世界秩序？在美國迴歸保守主義，歐洲重拾戰略自主的背景下，作為具有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世界大國，中國和俄羅斯必將加強在這動盪世界中的戰略合作。那麼，作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作為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中俄的這種戰略合作將為全球和平、安全和穩定提供什麼樣的助力？又能為新世界秩序提供什麼樣的治理方案？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本質及其歷史命運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對經濟全球化時代國際秩序的一種概括。其成為主導性世界秩序的時間並沒多久。
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經濟學理論、思潮，產生於20世紀20~30年代。20世紀30年代席捲世界的經濟危機標誌著資本主義自由競爭時代的結束。此時，為了理解十月革命後蘇聯建立計劃經濟的嘗試，以米塞斯、哈耶克為代表的奧地利學派，和以波蘭經濟學家蘭格為代表的學者，開展了一場關於“經濟計算”問題的大論戰。理論論戰無果而終，但蘇聯計劃經濟在二戰前製造的繁榮，以及美國羅斯福新政在處理經濟危機上的成功，在實踐上確立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和計劃經濟在蘇聯陣營的地位。蘇聯式計劃經濟和美歐福利國家疊加國家干預的經濟制度開始主導戰後冷戰時期的世界秩序。隨著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陷入滯脹，“福利國家”主張逐漸式微，哈耶克的自由主義主張重新佔據上風，英國的撒切爾夫人和美國總統里根不約而同以私有化和減少國家干預作為治療經濟頑疾的藥方。此後，蘇聯計劃經濟也滑入效率陷阱，開始接受華盛頓共識，實施“休克療法”轉型。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一統天下，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
全球化時代，首先是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其主要表現是全球市場的一體化和全球自由貿易。隨後，為方便國際壟斷資本的全球自由流動和生產的全球佈局，新自由主義開始政治化為國家意志和政治制度正規化——其標誌性事件是1990年美國政府提出包括十項政策工具在內的“華盛頓共識”。它是資本主義由國家壟斷邁向國際壟斷階段的意識形態主張，是美英國際壟斷資本特別是金融國際壟斷資本建構全球霸權的政治主張。正如美國著名學者諾姆·喬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明確指出的那樣：“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所制定，並由它們透過各種方式進行實施。”在該書的導言中，羅伯特·W.邁克傑尼斯明確指出，“華盛頓共識”的本質內涵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的三重特性。
從源流和內容上看，作為一種經濟和政治學思潮，新自由主義主張和強調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和政府對經濟的不必要干預，主張私有化和個人主義，反對公有制和社會主義。在國際政策上，強調開放國際市場，支援全球性的自由貿易和國際分工。
新自由主義者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認為這會妨礙自由競爭——這是新自由主義關於市場經濟體制的“安裝說明書”。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化則走得更遠，它為相應的政治體制和文化體制提供的“安裝說明書”，充斥著美西方攜冷戰勝利餘威的傲慢和對其他文明文化的蔑視。弗朗西斯·福山的《歷史的終結及最後的人》是其代表。在這裡，從基督教一元論宗教哲學和反抗歐洲宗教壓迫的啟蒙運動中孕育出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獲得了神聖的地位。政治化的新自由主義把自由上升為一種價值觀，把少數人的權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上升為神聖原則，並把源自古希臘的選舉民主作為維護這種原則的工具，進而把西方選舉民主神聖化，並在冷戰後30多年裡逐漸演變為美國利用霸權地位，從外部干涉和顛覆別國政權的意識形態工具。
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推動了資源的全球化，也為國際壟斷資本在全球佈局生產鏈提供了條件。在全球化發展的過程中，網際網路資訊科技創造的全球金融市場不間斷運轉，推動了國際金融資本的全時空套利交易。在這一趨勢下，與國際貿易伴生並服務於國際貿易結算和借貸的跨國金融資本流動，在1995年之後被國際套利資本主導。國際金融資本全球套利的便捷性和規模很快超過國際產業資本，從而為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獲得對產業資本的壓倒性優勢創造了條件。
進入21世紀，隨著網際網路和資訊科技的發展，以及美國監管部門對金融創新的放任和貨幣寬鬆政策，華爾街金融資本在全球資本中獨佔鰲頭。2008年金融危機後，美國金融集團主導的救市方案徹底確立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經濟和政治決策中的主導地位。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全球流動，又進一步推動其掌控全球產業鏈佈局，進而逐漸掌控全球資源和產業鏈利潤。它們在世界各地註冊自己的分身，模糊其國家身份，為掠奪資源和製造業產業利潤和全球投機提供了正當性。
