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故事中的阿馬蒂亞·森，以及他對今天的啟示。
文丨曾夢龍
編輯丨錢楊
阿馬蒂亞·森的名字 “Amartya” 是印度詩人泰戈爾所取，他是森外祖父的摯友。泰戈爾當時不想起一個尋常的嬰兒名字，最後他選了這個詞，梵語中意為 “不朽” 或 “永生”。阿馬蒂亞·森今年 91 歲，在我們時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之列。一些人覺得其人生高度和思想成就，足以配得上泰戈爾的祝福。
許多經濟學家喜歡解釋和預測現實，但森被看作是經濟學和哲學交匯的思想家。他關注現實應該是什麼樣，人們應該追求什麼，人們如何確定自己應該追求什麼，政策如何影響一個人的生活機會，如何實現社會正義等等。
他的研究涵蓋饑荒、貧困、不平等（如性別、教育、健康）、社會正義、身份與暴力、基本自由被剝奪等具體問題。他的思想挽救了無數人的生命，讓數億人過上更好的生活，儘管他們可能根本不知道森的名字。
森擴充套件了人們對發展的認識。衡量發展程度的標準不是國家單純的經濟增長，而是人們生活質量的提高、自由程度的增加。他曾說：“我們必須認識到，一個國家內部窮人的貧困與一個國家的貧窮或富裕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問題。”
1988 年，憑藉對福利經濟學的貢獻，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也是亞洲首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同年，森擔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院長，後在哈佛大學任教。他獲獎無數、備受尊敬。很多人好奇，為什麼來自貧窮印度的森，能取得如此耀眼的世界級成就？
2021 年，森出版了回憶錄《四海為家》（Home in the World）。這本書的中文版也於今年出版。在書中，森回憶了前 30 年的人生，認為自己的研究與關懷都在這段時間紮下根基。例如，他發現自己的女同學雖然聰明，但由於性別不平等，沒機會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他的不少長輩都蹲過監獄，但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麼，而是殖民政府採取 “預防性羈押”，擔心他們可能做什麼。
1943 年，9 歲的森發現，可能有十萬飢餓的農民湧入自己所在的小鎮。饑民不放過任何能吃的東西；許多人餓到精神失常；母親為了活下去也不管嚎啕大哭的孩子，獨自吞下食物。他們正前往加爾各答，因為聽說那裡在賑災。事實上，這是謠言。加爾各答屍橫遍野。這場災難後被稱為孟加拉大饑荒，死亡人數達兩三百萬人。
幾個月後，森看見一個渾身鮮血、不停哀叫的男人走進他家大門。男人叫卡德爾·米亞（Kader Mia），靠打零工維生。為了養活孩子，他冒險來到社群找活幹，結果被一群暴徒刺傷。森的父親給了米亞水喝，送他到醫院，但他最後沒能活下來。
3 年後，英屬印度分裂為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過程中湧現的衝突，造成人道主義災難。
這些事情始終刻在森的記憶裡，成為驅動他研究的動力。他不僅著書立說、實地調查，也致力推動現實改變。比如，他曾騎著腳踏車到印度的窮鄉僻壤蒐集工資、物價等資料，稱量村裡五歲男童和女童的體重（為考察性別歧視對女性的剝奪程度）；他辦過夜校，幫助村裡的貧困學生；他用諾獎獎金在印度和孟加拉設立了兩個公益信託，改善兩地的基礎教育、基礎醫療和性別平等。
