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一本名叫《陌生的阿富汗》的書出版。這本“目標偏僻、難以歸類的‘旅行書’”脫胎於作者班卓於2003年夏天獨自進行的一場中亞之行，當時她沒有筆記型電腦和智慧手機，依靠紙質地圖完成了近半年的旅行，期間因緣巧合途經了阿富汗。回來後，她把自己在那裡看到、聽到、感受到的寫成了文字。

2024年，《陌生的阿富汗》再版，雖然阿富汗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依然遙遠，但人們對獨自旅行這件事卻越來越熟悉。

現在的班卓是一名大學老師，定居在南寧。難得的是，近二十年間，仍有不少人記得這本書，並且沒有忘記那些跟著班卓的文字去看世界的日子。

“世界那麼大，

隨便去到哪裡都很好”

2003年的春夏之交，班卓正在北京讀碩士，趁著學校沒課和假期的時間，她開始了一路向西的中亞之行，當中就包括阿富汗。

班卓說自己早期的人生狀態有兩種：一是讀書，二是利用當學生或者當老師的假期去旅行。

在阿富汗時的班卓

她“旅行基因”的覺醒發生在大學。90年代初，班卓在南京大學讀本科時就已渴望出門看世界，作為一個學生，在當年這還是一件稀罕事。

她回憶自己的第一次旅行時說：

“因為實在找不到同伴，我就用毛筆寫了一個大大的徵友告示，貼在南園的開水房門口。貼在那兒，是因為人人都要拎著熱水瓶去開啟水。隨後有三個同學來聯絡。所以第一次出門的旅伴，是貼告示徵集到的。

在那個暑假，我們溯長江而上，坐火車，坐輪船，邊走邊玩，一路途經了很多地方，安徽、湖北，湖南，最後經三峽到達重慶。在湖南時去了湘西（大概看了太多沈從文小說的緣故），還有張家界。張家界當時還沒怎麼開發，走了一整天后，晚上在天門山平頂上一戶農民家中歇腳。院子裡長了兩棵柚子樹，我們跟這家的女孩兒爬到樹上去摘柚子。我的軍用揹包的帶子有點破了，想縫補下，碰巧這家沒了線，這家媽媽隔著山谷向對面喊話，過了大半個鍾，一個小男孩兒送來了針線，然後又跑回了山對面的家。”

第二年，班卓和兩個女孩又一起去了新疆。再後來，班卓就獨自出發了。

班卓最終發現，旅行是一件多麼自由和快樂的事情，不一定需要旅伴，自己一個人也完全可以。

清晨的喀布林街頭，班卓攝

一個人旅行最大的好處在於整個世界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走進來，只要是好奇的人都可以來“搭訕”。班卓說：“我走在路上是想去認識世界，如果和旅伴同行，彼此已經形成了一個小世界，很難達到出發時的目的。”

直到2003年出發去中亞之前，班卓也沒有遇到和她一樣想持續旅行的人，或許很多人和她之前的旅行夥伴一樣，只是把旅行作為短暫的人生體驗吧。她也不再費心尋找旅伴，而是選擇敞開自我、獨自上路。

班卓的旅行沒有詳細計劃，也沒有具體的時間段。她時常隨心而行，選擇一個方向就出發。她的目的地不是某一個國家，所以不會選擇坐飛機出行，而是用搭車/大巴車等陸地交通工具一路穿越很多個國家。對她來說，世界那麼大，都有待認識，隨便去到哪裡都很好。

對於自己每次旅行持續了多長時間，班卓通常並沒有太清晰的概念。“好像也就半年吧，我沒有特別關注。當年沒有電腦也沒有智慧手機，我都是隨身帶著一個小筆記本，每天都會做記錄，去了哪裡，發生了什麼，有什麼感想。不過回來後也很少翻它。”她並不關心自己旅行的時長和去過的國家數量。

2003年，班卓已經向南去過東南亞及周邊很多地方了，而向西往中亞這條路線還沒去過。就在這一年5月，班卓從新疆出發，越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巴基斯坦，從巴基斯坦的西北邊境進入阿富汗，在阿富汗轉了一圈後，自西北進入土庫曼，再到伊朗內陸，隨後在12月份到達土耳其。她將土耳其作為了這趟旅行的終點，旅行結束，“要回家過年，看看爸媽了”。

巴米揚殘窟，班卓攝

在外半年，班卓和家人沒有任何聯絡，父母也不知道她出去旅行了，還以為她還在學校裡好好學習呢！她不告訴父母的原因是不想讓他們擔驚受怕，萬一真出了事，遠在萬里之外的父母也幫不上什麼忙。

