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三聯生活週刊」原創內容

更年期像是一個契機，讓女性開始用整體視角看待自己。她們不再是由片段式的身份和功能定義的人，比如母親、職員、女兒或妻子，而是一個完整的、可以自主選擇如何生活的個體。

主筆 | 肖楚舟

一場“熱離職”

51歲的一天，豆豆坐在辦公室的電腦前，發覺自己無法繼續工作了。

那天的工作內容是寫總結報告，這對豆豆來說應該是信手拈來。她是一家大型國企的管理人員，歸納是她的強項。“那天的工作本來是駕輕就熟的，一點困難都不該有。但不知道怎麼回事，思考的能力沒有了。”

住院兩週後，豆豆還是放不下工作，在週末趕回辦公室，試圖趕上工作進度。就是最後這兩週的努力，讓她感覺“實在受不了了”。醫院的治療沒有解決根本的問題。她再也無法對自己的身體說謊，不得不承認自己敗下陣來。

其實在工作的最後兩年裡，短暫病休、加班趕工、身體崩潰，這樣的迴圈不斷往復。有一次專案任務重，病假中的她凌晨三點還接到加班電話，只是她實在不舒服，沒能趕回去。她的語氣裡並沒有抱怨，只是有些難過，似乎還在為那些沒有補上的工作感到遺憾。

提前離職的決心下得無比艱難，為了說服自己，豆豆還為自己辭職的想法找足了論據：之前也有同事走過這條路，有的人比她職位還高，同樣熬不住提前離職了。有示範在前，她終於遞交了辭職報告。她還記得領導和同事們的驚訝，“他們當然驚訝，在那之前，我的勢頭還很好”。

辭職信交上去以後，還有一個月緩衝期。單位聯絡過她一次，說其他部門有一個壓力不大的崗位，問她願不願意去。她同意了。但後來聽說那個空缺被裁了，工作由其他同事兼了。她沒有再折騰的力氣，順其自然地離開了。豆豆對我說，“或許如果那次轉崗成功，我能正常地工作到退休。”

插圖：老牛

英文中有一個詞叫“熱辭職”（hot resignation），指的是女性因為更年期帶來的困擾，拒絕升遷或者辭職。這樣的情況在世界各國普遍存在。根據日本廣播協會（NHK）2021年的調查，40〜50歲的日本女性中，9.4%因更年期症狀離職，67.3%曾考慮或拒絕升遷機會。英國特許人事發展協會（CIPD）的研究也發現，超過四分之一的40〜60歲在職女性曾經歷更年期症狀，其中三分之一認為更年期對自己造成負面影響，如注意力不集中（79%）和心理壓力增大（68%）。

在中國，有多少女性在工作能力的黃金期，因為更年期的身體不適告別職場？她們究竟承受著多大的痛苦？我沒有找到準確的資料。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更年期門診負責人陶敏芳告訴我：“可能跟國外的機率差不多，我們中國的女性因為更年期離職的機率也在10%左右，只不過大家沒有關注。”

陶敏芳從2006年開始主持更年期保健門診，接診了不下4000名更年期女性。聽我說了豆豆的故事，陶敏芳覺得，“她們應該主動求助的。最終離職的這部分女性，大部分是因為不會尋求幫助，想著自己熬一熬就過去了”。在醫生看來，更年期的痛苦完全可以透過激素補充療法緩解。只要能夠提高更年期女性的健康管理意識，推薦她們積極採用絕經激素治療（MHT），堅持下去，身體上的不適消失了，心理自然能夠調適過來。

但對更年期女性來說，光是決定要不要求助，向誰求助，就是一個難題。豆豆在自己的社交媒體賬號，提到中年女性缺乏職場支援的問題。身體的不適嚴重影響工作，情緒波動可能影響同事關係，而請假又很難。她雖然也和更年期門診的大夫打過交道，但因為覺得沒有立刻生效的治療手段，無法解決她的燃眉之急，也就放棄了這條渠道。

在另一家更年期門診，我遇到一位因為被更年期折磨得無法工作，想要請假的女性。聽到醫生說“更年期門診開不出假條”的時候，她哭得更兇了。

上海市第六人民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陶敏芳，從2006年開始主持更年期保健門診，她認為傾聽病人的訴說很重要（林星攝）

陶敏芳對我解釋了更年期門診無法開出病假條的原因。和器質性病變比起來，更年期門診很難得到客觀的“病變”結果。“比如查肝功能，能看出指標好不好。拍胸片，能看出有沒有腫瘤，這種就叫客觀。”