森 18 歲時得了口腔癌，醫生告訴他只有 15% 的機率活過 5 年，但他挺了過來。80 多歲時，他患上前列腺癌，做了膝蓋置換手術。雖然身體虛弱，但 91 歲的他智性依舊強大，有很多待思考的問題、待寫作的文章和書籍。今年印度大選時，他批評了當局的經濟政策，呼籲政府要改善教育、醫療保健和性別平等，增強弱勢群體的權利和能力。
2024 年 2 月到 5 月，借《四海為家》出版之際，我們訪談了和森有關的四位學者，從四種不同的視角探討這位思想家的貢獻和對今天的啟示。
北大國發院原院長姚洋將森看作自己的榜樣。他從 1988 年閱讀森的作品開始，就深受其影響。他認為森的自由觀和平等觀對當下中國富有啟發，要投資每個人的能力。
在農村成長的人大經濟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劉守英，從飢餓問題了解到森的研究。他由此明白飢餓是個制度問題。他覺得，森的研究總體上是關於人的發展。不同發展模式背後是理念問題。
師從季羨林的劉建是社科院南亞文化專家，翻譯過森的歷史文化著作和回憶錄。與許多經濟學家不同，他強調森的思想體現了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森的成就也與他深厚的人文素養分不開。
北大經濟學院榮休教授劉民權 1980 年代在牛津讀博，上過兩年森的課。回國之後，他多次邀請森來中國交流，翻譯和審校了多部森的著作。他覺得森具有很強的人格魅力，偉大但也謙遜。
森一生提倡多重身份，反對單一的身份認同。他們的討論可以看作對森的多重剖析。以下是這四位學者與森的四段故事。
姚洋：森揭示了人類社會爭取自由的基本邏輯
1998 年，65 歲的阿馬蒂亞·森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對當時的中國來說，森是一個陌生的名字。《讀書》雜誌原主編汪暉找到北大青年教師姚洋，說這麼重要的一個經濟學家，為什麼中國沒人知道他？你能不能寫寫他？
姚洋在上學時讀過很多森的文章，答應了約稿。他花了一個多月，基本上讀完了當時能找到的森的文章和著作，寫成《關注社會最底層的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的學術貢獻》一文。
在那篇文章中，姚洋稱，森的研究主線是社會公正和道德關懷。從社會選擇的純理論到發展經濟學的經驗研究，森在一系列重大經濟問題上作出突出貢獻，獲獎當之無愧。他認為，森得獎是印度幾代經濟學家積累的結果。
2024 年 5 月，北大國發院原院長、教授姚洋在出差途中與我們分享他的回憶。他說自己最早知道森是在 1988 年。那時他因為要寫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的碩士論文，跑到社科院經濟所的資料室翻英文資料，找到了森討論剩餘勞動力的經典文章。“都是塵埃”，姚洋說，“圖書管理員特別高興，還有人來讀這樣的文章，馬上幫我影印。”
三年後，姚洋去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讀博。由於當時的導師在研究社會選擇問題，姚洋就跟著他讀論文，又讀到了森的文章。“我導師跟我說，這個人遲早會得諾獎。” 他後來瞭解到，森早在 1970 年發表《帕累託自由的不可能》（The Impossibility of a Paretian Liberal）後，就被認為能拿諾獎。
姚洋解釋，自由至上主義者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領域，別人不能干預。這種權利是上天賦予的。但森那篇文章提出，如果遵循 “帕累託原則”，就會發現私人領域的先天認定存在問題。
所謂帕累託原則，指如果所有人都認為 A 比 B 好，那麼社會也應該認為 A 比 B 好。假設社會中有三個人和三個選擇 A、B、C，每個選擇都代表一種行為（如 A 是側著身子睡覺、B 是趴著身子睡覺、C 是仰躺著睡覺）。
