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共空間寫作曾經是一門被壟斷的技藝，屬於知識分子的特權。但當下，「每個聲音都會被聽見」，越來越多的個體記錄在社交平臺湧現。有人在沒有多少關注者的賬號裡，默默寫下800多篇日記；有人寫作，是一口氣打完字，不做任何的修改，不管不顧地就發了；還有人，在做飯、遛狗的間隙用手機寫作，關掉屏幕後扭頭跳入生活。他們寫自己，寫逝去的人，寫鄉鄰，寫母親，寫目之所及的日常。
這是一種難以定義的書寫，文學抑或非虛構，都不能輕易概括它，即使寫作者本人都很難歸類自己。我們曾經太熟悉職業的寫作者們如何編排時間、勤懇寫作的勵志故事，相比之下，這些場景更加粗糲、質樸，對於這些持續寫作的普通人而言，生活與寫作早已重疊與交融。寫作並不會給他們帶來收入或名望，他們實踐寫作，像是實踐一個習以為常的動作。
他們只有一個信念，就是持續地表達，表達生活的真相。
我們好奇，如果寫作無法保證一個可預期的將來，他們究竟為什麼要寫作？在日益沉重的日常生活間隙，他們在寫什麼以及如何寫？文字之後，他們又與現實正在發生哪些交鋒？
在持續的追問中，我們得到了以下的故事。
文｜歐錦
圖｜（除特殊標註外）受訪者提供
房間
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鐘，禾穀開始寫字。
退休之後的前20年，她從未寫過一個字。馬上到70歲，寫作這件事突然開始佔據她的生活。
她走入臥室，坐在小梳妝檯前。寫字的紙是隨手撿來的。寫在兒媳不用的本子上，寫在女兒備課本的背面。她想起什麼，就用筆在紙上寫個大概。寫著寫著，貓咪會蹓躂過來，側頭靠在她的稿紙上。旁邊一個方方正正的鋁盒是她的筆盒，和筆擺在一起的，還有四顆牙齒。兩顆是女兒的，兩顆是她自己的。
這場寫作之途從去年開始，持續了七八個月。最後她寫了足足28萬字，這些句子被她一字一句錄音，轉成文字，又裁成筆記，發在小紅書上。
老伴兒去世後，兒女在北京生活，生活裡大部分時間，禾穀都獨處，或是做點小買賣。除了做家務、照顧家裡的三隻小貓，剩餘的活動便是看電視、聽音訊，或是出門走走。她笑自己「沒有文學慧根」，臥室裡沒有書，但寫東西時，文字就「出溜出溜」，一個接一個地順著情感滾出來。
今年秋天的一個夜晚，她想到和自己相伴35年的老伴兒。她想寫身邊匆匆忙忙、平平淡淡生活的人。她敲下了第一句話：「我的老伴兒是一個比普通更普通的人，沒有資格作傳，寫寫他的生平，以茲懷念。」
老伴兒在國企當過工人，後來開飯館、賣古董，還是一名木匠。禾穀看到他這漫長一生的艱難和掙扎，更多的，是努力和豁達，「他用粗大的雙手，勤勞地編織自己的人生。」她從老伴兒的童年開始寫起，寫他們第一次見面，「他172到174釐米的個頭，稍胖，大手大腳，皮膚略顯粗糙，模樣算不上好看，卻也週週正正。」寫他結婚後仍然知冷知熱，會在沒有空調的麵包車裡，就把她的雙腳貼在他的胸口。「那是一顆多麼富有活力的心臟啊，一下一下砰砰跳個不停。」
她一直寫到老伴兒的死亡。十年前的一個小年，老伴兒猝然離世。在墓地的池穴裡，禾穀放了他用過的日用品，還有一隻MP3，裡面下載好了他生前愛聽的《梁祝》、《葬花吟》。
這場突如其來的死亡始終是禾穀難以跨越的坎。別人提起時，她都用簡單的話概括，心臟病，急病，就沒了，「回憶起來，就覺著不痛快。」但是寫作讓她無法扭過頭去，她必須直面它，凝視它，有所交代。
最後，她寫下了老伴兒去世時的細節，還記錄下了當時那個堅持讓他體面離開、倔強的自己。她重新感到疼痛——
對於禾穀，老伴兒走得不遠。跟老伴兒的妹妹影片時，她從那張同樣蒼老的臉龐上看到了老伴兒的眉眼。兒子買房時，她也會在心裡輕輕地念，老伴兒，你看兒子這個房子裝這麼好，130多平，你看看也一定挺高興的。
