擴大消費的政策選擇與排序
文 | 張斌 朱鶴 于飛
擴大消費在我國的宏觀經濟決策中受到了廣泛關注。2025年3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這個方案中包括了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消費能力保障支援行動、服務消費提質惠民行動、大宗消費更新升級行動、消費品質提升行動、消費環境改善提升行動、限制措施清理最佳化行動，以及擴大消費的完善支援政策。方案包括了三十項內容，每項內容當中都提出了眾多要求。
這是一個非常系統全面的支援消費增長的一攬子方案。如此係統全面的一攬子方案很難在短期內全部落地，需要根據當前經濟情況，分出輕重緩急，分出優先順序，才能聚焦工作重點，循序落實方案提出的要求，真正做到擴大消費。
中國居民消費率的兩個特徵
中國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有兩個重要事實。
第一個事實，中國的消費率在過去二十多年經歷了大幅的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000-2010年，這期間居民消費率在持續下降，從2000年的46.8%一直降到2010年的33.9%，下降了12.9個百分點。第二個階段是2010-2019年，這期間居民消費率開始穩步回升，從2010年的33.9%上升到2019年的38.6%，上升了4.7個百分點。第三個階段是疫情暴發以後，這期間居民消費率再度下降，從2019年的38.6%降到2022年的36.8%，下降了1.8個百分點。疫情過後，消費率開始再次回升。
第二個事實，中國的消費率與類似發展階段經濟體相比處於偏低水平。中國目前居民消費率在38%左右，日、韓、中國臺灣、德國、法國等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的居民消費率在52%，中國居民消費率低了14個百分點。儘管朱天等（2013）指出中國官方統計低估了居民消費率，但是大部分的學者認為中國消費率相比發達經濟體還是嚴重偏低。
基於上述觀察，接下來主要討論三個問題：（1）如何看待2000年以來我國居民消費率的變化，三個階段表現背後的驅動因素是什麼？（2）如何看待我國居民消費率顯著低於類似發展階段的經濟體？（3）基於以上討論，如何進一步擴大我國的消費，政策的重點和優先排序應該如何？
理解我國居民消費率的變化
1. 學術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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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和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家庭部門消費的研究非常豐富，這些研究主要聚焦於：上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第一個十年期間，中國本來就偏低的消費率為何還在持續下降。
第一類解釋：經濟增速相關。中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帶來了家庭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Kraay（2000）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經濟資源集中在國有部門，私人部門收入和儲蓄率很低。自改革開放以來，家庭部門收入快速上升，促成了家庭部門的儲蓄率上升/消費率下降。Modigliani等（2004）同樣認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的快速經濟增長，支撐了中國家庭部門的儲蓄率上升。
第二類解釋：初次分配收入相關。Chang等（2016）發現，中國對重工業/資本密集型行業發展有著更強的偏好和融資支援，這會擠出其他行業的發展，同時帶來投資率的上升和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消費率會保持在較低水平。張斌等（2016）發現，中國所採取的一系列支援工業部門趕超的政策會提高工業品部門的增長，提高工業品的支出，但是消費增長受損。徐朝陽等（2020）發現，中國正處於從製造向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階段，而中國的部分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發展受到過度的管制政策限制，這會遏制服務業的發展，同時遏制消費率的提升。
第三類解釋，再分配相關和社會福利保障政策相關。這類文獻主要強調社會保障政策不充分、金融體系發育不健全等因素刺激了預防性儲蓄，壓低了家庭消費率。李揚和殷劍峰（2007）基於中國資金流量表分析認為，中國1992-2003年期間對居民部門的勞動報酬支出和利息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佔比偏低，政府收入佔比偏高，他們建議加速財政政策向公共財政轉型，增加公共支出和對居民的福利支出可以提升中國家庭消費增長。Cui（2007）同樣指出中國居民部門收入佔比下降造成了消費率下降，他們強調這背後的原因是中國金融體系發展滯後，企業融資受到限制，進而使得勞動者工資和財產性收入份額佔比較低，遏制了消費。
徐忠等（2010）認為，2000年以來中國儲蓄率持續高漲，是由政府的贏利性動機及其對公共財政職能產生的擠出效應推動的，這帶來了公共支出的不足，居民和非國有企業不得不增加預防性儲蓄。Ayşe等（2018）發現，老年人面臨的各種風險和一胎政策造成的家庭保險狀況惡化，是1980-2010年期間中國家庭消費率大幅下降約一半的原因。He等（2018）發現，中國上個世紀末打破國有企業鐵飯碗以後，顯著刺激了預防性儲蓄的提升，這部分儲蓄佔據了國有企業職工家庭儲蓄資產的40%。鍾寧樺等（2018）發現，1998-2000年取消福利分房的政策，使得城鎮居民的儲蓄率平均增加了0.9%左右。
