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母眼裡，她過著一種“拼命工作但賺不到大錢”的日子，“累死累活才區區百萬”。在30歲到來之前，Luna終於接受了“這輩子都突破不了父母上限”的現實，選擇結婚生子。丈夫是安徽的廠一代，但與父母工廠的利潤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撰文 | Bela、Catherine

採訪、編輯 | ccc

來源 | ELLEMEN睿士（ID：ellemen_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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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Luna從英國留學回國第五年。“江浙滬獨生女”、“廠二代”是她的背景標籤；定居上海、有房有戶口、年薪百萬、在精品投行工作，完美符合這座城市的精英畫像。

但幾個月後，她選擇裸辭，回到南通老家，換了份年薪20萬的工作，“決定躺平了”。

/ 上海落戶，也是資產再配置/

在江浙滬年輕人中一直流傳著一個說法：“一等大孝子”是那些留在老家工作的，“二等大孝子”去上海，而離開江浙滬一帶的則被調侃為“不孝子”。

比如祖輩都是台州人的Vivi。考大學時，父母不允許她去江浙滬以外，念研究生又否決了歐美留學計劃，最後折中在香港讀了金融。畢業之後，母親希望她可以離家更近一點，回老家考公務員，她雖然拒絕了，但還是選擇離家不算遠的杭州和上海。

與Vivi境遇不同的Luna笑稱，在上海落戶的自己才是南通的“一等大孝子”。

她算是延續了父輩的選擇。Luna的父親大學時攻讀國際貿易，畢業後分配到信用合作社，負責俄羅斯與東南亞的進出口業務。後來，他放棄了幹部身份，在海外淘到第一桶金。不過安土重遷的觀念在上一代人心中尤為重要，父親最終還是回南通，創辦了自己的服裝貿易工廠。

正是因為有了這樣的經歷，Luna的父母願意讓孩子多去外邊闖一闖。高考時，班上只有包括她在內的兩個廠二代選擇了北京的大學。

人往高處走，如果不願意回老家，江蘇人對去哪裡工作遵循著十分明晰的就近原則。揚州、鎮江、鹽城的年輕人，一大半會選擇南京；連雲港、宿遷的年輕人，可能會就近去蘇州、無錫之類的城市；而蘇州、無錫、南通人，則很可能會去上海。

“北京是一個你就算有很多錢，也沒有辦法過得很舒適的地方；蘇格蘭雖然很美城市化程度很高，但比較村，而且你在國外沒法掙到大錢；而上海的基礎設施、物質生活的便捷程度、生活豐富度，在全世界都是數一數二的，只要你足夠有錢，就會生活得比較舒服。”

自然而然地，上海成了她回國後的首選，也是唯一的選擇。能落戶上海，更是兩代人的精密計算：包括別墅、市區內的住宅房、商鋪和廠房在內，家裡在南通的資產配置已趨近飽和，且南通房產沒有太大的漲幅，這些曾估值超過千萬的資產，在近兩年地產市場經歷的震盪後，反而有縮水可能。

作為廠二代，Luna的父母對她有兩種不同方向的期待。一種就是回家接班，保證資產與本地的利益核心牢牢掛鉤；另一種則是落戶大城市，購置更高級別的資產，把家裡的一部分資產變現，實現資產的配置升級。

Luna選擇了後者。在上海落戶後，家裡人可以在上海置業，這自然成了一種風險更低的投資。在他們認知裡，只有上海的房產才是穿越週期的硬通貨。

/ 既要有出息，又不能太自由/

江浙滬地區的父母在子女的培養過程中一直存在矛盾和糾結。既重視教育，希望他們出人頭地，又覺得陪在父母身邊生活安樂就不錯，如果是女孩，還希望她符合傳統意義上的婚姻幸福、家庭美滿。

Vivi年輕時對江浙滬重男輕女的觀念非常不滿，常會做出反叛的事。她在30歲以前拒絕了父母介紹的各種相親物件。不止是出於對女性獨立的追求，她很清楚，她們這一代獨生女要承擔的養老任務和獨生子是無差別的，一旦婚育，投入的精力必然影響事業的發展，到那時如何靠自己養活家庭？

隨著年齡的增長，Vivi越來越能夠溫和地處理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她明白母親很愛自己，只是難以擺脫傳統的思想烙印。“如果我媽沒有那麼早結婚，她的人生肯定不一樣。”

母親有五個兄弟姐妹，從小就覺得女性不需要在家庭以外的地方承擔太多的責任，事業一直不溫不火。但是在Vivi的影響下，40歲之後，作為企業高管媽媽的事業越來越成功，還下決心放棄了這段不合適的婚姻。