新自由主義政治話語中，自由競爭是至高無上的。美國打著自由民主的旗幟，在國際事務中主張人權高於主權，並據此干涉別國內政，甚至以維護正義之名顛覆別國政權。在為美國霸權辯護的理論邏輯中，有一種說法認為美國不侵佔別國的土地，不搞殖民。但如果從美國實際佔有、使用和消耗的資源量，以及其憑藉金融和技術霸權獲得的利潤量，再對比其為此付出的成本，我們會發現，當金融資本統治全球的時候，全球都是其攫取利潤的殖民地，根本不需要再派出軍隊、總督去從海外殖民地暴力攫取利潤。金融資本掌控全球資源和產業鏈利潤所憑藉的是技術霸權和軍事霸權的硬實力基礎。在金融壟斷資本控制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裡，資源富裕國家無法為資源定價，也沒有能力自主開採。只有當美國金融資本掌控或參股了這些資源之後，這些資源才有市場空間。同時，承接了低附加值製造業分工環節的國家，也一樣要接受金融壟斷資本的剝削和控制。美元霸權是其實現掠奪的主要工具。
上述分析告訴我們，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是由金融資本主導建立的第三種世界秩序。商業資本主導建立的重商主義時代國際秩序，以及此後由產業資本主導建立的古典自由貿易和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秩序，是現代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之前的兩種世界秩序，也是現代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導的世界秩序的序曲。
義大利政治經濟學家和全球資本主義歷史學家喬瓦尼·阿里吉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金融化是資本主義經濟的週期性現象，他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展現出來的金融擴張和崩潰的週期性及其地緣政治根源。但支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金融資本擴張，與此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金融擴張和崩潰有著本質的不同。如果說英帝國後期的金融擴張、債務上升是帝國內部的，並透過對殖民地的剝削和掠奪來延緩帝國的衰落，那麼集中在華爾街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則是利用美元霸權剝削全世界，並把美國經濟的金融化推向了新的高度。美元、美債和美國證券市場，代表了美國霸權和經濟形態的典型事實。美國壟斷金融資本主導的世界秩序是對全球物質生產鏈和價值鏈的掠奪，美國金融精英的富有是靠剝奪性積累實現的，它必然導致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人口陷入貧困。這是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必然被替代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終結與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終章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構建了一個由壟斷金融資本掌控的世界。在這個秩序裡，國際壟斷資本對任何一個國家的私人公司都具有壓倒性的優勢。只要那些民族國家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所謂國家不干預的自由競爭原則，國際壟斷資本必然擁有無可匹敵的競爭優勢，他們控制這些國家的資源或者產業易如反掌。對於那些相對弱小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如果那些資源豐裕國家放棄干預，就意味著允許國際金融資本參股甚至控制資源。同樣，那些發展製造業的國家如果放棄產業政策，也就意味著放任國際壟斷資本拿走產業鏈上的大部分利潤，並被迫固化在產業鏈上的低附加值部分。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美國就能夠依靠這個體系穩固其霸主地位，穩定攫取全球產業鏈的剩餘價值。如果美國壟斷資本能夠用攫取來的超額利潤彌合其內部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新自由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和政治秩序將實現完美邏輯閉合，進而實現長治久安。但顯而易見的是，最後這個條件與資本的貪婪天性是相矛盾的。而維持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的前兩個前提條件，也在2000年之後開始面臨挑戰。
挑戰首先是俄羅斯發起的。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依據“華盛頓共識”提供的新自由主義方案，實施“休克療法”市場化轉型。當時葉利欽政府為了解決聯邦中央財政資金不足問題，不得不接受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苛刻的資金借貸方案，對國際壟斷資本敞開大門。同時，按照“休克療法”實施的大規模私有化，造就了能夠和聯邦中央政權叫板的私人壟斷寡頭——金融工業集團。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私人壟斷寡頭聯手洗劫俄羅斯的財富，俄聯邦中央政府掌控經濟和社會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2000年普京從葉利欽手中接過總統權杖後，把恢復政府能力、重建政治和社會穩定作為首要任務。在政策上，首先透過戰略資源國有化恢復國家對經濟的掌控，同時整頓私人壟斷寡頭，恢復聯邦中央政府的政治獨立性。