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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線城市呼和浩特打響了刺激生育第一槍。3月13日，呼和浩特釋出育兒補貼政策：一孩10000元，二孩50000元，三孩100000元。作為對比，呼和浩特202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49222元/年，力度不可謂不大。此前，我們與多位新婚女性、寶媽、人口學者、財經觀察者等，對“刺激生育”話題進行了一番長談，收穫頗豐，以“呼市”為契機，分享給大家。
文 /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你寫寫大齡已婚未孕不敢找工作的現狀吧。”杭州的李聰說道。
90後的李聰在杭州一家中等規模的電商公司工作，已婚兩年，不敢跳槽。小巴找她談起生育話題，她首先強調了這一困境。
“從小讀書開始捲到大，工作還在卷”，另一位相似婚姻情況、傳媒行業的女生林雪，吐露了其“不想生”的原因。生育意味著她的個人時間進一步被壓縮。
嚴格意義上，她們都不算“丁克”一族，但因為各種原因，“苟”於現狀。
現如今，情況已經起變化，加大力度刺激生育的社會共識加速凝聚。
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發放育兒補貼”，許多人猜測，中央層面的育兒補貼將落地，以補充此前地方政府主導的育兒補貼。
此外，還強調“大力發展托幼一體服務”“增加普惠托育服務”“逐步推行免費學前教育”“擴大高中階段教育學位供給”等配套措施；
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案與建議踴躍：“將法定婚齡調至18歲”“孕產服務免費”“增加育齡女性就業友好度”等，五花八門。
內卷的工作環境似乎也有最佳化苗頭。比如，不少大廠發聲提倡減少加班時長。
“不想生不敢生”到“想生敢生”，
距離有多遠？
從宏觀資料看，適婚適育群體的婚育需求可謂一瀉千里。
據黃岡師範學院團隊2023年基於36327份問卷進行的全國大學生婚育觀調查，大學生中不打算結婚和不打算生育的比例分別高達45.35%和54.21%。
2024年，全國結婚登記數為610.6萬對，較2023年減少了157.4萬對，創下近40年來新低，僅為2013年的45.3%。
2023年，我國的總和生育率是1.0，僅高於韓國。
宏觀之外，微觀又是怎麼樣的呢？杭州的李聰、林雪可以提供典型形象，李聰、林雪外，小巴可以引入天津的三娃寶媽楊靜蕾的案例，把“不想生不敢生”與“想生敢生”這兩類女性擺在一起，更能直觀展示兩者的差別與距離。
婦幼保健院新生兒科
先說她們的總體基本情況，結合小巴較長時間的接觸，她們均是較優秀的年輕女性，是學歷、能力、家庭中等或偏上的新中產女性：
比如，年齡均在1990年前後；均為研究生學歷，其中不乏名牌大學出身；收入處在高線城市中等水平或以上；家庭方面，均為中產或小康家庭；人生態度方面，勤奮努力。
為什麼相似的群體和境遇，或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選擇呢？
小巴發現，首先，李聰、林雪與楊靜蕾在生育方面的主動性是有明顯差別的。
李聰的態度是隨緣，排斥輔助生育；林雪受家人的催生影響，“家裡劍拔弩張的。”她坦誠道。而她把“女性生育和撫養成本較男性高”作為可靠的反對理由。
楊靜蕾的情況是：本身喜歡孩子。2017年結婚之後，她長達五年自然懷孕不成功，2022年在北京大學第三醫院生殖醫學中心花了五萬塊，“試管”生育一對雙胞胎女孩，2023年又自然懷孕了一個男孩。
其次，她們在育兒觀的差別也較為明顯。比如，李聰把孩子前途看得較重。“養娃風險很大，如果孩子倒數第一，俗稱爛尾，最後還是父母來給娃兜底，就是一次賭博。”李聰說道。
李聰的觀點，充分反映了當下“雞娃”盛行的社會氛圍。或基於此，據《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我國0—17歲孩子養育成本平均高達53.8萬元，養育到本科畢業平均要花費68萬元，相當於人均GDP的6.3倍。
與較強烈的生育熱情不同，楊靜蕾在育兒方面卻是低成本、低期望的。據她透露，兩個大娃從0—2歲，每人花費在5萬元左右，比《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的相關估算少近2.4萬元。
圖源：《中國生育成本報告2024版》
