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獨立撰稿人
當例外成為常態,大陸如何定義“臺灣內亂與外患”?
罷免結果出爐,藍營被罷免的席次為0,另外,白營的新竹市長高虹安未被罷免成功,在野黨團結輾壓綠營,藍白陣營完勝。而綠營不只在民代席次層面完敗,這一局連“抗中保臺萬靈丹”都被選民丟入屎坑。
對民進黨而言,要扭轉朝小野大的局面,需要罷免至少六席,並在補選中贏得六席,不過,在執政黨投入龐大資源,將仇恨動員拉滿的局面下,連一席都罷不掉,可謂輸到光屁股。

7月26日遭遇第一波罷免的人選
關鍵在於,罷免投票率通常都很低,但這次有多個選區投票率超過5成,甚至6成,大部分選區的同意票低於門檻,有些“立委”的不同意罷免票數甚至高於其當初當選的票數,這意味著中間選民大舉出籠,綠營不但沒將基本盤票數全數催出,還倒逼更多的反對票。妥妥的兵敗如山倒。
賴清德雖不至於“跛腳”,但被民意第二次確認是“雙少數”領導人,除了顏面掃地,未來也難有什麼作為。不過,在特朗普政府的窮臺路線下,美國需要臺灣透過的法案和預算,維持多數的在野黨也不敢不買單。
8月份尚有7名國民黨籍“立委”的罷免投票,不過,綠營氣勢已衰,改變朝小野大的可能性歸零。
本次罷免活動,頭號戰犯有兩名:賴清德與朱立倫。前者戰術錯誤導致慘敗,後者戰略錯誤導致綠營沒有一席被罷免,多名國民黨地方黨部主委還因此被羈押在獄。反罷免的勝利,應歸功於被罷“立委”與黨內大咖的團結努力,而不是領導無方的國民黨中央。
最後,柯文哲被司法濫權羈押近一年,致使白營沒有投機的空間,反而有巨大的動力幫忙藍營防守,也是這次罷免結果的關鍵因素。
將視野拉開,這幾年,韓國、菲律賓和臺灣地區,是第一島鏈最“反中”的地區,不過,繼尹錫悅宣佈戒嚴並隨即失勢,小馬科斯鬥垮杜特爾特家族的計劃失敗後,賴清德終於也遭遇空前的挫敗,第一島鏈的“反中旗幟”東倒西歪,三個“反華”頭目不是被關,就是接近“跛腳”。當然,這並不妨礙特朗普搶錢。
上次說過,在蔡英文第二任期開始,我認為島內政治在統一議題上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大陸如何因應“臺獨”長期執政的局面。因此,本來我並無興致對大陸讀者分析這場大罷免活動,直到最近有越來越多大陸學者專家寄希望於臺灣發生民變、兵變或“政變”,這現象讓人不得不再一次解釋島內政治,與民主權力邏輯的正反兩面性。
對於部分大陸學者專家的“願望”,我只能直白地說,臺灣不會發生民變、兵變與“政變”,因為這形同給予中國大陸武統的藉口,美國不會答應,“臺獨”也沒這麼傻。維持現狀的精要,就是一切保持模糊,只打擦邊球,並永遠處於灰色地帶。
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臺灣是否會發生內亂,而在於大陸如何定義臺灣內亂(與外患)。我們可從大罷免這個現成的例子,從兩個軸線談論“內亂外患”——島內政治,與美國介入。

2025年3月28日,進黨立法機構黨團總召柯建銘站在寫有“罷免”字樣的海報上。AFP
民主獨裁與例外主義
與一般號召群眾鬥爭少數政敵的民粹運動不同,臺灣執政黨發動的“大罷免”,是少數人鬥爭多數人的一個歷史性嘗試,也是民進黨“當家鬧事”路線的另一個範例。它想證明,只要掌控體制內的權力與金流,少數人就能借由狀似民眾自由選擇的(選罷)制度,完全壓制規模龐大的多數民眾,並實現“民主獨裁”。
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週年的此刻,“民主獨裁”在臺灣死灰復燃,併成為一種流於“例外主義”的新常態,可見“歷史押韻”近乎真理。公平地說,臺灣地區並非孤例,美國與許多泛西方國家也已走上了此一道路。
什麼是“例外主義”?即主張在“例外狀態”下(如內亂、戰爭、自然災害),執政者可以暫停或超越常規法律,強制執行某些政策,以恢復原來的秩序。此一理論由德國政治哲學與法學家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提出,他後來支援了希特勒的“民主獨裁”路線。
比起1933年,當前的問題是,例外狀態成了常態。既如此,常規法律(包含憲法)就成了“僅供參考”的次要治理文字。
臺灣罷免制度本是處理“例外”案例的制度設計,訴諸民意懲治的物件是極少數腐敗或瀆職的政客,現在被當成常態性鬥爭工具,就是一例。