第四類解釋，家庭收入不平等、不確定性，消費傾向相關。甘犁等（2018）基於中國家庭金融調查（CHFS），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FPS）和中國家庭收入調查（CHIP）三個微觀資料庫的研究發現，中國高收入群體的消費傾向更低，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更高，前20%高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大約0.2-0.4，而最後20%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大約0.6-0.9。他們還發現低收入群體面臨更大的流動性約束，這進一步壓低了消費傾向。他們認為2000-2015年期間中國家庭消費傾向的顯著下降主要來自於這個期間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低收入群體的流動性約束。
金燁等（2011）、Tianshu等（2017）也有類似的發現，收入不平等擴大是解釋中國家庭消費率下降的重要原因。Marcos等（2013）發現，1989-2009年期間，中國家庭收入的均值和方差都在持續上升，由於青年（20-35歲）家庭缺少作為緩衝的家庭儲蓄，收入不確定性上升會壓低這些家庭的消費率。他們的研究還發現，退休金制度的改革使得退休工資從以前工資水平的75%下降到60%，這壓低了臨近退休年齡家庭（50-60歲）的消費率。
此外，還有研究探討房價、人口、性別等因素對家庭消費的影響。比如謝潔玉等（2012）認為房價上漲對家庭消費影響不同，但整體上抑制了消費。李濤等（2014）發現，家庭住房資產主要呈現出消費品屬性，只存在微弱的“資產效應”，且不存在“財富效應”，住房價格上漲無助於提高我國居民消費。Modigliani等（2004）認為，中國的一胎政策提高了總體的就業率並削弱了養兒防老的傳統養老保障方式，刺激了家庭儲蓄率上升。
Wei等（2011）認為，傳統的解釋，比如生產週期、預防性儲蓄以及金融發展程度或者消費習慣等不足以解釋中國的儲蓄率上升，他們提出的新解釋是中國男女性別比例失調，有男孩的家庭為了男孩在今後的婚姻市場上更有競爭優勢而增加儲蓄。這解釋了1990-2007年中國家庭儲蓄增加的一半左右。
學術界的已有研究對我們理解中國居民消費率變化提出了豐富的解釋，不足之處在於兩個方面：
一是眾多解釋中究竟哪類因素對於解釋消費率變化更重要，或者說哪些決定消費率變化的力量更重要；
二是過去學術界主要關注的是消費率的下降，對2010年以後消費率的上升和疫情暴發以後消費率的再次下降缺少解釋。
接下來我們對這兩個問題做出進一步的解釋。
2. 對消費率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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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理解我國居民消費率變化背後的力量，我們把居民消費率的變化分解成了三個因素。居民消費率可以分成以下三個因素的乘積：
其中，（a）是平均消費傾向，是給定可支配收入下居民願意消費多少錢；（b）反映了二次分配的影響；（c）反映了初次分配的影響。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是以上三個因素變化的結果。
下面，我們利用LMDI方法將居民消費率的變化拆分成了三個因素變化之和。LMDI方法的全稱是對數平均迪氏指數分解法（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這是一種基於指數分解分析（Index Decomposition Analysis, IDA）的多因素貢獻量化方法，其核心邏輯在於將總量指標的變化分解為各驅動因素的累積效應，為複雜系統的動態演化提供結構化解釋。該方法有三個優勢，一是以對數平均權重為起點，避免了傳統分解方法（如 Laspeyres 指數）對基期選擇的敏感性，確保分解結果的唯一性；二是該分解方法沒有殘差，分解結果嚴格滿足總量守恆；三是支援時間序列資料，可處理零值或負值，適用於多期動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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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00到2010年，這期間居民消費率下降的12.9個百分點中，平均消費傾向下降貢獻了6.5個百分點，初次分配佔比下降貢獻了5.4個百分點，二次分配貢獻了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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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0到2019年，居民消費率上升了4.7個百分點，其中平均消費傾向上升貢獻了2.1個百分點，初次分配貢獻上升了2.6個百分點，二次分配基本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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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2年期間，我國消費率再次下降1.8個百分點，其中平均消費傾向下降貢獻了2個百分點，二次分配貢獻了0.2個百分點，初次分配對沖了0.4個百分點。
由此可見，平均消費傾向和初次分配是驅動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變化的最主要因素。兩個因素都以2010年為時間節點，經歷了先降後升的過程，與我國居民消費率的變化也高度一致。
3. 進一步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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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2010年我國居民消費率下降：