再假設在私人領域裡，第一個人認為 A 比 B 好，第二個人認為 B 比 C 好，第三個人認為 C 比 A 好。根據帕累託原則，社會就該認為 A 比 B 好，B 比 C 好，C 比 A 好。但這樣就出現了邏輯矛盾。由於帕累託原則是一種直觀，那問題只能出現在對私域的認定上。
“所以森說私人領域不是個人確定的，必須交給一個集體來確定。也就是說，自由不是天然的，是人們透過一個集體同意來人為決定的。不存在所謂天賦人權，人權都是我們鬥爭下來的。他把自由至上主義者的老根都給挖掉了。你會覺得森站得太高了。我的天，那時他才 37 歲！” 姚洋感嘆。
姚洋繼續解釋，森揭示了人類社會爭取自由的一個基本邏輯。不是你認為你有自由就有自由。自由永遠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別人的同意，你不可能擁有自由。“這是他 profound（深邃）的地方。所以自由靠什麼？靠我們鬥爭，靠我們用法律規定，靠我們用國家機器保護……你才能獲得自由。”
獲諾獎後的第二年，森出版了《以自由看待發展》，闡述人的實質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和重要手段。他認為，“發展要求消除那些限制人們自由的主要因素”，如貧困、暴政、經濟機會的缺乏、系統化的社會剝奪、忽視公共設施、壓迫性政權的不寬容和過度干預。
同時，“自由不僅是發展的首要目的，也是發展的主要手段。” 不同型別的自由可以相互增強，如政治自由（以言論民主和自由選舉的形式）有助於促進經濟保障，社會機會（以教育和醫療保健設施的形式）有利於經濟參與，經濟條件（以參與貿易和生產的機會的形式）可以幫助人們創造個人財富以及用於社會設施的公共資源。
姚洋說這本書對他的震動非常大。森從理論上有力地證明了他相信的 “推動平等”、“服務民眾” 等理念。“森讓我們關注每一個人的 ‘能力’。也就是說，你講平等，不能講一群人的平等，而是要把平等落實到每一個人頭上。要把每個人的潛力給挖掘出來，讓每個人的 ‘基本能力’ 都能充分釋放。在這個意義上，他說我們推動了平等。”
所謂 “能力”，指一個人從事有意義活動所必不可少的功能組合，如知識、健康、基本收入等。“基本能力” 是一個人實現自我價值和貢獻社會的基礎，要求國家為那些家庭背景差、自我條件低或運氣不好的人提供攀登社會階梯的條件。森認為，貧困必須被視為是一種對基本能力的剝奪，而不僅僅是收入低下。
“我們不可能實現完全平等，但我們要投資每一個人，增強每一個人的收入能力，讓每個人有基本能力參與市場競爭，在市場裡掙得自己應得的那部分收入”，姚洋說，“比如教育資源要基本拉平，否則教育資源太集中，很多人就被荒廢掉了。這才是共同富裕，也是森指明的方向。”
《以自由看待發展》之後，森更多被看作一位政治哲學家。《正義的理念》等論著成為政治哲學研究者不可繞過的經典。受森的感召，姚洋也開始對政治哲學感興趣，反思市場萬能的自由觀，挖掘中國傳統哲學中具有現代意義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
“森是我的 role model（榜樣）。我也左傾、關注窮人，也做經濟學和政治哲學，也希望我的學問和政治傾向一致。而且他不僅做研究，還把自己的理論用到實踐中，深入參與印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所以無論是作為一個學者，還是作為一個人，他都是我的榜樣。” 姚洋說。
劉守英：森的研究總體上是關於人的發展問題
1981 年，劉守英從湖北洪湖農村考入上海復旦大學。
1985 年左右，劉守英在學校的英文閱覽室讀到了阿馬蒂亞·森關於饑荒的研究，茅塞頓開。“如果在這個世界上有八分之一的人正在遭受飢餓，那麼這只是他們未能獲得充分的食物權利的結果，並不直接涉及物質的食物供給問題。” 森在《貧困與饑荒》一書中寫道。