她說：“我在阿富汗的時候想過，如果在這裡出了什麼事兒，大使館要找到我爹媽可能得大半個月之後了，需要從護照資訊找到戶口所在地的公安局。不告訴他們也是為了他們好，幹嘛要讓他們擔驚受怕呢？”

巴米揚，生活在山崖洞窟裡的貧民女孩兒，班卓攝

回來過年，班卓和媽媽坦白自己去了阿富汗，媽媽問“阿富汗在哪？”爸爸雖然知道，卻也“裝傻”，說：“反正就是一個地方。”對阿富汗完全沒有概念的媽媽會說：“你呀你呀，又亂逛去了？你就不能好好待著，讓我安心一點嗎？”爸爸則說：“我們的女兒好棒！下次小心一點！”

邊境警察，班卓攝

漸漸地，班卓決定不再拿自己“亂逛”的事情去幹擾父母，而她的父母也練就了“你去哪我們不用知道，你只要安全回來就好”的默契心態。她覺得：“我雖然熱愛自由，但我也很愛他們。”

現在的班卓在大學裡任教。她並不是為了寫書而旅行，旅行只是她年輕時成長的一種方式。她也很喜歡讀書，讀書和旅行是她用來探索世界和自我的不同方式。

兩個名字，兩個身份

2000年左右，中國網際網路剛剛興起，不久之後就有了新浪，那是很多人對中國網際網路的最早記憶，也是很多人認識“班卓”的開始。“新浪網下面有論壇，論壇裡有很多分論壇，其中一個叫‘旅遊論壇’，我當時以‘班卓’這個ID在新浪旅遊論壇寫了些文章，由此認識了很多同在論壇裡混的網友。”

新浪旅遊論壇如今雖然早已不在，但當年的那些網友早已變成班卓生活裡非常重要的朋友，大家相互“奔現”，你來看我，我來看你，朋友們只會叫她“班卓”，而這個名字也一直沿用至今。

班卓

至於“班卓”的含義，則與她在西藏的經歷有關。大學畢業後，班卓申請去西藏大學工作。讀書時她就對大城市的生活不太感興趣，覺得西藏可能更適合自己。她在西藏待了好幾年，直到2000年她生了一場病，醫生說她不適合再去西藏工作了，她才不得不離開那裡。

回憶起那段經歷，她說：

“從西藏回來後，我動了一次手術，手術休養期間學會了上網。那個時候我對西藏的情感還非常深，我原以為或者說我曾希望自己一直留在那裡的，現在卻不可能了。所以在論壇上寫文章時，很自然地就取了一個聽上去跟西藏有關的名字。藏族有一個吉祥天，班丹拉姆，第一個字是這裡來的。‘卓’就是卓瑪的縮寫。‘班卓’的另一個意思則是英文Banjo的漢語音譯，遊吟詩人曾彈著班卓遊歷大地，我希望自己寫東西也能像遊吟、音樂一樣。”

在當老師時，班卓則變成了劉華，這是她的本名。在學校裡，她把“班卓”藏得很好，很少有人知道她曾獨自旅行過那麼多地方，還出過一本遊記。

班卓和劉華彷彿是兩個人，讀了遊記而認識她的人叫她班卓，學生和同事叫她劉華老師。

班卓覺得這兩種身份分開的狀態挺好的。學校的生活基本上波瀾不驚，她本也喜歡安靜，不希望被外界過多幹擾。不過，因為《陌生的阿富汗》的再版，她作為“班卓”那一部分的生活也漸漸多了起來。

“在你們國家，

男人們在做什麼？

女人們又能做什麼？”

半年的中亞之行，唯獨阿富汗讓她念念不忘。在那裡她遭遇了性別、習俗的摩擦甚至困擾，也遇見了各種各樣的阿富汗人。她將這些故事和經歷寫在書裡。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林，班卓尋找旅店時屢屢被拒，“沒有空房”。她清楚自己被拒絕的真正原因——“我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沒有男人陪伴的單身女人。”

塔利班統治時期，法律禁止婦女上學、工作、單獨上街，規定婦女出門必須穿戴布卡罩袍。當時塔利班的禁令雖已廢止，但動盪不安的時局使得大多數人仍恪守禁令，剃掉鬍鬚的男子雖然很多，不穿布卡出門的女子仍然很少。班卓既沒有穿布卡，也沒有男性陪伴，難免會招來圍觀和蔑視。最終，班卓在路上找了兩個日本來的揹包客搭夥，才成功入住旅店。

坎大哈市內的公交車上。一塊布簾子將車廂隔成兩半，男女分坐前後部，孩子可以亂竄。班卓攝

過了些天，班卓在巴米揚轉了一圈後回到喀布林，在住過的那家旅館裡卻再次得到“沒有房間”的回覆。好在已經認識她的旅館經理阿里碰巧路過，對她說：“目前確實沒有合適的房間，但下午五點有人退房，到時你可以獨自住一間雙人房，四美金。”