但即便如此，在開放的市場環境中，俄羅斯的國內企業仍無法在競爭中與國際壟斷資本相抗衡。因此，普京總統著手組建巨型企業集團，俄羅斯石油公司、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俄羅斯管道公司、俄羅斯鐵路公司和俄羅斯鋁業公司等巨無霸企業，都是在這個時期實現集團化改造的。不僅如此，在國際和國內市場競爭方面，俄聯邦政府向這些企業集團提供政策支援。這些政策舉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俄羅斯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能力。2014年後，俄羅斯開始實施進口替代戰略，國家產業政策逐漸成為對抗國際壟斷資本的利器。2022年發生的美歐對俄大規模製裁，使得俄羅斯徹底放棄了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和政策邏輯，在政治上也徹底退出了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和治理框架。
另一個挑戰來自中國。中國對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挑戰主要是以產業政策解構國際金融資本和科技壟斷資本的控制力。在2012年之前，中國的產業政策都是防守性質的，主要服務於如何把豐富的勞動力資源納入現代經濟程序中。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堅持把開放和融入世界經濟作為基本原則，謀求經濟發展的良好外部條件。此外，中國在開放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對經濟發展的國家引導和干預，特別是一直堅持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管控，並在經濟發展中堅持以創新和產業政策引領經濟發展，不斷推動製造業向產業鏈價值鏈的高階攀登。2001年中國加入WTO，製造業快速成長，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也快速推進。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高速經濟增長和全產業鏈發展快速改變著世界經濟格局。特別是2015年匯改之後，人民幣匯率從盯住美元的有管理浮動轉向盯住一籃子貨幣，實現獨立於美元匯率的獨立浮動，逐漸改變了中美之間商品迴圈和資本迴圈的閉合模式，抽掉了美元霸權透過金融潮汐收割全球的基礎。中國堅持發展市場經濟和堅定以國家力量管控國際壟斷資本經營活動的政策組合，一方面維護了國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構成了對美國主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挑戰。這是奧巴馬政府2012年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並試圖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的勞工標準和環境標準約束中國，以國際壟斷資本司法權力高於國家主權來維護美國壟斷資本利益的重要原因。面對美國的打壓和遏制，中國2015年之後的產業政策變得更加積極主動，同時還配合了匯率改革（人民幣不再盯住美元，推動人民幣匯率逐漸與美元脫鉤）。《中國製造2025》的提出加上人民幣不盯住美元，美國的金融資本霸權在資本潮汐中收割全世界的邏輯開始動搖。
不過，推動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退出歷史舞臺的最主要的力量來自美國。俄羅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不滿，中國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中對美國收割全世界框架的釜底抽薪，使得美國開始懷疑自己對這個秩序的掌控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修補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起點。奧巴馬推動的TPP，試圖讓國際壟斷資本權力和美國金融霸權凌駕於其他國家的主權之上，是美國試圖削弱和破壞中國產業政策的體系性嘗試。美國的這些操弄都未能達到目的。這是2016年特朗普1.0任期開始各種退群和放棄國際責任的重要刺激因素。特朗普1.0時代的國際戰略實際上已經開始動搖美國構建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但冷戰後美國的霸權地位畢竟是由這種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加持的，因此拜登迴歸白宮之後，試圖重建盟友體系，加強對中國的遏制和對俄羅斯的打壓。2022年，伴隨著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封鎖制裁，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開始走向終局。2025年特朗普重回白宮之後，眼花繚亂的政策衝擊，動搖了大西洋關係，顛覆了俄美歐關係。4月2日，特朗普政府對全世界發起關稅戰，徹底摧毀了以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為基礎的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基石。
▍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戰略合作與“下一個世界”的圖景