具體的節約做法包括：半歲以前喝母乳，之後吃米糊；夫妻兩人自學中醫，常見病如感冒很少送醫院打點滴，多能成功治療；老人進城幫忙帶孩子。
與之匹配的還有低成本生活：不買房；一家七口人租住天津郊區月租1300元的兩個房子；一家人月總吃住花費不到5000元。
楊靜蕾老公是中國農業大學的本碩，具有博士學位，如今在天津事業單位工作，月薪一萬元左右，他們目前對三個孩子的期望是：“能自食其力就可以，身體健康、精神健康。”
或許可以這樣總結：在當前刺激生育政策暫未大面積鋪開的環境下，生育意願較強烈與低成本、低期望的育兒觀，可能是佔最多數的普通經濟條件家庭養育多娃的兩個必備條件，否則難以支撐多娃成本。楊靜蕾是典型形象。
西寧市城中區一托育點
而生育意願較薄弱與較高成本、較高期望的育兒觀，則是將適育群體源源不斷地趨趕向“不想生”乃至丁克群體的兩個核心動力。李聰、林雪也算典型。
政府和企業如何形成合力？
顯然，刺激生育政策難以推動“李聰”“林雪”成為“楊靜蕾”，其主要目標應該是：
減輕李聰、林雪們對育兒成本的擔憂、緩解育兒焦慮，逐漸提高她們生育的意願，以及最大程度上暢通楊靜蕾們多育娃的道路。
那麼，具體來說，政府到底應該發揮多大的作用？
小巴找到了育媧人口智庫執行長、全球化智庫高階研究員黃文政。他曾獲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學位，在哈佛大學任助理教授，是國內主張大力度刺激生育的代表學者之一。這次兩會，他們也參與了協助一些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起草相關提案。
據他推測，中央層面的補貼力度大約在1500億元到2000億元。對比2024年我國近134萬億元的GDP規模而言，佔比輕微。
“只有我希望力度的1/30，如果是1500億元，我希望是50倍，至少是30倍。”他強調道。
目前國內較公認力度最大、成果明顯的城市是湖北天門。2023年9月始，天門針對生育二孩、三孩的天門戶籍家庭可分別享9.63萬元和16.51萬元補貼；進城農民、產業工人、引進人才等特定群體，可享6萬元購房補貼；雙職工教師和醫務人員，享12萬元購房補貼。
疊加計算，三娃家庭最高可以拿28.51萬元。
效果是：2024年出生人口同比增加1050人，增幅17%，遠高於全國5.8%的增幅，出生人數8年來首次由降轉增。
黃文政的觀察總結是：天門市領導較重視，理解也深刻，還有促進房地產等消費用意；天門市刺激生育的補貼資金力度佔GDP規模的0.87%，對生育率的提升約為0.1。
這符合一般規律。綜合多個國家生育補貼效果估算：每投入GDP的1%可以帶來0.1的生育率提升幅度。
黃文政認為國內人口生育率應該從1.0提升到2.1以上，也就是說，總投入力度可能是GDP規模的5%—10%。
這一龐大的刺激生育的國家級補貼力度，能否完全落地，有待長期觀察。
除了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力量外，小巴也發現：不少企業在主動發揮一定激勵生育的作用，值得鼓勵與推廣。
比如，兩會期間，“設媽媽崗（管理模式彈性、工作時間靈活）”的話題衝上熱搜。
而北京市房山區舉辦的2025年“春風行動”首場大型招聘會上，來自北京的5家家政服務、護理服務公司便設定了17個工種幾百個“媽媽崗”；
“媽媽崗”招聘專區
圖源：房山人社
一些大企業，以攜程為例：2023年7月1日起，入職滿3年的全球員工，不論性別，每新生育一個孩子，獲每年一萬元現金補貼，發放至孩子滿5週歲；從2025年4月起，家有18週歲及以下子女的員工，增加3天“陪伴日”。
“中國經濟下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發錢給育兒家庭有利於刺激消費並促進就業。生育率的提高，也有利於提升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預期。”人口學者何亞福對小巴分析說道。
也就是說，刺激生育與企業未來發展息息相關。
“要讓企業有足夠動力，應該給予稅收方面的減免，幫助提升企業形象。”另一位受訪專家強調。
值得一提的是，楊靜蕾們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身邊的人。
“我妹妹已生了一個。年前來這一趟，發現特別熱鬧，覺得還是孩子多點好；還有一個朋友，女兒三歲，到我們家後回去第一件事是備孕，這次還真懷上了。”她對小巴補充道。
中央發力、地方重視、企業跟進、個體參與，或許才能形成刺激生育的最大的社會合力。
大頭、小頭有話說
最後，我們邀請了幾位大頭，以及三娃寶媽楊靜蕾，進一步表達他們的核心觀察與觀點。
大家覺得，現在這麼卷，人少了就不捲了，實際上是相反的關係。