現在，老伴兒是在她的字裡行間「復活」了。《老伴兒的生平》前後寫了三天，花了四天時間排版，算起來攏共14389個字，分散成了17篇小紅書筆記。釋出的時間往往是凌晨三四點，當她抬起頭，天色還是濃黑。
凌晨三四點，是民間信仰裡陰陽交匯的時刻。她在這個時間釋出內容，把它當作和老伴兒的重逢。
在小紅書寫作，對於她而言，是「自己哄著自己玩兒，感覺像是找個不太熟悉的老太太，聊個天兒，解個悶兒。」她寫家裡的事，寫爸爸、媽媽，寫老姨和哥哥姐姐們，「寫你熟悉的，用你自己熟悉的語言去寫」。她還學著年輕人，把閱讀量的標誌稱作「小眼睛」，「小眼睛多了很高興」。禾穀記得，有一篇筆記在小紅書上的小眼睛高達7萬多，點贊量就有1700。她覺著，自己還沒有被這個社會遺棄。「這麼老了，難得激動一把，振奮一把，期待一把。」
如果你和禾穀說，你寫了這麼多，是個作家啦，她一定會搖搖頭，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她的寫作是那麼隨意。寫完，把心情交付，紙頁便散到四處。她也不管，起身去廚房做飯。
「我不會放棄生活，也自然不會放棄寫作。」禾穀算過一筆賬，如果按父母壽命的平均值算，她還能再活十年。只要不患上老年痴呆，她就寫滿這些時間。她已經置辦好了自己的墓地，死亡於她而言，不是什麼具有缺憾的事，「我們這一代人覺得，有一個真實的故事就足夠了。」
初冬的時候，禾穀去墓地看望老伴兒，在碑前擺了一罐啤酒、一包煙，還有一些貢品。她仍然會常來和他聊天，相信那些寫下的字終會流向那個世界。「不要著急，我慢慢說，你慢慢聽。我慢慢寫，你慢慢看，我慢慢走，你慢慢等。總有相見的那一天。」她在稿紙裡對他說。
禾穀寫作的紙稿
證據
那把不起眼的椅子是今年35歲的蝸牛棲居的天地。它見證了蝸牛指尖冒出的許多句子，其中一條是這樣的：
「我替大家試過了，一箇中年男人，沒有高學歷，不懂富婆的心，好像真的只有電話銷售了。我就像一隻不小心蹦出欄的豬，東張西望的又被屠夫一腳踹了進去。那裡才是我的歸宿。」
木頭長椅坐落在廣州珠江新城的一處街心公園，環繞它的，是三棟指向天際的龐大建築。蝸牛工作的地方屬於建築群裡一個不起眼的格子間。他是一名電話銷售人員，每打完100通電話，可以換來一次下樓休息的時間。
「這個凳子就是屬於我的地方。」蝸牛說，「來晚了還可能沒有位子。」
即使椅子上只有他一個，他也會選擇把自己縮在最邊上。在這個狹小的空間裡，他開始拿出手機，寫下自己中年陷落的故事。
這裡走過形形色色的人，有躺著等單的外賣員，也有從豪車上下來的各界精英。和人群待在一起，蝸牛會對窘迫的生活感到釋然，「這不是我的問題，因為這裡有無數個我。」
與其說蝸牛在寫作，不如說蝸牛是在吶喊。
30歲那年，為了照顧患癌的父母，蝸牛退掉了深圳的出租屋，和妻子回到老家。在父母身邊的四年，蝸牛花光了積蓄，最後背上40萬的債務，以及一段在簡歷上不可抹去的空白。
為了還債，他把妻子和女兒安頓在江西孃家，一個人去了廣州打工。他進過廠，嘗試過殯葬行業，也去皮鞋公司做過直播帶貨。有一回，他需要在鏡頭前宣傳鞋子「不臭腳」。輪到他上鏡時，他緊張得說不出話，在打光燈前憋了許久，爆發出來的那聲「大家好」，把老闆嚇得從椅子上彈了起來。
那天晚上，他賣了5雙鞋，提成50塊錢。後來他得知，5雙鞋都是老闆買的。
去年二月，蝸牛正式進入電銷行業，他們被塞進200多個窄小的格子間裡。電銷行業多勞多得，他們都希望在短時間內賺更多的錢。
「初次坐在這格子間裡，眼神無助得像孩子一樣。像呆站在非洲草原上，看獅群捕獵的羚羊。」蝸牛記得，打第一通電話前，他做心理鬥爭一直做到下午三點。大腿都掐腫了，他才按下撥出鍵。