工業化趕超階段下的消費率下降
結合學術界對這個期間我國消費率的多種解釋，再加上對消費率的分解，可以為我們判斷究竟是哪股力量主導著消費率變化提供線索。
2000-2010年期間，我國正處於工業化趕超階段，各種資本密集型的工業部門快速成長，我國對工業部門更加優惠的各種政策（土地政策、信貸政策以及各種獎勵競爭等），更是加速了這一程序。這個程序同時也帶來了：
❶ 加速的（超預期的）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增長，這會壓低消費傾向，這是6.5個百分點消費傾向下降的主要原因；
❷ 儘管居民收入快速增長，但是在整體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居民部門的收入佔比還是在下降，這壓低了初次分配收入佔比，解釋了4.5個百分點的初次分配收入佔比下降。
此外，政府當時沒有額外採取政策調節收入分配，沒有顯著增加社會福利保障。不僅如此，諸如一胎政策、國企改革、住房改革等政策以及房地產價格快速上升也都不同程度地刺激家庭部門增加儲蓄，壓低消費傾向，這對6.5個百分點的消費傾向下降也有部分解釋力。處於工業化趕超階段是消費率下降的主導原因。
2010-2019年居民消費率的回升：
跨過工業高峰期+政府保障性支出增加帶來消費率回升
針對2010年-2019年我國居民消費率開始持續回升的現象，學術界還鮮有解釋。我們認為，原因在於導致前一個時期消費率下降的力量發生了逆轉，因此消費率變化也隨之發生逆轉。進入2010年以後，我國跨過了工業化高峰期，經濟全面進入從製造到服務的經濟結構轉型階段。即便我國支援工業部門發展的各種政策沒有顯著變化，但是市場自發力量顯然更加強大，服務業相比製造業增長更快。2010年以後我國製造業份額顯著下降，服務業份額持續快速提升。
相比於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工業部門，服務業增加值分配中的勞動者報酬佔比更高。根據2020年的投入產出表，工業和採礦業勞動者報酬佔增加值的平均值是40%，建築業和服務業勞動者報酬佔增加值的平均值是57.8%。
2010年以後，我國初次分配收入格局出現了轉折性變化，勞動者報酬佔比顯著回升。2010年-2019年期間，我國居民消費率上升了4.9個百分點，其中初次分配貢獻了2.8個百分點，初次分配收入的改善主要來自勞動者報酬佔比的上升，而勞動者報酬佔比上升主要來自產業結構的變化。
產業結構的變化不僅透過提高初次分配收入佔比的渠道提高消費率，對提高消費傾向也有一定解釋能力。隨著經濟從製造到服務的轉型，收入增長也隨之放緩，2010-2019年期間的居民勞動報酬年均增速11.6%，較2000-2010年期間的13.8%明顯下降。當超預期的收入增長消失以後，消費在可支配收入中的佔比上升，消費傾向上升。
此外，2010年之後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的支援力度加強，財政支出中民生類支出的佔比也在2010年之後持續提高，為提高消費傾向提供了支撐。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的支援力度可以從實物社會轉移的視角加以理解。實物社會轉移是統計最終消費支出中的重要環節，其含義是居民部門有一部分消費支出並不是以貨幣形式發生的，而是政府直接向居民部門提供的消費，例如義務教育、保障性住房、圖書館和博物館等娛樂性服務。居民消費支出加上實物社會轉移，就構成了居民部門的實際消費支出。
雖然我們在前面並未考慮這部分消費，但從定義上來說，這部分消費體現出了政府部門對居民部門的支援力度，理論上有助於提高居民的消費意願。實物社會轉移/GDP在2010年之後出現了大幅增加。實物社會轉移增加對應了民生類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例上升。
我們把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社會保障和就業、教育、衛生健康三項支出視為民生類支出，2010年之後民生類支出佔財政支出的比重在顯著提高。2007-2010年，民生類支出佔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均值是25.2%，2011-2019年提高到了32.9%，2023年則是達到37.8%。
經濟發展階段，也就是進入工業化高峰期和跨過工業化高峰期是解釋我國2000-2019年期間消費率先下降後上升的主要線索。不僅中國如此，日本、韓國、中國臺灣、法國、德國等經歷了較為成功的工業化程序的經濟體，在類似發展階段也都經歷了消費率在工業化高峰期先下降，跨過工業化高峰期以後持續上升的現象。
2020年以來居民消費率的再次下降：
疫情衝擊
2020年疫情暴發以後，我國消費率再次下降。2020-2022年期間消費率下降1.8個百分點，其中平均消費傾向下降貢獻了2個百分點，二次分配貢獻了0.2個百分點，初次分配對沖了0.4個百分點。
消費率下降主要來自消費傾向下降，這主要與疫情期間線下消費受到限制有關。疫情暴發以後，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變化相對有限，其中初次分配收入在GDP中的佔比小幅提升0.4個百分點，可支配收入/初次分配收入小幅下降0.2個百分點，分配因素對消費率解釋很有限。
我們這裡使用的資金流量表資料截止到2022年，無法對之後的消費率做出分解。僅從消費率來看，2023年我國消費率較2022年顯著提升1.8個百分點，這個變化也主要來自消費傾向的回升。儘管缺少資金流量表資料，從城鎮調查資料來看，居民的消費傾向明顯回升。2022年底城鎮居民消費佔可支配收入的61.6%，2024年底上升到63.7%。可以預見，2023-2024這兩年當中如果初次和二次分配短期內沒有太大的變化，消費傾向的提高會帶動這兩年的消費率上升。
消費率為何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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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面編輯：潘潘｜責任編輯：潘潘
視覺：李盼 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