人開始大量減少，企業是不敢投資的，市場上大小企業不敢投資的話，潛在的工作機會變少，崗位與求職者的供需更難匹配。
比如，東北生育率是長期少子化是最厲害的，它的就業比不上生育率更高的地方。當規模效應下降，人均GDP增長更慢，投資的預期收益下降，大家就不敢去投資，技術創新水平也就較低。
我們有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比如中西部修的很多高速公路、高鐵，如果按照現在的趨勢下去，邊際效用會越來越低，別說賺錢了，維護都很難。
政府要想明白，現在把錢投到養小孩上，未來的收益是最大的。從0到16歲開始去補貼，而從0歲一直到60歲，人都是給社會創造需求、價值、稅收的，對GDP是巨大的促進作用，可以估算出來。
我認為，政府如果大張旗鼓地鼓勵生育，結果會立竿見影，對社會經濟預下行的預期會有一個根本性的改變。
我認為，現在中國所有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低生育問題，其他問題都好解決。
大多數地方出臺的育兒補貼政策，只補貼二孩和三孩，不補貼一孩，也不補貼四孩。我認為，所有孩次（包括一孩和四孩以上）都應該納入育兒補貼的範圍。
一般來說，補貼金額越高，願意生的人也越多。無論補貼金額是多少，育兒補貼從來不指望會有100%的人都願意生孩子，只要有一部分人因為育兒補貼而願意多生孩子，就是有效果的。
整治“內卷式”競爭，以及縮短工作時間，這對刺激生育有正面影響。中國和韓國的生育率遠遠低於西歐和北歐國家，這與中國和韓國就業人員的工作時間比西歐和北歐國家更長有關。
因為工作時間過長，不可避免會減少育兒時間，抑制生育意願。
前兩年媒體有報道說，日本大型綜合商社“伊藤忠商事”自2010年開始宣佈禁止加班。
在過去的十年裡，這一做法帶來了驚人的效果，不僅利潤大幅提升，員工的生育率也實現了驚人的提高——截至2022年3月的資料，幾乎每名女性員工都生育有2個孩子，遠超日本的全國生育率（約1.3）。
從未來發展大趨勢看，推行15年免費教育勢在必行。就連發展水平比我們差不少的越南，也將從今年開始推行15年免費教育了。
如果把幼兒園小小班納入免費教育，就是16年免費教育。全面推廣的話，有利於提高生育意願。
從刺激生育效果上看，政策應適當向“不敢生”的群體傾斜。他們才會對補貼比較敏感，能被刺激起來。“不想生”的群體，比較重視個人幸福，即便給了政策也未必有用。這兩個群體之間並沒有嚴格界限，每個家庭每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會有不同的想法。一些準備丁克的家庭，可能在某次意外懷孕後改變想法。所以，保持政策刺激力度非常有必要。
推廣低成本、少雞娃的育娃觀，前提是完善社保、收窄不同崗位之間收入差距。西方國家，父母很少雞娃的根本原因，一是社保完善，兜底效應比較強；二是藍領收入可能超過白領甚至高階知識分子，比如卡車司機比大學教授收入高。藍領收入上升，前提是科技創新不斷進步，中國在全球產業鏈地位上升。
我覺得生了孩子以後，帶給我最大的改變，是動力變得特別強。在生孩子以前，我在企業裡是一個拉後腿的人，當時在一個網際網路公司，裡面的人都特別強，我進去以後基本上沒什麼話語權，變得比較畏畏縮縮，2019年被公司裁員了。
生了孩子以後，我就覺得什麼都不怕了，膽子特別大，也特別有衝勁，學了很多東西。
比如，2022年，我剛生完兩個孩子，就開始學做抖音。那一年10月份，出了一條爆款，點贊36.4萬、轉發2.6萬，瀏覽量一千多萬，我一下子對自己就特別有信心了。人要是成功了一次，就會特別有信心。
2023年，我又生孩子去了，耽誤了。2024年，我打算重啟抖音，花了三個月的時間，每天練8小時的普通話。因為我是湖南人，普通話非常差。我還帶孩子，聽了市面上絕大部分家庭教育的理論。
去年夏天，我在老家組織了七八十個中小學生的夏令營，30天時間，每個人收費1800元。我以前沒有幹過組織工作，但學生和家長反響都特別好。
我們做了很多有挑戰性的事情，比如爬我們那邊一座一千多米的高山，走的路是幾十年來沒有人走過的路，當時跟路人問路的時候，他們都說不可能爬得上去，況且帶那麼多小孩，
我們不信邪，花了八個小時，四十多個中學生爬上去了，這些小孩從來沒有幹過這麼有挑戰的事情，成就感特別強。我們還在山頂唱了很多歌。當然，回程是坐車下來的。
本篇作者 | 林波 | 責任編輯 |何夢飛
主編 |何夢飛|圖源|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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