不過獨生女們一邊反叛離家，一邊又接受著上一代的託舉，所以Luna認為“江浙滬廠二代是天然的啃老族。”

老一輩覺得工廠很髒很累、不體面，打交道的也都是供應商和工人，所以很多廠二代，都選擇了金融專業，而非為接班準備的服裝設計、營銷等等。

在Luna看來，無論是從市場還是資金的角度，現在都不是企業轉型的最佳時期。所以她現在接手還是五年後接手，區別不大，並不會給工廠帶來明顯的增益。此外，權力的傳遞是敏感的，即使接班，工廠裡的技術工人、車間主任是聽董事長還是小董的？必須選擇收服、打壓或分化他們，這也是Luna不願接班的原因之一。

與Luna同齡的男性朋友就很少考慮離家，哪怕找到了上海的工作，基本上做一年就離職了。獨生子毫無異議是家庭資源的繼承者和擁有者，與父母的代際關係不會像獨生女這麼微妙。在Luna的觀察裡，江浙滬獨生女一輩子都在和隱形的“哥哥”做鬥爭。

儘管不贊成離家打拼，Vivi的媽媽還是為她在杭州買了房和車，在她輾轉上海後，又繼續購置了一套房產。Luna則在父母的支援下，在距離陸家嘴20分鐘路程的浦東買了套公寓。

“孩子在哪裡工作，就給他們在哪買房”，這可以說是江浙滬中產以上家庭的共識。

/ 留在上海啃老，不如結婚回老家/

Luna之前在一級市場做投資，巔峰時期能拿到年薪200萬。但2022年以來，行業走下坡路，收入減少，似乎看到了職業天花板。為了留在這個所謂的精英行業裡面，她要付出巨大的維護成本，“沒有休息日，工作和生活沒有邊界，隨時隨地都要掏出電腦處理工作”。她的體力大不如前，以前一天能工作16個小時，現在一天10小時都費勁。

更重要的是，在父母眼裡，她過著一種“拼命工作但賺不到大錢”的日子，“累死累活才區區百萬”。在30歲到來之前，Luna終於接受了“這輩子都突破不了父母上限”的現實，選擇結婚生子。丈夫是安徽的廠一代，但與父母工廠的利潤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今年春節起，她開始備孕。“我承認結婚是我鬥爭失敗的產物。30歲以後的人生進入瓶頸期，一個人很自然的選擇就是迴歸家庭生活，期待孩子能帶來一些新東西。”

Vivi認識了東北的男友之後，也選擇了結婚。丈夫條件普通又是外地人，上海的房子大部分是Vivi媽媽出資，這對她們的小縣城來說簡直是“離經叛道”，甚至傳出了“不能和本地人結婚是因為原生家庭關係不好”這樣的流言。

不過在Vivi眼裡，差不多條件的本地人受到父母控制也更多。比如發小的媽媽每隔一段時間都要到他的上海大平層裡住上一個月。

Luna和父母在上海看房時，預算從700萬提到1000萬、1500萬，他們還是不能滿意，“房子都有很大的硬傷，不是沒有學區，就是回遷房，要麼就是大高層。預算提到2000萬以上，才能將就買到在我父母眼中不錯的。”

“花兩千萬隻能在上海買到一張入場券”，Luna厭倦了這樣的生活。

2022年秋天，某個週日深夜的視訊會議，螢幕那頭合作方負責人的女兒用稚嫩的聲音反覆問道：“爸爸什麼時候哄我睡覺？”晚上11點，她們開會的內容是討論為什麼這周沒有產出。持續幾個小時的精神折磨之後，第二天，包括Luna在內，有一半的人提出了辭職。

2023年初，她徹底搬回了南通老家居住，並在幾個月後找到了份年薪20萬的工作，朝九晚五，作息規律，工作輕鬆。父母終於鬆了一口氣，說她總算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

但Luna很清楚，對像她這樣背景的年輕人來說，不是正常生活，而是“躺平”的生活。

Vivi也開始在“滬漂”和返鄉之間糾結。在上市公司的戰略投資部門工作，這兩年形勢不好，公司開始抓起了考勤，本就討厭朝九晚五的她精神壓力更大了。每次去寧波表弟的越層大房子裡做客，Vivi都覺得在上海“沒什麼意思”。

來自差不多區域的女孩，大多都選擇回去過更容易的生活。還留在上海的那部分，過的是住在市區大平層、不用上班的名媛生活，那是另一個層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