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0日，美國第47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就職典禮成為全球焦點，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總統本人的宣誓，
而是坐在觀眾席最顯要位置的一群億萬富豪們……
馬斯克、貝索斯和扎克伯格三人的身家總和接近1萬億美元，他們的座位安排在特朗普的內閣提名人之前、特朗普家族成員之後。
這個場景傳遞著相當明確的資訊：
華盛頓對商界的大門已經完全敞開，科技領袖開始走向權力中心。
正如《大西洋月刊》所評論的那樣，“這次典禮不僅是一場政治慶典，更是技術寡頭在權力核心登場的象徵。”
特朗普的兒子小唐納德·特朗普在儀式結束後被問及科技億萬富翁的出席情況時表示：“把世界上最聰明的人聚集在一起非常重要。”
下面，我們來細數數這些“世界上最聰明的人”——
無疑是這場權力盛宴中的C位明星，這得益於他在特朗普競選時出工出力，單單是捐贈金額就高達2億美元，毋庸置疑的榜一大哥。
當特朗普在演講中提到將美國宇航員送往火星時，馬斯克揮舞著拳頭的畫面迅速傳播。
當然比這條帖子更火的是，他對著特朗普的支持者說：“我只想說聲謝謝，感謝你們讓這一切成為現實。”
隨後，馬斯克用右手拍打胸口，手指張開，然後將右臂向上斜伸出，手指併攏，手掌朝下，引發滔天輿論。
博弈論告訴我們，
當一個億萬富翁靠近權力中心時，
其他人也不得不跟進，以免在這場遊戲中被淘汰。
過去與特朗普有過政治上的分歧，但此次的亮相則顯得格外剋制。當記者問及他對特朗普演講的看法時，他輕描淡寫地回應：“哦，我不知道，我在找洗手間”，態度非常低調。
此前他在《紐約時報》的DealBook峰會上表示，他對特朗普第二任期“非常樂觀”，他認為特朗普“比第一次更冷靜、更成熟”，並希望幫助減少監管。
扎克伯格和他的妻子普莉希拉·陳也坐在觀禮臺上顯眼的位置，順便發了一個朋友圈，配文“樂觀且慶祝🇺🇸”。顯然，扎克伯格不僅在“刷存在感”，還在傳遞“Meta很聽話”的訊號。
此前面對共和黨對社交媒體“審查制度”的批評，Meta迅速調整了內容政策，放棄了第三方事實核查，還削減了許多多元化和包容性倡議。
出席典禮的還有蘋果的Tim Cook，他以個人名義向特朗普的就職基金捐贈了100萬美元，而非以公司名義——這既是表忠心，也是一種巧妙的風險控制策略。庫克對此的解釋也相當直白：“特朗普的第一屆政府幫我們打進了印度市場。”
至於OpenAI的山姆·阿爾特曼，他也以個人名義捐出了100萬美元，並公開認同特朗普對“減少官僚主義障礙”的觀點。
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全球頂級打工人，他領導的谷歌同樣是特朗普就職基金的主要捐贈者之一；
福克斯新聞的魯珀特·默多克，則與右派媒體領袖們一起坐鎮，為特朗普的媒體戰線提供後援。
對了，這場典禮中還有Tiktok的CEO周受資，雖然它的座位比較遠，但所有人都沒有辦法不注意到他。這位TikTok的掌舵人試圖透過參與這場政治盛會來“軟化形象”，或許也是位元組在國際舞臺上的一次試探性反擊。
如果我們把歷史上的總統就職典禮拿出來和這次一比，就會發現：
以往的典禮上，科技富豪是“隱形”的。
比如2008年奧巴馬的首次就職典禮，雖然吸引了大量名流，但科技富豪的存在感極低，最多也就是谷歌創始人悄悄露個臉，連自拍都不敢發。到了2016年特朗普的第一屆就職典禮，科技行業與特朗普政府的關係就像一對“塑膠兄弟”，勉強來了一些代表，但全程冷場，更多是一種“表面功夫”。
然而，2025年的這場典禮完全顛覆了傳統——
這次不僅矽谷的大佬們蜂擁而至，還在座次安排上壓倒了一票內閣提名和政界大佬。
那為什麼矽谷科技富豪要靠近華盛頓的權力呢？
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政策與風險。
億萬富翁們接近權力核心，在短期主要是為了獲取政策紅利和規避潛在風險。
特朗普政府將要推行的減稅政策、放鬆監管，以及對特定產業（如航天、製造業）的支援，都是他們所看重的。
以埃隆·馬斯克為例，特朗普提倡美國在航天領域保持全球領導地位，這與馬斯克的SpaceX業務高度契合。透過與政府建立密切關係，馬斯克不僅能爭取到更多的NASA合同，還能獲得政府對航天技術研發的支援。
再看Meta（前身為Facebook），該公司一直因內容稽核和演算法偏見受到批評。透過與政府建立良好關係，扎克伯格希望降低在審查制度和反壟斷調查中的壓力。
同樣，亞馬遜因其市場主導地位而被指責為壟斷，貝索斯則希望透過靠近權力，避免新的稅收政策或反壟斷壓力，維持對市場規則的更大話語權，同時避免可能的罰款或拆分威脅。
從這個層面看，億萬富翁們的行為更像是商業談判的一部分，他們透過靠近權力，將政治資源整合為企業發展的支點。
為這次就職典禮捐款的公司與個人
來源：美國公平稅收
除了短期因素，還有一個更深層次原因：
那就是，科技與政治早已相互滲透，而這關係的形成並非一朝一夕。
早在上世紀80年代，矽谷的高科技企業就開始介入政治了。
關鍵節點是里根，當時美國的政治環境支援自由市場和技術創新，政府積極推動減稅和放鬆對新興行業的監管。矽谷敏銳地抓住機會，透過行業協會和遊說爭取政策支援和聯邦科研資金。
代表公司就是英特爾——1987年英特爾參與組建了SEMATECH（半導體制造技術研究聯合會），與政府合作、用國家力量提升美國半導體制造能力。
進入90年代，矽谷逐漸從硬體製造轉向以軟體和網際網路服務為核心。