今年 4 月，在北京海淀的一家書店裡，劉守英與我們回憶了阿馬蒂亞·森對自己的影響。劉守英面帶微笑、說話風趣，帶有湖北口音，他現在是人大經濟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來人大之前，他擔任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副部長等職位。他既研究中國土地問題，也參與土地改革和地方試驗，是理論和實踐結合的代表。
劉守英回憶，一般人會把飢餓問題看成糧食供給不足，但森講的是獲得食物的權利問題。導致生產食物的人不能公平獲得自己生產食物的權利。
“這是非常深刻的認識和發現。飢餓或溫飽問題實際上是個制度問題。” 他說。
森對饑荒的研究革新了全世界的反饑荒措施，也讓他的名聲擴充套件到學術圈之外。透過研究世界饑荒史，他發現，因為威權社會既缺乏政治激勵，也缺乏民眾或媒體監督，無法實現準確的資訊傳遞，所以容易導致突發的重大饑荒。
“事實上，從來沒有任何重大饑荒曾經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發生，不管它是多麼貧困（如獨立後的印度、波札那或辛巴威）。這是因為如果政府致力於防止飢荒，饑荒極其容易防止。” 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中寫道。
1988 年，劉守英從復旦畢業後，前往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工作，參與決策研究。他稱，每當自己在研究和制定政策中遇到困惑時，常會從森的書中尋找建議與指導。他覺得，森的研究總體上是關於人的發展問題。
劉守英覺得森的一大貢獻是擴充套件了人們對發展的認識，“這是個重大的思維轉變”。
森早在 1950 年代劍橋讀書期間，就形成了這樣的想法。當時，劍橋的許多爭論都是圍繞凱恩斯經濟學的優劣和凱恩斯思想發展出來的種種舉措。森和來自巴基斯坦的好友馬赫布林·哈克（Mahbubul Haq）總在抱怨：主流經濟學為什麼就這麼不關心人類生活呢？
這種不滿集中表現在森和導師瓊·羅賓遜的一次爭論。瓊認為，就優先事項而言，人們首先要關注的只是最大化經濟增長，而人們一旦在經濟上增長了，變富有了，就能夠轉而關注醫療服務、教育和別的所有諸如此類的事項。
森認為這犯了經濟發展思路中最嚴重的毛病。因為最需要良好健康與健全教育的關鍵時刻恰恰是國家最貧困時。更何況，儘管經濟發展十分重要，但是一心只追求經濟增長，忽略教育、醫療服務與營養補給，有損人民生活質量，適得其反。因為美好人生中的這些關鍵成分也是人類生產力的重大要素，這點亞當·斯密早就說過。
那時，森想研究福利經濟學的想法遭導師反對，但他始終堅持。到他博士畢業後在劍橋任教時，森想開設一門福利經濟學的課程，也被駁回，院方覺得這算不上一門課。幾年之後，劍橋才終於同意他開門短期課程（8 周）講授福利經濟學。在後來，森是因為在福利經濟學上的貢獻拿了諾獎，終獲學術共同體的承認。
1990 年，森和哈克在聯合國的年度《人類發展報告》中開創了 “人類發展指數”。指數不以單純的經濟收入為標準，而以人民的生活品質（包括獲取教育、營養與其他資源的難易等）來評估國家的發展程度。這種衡量方式變化背後的理念升級最終影響了許多國家的政策。
劉建：森的成長受益於多元文化和世界主義
2010 年 12 月，劉建應邀參加在印度東部城市加爾各答舉行的紀念泰戈爾 150 週年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加爾各答以北約 180 公里，是鄉村小鎮聖諦尼克坦（Santiniketan）所在地。阿馬蒂亞·森出生在這裡，現在仍有一處佔地幾十畝的宅邸。如無意外（像新冠疫情），森每年都會回這裡住一陣子。