旅館沒有專門的女廁，每次班卓要用廁所，只能心一橫將大門反鎖。剛開始總有人乒乒乓乓地敲門，後來大家明白了怎麼回事，也就習慣了。在阿里的幫助下，班卓甚至順利地在廁所裡洗了澡。阿里幫忙灌滿水桶，幫忙把門，就這樣，阿里和班卓熟絡起來。

前往坎大哈的中巴車上，婦女大多穿著布卡（布卡罩袍是一種伊斯蘭教要求女性穿著的傳統服飾，主要由長袍、頭巾和麵紗組成，將女性從頭到腳包裹起來，僅露出眼睛。）班卓攝

班卓穿著德娃（沙赫伯妹妹）的衣裙和布卡，班卓攝

在朝向街道的涼臺上，阿里小心翼翼地丟擲早已存下的疑問：

“你為什麼一個人出門？”

“你的兄弟們在哪裡，他們為什麼不陪著你？”

“你為什麼要從那麼遙遠的國家來到這裡？”

漸漸地，他的問題變成：

“在你們國家，男人們在做什麼？女人們又能做什麼？”

在坎大哈，班卓在大巴車上偶遇年輕人穆利，並在他的帶領下住進了穆利奶奶家。晚飯過後，坐在院子中央的席子上，相識僅一天的穆利和班卓就聊起了詩歌、信仰、戰爭，以及生活的意義。

穆利：“你的生活是怎麼樣的？”

班卓：“就是這樣，走來走去。”

穆利：“你怎樣維持你的生活？”

班卓：“我需要的不多，賺到能使我生活下去的那點錢還是不難的。”

穆利：“你喜歡觀察別人的生活，是吧？”

班卓：“嗯，我想從別人的生活裡去體會人生的意味。”

穆利：“你喜歡觀察人們的生活，那你自己的生活呢？”

穆利的問題帶著尖銳的洞察力，如此直截了當，讓班卓吃驚。

班卓：“我自己的生活。當我看過那麼多人的生活之後，自己的生活反而不太重要了，或者說，我試圖越過自己生活的界限去發現生活本身的意義。”

愛那裡的人，

並儘量去理解他們

班卓將書命名為“陌生的阿富汗”，即便她曾經去過阿富汗，也不可能完全真正的理解，所以只能是“陌生的”。“我們”不能變成“他們”，但班卓願意做的是：愛那裡的人，儘量去理解他們。

班卓在當地遇到的少年沙赫伯家吃的第一頓晚飯，班卓攝

越是發達的現代都市，人身上的包袱就越多，自我的外殼不斷固化，貼了一層又一層。但在不那麼發達的地方，人們的情感往往表現得相對直接，喜歡就是喜歡，不喜歡就是不喜歡，幾乎沒有偽裝，不用經過層層的面具才抵達他的內心。

進入他人的文化和社會環境時，班卓不會用自己的價值觀去做硬性的區分和評判。“人性本來就是複雜的，有各種各樣的慾望，我們不能指望一個地方只有善良淳樸的人，這是不可能的。不管在哪裡，都會有我們認為不好的行為發生。”她在旅行之前就已經接受了這一點。她曾說：

“我愛那裡的人，那裡的一切，好或不好我都接受，但我仍然會覺得陌生。當我去往一個陌生的地方時，不管是阿富汗還是伊朗，已經有一個“我”在，在‘我’和‘他人’之間，那個陌生的感受永遠都在，“我”不可能完全地變成“他”，但我願意做的是努力去理解。

德國有位女哲學家叫漢娜·阿倫特，她有一本書叫《我想理解》，裡面有她的訪談和書信。她談到很多與‘理解’相關的關聯，如理解與思考、理解與行動、理解與判斷等等。努力去‘理解’，與這一切關聯都相關。”

如今很多人對異國的印象主要來自新聞報道，其實這帶來的陌生感程度會更深，甚至容易變成一種誤解。而人又很容易被自己的想法困住，把自己的想法作為標籤貼在對方身上，這樣的陌生感讓人們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遠。

沙赫伯的媽媽納莉亞和兩個小兒子，班卓攝

班卓原本的專業是文學，但在去了那麼多地方之後，她發現自己的很多想法更接近人類學，便轉而繼續攻讀人類學的博士學位。她這樣解釋人類學：

簡單來講，人類學就像一面鏡子，它透過研究不同文化和少數群體，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現代社會。很多邊緣族群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巨大的挑戰，他們的傳統和文化往往被迫改變或消失，並帶來許多創傷和痛苦，而人類學關心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現代化一定要帶來痛苦嗎？”現代化往往追求統一和標準化，而這常常意味著少數族群文化要付出代價。透過研究文化和群體，人類學希望能為現代社會提供更多反思的機會，讓人們意識到保護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

