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花都被做局,姐不伺候了

不伺候了,不伺候了,姨要自己烙餅自己吃了。
章子怡將執導首部電影長片,繼續與《我和我的父輩》編劇李媛合作,自己擔任女主,網傳女二是文淇。

《醬園弄》人殺了、打捱了、苦受了,結果都在討論雷大頭。
好了好了知道了,演員是個被動的職業,哪怕人是章子怡。
圖源微博@1905電影網
演而優則導,對男演員從來不是稀罕事,從周星馳、成龍、爾冬升,到姜文、徐崢、吳京、大鵬、黃渤、鄧超、陳思誠、王寶強等源源不斷。
女演員轉型成功的,賈玲之前稀稀落落、屈指可數,張艾嘉、陳沖、徐靜蕾、趙薇、劉若英,賈玲之後,優秀女演員像是受到某種召喚,開始集體跨界、轉型。
除了章子怡,舒淇自編自導的《女孩》已殺青,預計今年上映;
寧靜在綜藝《桃花塢5》裡拍了一組懸疑科幻短片,被贊故事懸疑感拉滿,意猶未盡,光影、構圖、運鏡很有電影感;
此前導電影票房大賣的劉若英,又自編自導了電視劇《忘了我記得》;
連00後文淇也不等了,現在就要表達,聯合90後導演執導了短片《她問》。
《忘了我記得》
近年看到越來越多女脫口秀演員拿起話筒,要顛覆傳統,讓整個行業迸發出兇猛的生命力。便忍不住暢想——
當越多越多女演員開始執導筒,電影行業又會變成什麼樣子?
聊這事之前,避不開一個問題,女演員因何開始當導演?
相比章子怡、舒淇,年過四十,演藝生涯早已到達巔峰,有或有過家庭後,才開始執導筒,張艾嘉和徐靜蕾兩個可謂奇女子,一個27歲一個29歲就當了導演。
(ps:沒有拿她倆相提並論的意思,只是拍片年紀相仿才放在一起講)

張艾嘉、徐靜蕾導演首作《最愛》《我和爸爸》
為什麼奇特呢?
因為演員轉型當導演,除了得有導演的天分和才華,還需要長期積累導演技能,以及能助力一個專案的人脈資源。
電影畢竟跟資本強關聯,尤其是導演身份對作品的主控職能,在沒背景支援的前提下,過於年輕,資歷尚淺,想必是很難操控一個專案的。
如30歲第一次拍片的姜文,尚且需要慶奶扶持。50後張艾嘉、70後徐靜蕾開始拍片,恰恰都有人脈、背景支援。這些是底氣和基礎,要成功拍出點什麼,後面考驗的是個人能力了。
徐靜蕾跟京圈的關係,不用多說,張艾嘉則是天降餡餅,自己的嘉禾前老闆,知道她一直想從事幕後工作,恰好有一個導演空缺機會便想到了她,彼時她剛奪下金馬影后。
雖然機遇很重要,但有的是機會掉落,大把人抓不住。
因此,這兩位除了能力、才華之外,起到決定作用的還有性格。我總覺得敢開風氣之先的,觀念上總有些不合流俗之處。
像章子怡就沒有這種吃螃蟹意識,當導演從來不在她的人生規劃中,此前有人建議過她,她的態度是堅決不做、絕對不做,接到《我和我的父輩》導演邀約,她的第一反應也是拒絕、退卻。
《我和我的父輩》首映禮上,不知道是真這麼想,還是隻想撒個嬌,說了一段頗封建的話:
女導演太難了
就不是女性應該做的職業
章子怡這種地位的人都會這麼想,說明這在行業內並不是什麼特殊觀念。
記得李玉《二次曝光》宣傳期,張藝謀先誇了李玉“中國女導演太少了,能堅持大銀幕的女導演特別少,我很欣賞你做這件事”。
後來聊到影片的佈局時又說“能看出來你野心很大,女導演啊,一般男導演都不太敢碰這個東西”。
這句話隱含的依據是“導演是件太難的事,男的更適合也更有優勢幹”,蒽,姨的封建觀念是有師承的。
畢竟女導演處在全中國最封建的娛樂圈,劇組工具箱都不讓女人坐,怕晦氣、不乾淨,受輕視也就不足為奇了。
張艾嘉不同,她是不拒絕開創風氣的,沒那麼多條條框框。
少女時期跟隨母親去往美國,趕上了如火如荼的嬉皮士運動,她每天光著腳帶著花環,到中央公園唱歌示威。
20歲第一次進組見到很多有名的老演員坐在那裡,她一點也不害怕。
害怕往往出於自卑,而絕大部分女性整個成長過程幾乎都被告知“你不配”,於是總下意識覺得“這種東西不是女人能做的”。