當時劉建一行人前往森的家中拜訪。他記得，森的房子面臨公路，但很安靜，前面花園門口的水泥門柱上寫著 “A.T.SEN” 字樣。穿過門廊和花園，他們進入森家裡的大廳，見到了當時快 80 歲但精神矍鑠的森。森微笑著與大家一一握手，帶領他們到後花園。椅子在濃蔭覆蓋的草坪上圍成一圈，他們開始聊天。
劉建是社科院研究員、南亞文化專家，也是森著作的譯者。他在 1978 年跟隨導師季羨林踏入南亞研究，現在已近 50 年，代表作為《印度文明》等。季羨林在 “文革” 期間默默翻譯了 8 卷本的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他以梵語文學、印度文化、古典印度學等研究聞名，曾預言 21 世紀中印兩國將迎來文化復興。
2024 年 2 月，退休的劉建在北京朝陽的家中與我們談話。他回憶起了 14 年前第一次和森見面的時刻。劉建向森介紹了他的著作在中國的翻譯情況，特別是《愛爭鳴的印度人：印度人的歷史、文化與身份》在中國的反響。
“我告訴他，有位 30 多歲的青年，由於對生活失望已多年不再讀書，但在偶然讀過《愛爭鳴的印度人》之後，重新燃起了對生活的希望。森感到欣慰。我們還聊到像泰戈爾全集已在中國出版，中印兩國應該持續這種文明交流。” 劉建說。
劉建最早知道森是在他獲諾獎的 1998 年。他認為森不僅是一位出類拔萃的經濟學家，還是一位對文化、歷史和政治有真知灼見的思想家。他的經濟學思想體現了強烈的人文關懷精神。他的成就也與他深厚的人文素養分不開。
在《愛爭鳴的印度人》中，森透過梳理古印度的歷史和文化，證明印度有著 “對話傳統和對異端見解的包容”。他覺得這在當代有著重要意義。“討論和爭鳴對於民主與公眾議事是至關重要的。對於實行世俗主義，平等對待不同宗教的信徒（包括沒有宗教信仰的人）而言，討論和爭鳴是十分關鍵的。……發表意見是追求社會公正的一個關鍵因素。”“沉默是社會公正的大敵。”
森舉例，在公元前一千紀時的印度，佛教教徒、耆那教教徒、不可知論者和無神論者相互競爭，並且與現在所謂的印度教（一個很晚才出現的名稱）教徒競爭。此外，佛教在近一千年的時期內曾是印度的主要宗教。
印度的一位佛教皇帝阿育王在公元前三世紀論述了寬容的必要性和異端思想的豐富性。他還制定了爭議規則，要求當事人 “在所有場合，在每一方面，均充分尊重” 對手。再比如印度的穆斯林皇帝阿克巴捍衛了 “寬容”、“國家必須與不同宗教保持等距離” 的原則。這些都大大早於歐洲在 16 世紀才誕生的宗教寬容原則。
劉建是森的回憶錄《四海為家》（Home in the World）中文版譯者之一。他說，這本書寫的是森前 30 年的學術成長史，追溯了他的成長環境、所受教育、思想發展、治學經歷以及在學術界脫穎而出的內情。
森的父親是達卡大學的化學教授，母親是劇場舞者，外祖父是梵文和印度哲學學者。他們一家和泰戈爾的關係很好，比如外祖父參與了泰戈爾建立的 “國際大學”（Visva-Bharati），梵語意為 “以學校傳授的 ‘智慧’ 來成就 ‘世界’”；母親跳的是泰戈爾出力開創的新式舞蹈；泰戈爾也為他們的兒子取了 “阿馬蒂亞”（Amartya）的名字。
劉建對《四海為家》印象最深刻的內容是森年輕時受的教育。他在泰戈爾建立的聖諦尼克坦學校就讀。森說這是一所 “沒有圍牆的學校”。因為除非是需要在實驗室操作的課程，或是遇到下雨天，不然無論什麼課程都在戶外進行。他們會各自帶著坐墊，在老師指定的大樹下坐好，老師則會坐在一張水泥椅上面對大家，旁邊則是上課用的黑板或講桌。
在課業方面，通常沒有考試測驗，而且不太以成績表現排序。森覺得學校最棒的是在課堂上的討論題目能從傳統印度文學談到當代文學，從西方經典談到中國思想，甚至談到日本、非洲、拉丁美洲。這種對多樣性的鼓勵與支援和當時整個印度學校教育中欲蓋彌彰的文化保守風氣截然不同。他還學到，一個人要擁有 “自由”，必須運用 “理性”。