其他顯例如:特朗普掀起關稅戰,驅趕移民,為避開國會審查,索性宣佈緊急狀態。無獨有偶,臺灣“立法院”透過的法案,只要賴清德不開心,就送到大法官法庭“複議”,而大法官的職責,就是歪曲所謂“憲法”,以否決多數民意。
類似案例不勝列舉,諸如反恐戰爭中的監控與緊急權力,或尹錫悅的戒嚴,或小馬科斯鬥爭副總統,或西方在加沙戰爭上對國際法的雙標立場等等,再再顯示民主獨裁不但是內向性的,也是外向性的,因為只有“例外”思維才能公然違法,以保護或圖利特定利益團體。
例外主義是民主獨裁的土壤,搗毀制度的殺手,而臺灣正在經歷“制度毀滅制度”的過程。罷免機制之所以被利用,是因為其透過門檻只有25%選票,極為符合少數鬥爭多數的工具性需要。
在此過程裡,最無恥的是“反對罷免制度,但支援罷免”的假道學理論,而散播這種理論的人,言必稱民主原則與法制的重要性,卻全是例外主義的信徒。
我與臺灣一般觀點不同,個人不搞假道學,始終支援罷免制度,並認為這是在野黨唯一能終結民主獨裁的“類革命工具”,因此屢屢在臺媒呼籲在野黨要大規模罷免執政黨民代。結果是,在野黨沒聽進去,執政黨倒是聽進去了。
無論如何,結局非常圓滿,在野黨皮繃緊了很好,執政黨皮被扯破了更好。
被淹死的往往是會游泳的人,罷免失敗的主因,是民進黨對自身選舉能力,以及對“反中”意識形態的過度自信。
罷免是基本盤的戰爭,綠營只需要號召其40%鐵粉,在同溫層裡吆喝即可輕鬆達陣,但“抗中保臺”隊伍的極端言論與作風失控擴散,噁心到了中間選民。投票率一旦被拉高,走極端的陣營就輸定了。
在一些非敏感的特定景點拍照,就被當成“共諜”質問;幼兒園老師用“罷免歌曲”帶著幼童唱跳;“漢光演習”被稱為“殺光漢人的演習”,諸如此類的仇恨亂象多不勝數,都在呼應賴清德“團結十講”裡的“雜質”說。
此前我已談過“臺獨”納粹化的問題,各界的觀察重點是,大陸認為臺灣政治納粹化的現象算不算“內亂”?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才會介入處理?
從“大罷免”的結果看來,臺灣社會仍有自愈能力,會矯正極端現象,而這就否定了島內產生民變、兵變或“政變”的可能。
我不確定大陸涉臺學者專家對臺灣的民主現象是否透徹瞭解,大部分臺灣精英不但非常清楚島內的民主制度既低效又混亂,而且還認為低效與混亂是必要的,因為民主的意涵被他們認為是“弱政府,強人民”,並深信只有適應低效與混亂才能讓社會產生自愈能力。
相對地,任何追求高效與穩定的政治制度,必然會侵蝕民眾的權利,這就是臺灣多數精英對兩岸政治差異的基本認知。龍應臺那句備受批評的“我不在乎大國崛起,只在乎小民尊嚴”,就是這種心態的產物。
其實,大陸的政治制度,更像是“去政治化民主”(Depoliticising Democracy),務求在治理層面,減少政治化干預,例如意識形態、黨派鬥爭與高度對立的政治議程。白話說,所謂“不折騰”就是去政治化意思,轉而崇尚技術性、專業性或共識導向的治理方式,以避免政治衝突干擾了治理正軌,從而實現高效與穩定。
任何制度都有其兩面性,不能說哪種制度完全是錯的,我們看政治與制度,思維不能受限於理論,而要從現實面與實證面評估,是誰給予了民眾真正需要的承諾(而不是利益團體的需要),以及,兌現承諾的程度是否夠高。
將“多黨民主”與“一黨專政”放在天秤上,我們應該關心的是,究竟誰遠離了制度的正面性設計初衷,而不是誰看起來比較平易近人,或自由奔放。
例外主義常態化所催生的民主獨裁,顯然遠離民主設計初衷,執政黨掀起“大罷免”,就是對臺灣民主的一次考驗,考驗臺灣是否能維持“亂中有序”、“亂而不崩”,甚至有人還期盼物極必反效應下的“由亂生治”。
所以才說,“大罷免”失敗,其證實的恰恰就是,臺灣不會發生民變、兵變與“政變”。當然,這並不代表臺灣民主是可持續的好制度,只能代表此一制度有可能出現民主獨裁,卻不太可能出現大規模內亂。
在這種制度下,永遠都會冒出一個或數個政治領袖被寄予厚望終結系統性腐敗,但這些新領導一樣成長於腐敗的土壤。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民眾只會歷經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但又會對下一次的選舉懷抱希望。
普選民主的邏輯是,只要選民懷抱希望,持續保持“投票是自由意志”的幻覺,就不會產生大規模內亂。
如果你懂我在說什麼,就最好放棄臺灣自發產生內亂的幻想,只有外力高強度的介入,島內才有可能生亂。