毫無疑問，美國苦心經營且一再宣揚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只是冷戰後20多年的世界秩序，是單極霸權下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全球化。這種世界秩序，從美國的角度看，是霸權者的自由，從其他國家的角度看，是美國在世界各地透過改變或顛覆其他國家政權來強制推行西方的選舉民主。這個國際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公正，也不可能是人類歷史的終極狀態。隨著中國崛起和俄羅斯國力的恢復，美國霸權為所欲為的邊界越來越小。美國為了扭轉霸權衰落的趨勢，對中俄兩國各種遏制和打壓，但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內在矛盾決定了，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勞的。
中國和俄羅斯作為世界秩序和國際格局的兩大支柱，在推動全球治理改革和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上有著高度的共識。俄羅斯的政治家們早就在構想一種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國則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以及更加具體的全球安全倡議、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文明倡議等政治概念和方案設想。
毫無疑問，中國和俄羅斯是全球治理的關鍵力量，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和安全的基石。中俄提倡的“反霸權、世界多極化、全球治理民主化”等主張得到世界多數國家的認同，新的世界格局必將是一個多極格局。那麼，在新的多極格局秩序中，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戰略合作將如何展開？
（一）中俄關於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共識與主張
中俄在新時代的戰略協作以“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為核心理念，致力於推動國際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發展。雙方透過聯合宣告、高層對話等機制，持續協調立場，成為全球治理體系中維護多邊主義、抵制單邊霸權的重要力量。目前來看，這些共識和主張包括：
第一，倡導多極化與國際關係民主化，堅持多邊主義，反對干涉內政與“長臂管轄”。中俄都主張世界應由各國共同參與治理，反對個別國家壟斷國際事務決策權；尤其是主張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並且，中俄都維護聯合國核心地位，主張透過聯合國框架解決國際爭端，且積極參與並加強二十國集團（G20）、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合作機制。與此同時，反對以“人權”“民主”為藉口干涉他國內政，批評西方國家的“雙重標準”和單邊制裁；在烏克蘭危機、臺灣問題等議題上，中俄均明確反對外部勢力煽動對抗和破壞地區穩定。
第二，繼續推動經濟全球化與開放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提倡新型安全觀。反對保護主義和“去全球化”的脫鉤斷鏈，主張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透過“一帶一路”倡議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促進歐亞大陸互聯互通。主張共同應對包括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安全、恐怖主義、網路空間安全以及AI在內的全球性挑戰。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反對“絕對安全”觀念和軍事同盟對抗；在亞洲地區，支援東盟中心地位，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地區安全架構。
第三，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維護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堅持文明對話與包容發展。增加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提升發展中國家代表性；批評以意識形態劃線、搞“小圈子”的排他性聯盟，主張包容性合作。主張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反對個別國家濫用“長臂管轄”和單邊制裁；支援完善國際法律體系，但反對以“規則”為名維護少數國家利益。主張文明平等，不同文明交流互鑑，反對“文明衝突論”。主張發展模式多樣性，強調各國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發展道路，反對將自身模式強加於人。
（二）未來的世界秩序將基於現實主義，將不會是價值觀主導
西方宣稱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是某種“近視”的歷史觀構造出的虛幻感覺。在近代工業革命之前，世界秩序是相互隔離的前現代國家構成的馬賽克拼圖。現代國際秩序的誕生得益於工業革命以及之前的思想啟蒙運動，但幾百年來，推動和主導國際秩序演化的力量並不是所謂的自由民主，而是戰爭、暴力和流血。作為現代國際秩序的發源地，歐洲近現代史上短暫的和平與穩定，基本上是由現實主義主導的。
近百年來，西方強制推行的自由民主，在西方思想語境中逐漸成為一種終極價值符號。但就西方選舉民主而言，這種脫胎於古希臘城邦政治中的政治治理組織形式，其名聲譭譽參半，被利益集團和金錢操縱的選舉民主，已經成了現代美國政治中的一種“惡”。美國在全球強制植入西方的選舉民主，也成為很多國家落入“選舉陷阱”和“發展陷阱”的原因，並被國際壟斷資本操控。那麼，新自由主義之後，下一個世界秩序將是何種樣貌？或者說，自由主義之後，將會是什麼價值觀主導世界？目前看，根據中俄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共識，未來的世界秩序將不會有一個統一的價值觀基礎。現實主義將是對多極化世界秩序的最準確概括。
