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無心鏡
來源:無心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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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建立之後,北部的邊防是個大問題,北元依然擁有強大的實力。為了防止蒙古襲擾,近百萬計程車兵被佈置在遼闊的邊疆地帶。百萬士兵的後勤保障是一個巨大的負擔,但朱元璋有辦法,他設定了大量的軍戶,給這些軍戶每戶發50畝土地、種子和牛,讓他們在戰時作戰,閒時則少部分人警戒,大部分去耕種。就這樣,糧食的問題就解決了,以至於朱元璋無不得意的說:吾養百萬兵,不費百姓一粒米。
但這種軍屯實際上也存在著不小的隱憂。
軍戶耕種收穫的糧食,一部分交給衛所,作為軍糧和軍官的餉銀,剩下的部分才是自己的。很多時候,軍戶自己是得不到糧食的,這裡面原因很多,比如原本承諾的50畝土地被軍官給剋扣了;在收糧時被蒙古騎兵給搶了;旱災、蝗災讓農田顆粒無收等等。
對軍戶的軍士來說,軍籍成為世世代代的枷鎖,軍士無力掙脫。軍戶要逃脫這樣的命運,有三個辦法:一是做到正二品尚書一級別的高官或者皇帝親自下詔;二是這戶軍戶絕後;三是大明亡了。
軍戶在面對這些突發情況之時,是安全沒有抵禦能力的。軍戶想要擺脫自己的軍籍,能夠做的要麼賣兒鬻女,要麼逃亡。所以朱元璋時期,衛所裡面的軍戶逃亡就已經很嚴重了。
宣德九年二月壬申,行在兵部右侍郎王驥言:中外都司衛所官,惟知肥己,徵差則賣富差貧,徵辦則以一科十,或佔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面對軍戶的逃亡,朝廷很快做出了兩個堪稱變態的政策:
一是把軍戶發往遠方。
比如一個陝西的軍戶,原本就近可以就在宣府、大同服役,但朝廷會將他發往最遙遠的遼東,拉長服役所在的衛所和家鄉之間的距離,防止他逃亡。這種方式給軍戶帶來沉重的負擔,一個軍戶到衛所服役是帶著妻兒一起的,拖家帶口,還要帶著全家所有的家當,又距離數千公里,很多人因此累死、病死在路途之中。
二是補丁。
朝廷有黃冊,也就是戶籍本,一個男丁逃亡了,那麼就按照黃冊上所記載,就抓他家裡其他的成年男丁去頂替,這種頂替者稱為:繼丁;成年男丁抓完了,如果有家裡有男孩,那就等男孩成年,再抓去頂替,男孩也被稱為:幼丁;如果這家人的成年男子抓完了,那就按照黃冊抓他的近親屬中的男丁,甚至可以直接抓鄰居家的男丁去填補。
但即便是如此嚴酷的連坐政策,依然未能讓衛所制度和軍屯制度得到延續,到了正統年間,這套制度就基本崩潰了。
再說說明朝的賦稅。
明初的賦稅本不算高,大約在3%到10%之間,這已經是很低的稅了。但到了明朝中後期,賦稅漸漸高了起來。原因很簡單,前面說軍屯破壞了,那就只有從內地的百姓身上拿糧食來養著邊疆的百萬大軍,百姓身上的賦稅也就慢慢重了起來。
尤其是一些偏遠地區,比如陝西。陝西的總督全稱叫陝西三邊總督,管理延綏、寧夏和甘肅三邊,明朝九個邊鎮(後來有所增加)陝西就佔了三分之一,三邊鎮的糧餉就壓在了陝西的身上,但陝西在明朝屬於經濟不發達的地區,老百姓根本無力承擔。
大量失去土地,無法承受的賦稅的百姓就開始逃亡,淪為了流民。一個縣的賦收總額是固定的,是根本不可能修改的,所以有人淪為流民,也就意味著剩下未逃亡的人就要支付逃亡者的稅收。假如某縣原有10萬人,要交20萬石的糧食,每人需要交2石糧食;現有5萬人逃亡,稅收還是要交20萬石,那未逃亡者人每人就需要交4石糧食。
這樣變態的政策,被稱之為:賠糧。這種政策之下,意味著更多人不得不逃亡,淪為流民。
《武安縣縣誌》裡面記載了縣裡的逃亡情況:本縣原有10035戶人,如今已有8028戶已經死絕;原有人口20305人,現在逃走和死亡的有18450人。本縣需要交納的新舊各類稅賦是44795兩,漕米2300石,專門供給遼東的米12053石。而縣裡因為繳不起稅收,三年合計拖欠稅款超過10萬兩。
平淡的文字後面,是無數人的血淚。全縣2萬多人口,除去死掉和逃亡的,僅剩下1855人,這剩下的人依舊要承擔全縣所欠下的稅款10萬兩,意味著每人要交54兩的稅,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本縣原編戶口一萬三十五戶,今死絕者八千二十八戶;原編人丁二萬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計本縣正派條銀,新、舊、練三餉共銀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五兩,漕米二千三百四石,遼米豆共一萬二千五十三石,臨清倉米六百八十八石,祿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壓欠,應徵不下十餘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