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省長團的“華盛頓求饒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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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13個省的省長集體赴美的陣仗，堪稱北美外交史上罕見的“政治苦情戲”。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當地時間 2 月 11日，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長福特為首的13個省和地區行政一把手組成的訪問團，浩浩蕩蕩地抵達了華盛頓，準備在美國待上一個星期。這陣容，可謂是相當龐大，畢竟加拿大總共就 10 個省和 3 個地區，這等於是所有地方行政首長全員出動了。

究竟是何緣由，讓他們這般大動干戈地奔赴美國？

根源無非是美國的“關稅大棒” 。美國此前將對加拿大產品徵收高達 25% 關稅的政策，雖推遲至 3 月 1 日，此舉看似是給了加拿大一絲喘息之機，實則猶如一顆定時炸彈，讓加拿大時刻處於惶恐不安的境地，真真可謂是被美國拿捏得死死的。

而此前加拿大政客的種種表現，現在看更顯諷刺。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曾高調宣稱要“強硬回擊”，信誓旦旦地表示將對 1550 億加元的美國商品加徵報復性關稅。

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同樣不甘示弱，就在兩個星期前，還公開硬剛美國，放出狠話，若是美國敢實施關稅，加拿大就要把美國酒類從政府經營的貨架上撤下，還要取消和馬斯克籤的 “星鏈” 網絡合同，那強硬的姿態，彷彿加拿大分分鐘就要與美國大幹一場。

不過，現實卻無比打臉。曾幾何時的強硬言辭還餘音繞樑，可結果呢，特魯多政府便上演了 “光速投降”，地方省長們更是繞過中央，組團赴美“求情”。

這種從先前的“憤怒”表態到如今“妥協”行為的戲劇性轉折，無疑暴露了加拿大對美國市場的深度依賴，以及面對特朗普 “美國優先” 政策時的集體性恐慌。

那加拿大這些省長靠什麼去說服特朗普放過他們呢？

為了打動特朗普，加拿大省長們祭出了“傳統藝能”——將中國塑造成“共同的經濟敵人”。

安大略省省長福特到處遊說稱，和中國脫鉤這事兒，美國需要加拿大這樣的盟友幫忙，還把中國說成是美加共同的經濟敵人。他宣稱加拿大可以學美國，比如阻止中國產品借道墨西哥轉運，對中國的電動汽車、電池、鋁和鋼鐵等商品徵收和美國一樣甚至更高的關稅。

在美國商會演講的時候，福特還提了個 “美加堡壘計劃”，意思就是加拿大想在國安和資源領域跟美國加強合作，一起限制中國投資，還得和美國同步對中國商品加徵關稅。

從這裡就能看出來，加拿大在和美國的這場博弈裡，基本上算是認輸了，全面妥協了。

加拿大如今儼然已將自身視作美國外交政策的急先鋒，照此態勢發展下去，在後續與我國的諸多博弈當中，其行事風格恐怕會愈發趨於激進，給雙邊乃至多邊關係都帶來諸多不穩定因素，而這背後所折射出的，無非是加拿大在外交上缺乏獨立自主的立場，一味依附美國的尷尬處境罷了。

同時，為增加遊說籌碼，由這13 個省和地區領導人組成的聯邦委員會以每月8.5萬美元的價格聘請了華盛頓一家遊說公司，幫助其與美國官員建立聯絡，希望避免貿易戰。

而且，安大略省過去幾個月在美國開展耗資數百萬美元的廣告宣傳活動，在華盛頓的電視和公交車站投放廣告，還在超級碗比賽期間播出廣告，強調安大略省的能源和礦產能為美國經濟提供支援。

省長們還透過“悲情牌”和“效忠牌”雙管齊下：一面強調美加經濟一體化受損的“共同痛苦”，一面承諾配合美國打擊芬太尼走私、增加防務開支，甚至整治非法移民。

儘管加拿大省長團的華盛頓行程看似安排得隆重非常，可實際上呢，他們所接觸到的不過是白宮的邊緣人物罷了。

他們先後見了總統立法事務副幕僚長吉姆·布萊爾、總統人事辦公室主任戈爾，以及商務部長霍華德·盧特尼克。這些官員既無決策權，也無影響力，充其量是特朗普政府的“傳聲筒”。

更尷尬的是，省長們試圖透過遊說共和黨議員和商界領袖施壓白宮，但收效甚微。美國鋼鐵協會公開表示支援特朗普的關稅政策，稱“加拿大鋼鋁威脅美國國家安全”。這場“不對等”的會面，最終淪為加拿大單方面的“政治表演”。

最讓加拿大省長們破防的是，他們的卑躬屈膝換來的特朗普回應，卻是一記響亮的耳光。2月13日，特朗普再次公開宣稱“加拿大應成為美國第51個州”，並暗示“合併後關稅問題自然消失”。此言一齣，加拿大國內譁然，但省長們僅以“特朗普式幽默”輕描淡寫帶過，繼續強調“對話成果”。

事實上，加拿大各省和中國貿易往來的情況千差萬別，就拿出口占比來說，馬尼托巴省佔加拿大對華出口的比重僅為 5.4%，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則達到了 29.2%。這導致了省長們在對華立場上呈現出明顯的矛盾。

在這次華盛頓之行前，便可見一斑。大部分省長都在對華問題上隨波逐流，發表著強硬的言論。然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省長戴維・伊比基本未吭聲，保持著一種別樣的沉默。當被問及是否擔憂中國會針對加拿大的涉華不當言論採取報復措施時，他直言不諱地指出，如果美國將目標對準中國，進而對加拿大徵收關稅，那這種做法本身就是錯誤的。

從這一細節不難看出，在加拿大省長的內部陣營中，並非是鐵板一塊，對於如何處理對華關係、怎樣應對美國的影響等關鍵問題，已然存在著矛盾與分歧，這也讓加拿大在外交決策以及應對複雜國際關係時，陷入了更為尷尬且棘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