從小被鼓勵做自己的張艾嘉,性格天不怕地不怕。好奇心重,喜歡嘗試探索,拍片前,擔任製片的《十一個女人》就以嶄新的視角,推動了臺灣電影新浪潮的發展。
一般人如果與環境格格不入,會感到孤獨和敏感,少年時代生活在臺灣的費翔即如此。
然而張艾嘉實在奇特,她的思維不是“我跟他們不一樣那我是異類(貶義)”,而是“我跟他們不一樣那我很特別(褒義)”。在自信的希冀驅使下,唱歌、製片、導演等沒有什麼不敢嘗試的。
張艾嘉之外,徐靜蕾的叛逆就不多說了,她是不屑於傳統的,生活方式、工作模式都有自己的一套主張。
相比前兩位都有時運推動,60後的陳沖則出於一種自覺的藝術追求與抱負。
她在自傳《貓魚》中談到,之所以產生想當導演的念頭,是對1995年柏林電影節參賽影片很失望:
“故事或多或少都散發出一種世紀末現代人的精神萎靡、頹廢和恐懼,但又缺乏尖銳的提問和思考,觀影時既得不到視聽上的感官刺激,也得不到思想上的衝擊、顛覆或心靈的昇華”。
幾天後,她給朋友打電話說,“我想祭奠我們這代人的青春,把你的短篇小說拍成電影”。
來勢洶洶的表達欲,遇上中年危機,讓她產生“現在或永不”的緊迫感,她必須把想講的話講出來,必須突破自己,於是很快開始籌備自己的第一部電影《天浴》。
當一個女演員決定當導演,除性格機遇、自發的野心追求,更有環境的逼迫。
典型如劉若英,她在40歲的時候,就沒人找她拍戲了(那時候都找少女),她只好去結婚生小孩,後來又學著寫劇本,當導演。
53歲的寧靜很直白,在直播中承認現在沒戲拍是真的,“因為他們根本演不過我,我年輕時得到過多少你們給我的榮譽,我能隨隨便便接爛戲,把榮譽踩在地上嘛”。
更是放言:
現在沒有特別牛的戲,不要找我,殺雞用什麼牛刀啊,殺雞就用雞刀。
呵,好大的口氣,但寧靜這麼講只能說,靜姐很有自知自明。
近期叫絕的戲還是她在《大秦帝國》裡演的羋八子,沒看之前沒辦法把她跟楚國妖姬的形象聯絡到一起。
演起來後,除了寧靜不知道誰能把“浪”演得這麼高階且理直氣壯。
舒淇和章子怡沒有表達過類似困境,但兩人此前的好角色還停留在十多年前的聶隱娘和宮二。
我不知道她們有沒有跟陳沖當年一樣的緊迫感,然而依然擁有旺盛創作力的她們,怎會甘心自己的藝術生命結束於中年。
有意思的是,一向作為男導演靈感繆斯的舒淇,第一部作品簡直女味十足,講的是年輕女性的故事,演員幾乎全是女孩,海報也是女孩纏繞的手指,片名直截了當叫《女孩》,被壓抑的自我徹底迸發。
這些女演員裡,老燕子和賈玲算得上有自發的野心,賈玲解釋自己拍《李煥英》的契機時說,“我不是為了當導演才去拍電影,是為了拍李煥英才去當的導演”,聽起來很謙遜。
但她對轉型導演一事,相當坦蕩且沒有畏懼,“現在的時代,任何人都可以做導演,只要你做好承擔後果的準備”。
你會發現越往後,女演員越有自發的野心和自信心,00後文淇可以坦然談起自己十五六歲開始,就有一個導演夢,再不用扭捏,尋找託詞。
然而跟演而優則導的男演員們,還是有相當的區別。
開頭提及的那些男演員開始拍片的年紀,大多不到40歲,拍片前他們依然有戲拍;從演員過渡到導演,就像員工想當老闆一樣自然,不需要經過太多掙扎,也不需要在演技上達到什麼成就。像陳思誠不喜歡受制於人,想得到更多主導權,於是選擇當導演。
他們中除了姜文、陳建斌,往往在商業上野心十足,充滿對成功的渴望,且他們與兄弟同行之間會互相托舉,互相扶持,形成可靠的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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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演而優則導的女演員們,排除機遇和運氣,開始拍片的年紀相對比男的,集中在40+,且往往已經成績斐然,演技、獎項、地位,甚至國際聲譽,屬於演員中的top級。
這是為什麼呢?