有人認為，當今世界保守主義正在成為主流，新的世界秩序將是保守主義世界秩序。但需要看到，保守主義並不是一種在各種文明中抽象出來的同質的價值觀。從概念和邏輯上看，保守主義，其基本主張是要回到以家庭、社群和族群為基礎的秩序。它不承認跨國界的身份共同體，這也是民族主義與保守主義在表象上合流的最主要的原因。基於族群的保守主義實際上是防禦外部威脅和維護自己族群利益的民族主義，族群需要國家這個暴力機構保護自己，從而上升為國家層面的保守主義。
俄羅斯在國內政治問題上具有保守主義特徵。學者們多認為普京主義具有進步保守主義和現實保守主義的核心。普京主義提倡的思想和意識形態，其提供的價值能被西方、被全球南方認同嗎？答案顯然是：並不能。所以，普京在與全球南方打交道的時候，用詞更多是實用主義層面的，包括反對霸權、發展經濟、政治和軍事援助等。
中國的全球秩序方面的主張，用中國哲學家趙汀陽的話來講，就是“天下觀”，是以“仁”為核心的王道。“人類命運共同體”“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中國式現代化”等概念都是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價值觀，但這些概念能被西方政治話語描述、刻畫並被接受嗎？答案也是顯而易見的。所以中國堅持現實主義，主張文明對話和包容發展，而不強求未來的世界秩序基於某種統一的價值觀。
（三）中俄之間的戰略合作，將基於大國之間關係準則，同時受制於中美俄三邊關係
大國外交的特點和準則，是獨立自主外交。即所謂的“大國靠自己，小國才需要站隊”。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堅持不結盟、不對抗和不針對第三方，並不受第三方干擾，正是獨立自主外交和基於雙方各自戰略利益的體現。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戰略合作也將遵循上述原則。
如果從雙邊、區域多邊和全球三個層面界定中俄在全球治理中進行戰略合作的內容和性質，將能夠更加清晰地得到一個框架。首先，雙邊層面的高水平政治互信和高質量全方面合作，為中俄兩國各自的安全、發展和社會穩定提供了良好條件，提供了大國關係的榜樣，也為動盪的世界提供了安全穩定的基石。其次，從多邊和區域層面看，中俄在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G20等多邊組織的合作，以及在“一帶一路”、歐亞經濟聯盟、大歐亞夥伴關係以及俄羅斯倡議的歐亞安全新秩序中的合作，則是合作主導，同時存在影響力競爭。這正是大國之間關係的特點。合作為主，提供了地區穩定和發展的基石；影響力競爭則是大國獨立自主外交和地區、全球戰略利益的體現。再次，中俄在全球層面的合作，則主要是推動世界秩序向多極化和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民主化方向發展。上述多項共識和主張表明，反霸權和多極化是起點，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國際秩序是目標，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加強公共衛生安全合作、應對恐怖主義和網路安全挑戰、堅持多邊主義和經濟開放等，則是合作內容。
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戰略合作，不能迴避兩國作為世界大國面臨的影響力競爭問題。上海合作組織擴員，金磚國家組織擴員，“一帶一路”建設與歐亞經濟聯盟和大歐亞夥伴關係的互動，乃至2024年以來俄羅斯倡議的歐亞安全新秩序合作，中俄之間都存在合作主導、同時競爭影響力的問題。所以，中俄在全球治理或全球秩序發展方面的合作是有限度的，兩國在雙邊層面合作水平和合作質量最高，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上的共識很多，但在地區秩序方面的合作則包含更多影響力競爭的元素。這正是現實主義政治的特點。在現實主義國際政治中，大國之間合作，首先需要排除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因素、根據兩國的現實利益進行決策，同時塑造更多的共同利益、限制相互競爭的範圍和強度。這是實現穩定、高質量國家間合作的基本條件。
現實主義的國際政治合作，還意味著中俄的戰略合作必然會受到第三方的影響。中俄關系“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且不受第三方干擾。但這不意味著第三方不會對中俄關系產生影響，尤其當第三方是一股非常強大的國際力量的時候。俄美關係緩和，俄羅斯的國際戰略空間和戰略環境將改善，也就意味著中俄全球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對俄羅斯的價值將下降。中美關係惡化，比如特朗普發動針對中國的貿易戰，將提升俄羅斯對於中美兩國的重要性，意味著俄羅斯作為旁觀者將受益。如何把握第三方的影響？這需要區分三邊關係中的戰略利益和戰術利益。比如，俄羅斯認為當前的俄美關係緩和無法改變俄美之間的結構性矛盾，但可以實現戰術利益交換，不可能達成戰略互信。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方能理解中俄關系中存在的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共同的戰略利益，而這構成了兩國關係高水平穩定發展的基石。
編輯/韓書敏、渡波
本文原載於《文化縱橫》2025年第3期，原題為《新自由主義之後，誰來構建世界新秩序》。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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