乾電銷的第三個月，蝸牛收到了第一筆收入——140塊錢。他足足磨了客戶5天，每天晚上做夢都會夢到對方。客戶終於鬆口的那一刻，他迫不及待地把2800元的付款截圖發到公司群裡，迎接鮮花和掌聲。開了第一筆單，他覺得自己的心結被打開了，終於敢站起來在辦公室裡走動。那天他發現，只有100平的辦公室，他竟然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但熱鬧很快消散。他還要繼續戴上耳麥，「打騷擾電話」。有時候，他覺得那個耳麥就像孫悟空的金箍兒，摘都摘不下來。
「好！好！非常好！yes！」
每天早會，他們要喊30多次口號，累計鼓掌50多次。每天通話120次，通話時長60分鐘。結束白天電銷的工作，蝸牛還要坐一個半小時的地鐵，回家輔導孩子寫作業。
父親對他實施的是打壓式教育。在那個限制情感表達的家裡，蝸牛獲得的經驗是不要暴露脆弱。最難熬的時候，他只能選擇沉默，跟家裡人說這些，「會顯得自己不夠男人」。
心態崩塌的時候，蝸牛和同事去寺廟燒香磕頭、研究玄學。最終他們得出結論，一定因為是他們的能量太弱、氣場萎靡，老天不喜歡。他們約法三章，從今以後，誰也不許低著頭打騷擾電話。「我們要揚起腦袋大聲地打。」他寫，「和生活的這場戰鬥，低著頭躲不掉子彈的。」
有人鼓勵他把經歷錄下來，報名脫口秀。他試過，但是看到鏡頭，就像推銷「不臭腳的鞋」時那樣緊張，不如還是藏在文字背後。「寫作是我最真實的表達，現實生活中，這麼做的代價太大了。」蝸牛說。
筆是蝸牛和生活作戰的武器。現實世界裡的他，永遠走在普照的陽光之下，是一個平庸的正常人。但是隻要開始寫字，他就可以恣意地當「神經病」。「生活中很多破事，讓你沒辦法幽默，只有在自己記錄的時候，才會有一些有意思的東西產生。」
上學的時候，他喜歡讀《故事會》裡有煙火氣的故事。寫平凡的故事，讓他覺得內心平靜。過去他從未想過這些文字會去向哪裡，他只想說話，一直說話，記下「煩悶的生活」。 「我要是熬過來了，這就是我的勵志故事。我要是被生活整死了，這就是我留下來的證據。」
他這樣寫自己的一個朋友：
寫完這些句子，休息時間結束，他掐滅煙，走上樓去。「大家都很難。碰到坎的時候，可以想想；蝸牛不是還活著嗎？」
CBD樓下的椅子是蝸牛寫作的地方
摺疊
從大廠辭職回到農村老家後，阿粽變成了「村子裡的李佳琦」。
回老家之前，阿粽已經做好了和老一輩的陳舊思想作戰的準備。但戰役還沒打響，她就被冠上了「敗家孩們」的稱號——每次她拉著小車去快遞點拿快遞時，一路上眾多鄉親的眼睛滴溜滴溜地順著小車移動。終於，有人打破了沉默：你買的都是什麼？
她向他們展示自己網購的日用品，比如承重力很好的小推車，方便收起來帶上公交，再比如驅蟲藥，「最後做到了家裡沒蟲，這在鎮上簡直是驚天大新聞，她們都習慣了夏天與蟲共生了。」還有桶裝水、奧爾良烤雞、35塊錢的雪平鍋……聽完介紹，他們驚歎不已，紛紛跟著阿粽買東西。這次破冰導致「只要我說『買它』，村裡人就會跟著買。甚至有時候是什麼都不問」。
阿粽發現，這些留守在鄉下的老人，一邊對外面的世界充滿好奇，一邊缺少橋樑，「對於整個社會來說，他們大機率是被遺棄的，誰也不會為了他們專門去做什麼事情」。在這以前，老人們的網購經歷並不愉快。他們被短影片平臺的AI影片欺騙過，以為買來的種子真的能種出那麼奇異的花。買到手的傢俱，尺寸小得沒法用。
其實，阿粽也被高速運轉的生活甩了出來。因為長時間高強度的工作，她患上了胸膜炎，必須到空氣好的環境中休養。但在村子裡的人看來，她這樣的年輕人應該去外面闖蕩，「不該出現在這裡」。
一個年輕人就這樣遇到了一群老人。阿粽在家裡磨咖啡豆，村裡的阿姨很是震驚，咖啡只能在店裡出現呀，怎麼在家也能做？在阿粽的幫助下，她學會了分辨什麼是美式，什麼是拿鐵。
阿粽注意到，一位老奶奶在店鋪裡找可以夾在書桌上的風扇，是為了讓暑假回家的孫子，打電腦時不那麼熱。熱衷於報「百元旅行團」的他們，即使屢屢受騙，也堅持不懈地報名，是希望能和兒女有共同話題。他們的生活依然以後輩為支點。