想起魯豫在對話脫口秀新秀小帕的播客裡,談到自己一直到近兩年(53+),才覺得自己可以說些什麼。
女性的配得感是如此滯後。
她以前認為,一位女性只有把一切都搞明白了,已經對生活完全有把控權,不再困惑不再害怕,才可以稱自己是一個獨立女人,才可以出來說點什麼,而她身邊的異性,二三十歲已經出來說點什麼了。
這樣的好處是,當你出來的時候,你會很珍惜機會,你不會認為理所應當,不會傲慢,更不會殘忍。
但會讓你失去很多機會,甚至造成很多誤會。
魯豫以前被認為是一個無知的主持人,當她這兩年開始點評脫口秀、做自己的播客《巖中花述》,大家才驚覺原來她知識面這麼廣,這麼有自己的思想和覺知,對生命體驗的提煉這麼精準。
等她們出來的時候,沒有人覺得不配,反而都覺得為什麼不早點出來?
寧靜、章子怡、舒淇,你們為什麼不早點出來拍電影?
慶奶,別扶持這個男朋友那個男朋友了,為什麼不早點自己當導演?
等她們出來的時候,她們如此珍惜這個機會,往往做了充足的準備,很有自己的表達和風格,做好賭上一切的覺悟,成功的機率也高。
她們有的會很謹慎,會循序漸進地推進,《李煥英》最初是以小品形式出現在2016年的《喜劇總動員》節目裡;《致青春》同時也是老燕子導演專業研究生的畢業作品;章子怡先拍了一段拼盤電影,再來拍長片。
她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內心堅定,不為迎合市場而拍,舒淇、章子怡拍的型別都在延續她們作為演員時偏愛的文藝現實風。
陳沖在電影中的表達一直沒變過,她少女時期被父親千方百計留在上海,去往偏遠地區的大姨二姨就成了她攝影機中的女主角。
張艾嘉拍片早,但她拍片時早已功成名就,且一直是個個性十足,堅持自己喜歡的事的人,她不會因為什麼戲賣錢就拍什麼,不光為自己,還要給年輕的孩子做榜樣。
很認可一句話,優秀的人大機率放在哪裡都會優秀,同樣,能成為最優秀的演員,當導演同樣不會差。
章子怡當演員時對自己的高要求,以及好強、細膩、完美主義、細節控等品質,在導戲時體現得淋漓盡致。
《我和我的父輩》中的《詩》篇章,開頭便是一組小孩玩鬧然後聽到爆炸聲跑到房頂的長鏡頭,宏大主題直接落地,樸素的日常包裹了浪漫氣息。
張藝謀跟她講,最難拍的是動物和孩子,因為很難控制。她知道很難,但她內心的想法很堅定,一定要拍孩子,於是開頭這個鏡頭拍了三十多遍,直到滿意為罷休。
有一個幕後花絮,章子怡在《詩》裡面演的是一個火藥雕刻師,她在拍攝之前去見該職業的老師傅時,第一時間提問“師傅你能把手給我看一下嗎”,師傅笑說“你這個小姑娘好聰明”。
師傅的手果然是佈滿了繭子。
好演員對細節的把控的確是一流的,所以她能注意到這個職業的重點在什麼環節,許多在畫面裡無法一一言語的潛臺詞就藏在細節裡。
《詩》給到了觀眾足夠大的驚喜,而且這一篇章中有唯一不刻板、不掛件的母親角色,有唯一的女兒視角,其餘篇章中全是父與子,彷彿“我的父輩”不生女兒一樣。
長大後成為宇航員的小女兒
魯豫說女性配得感滯後,讓“她們失去很多機會的同時,也失去了很多能幫同類爭取機會的機會”。
當她們擁有機會時,會自然而然地給到女演員機會,給到女性角色空間,給到女性身份更多的可能。
她們在講述自己的故事時,往往不忘照見其她人的故事端倪。
劉若英從小被爺爺奶奶帶大,對老年人有很深的情感,因此她為自己寫了一個劇本,自己找到製片人,拍了《忘了我記得》,給到謝盈萱、劉品言機會,給到中女題材機會。
寧靜拍的短片裡,所有女生都很酷,朱丹還從傻白甜變成了美劇裡那種勇敢堅毅大女主。
當這些女導演給到同類機會時,何嘗不是給了觀眾更多選擇的機會。
再擴大一步來講,也是給行業復甦的機會。
這就回到文章開頭從脫口秀延伸到影視圈的暢想。
其實無論哪個行業都一樣,長久以來單一性別視角的敘事佔據了主流審美太久了,另一種性別敘事的崛起,不是什麼兩元對立的資源擠壓和爭奪,而是把蛋糕做大。
讓表達更豐富,把過往被忽略的缺失部分補足。
尤其當下如一潭死水的電影行業,亟需注入一股新力量,去刺激創作重新迸發生命力,去喚醒消費市場。
尤其是這樣一批,珍惜執導筒的機會,不自我中心,不傲慢功利,表達欲旺盛,執行率高效的女導演。
她們的洶湧來襲,救的遠遠不止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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