美國介入,與戒嚴的條件
部分大陸網民有一種“期望”,認為“大罷免”若成功,賴清德就會推動“法理臺獨”,並實施戒嚴,屆時統一就真的“水到渠成”了。
不會的,同胞們,“法理臺獨”與戒嚴,不是賴清德或島內任何一個人或黨派能決定的事,而是中國大陸和美國共管之事。只要美方認知,這兩種措施會引發臺海戰爭,就會積極介入,杜絕事態往這個方向走。而中國大陸呢,必然會給美方這種認知,這就是所謂的底線。
美方同意臺灣戒嚴或推動“法理臺獨”的唯一條件,就是認知到兩岸統一已近在眼前,阻擋不了的時候。
饒是如此,考慮到中美的競爭態勢,仍會促使美方介入臺灣的所有重要選舉。這一次,“美國在臺協會”(AIT)在罷免投票前一週,突然宣佈臺美“太空港合作”,就是最新的例子。
AIT宣稱,“美國目前正與臺灣當局洽談可能的太空港合作,未來有望透過亞軌道飛行,將臺北與休斯敦之間的旅行時間縮短至僅2.5小時。休斯敦的埃靈頓機場已擁有合法太空港執照,而臺灣考慮‘屏東九棚’為發射場地,有潛力升級為未來的太空港”。
這是美國對臺灣執政黨的公開支援,並將重點放在太空商業應用層面,臺灣相關單位“太空中心”也持相同論調,稱“希望能讓臺灣的太空港成為提供其他國家發射商用火箭的場址,以打造相關產業”。雙方一唱一和,反正隨便說說,有夢最美。
然而,AIT發文四個小時後,“屏東九棚”這段話被刪除了,這意味著太空港的地點涉及軍事敏感。
“臺獨”軍事專家從不放過任何機會,將美國和臺灣地區的合作話題往“抗中保臺”方向解讀,與AIT的大外宣側重不同,某專家直接挑明地說,“美方於此時機提到臺灣太空港,極可能代表美方認為有能力在大氣層外突破中國大陸的軍事區域拒止,直接透過太空運送物資降落在臺灣地區”。
簡言之,臺灣太空港的功能之一是“反封鎖”。
“臺獨”軍事專家專講外行話,但太空港絕無可能只提供商業服務倒是真的,事實上,太空港在當前的中美競爭態勢中,已不止是商業基礎設施,也被視為“太空冷戰”的戰略前沿。
從麻省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看來,太空港的原初目的是為了實現地球到月球的商業化往返任務,而不是為了實現在地球端經由“亞軌道”點對點的經貿活動,主因是過於昂貴。
地球端“亞軌道點對點運輸”若要實現盈利,每年至少需要發射運輸船百次以上,甚至數百次才能攤提成本,但目前的發射紀錄是由SpaceX保持,每年僅26次。換言之,AIT口嗨的願景不切實際,臺灣“太空中心”也坦承對商業運輸需求不大,只能作為其他國家的發射場,賺取租金。
基於此,這八字還沒一撇的太空港計劃,大機率是包裹民用外衣、實際上是作為軍事用途的專案,其計劃涉及衛星發射優先順序、軌道資源分配、戰時太空支援,並可用於情報偵搜,或干擾他國航天任務。
考慮到在商用市場評估下,太空港無法自給自足,補貼的主要來源很可能就是美國與其合作伙伴的軍費。簡單說,太空港的前期建設是錢坑,完工後的運營是更大的錢坑。而這就是一個美國能自由運用的軍事基地。
重點是,屏東九棚這個地點相當靠近“臺海戰爭”的潛在衝突區,適合作為反封鎖、反介入/區域拒止的戰爭據點。作為大型導彈靶場的“中科院”九鵬基地,就是位於這裡。
從軍事層面看美方在島上的戰爭佈局,情勢已益發明顯——臺灣實力不足以作為“美國代理人”或前線堡壘,而更適合作為“自爆彈”。
那麼,大陸如何看待與處理不斷進化的“臺灣自爆彈”?法律定義的“外患”,其底線又是什麼?這才是中美博弈的深水區。
由此觀之,“臺灣戒嚴”不屬於內亂範疇,而屬於外患,因為它只會發生在攤牌階段,美國高強度介入臺海的時刻。而如果大陸要防範於未然,在攤牌前就要設下美國“武裝”臺灣的進度障礙,方法包含但不限於分階段實施隔離政策,將臺灣周邊海域的治權牢牢抓在手裡。
寄希望於臺灣出現民變、兵變、“政變”都是不切實際的,“牢牢掌握主動權”的“掌握”是次要的,“主動”才是首要的,因為不主動就無法精準掌握不斷變化的現狀,被動接招的成本必然大於主動出招。
賴清德這次雖遭到嚴重的挫敗,但他不會認栽的,其處境較類似小馬科斯(搞事能力下降),不太可能成為尹錫悅(再搞一齣大的)。
考慮到在野黨的“成事不足”與太平官心態才導致了“大罷免”,這次選舉結果並不能阻止臺灣繼續走向“民主獨裁”,只是速度會減緩。據此,臺灣發生內亂的機率也就更低了。
不要只想著機會來臨時如何抓住,而要去創造機會。等著別人變,不如自己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