「我給他們看一些東西，對他們來說，他了解了就會覺得，子女在這邊嫌棄的東西，沒有那麼遙不可及，沒有那麼高高在上了，下回子女回家的時候，他們就能聊起來。」
阿粽用詼諧的筆法在小紅書上寫她的回鄉觀察。她認為寫作有這樣的使命，「把普通人觀察不到的現象、社會漠視掉了的東西，以喜聞樂見的形式呈現到大眾面前。」
如果說蝸牛在長椅上的寫作打開了一道社會的摺痕，那麼阿粽的回鄉記展示出，在這塊被摺疊的世界裡還有著更多苦澀的笑容和瑣碎的生計。過去，這些生活不曾被人注意，在演算法浪潮中快速沉底。
圖源小紅書@反方向的阿粽
摺痕不僅在底層，也藏在看似光鮮的中產外殼下。
兩年前，剛畢業不久的Toni收到一個奇怪的來電。那時她在英國兼職雅思口語老師，常常接觸計劃留學的學生和他們的家長。這通電話來自其中一個學生的媽媽，她希望支付Toni2000塊錢，讓她去兒子的宿舍樓下轉一圈就行。「如果碰到他，就假裝是同校留學生，和他說說話。」
後來，這個媽媽多次提出支付金錢報酬，委託Toni以「媽媽朋友的女兒」的身份接觸兒子，為他購置保溫杯、預約註冊、買藥，甚至是回覆教授的郵件、給學校請假、投訴小組成員等等。委託的頻率越來越高，每週至少發生三次。
在對方發來的語音裡，Toni聽到了一位母親在大洋彼岸的崩潰與焦慮。在她眼裡，兒子缺乏生活能力，在異國無依無助，很可能會輕生，「老師，他要是出了什麼事，我也不活了，請您去看看他吧！」
但Toni並未感覺到這個男生有了結生命的想法，她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對生命失去控制的無奈與憤怒。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自殺來威脅母親，試圖搶回主動權。
Toni在這場衝突看到了自己。某種程度上，她曾經也是代際之間潛在暴力的受害者。「我希望透過文字，能夠讓更多人看到、理解這種看似無形卻極具壓迫感的家庭關係，讓人意識到那些『保護』、『關愛』的外衣下，可能暗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代價。」
她開始提筆寫這個故事。每天早上起床，Toni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開啟床頭的小燈，拿出手機打字。起床後的兩個小時是她一天中最安靜的時間，家裡的小狗還沒有開始鬧騰，當天的工作尚未到來。她會一口氣寫完印象最深刻的情節、場景，再做一次簡單修改。寫作的過程，像是把腦子裡抽象的事物翻倒進現實世界，Toni終於可以看到它、摸到它。這讓她感到欣喜。
「在父母的規劃裡，他一定要出國，讀碩，鍍金，回國要去坐在那張已經花了很多錢才安排好的辦公椅。他不可以掉鏈子。除了生命，甚至連呼吸好像都不受他本人的控制。所以，是否要繼續活著，成了他和母親談判的唯一籌碼，讓生死相關的劇情每天都在這間小小的、亂亂的宿舍裡演繹著，再透過手機螢幕和聽筒，傳到地球的另一面。」
Toni試圖還原那個孩子的感受，也湧現過拯救男孩的想法。但她無法成為傳統故事裡的英雄，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退出這個畸形的交易。
Toni寫下了真實的結局，她想，會不會大家更期待一個和解的圓滿收尾？
「真實的結局對我而言有種特殊的意義。那個「達成理解」的假設，只會把故事停留在表面，而我經歷的複雜情緒、不停地考慮是否要去跨越邊界的痛苦，就會被掩蓋。我不想把這一部分的自己進行隱藏。」
奇怪的委託不只一例。Toni搬到法國後，還收到了另一對父母的委託，請求阿粽到兒子所在的城市，拆散他和現在的女友。
