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3日下午，美國前總統、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舉行競選集會發表演講時遭遇襲擊，現場槍聲響起。綜合媒體報道，槍手已經死亡，特朗普右耳和臉部有血跡。特朗普在被特勤局人員護送離開現場時，向人群揮舞拳頭，展現他的鬥志。據特朗普競選團隊表述，在當地醫療機構檢查後，目前特朗普情況安全穩定。

大約一千年前，北宋大文豪蘇軾寫過：“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一千年後的當下，美國選舉民主正面臨類似困境。

2024年1月8日，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發表報告指出，美國總統大選無論誰贏，都將是全球2024年最大政治風險。該報告認為：“美國已是全球最分歧、最失衡的先進工業民主國家。2024大選將加劇這個問題，無論誰當選都一樣。”這一大膽預測雖有待現實驗證，卻不乏警示意義。

作為當今世界第一強國，美國大選既影響未來4年美國的內政外交，又在全球範圍內具有風向意義。在美國撕裂加劇，深層次問題積重難返的形勢下，如果是備受爭議的特朗普贏得選舉，必然讓相當比例的人質疑他德不配位，進而再次嚴重傷及美國選舉民主的信譽。如果是特朗普敗選，他也許會像2020年那樣在缺乏實據的情況下指控選舉舞弊，有可能再次激起他的狂熱支持者鋌而走險。由於特朗普現象深深困擾美國，不論是哪一種結果，2024年總統大選恐怕會讓本就嚴重撕裂的美國社會雪上加霜，成為危及美國穩定的不確定性事件。

特朗普現象本就是美國撕裂和深層次危機的具體體現，無論是特朗普在2016年勝選還是他在2020年連任失敗後炒作選舉舞弊並在一定程度上誘發2021年的國會騷亂，都已經說明美國選舉民主已經深陷泥潭，若不能對症下藥，風險將越來越大。

2020年拜登的勝選不是因為他眾望所歸，而主要是因為反特朗普力量的整合。遺憾的是，拜登上任之後雖努力讓美國迴歸常態，卻無法化解造成特朗普現象的深層次危機。這正是特朗普很有可能捲土重來的現實土壤。假若2024年美國大選像2020年那樣再次淪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爭，不滿於現狀的特朗普支持者只會愈發狂熱，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鬆散同盟，在經過拜登政府不盡人意的施政後勢必產生分化，其中不少人甚至已經變得心灰意冷，其結果是被壓抑4年、滿腔怨氣的特朗普支持者將對決鬆散、分化而又同樣夾雜失望情緒的反特朗普力量，雙方狹路相逢，美國有可能面臨是否發生重大騷亂的嚴峻考驗。

特朗普現象背後是美國過去一些年持續加劇的貧富分化和政治撕裂。正如僑居美國60餘年的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歷史學家許倬雲所說：“美國本來是一個還算平等的社會，但最近三十年來迅速變化，現在大概已經進入長程演變的第三個階段：貧富差異的程度加大，各階層之間彼此異化，已經無法逆轉。”

本來，自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新政以來，美國急劇擴大的貧富分化有所緩解，二戰結束後，伴隨著一系列社會改革，美國漸漸形成一個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型”社會結構。據法國經濟學家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中的論證：“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谷。”然而1980年以來美國貧富分化進入持續擴大的長週期，社會撕裂不斷加劇。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黨爭日益白熱化，“紅藍兩色的分野，在今天非常顯著地表明瞭美國的分裂……如此分裂的美國，兩個群體的生活方式和意識形態也已形同兩個世界。”

持續擴大、超出合理範圍的貧富分化，往往是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深層原因。關於這點，美國憲法之父、第四任總統麥迪遜（James Madison）早就分析過，黨爭潛在原因“深植於人性之中”，“熱心於有關宗教和政體的不同意見，以及其他許多理論和實踐上的見解，依附於各種野心勃勃、爭權奪利的領袖或依附於其財產使人們感覺興趣的人，相繼把人們分為各種黨派，煽動他們彼此仇恨，使他們更有意於觸怒和壓迫對方，而無意為公益而合作”，但黨爭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財產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產者和無產者在社會上總會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團”，“受到不同情感和見解的支配”。

而黨爭一旦持續惡化，其後果便如美國開國總統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所警告的：“在美國存在著黨派分立的危險……那些常見的黨派思想的形式，往往是最令人討厭的，並且確實是政府最危險的敵人。它往往干擾公眾議會的進行，並削弱行政管理能力。它在民眾中引起無根據的猜忌和莫須有的驚恐；挑撥派系對立；有時還引起騷動和叛亂。”

社會撕裂、政治極化的後果是美國的選舉民主、權力制衡機制、法治都將遭到侵蝕。為何那麼多美國人近乎偏執地支援特朗普？為何會發生國會騷亂？根源便是不少美國人的常識理性、對於民主的信念被政治極化所裹挾，搖搖欲墜。這將侵蝕美國民主和削弱國家治理效能，讓原本用於權力制衡的政治體系扭曲為黨同伐異的工具。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衰敗的美利堅——政治制度失靈的根源》中寫道：“政治的司法化，利益集團的廣泛滲透，美國政治制度最終塑造的政府結構破壞了集體行動的基礎，形成所謂的‘否決政治’……美國政治體制的分權制衡比其他國家更為嚴格，或者說，所謂的‘否決點’很多，導致集體行動的成本升高，甚至寸步難行。”

這樣下去，美國進行結構性改革的難度將不斷增大，貧富懸殊問題、階層固化問題難有實質性緩解，那些長期看不到希望的中下階層難免心生怨念。而這將為激進主義和民粹思潮提供土壤，其中一個例證便是特朗普現象。特朗普現象絕非憑空而生，更不會突然結束，不論特朗普本人有什麼樣的政治命運，以他命名的特朗普現象恐怕將長時間困擾美國，成為美國危機的外在症狀。許倬雲在談到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時曾寫道：“美國社會下層正在出現的一批將要永遠沉淪在貧窮無靠中的群眾……這些人滿腹憤怒，對未來一無指望……美國開國元老麥迪遜早就擔憂：如果社會底層大眾心有不滿，這一群知識程度較差的‘群眾’可能衝動之下，擁護出‘僭主’，憑藉大位胡作非為。今日美國的情形，被麥迪遜不幸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