克林頓政府的科技政策進一步放鬆了網際網路企業的監管。這一時期，像微軟、雅虎和谷歌這樣的企業開始逐步透過遊說和政治捐款增強話語權。
特別是1998年微軟反壟斷案後，矽谷意識到：當企業成長到一定規模時，政策和監管風險可能成為最大的威脅；紛紛主動在政治領域佈局，以減少潛在風險。
比爾·蓋茨於1998年8月27日出庭作證
2010年代標誌著矽谷全面進入“政治時代”，科技巨頭開始全面崛起，並且與政治深度滲透。這一時期，以Facebook、Twitter(現為X)為代表的社交媒體的崛起徹底改變了政治宣傳和選舉方式。
比如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中，Facebook成為選舉宣傳的核心工具，劍橋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爆出非法獲取了8700萬Facebook使用者的個人資料，並利用這些資料為特朗普競選團隊設計了高度精準的選民畫像，幫助制定和投放個性化的政治廣告，幫助特朗普贏得大選。
2016年的大選還見證了Twitter作為輿論戰主戰場的作用。
特朗普用Twitter改變了政治溝通的方式，史稱“推特治國”。
到了2020年代，科技巨頭們已經不滿足於被動接受政府政策，而是深度參與政治程序，更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政治戰場的部分規則和節奏。這種掌控不僅體現在科技巨頭對政策和立法的影響力上，也體現在它們如何塑造輿論、主導資訊流動，參與甚至主導未來全球遊戲規則的設計。
這也是那些矽谷科技富豪最深層次的動機——
塑造規則與控制未來。
矽谷素來以挑戰傳統聞名。那些開創性的創業者和企業家喜歡打破規則，比如傳統的行業邊界、僵化的市場規範，甚至是社會結構。
然而，當這種挑戰觸及到“規則制定”（如高稅收和過度監管）的層面時，他們選擇站在經濟右派一邊，形成了今天的“技術右派”思潮。
被認為是右派的矽谷大佬們
“矽谷風投教父”彼得·蒂爾（Peter Thiel），就是“技術右派”的代表人物，他曾多次公開質疑民主制度的效率。他認為，技術精英和資本的集中化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因為權力分散會導致創新停滯。
粗略地說，“技術右派”核心觀點包括：
1，對技術的絕對信仰：
技術被視為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關鍵，技術的力量是萬能的。貧困、環境、疾病，甚至是社會矛盾，都可以透過技術創新來解決。而民主協商、政策改革這些複雜且低效的社會程序，完全可以被技術手段所取代。
馬斯克的火星殖民計劃、蒂爾的“海上城邦”計劃（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正是這種理念的極致體現——如果地球的規則無法適應他們的創新，那就創造一個新世界，一個不受傳統政府限制、由技術和市場主導的“新世界”。
“海上城邦”計劃（The Seasteading Institute）
2，精英主義傾向
民主的核心價值在於賦予每個人平等的權利，而在技術右派看來，普通民眾的參與常常導致“低效和情緒化”的決策，真正的社會進步應交由那些具有遠見和能力的少數精英（通常是技術天才）掌舵，傾向於讓“精英”掌握更多的資源和決策權。
3，支援權力集中
這種思潮背後的驅動力，正是矽谷技術與資本的深度結合，以及技術精英對自我能力的強烈信心。
在《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中，凱文·凱利（Kevin Kelly）指出，
技術系統透過自我組織和自我強化的反饋機制，
表現出類似生命系統的特徵，推動自身不斷進化和發展。
然而，這種技術與權力的協同，會否會加劇社會的平等？
比如，技術右派認為演算法能夠替代民主決策，演算法本身並非沒有偏見。如果權力被掌控在技術精英的手中，他們的價值觀是否會透過演算法被放大，從而影響每一個普通人的生活？
比如，科技巨頭在市場上構建的壟斷地位，已經開始擠壓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了，這是否會導致經濟結構進一步單一化？
再比如，當精英主義成為唯一標準，那些因經濟、教育或社會環境限制而處於不利地位的人是否會被邊緣化，是否永遠都沒有機會？是否會進一步加劇階層固化？馬斯克的火星計劃中，誰會成為第一批“太空移民”？是所有人都有一張船票，還是隻有精英們能夠登上飛船？
美國社會的權力結構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
2025年，這場充滿技術色彩的權力交接儀式，或許是新秩序誕生的開端，
但我們始終相信，歷史的程序由精英推動，也由大眾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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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轉載自“TOP創新區研究院”，原標題《特朗普就職典禮上，1.3萬億身價的科技富豪與矽谷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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