“我從來沒想過原來學校可以像聖諦尼克坦這麼好玩。這裡幾乎想做什麼都可以，多的是能跟你無所不談的聰明同學，還有會問些天馬行空的問題的親切老師，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什麼硬性規定，更沒有任何體罰嚴懲。” 森在《四海為家》中回憶道。
學校的創新得益於泰戈爾。森敘述說，泰戈爾畢生致力於改善印度教育，並把獲得的諾貝爾文學獎獎金拿來改善學校的設施。泰戈爾對理性與自由的信仰反映在他的人生觀和教育觀上，所以他堅定地認為開放給所有人的深化教育是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基石。
2010 年 12 月，坐在臺下的劉建記得，森在紀念泰戈爾的會議開幕式致辭中表達：因為泰戈爾不斷訴諸理性，所以他的世界主義至今仍具有巨大吸引力。
事實上，森回憶錄的書名（Home in the World）就是化用泰戈爾長篇小說 The Home and the World（《家庭與世界》）的書名。“可見他對我的影響有多大”，森說。
劉民權：森不僅是我的榜樣，也是好多人的榜樣
1985 年，牛津大學的經濟學博士生劉民權，聽了一學期阿馬蒂亞·森的 “經濟學基礎” 課程，“豁然開朗”。第二年，他又去聽了一遍這門課程。平時，只要有森的演講或者研討會，他都會積極參加。
劉民權記得，森的授課和演講風趣、深刻。森主要是講概念，比如社會正義、個人行為跟道德的關係，“讓你一下子弄清楚經濟學的原理”，“收穫特別大”。此前，他只在劍橋碩士導師的推薦下，閱讀過森的論文，並未直接接觸。
1987 年，森離開牛津去哈佛任教。劉民權沒能繼續聽課，但仍深受森的影響。他的博士論文試圖與森的理論對話，批評森只看到中國農村人民公社隊員踴躍參加集體勞動，但忽視了隊員也會磨洋工。一位老師讀劉民權的論文，發現他的想法、觀念，甚至文風，都和森很接近。所以答辯時，森作為他論文的外審評委還專程來了牛津。
2024 年 4 月，在歐洲旅遊的劉民權與我們回憶了他與森近 40 年的交往。劉民權現在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榮休教授，主要研究中國農村金融、人類發展（如健康、教育、環境）等問題。他在江蘇無錫農村當過生產隊長，1975 年以 “工農兵學員” 身份進入北京對外貿易學院（現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讀書，後在英國留學和工作。
回國之後，劉民權多次邀請森來中國交流。他還翻譯和審校了多部森的著作。他覺得自己和森的關係亦師亦友，“無話不談”。在他眼中，森興趣廣泛、知識淵博、幽默智慧，非常偉大，但又謙遜、隨和，“只要跟森接觸過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森不僅是我的榜樣，也是好多人的榜樣。”
劉民權講述，有一次森來中國開會，他們二三十人在北京飯店吃飯，聊到中國歷史。劉民權很直接反駁了森的一個觀點。森回應說，看來我得多瞭解一點中國歷史。“真正的大家氣量非常大，那些不大不小的家，就比較難辦。” 劉民權說。
森博學的特質在他年輕時就已顯現。求學期間，他深入研讀了亞當·斯密、約翰·穆勒、埃德蒙·伯克、卡爾·馬克思、肯尼斯·阿羅、以賽亞·伯林、莫里斯·多布、約翰·羅爾斯等經濟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他還閱讀了許多人文作品，包括吉卜林、高爾基、布洛赫、蕭伯納、莎士比亞，以及無數古典和當代印度作品，如吉爾伽美什史詩等等。除此之外，他也熱衷鑽研數學、物理和梵文。
在《四海為家》中，他稱自己學生時代就對抽象思考難以自拔、對周遭世界無比好奇。這為他後來研究的兩大取向紮下根基：相當抽象的推理推論（例如以公理、定理和證明的方式來探討正義的概念和探索社會選擇理論的不同路徑），以及十分實際的現實問題（例如饑荒、飢餓、財富剝奪，階級、性別與種姓間的不平等）。