「陪讀」需求的背後，是留學生活的B面——東亞家長的控制慾帶來的代際創傷。它不會隨著距離消失，甚至可能有更強烈的反彈。這種張力在疫情期間更加顯著，當供養一個留學生變得比以往更為艱難，親子之間出現了更多緊繃、焦慮的情緒。Toni發現，很多家長甚至做不到給孩子五秒鐘的時間來反應。
疫情期間，大片的實體企業被擊垮，包括Toni的父母在內，很多留學生的家長只能一點一點地、像擠牙膏似的給他們匯去生活費。如果不是因為缺錢，Toni或許不會兼職，不會接下這些委託、看到這些多樣複雜的親子關係。這些機緣巧合引領著她，站在時代的夾角上，翻閱它、記錄它。
被摺疊起來的世界，只能靠身處其中的人，以第一視角的眼光開啟它。「寫作的精神性體驗對我來說，就像在和生活的各種『正經面具』鬥智鬥勇，把一些我觀察到的反常、假象和荒誕剝開，和它們攤牌——這個世界不缺少圓滿的故事，缺少的是真實的結局。」
圖源小紅書@Toni的福
連線
人究竟為什麼要寫？為什麼要表達？
當這個問題被拋向執筆的人，得到的答案不盡相同。但她們都提到了那個詞，「連線」。
一天晚上，阿普聽到一首名為《往事隨風》的歌曲。她想起了媽媽——她這一輩子都在被安排，被計劃，好用的時候就被拿來用，不好用的時候就被扔掉，直到她的人生變得破破爛爛，現在，她女兒長大了，她要「把她縫補起來，曬到陽光下面去」。
「對我媽來說很難，所以，自由的第一槍，就由我來打響。」
寫了開頭之後，阿普發現1000字並不夠用。她一下子收到了1380條評論，許多人給她留言，想知道後面發生了什麼，現狀是什麼樣的。阿普在一個半夜，花了四個小時把故事寫完了。這個對於她來說「很衝動的行為」，因為陌生人的關懷，被延續了下去。
文章發出之後，阿普收到許多求助的訊息。其中一個女孩傾訴，她困在讀研和工作的選擇之間，家人不支援她讀研，但是去工作的話，她避不開家裡的催婚。
阿普建議她，在剩下的學年透過兼職攢到讀研的錢，以此抗爭。她幫助女孩列了一個家教計劃表，為她分析可以找到哪幾種家教，累積到畢業，大概能掙多少錢。後來，女孩找到了第一份家教，給阿普發了訊息，「你看姐姐，我掙到錢了。」阿普回她，「真好，你也踏上你想要走的人生了。」
阿普沒有想到，很多人把自己寫下的故事當做人生的指引。有人給她留言，說自己在猶豫下決定的時刻，突然看到阿普的文章被推薦到了主頁，是「冥冥中的一種註定」。最開始，阿普只是想傳播一分善意，但是網路讓這些善意傳達到了上百個人的手中，並得到理解。她覺得這是網路的力量。「小紅書上的人會懂我為什麼會在半夜想要寫這樣的一個故事。」
在這個社群裡，遙遠的網路友鄰在共享生活的不同方案，也在共享勇氣。人可以這麼活著，也可以那樣活著。
4歲那年，云溪女兒被確診弱視，6歲那年痊癒後，10歲又被醫生告知生長發育緩慢。云溪沒有多少遠大目標，她只希望女兒能多多運動、多親近自然，快快樂樂長大。
她們從北京搬到了天津郊區，進入了一所普高率只有40%左右的初中，它被附近的居民形容為，一所「只會吹拉彈唱」的學校。但這座處在教育窪地的初中，就像脫口秀作品《北下關》裡描繪的童年烏托邦，恰恰讓女兒意外得到課本之外的生活體驗。
每週，學校會組織兩節勞動課，帶學生們拔草、下秧、澆水。等毛豆和花生熟了，食堂師傅就會給大家加菜。美術課，老師帶她們去池塘邊寫生，放學後，女兒會如常地總結，「今天真高興。」
現實生活中，云溪很難找到同類。焦慮像疫症一樣，會迅速在家長群體中傳播開來。她時不時就聽到「你還不搬家，孩子就要廢了」的勸誡。雞娃是最主流的路線，也是看起來唯一正確的路線。但她想提供另一種答案，「每一種聲音都應該被聽見，如果它是一個小眾的，就更有必要去把它放大。」
網友們和云溪聊起自己養育孩子的歷程，或是自己小時候的故事。那些普通細碎的故事，也啟發了云溪，讓她繼續寫了下去。