“我喜歡未知”

即便在年輕時，班卓也並不害怕未知，而是喜歡未知。

“身邊的人告訴我很多確定的觀念，應該這樣、應該那樣，但我覺得生活當中有很多不確定的東西，我想自己去探索生活和生命到底該是怎樣的。”

就像“世界那麼大，去哪都可以”的旅行心態，她對生活也抱有相似的態度。

大學畢業時，雖然那時的她也不很清楚自己的生活該是什麼樣的，但她對父母或社會指出的道路都抱有懷疑，她想自己去尋找，而旅行給她提供了時間和空間。

透過與不同的人接觸，她慢慢地尋找著自己的答案，同時也在別人身上看見了自己。她覺得：

“旅行是一種方式，是一條讓你去尋找答案的路。但如果你沒有懷疑和問題，也就不可能找到答案，旅行就會變成一種漫無目的的漂流，反而會增加內心的空虛。因為旅行本身不提供答案。不過，旅行只是眾多成長方式中的一種。”

班卓非常感恩老師們給了她很大的空間去做想做的事。2008年她在四川大學讀博，5月發生了汶川大地震，她去北川做了志願者，一直工作到10月份。把志願者的工作移交後，她感到很累，便出發去了非洲。她的老師對她都很包容，不會拿學校的條條框框來要求她。

班卓也很尊重自己的感受。在做到尊重之前，人首先要明白自己的感受是什麼，而不是一味地壓抑，直到它變成病症。

在北京的那幾年，班卓很喜歡聽音樂會，經常會從海淀坐地鐵去東四十條的保利劇院。音樂會通常是晚上9點半結束，那時還沒有智慧手機，她會步行回校。她手裡拿著一張北京市地圖來規劃行走路線，穿過天安門，經過後海，然後斜穿魏公村，一路走回去，有時半夜一點多才能到家。

“我很熟悉故宮護城河邊的幾個角樓，它們很美，還有後海那一帶，我穿梭在衚衕裡，不知走了多少遍。”後來北京開始流行輪滑，她馬上買了一雙輪滑鞋，每次揹著去聽音樂會，聽完滑回家，可以節省一半的時間。

“有一次晚上11點了，我在三環上滑著，已經基本沒什麼人了，那時也沒有很多車，大街上空蕩蕩的。滑著滑著我突然碰見了另一個人，一個男生，正在一截沒什麼車的路上練習著輪滑的單腿燕式平衡。我們遠遠看見彼此，都站住了，很驚訝，周圍一個人都沒有。在深夜11點，在一座幾千萬人的大城市裡，在路燈下，兩個滑輪滑的人都在對方身上看見了那種深深的孤獨。

我不知道怎麼來表達我在北京生活的感受。畢業時老師說你應該留在北京，我說我得走，必須離開。我不想掉進一個幾千萬人的城市裡去努力建立一個自洽的小小的自我世界，對我來講沒有必要，我完全可以去一個小地方過一個比較自在的生活，跟人的交往也可以更直接、更簡單一點。”

如今的班卓喜歡在學校附近的湖邊散步，無論白天還是黑夜。她也會把跟碩士生的談話約在湖邊，邊散步邊談論文。在夜晚的湖邊，有的學生覺得害怕，“好黑呀，會不會有壞人？”她會告訴她們：

“要了解自己在害怕什麼。人們常常害怕黑暗，是覺得黑暗裡有自己看不見的東西，因此會感到害怕。人也常常害怕未知，雖然並不知道未知裡有什麼，卻害怕‘未知’這種無法掌控的感覺。我不害怕黑暗與未知，並非出於盲目，其中包含著理性判斷，比如雖然有點黑，但常會碰到工作人員在例行巡邏；而且，先不說是否有利可圖，在這樣的地形裡不方便逃跑，所以壞人不太可能選擇這裡來幹壞事。”

“萬一呢？”學生仍然擔心。

“在哪裡沒有‘萬一’呢？”班卓這麼回答。

作為老師，班卓看到了很多學生的迷茫，因為許多事情都是父母和社會告訴他們的，而他們自己並不瞭解生活還有什麼可能性。她覺得倘若學生身上有一些靈氣和自由的靈魂，自己最大的任務就是保護好它們，這是他們生命中最可貴的東西。“這個世界提供的生活可能性是多種多樣的，越早知道這一點越好。”

腳步自然而然地停下了

“害怕自己將來會迷失在路途裡，不知道何時該走，何時該停。”班卓曾在《陌生的阿富汗》裡這樣寫道。20年後，她發覺自己早已“自然而然”地停下了腳步。如果說當年她是要尋找如何“成為自己”的答案，那麼這項任務她已經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