至於謙遜，也有前輩學者的影響。1959 年，26 歲的森寫信給大學者以賽亞·伯林，批評他對歷史必然性的論證。森收到了伯林客氣又講理的回信，非常驚訝。更讓他訝異的是，伯林在《自由論》中四次引述了自己的論證。森對伯林深感佩服，覺得他竟那麼認真地看待一位還沒什麼名聲的年輕人的觀點。森當時只在印度德里一份冷門刊物上發表了這篇批評文章。
森有許多趣事，比如他試圖讓聖諦尼克坦當局將他的信仰登記為佛教，因為方圓幾百裡內沒有佛教徒；有次回英國，他被機場邊檢官員審問：為什麼家庭地址是 “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導師宿舍”？這位導師是他的好友嗎？森在回答之前停頓了一下，更加深了邊檢的懷疑。事實上，作為三一學院院長，他當時停頓想的不是種族歧視，而在思考 “一個人能否成為他自己的朋友？”
2023 年，劉守英透過影片對話了森。他對森的人文氣質印象深刻，感嘆森能記住好多和他交往過的人，像中國同學譚立。“他記得的不是市面上的大人物，很多是影響他思考問題的人。現在很多人官當大了，啥都記不住，還有一些學者名氣大了，走到哪兒都在做宣言。” 他認為，這也啟發人們從關注制度影響經濟發展，要走到根子上的人文層面。
森來中國時，姚洋也和他有過交流。在他印象中，森非常有個人魅力，雖然說話有印度口音，但能聽懂，流利、幽默。雖然森批評新加坡開國元首李光耀提倡的 “亞洲價值觀”，但李光耀非常尊敬他，曾邀請森去新加坡，說自己讀了他所有的書。森認為，不存在獨特且統一的亞洲價值觀（如強調家庭、威權、秩序），而是應該發掘一種 “全球文明”（global civilization）。
“我們現在都在講競爭，他已經在想我們最後要走向 global civilization。這對我的震動非常大。” 姚洋說。
文化是多元的，但世界文明只有一種。森反對亨廷頓的 “文明衝突論”，認為這是 “碎片式” 視角。他提倡 “包容式” 視角，專注尋找不同表現裡最終那個文明開枝散葉的證據，而那個文明也許可以稱之為 “世界文明”。他也批評單一的身份認同，認為每個人都有豐富的多重身份，包括膚色、宗教、性別、血緣、國籍等。
森說，“世上的確有各種背叛、暴力、殘殺、饑饉，但也同樣存在著慷慨仁慈的善良行跡。” 他從亞當·斯密、泰戈爾等智者身上體認到理性思辨和同情心的重要。“對人的根本尊重與理解是為世上帶來希望的豐沛根源”。在 91 年的歲月裡，他也參與和見證過印度社會由壞變好。這也許能解釋阿馬蒂亞·森為什麼從不絕望。
歡迎留言討論，我們將抽選 3 位讀者的優質評論，各送出一本即將出版的《四海為家：阿馬蒂亞·森回憶錄》。截止時間：6 月 21 日 16 點。
題圖題圖：阿馬蒂亞·森，來源：wikimedia。
《晚點 LatePost》推出週末版，希望把視線擴充套件到各種各樣的創造者。簡單來說，我們想知道誰在創造，並以之影響周邊；我們既注視當下，也回顧過去，尋找形塑今日世界的源頭；我們關注技術、商業，也關注歷史、人文，打量這些領域的交匯處的湧現。
讓我們關注的可能是一款產品、一家店鋪、一種包裝的設計思路，也可能是某種工作哲學、產品理念、管理方法，可能是一種有趣新穎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在今天仍然煥發光彩的古老思想。
“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相比有待創造出來的東西，是微不足道的。” 這是維克多·雨果的話——我們希望《晚點》週末印證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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