她講述女兒提前放學，去湖邊餵鴨子，獲得了快樂的45分鐘。那條筆記吸引了很多評論。她們也在分享自己生命中的快樂時刻，比如說，老師突然宣佈取消某一節課，她們那天晚上看月亮看得很開心。云溪的評論區成了茶話會，大家一起聊天，一起笑。
一位網友給她留言，「我也當過孩子，我想說如果是我做你的孩子，到了我這個年紀，會狠狠感謝你，感謝你在我小時候讓我度過了真正快樂的時光，名校也好，成績也罷，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自我修復的能力，你的孩子長大了一定會因為有小時候的這段時光而更容易的邁過生活中的坎兒。」
「假如只有一個人寫，你可能會懷疑，這有意義嗎？看到那麼多人在做這樣的事，我也會覺得更有幹勁。這樣的表達是有意義的，那麼我也繼續寫下去，」她說。
在小紅書，云溪發現，原來還有這麼多人在寫、在表達。就像人類學家奔向田野，她也在這片多樣的田野裡採風。她注意到一個名叫「東莞廢品搬運工」的網友，在小紅書上記錄了自己作為廠二代日常，例如，去國外開廠、與欠款方極限推拉等等。這些都是云溪日常生活無法觸及的人群和故事，因為這裡的開放與包容，人們敢於慷慨地將它們表達出來，留下「活生生」、「熱騰騰」的印跡。
在云溪想象的畫面裡，小紅書不是一片稻田或一座葡萄園，而是一整個包羅永珍的生態圈。它有「犀利的、抓眼球的、網感很強的內容」，但它不會讓樸素的內容被淹沒。
這個社群同時存在兩種河流，一種精密遵循使用者和主流的喜好，熱鬧非凡，另一種則流速緩緩，它打破演算法和寫作權威，關心邊緣的聲音。流速慢的河流，總會找到它的聽眾。「如果說其他地方在話題性、時效性、情緒飽滿度這些方面已經殺得刀光劍影，小紅書還保留了一小片田園牧歌，供我和同類吟唱。」云溪說。
時代的益處和代價，往往是由許許多多的個體在共同承擔，承擔的過程便是我們的生活。在今天，這些講述沒有彌合裂痕的野心，只是提供一個校準的可能性。有了故事與傾聽，他人在我們心中便不是面目模糊的標籤，而是清晰的、有血有肉的人，我們才不會彼此傷害，重新找回社會的關懷。
禾穀記得很深，第一篇文章，當天就得到了600多個「小眼睛」。她開心得不行，「我這600多個閱讀量，相當於600人看過我的書，很受鼓舞的。」在禾穀看來，比起直播、短影片、攝影，老年人在寫作上「更有優勢」。他們有歲月的積累，有那麼多故事可以說。「總會有一些人看到你，總會有一些人跟你共鳴。」
她形容自己，像這片廣闊天地中的一隻小小螞蟻，視角低、看不到世界的全貌，在慢慢爬行。但在我的觸覺所及，仍能感覺到香甜清新的空氣，我用螞蟻的嗅覺尋找我的同伴，和需要的養分。」
與禾穀同行的有上萬個普通人。2024年9月19日-10月22日，小紅書發起「身邊寫作大賽」，鼓勵大家用寫作重新發現身邊。一個多月的時間，1萬多位寫作者留下了兩萬三千多篇投稿，總字數接近 1200 萬。評委張怡微評價這些作品，「社會變化當中一些流動的、斷裂的經驗是很可貴的，也是當下主推的學院式的寫作裡沒有的，它和人的生命力、生活力有關。」
寫作並非要準備齊全才能夠發生，它就這樣出現在樸素粗糲的、大大小小的「房間」裡。做飯前的準備、工作的間隙、遛狗的功夫，一群沒有工具的普通人，不斷地重述自我的宣言。
禾穀是這次寫作比賽中最年長的獲獎者，在這個被看見的冬天，她鄭重地寫下自己的獲獎感言——「此後，文學將是我的精神家園，我要在這裡學習，在這裡成長，在這裡尋找生活的樂趣，在這裡尋找屬於自己的價值和意義，在這裡再活一回青春。」她說，「今天，是我餘生最年輕的一天。」
禾穀在家中寫作
（文中的所有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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