目前更年期門診普遍使用的是國際通行的“庫珀曼更年期指數量表”（Kupperman index），涵蓋更年期常見的11種症狀，醫生會結合量表得分和各項身體指徵，判斷更年期症狀的輕重程度。這份量表雖然相對客觀，但心慌胸悶、情緒不佳這樣的症狀到底有多嚴重，能打幾分，說到底還是一種主觀上的感受，不能排除灰色地帶存在的可能。

矛盾就在這裡：更年期不是病，但需要被看見。陶敏芳很理解這些內外交困的女性。“有些人的更年期症狀嚴重到無法正常上班，即使醫生開了藥，也需要一兩週才能見效。這段時間該如何熬過去？”陶敏芳能夠共情她們的艱難，“按理說，應該給她們開病假，讓她們好好休息。但更年期是一個自然的生理過程，不是病理性的。如何客觀證明更年期症狀的存在？這始終是個難題”。

越過忽視

在那次住院之前，豆豆記得自己之前去過一次更年期門診。也是因為心悸，但心臟檢查不出毛病，醫生建議她去的。她對那次就診的記憶很模糊，似乎沒有做什麼檢查，醫生詢問了她一些症狀，告訴她這些不適是更年期的原因，並建議她建檔，方便追蹤管理，還給她開了一種藥。她沒有聽，“我吃了藥，覺得沒有什麼效果，不能解決我的問題”。

事後回想，從48歲開始，豆豆就感覺自己的身體跟以前不一樣了。她在國企做辦公室工作，頸椎、腰椎日常不舒服，往常調理一下就能好，但從那一年起，不適已經難以緩解。“開始有種好不了的感覺。”其他器官也開始遙相呼應，心口會猛然跳幾下，頻率越來越高。工作壓力大，休息不好的時候，心悸便會頻繁發生。

她不大想把這些訊號和更年期聯絡起來。即使後來出現了潮熱、盜汗，一晚上要熱醒一兩次，每次都要換衣服，她也就是感嘆身子越來越弱了。“上一輩人也不會說這些事。”豆豆說。

“更年期沒人談，問題不是女性覺得羞恥，而是她們經常忽視自己。”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更年期一日門診負責人金鴻雁對我說。

金鴻雁從2015年開始接手更年期門診的工作，見過不少病人。據她的觀察，近些年來，女性對更年期知識瞭解多了，接受度也高了。同一個辦公室裡，同事之間口耳相傳，先後幾年“組團”來的情況多了不少。這說明更年期是一個人人都要經歷的生理階段，大家都想找到合適的解決辦法。但另一方面，也有許多女性好不容易掛了號、拿了藥，卻沒有配合醫生繼續幹預。幾年後症狀加重了再回來，可能依然什麼都不做，如此迴圈往復。“這個年齡的女性往往內心很糾結。”金鴻雁說。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更年期一日門診負責人金鴻雁（於楚眾攝）

面對“我到底是不是更年期”的問題，女性往往想要一個答案，卻又難以面對這個事實。

“我一開始確實是牴觸的。”豆豆說。她抗拒“更年期”這個詞，和對衰老的恐懼關係不大，更多和過去對更年期的負面印象有關係。“以前接觸到更年期這個詞，會覺得主要是說某個人情緒不大好。我不瞭解更年期會帶來這麼多身體上的不舒服，因為缺乏這方面的知識，我就老是不接受，不願意往這方面想。”

她用上了工作裡的認真勁兒和分析能力，拿自己的狀況和身邊的人對比，始終無法說服自己。“我總覺得不像，因為我的症狀太嚴重了。雖然他們都說我是更年期，但人家怎麼就沒那麼嚴重，沒有影響工作呢？”

金鴻雁感慨，中國女性習慣了奉獻，更多考慮家人、工作，經常忘了該把自己放在哪兒，容易忽視自己的健康需求。有的病人，走進門診就對她說，“我沒什麼不舒服”。金鴻雁會反問：“那你為什麼來看醫生？一定是你的身體察覺到了什麼。”另一種情況是有意無意地淡化症狀，比如把“潮熱”說成“就是愛出汗”，把“失眠”說成“睡得少”。這不僅是表達方式的問題，還透露出更深一層的擔憂，女性害怕自己“變得沒用”。

她見過許多“家人來看病，順帶著給自己看看”的病人，或者是被兒女帶來的母親們。有時候，金鴻雁也會問問帶母親來的兒女，“你媽媽在家裡是什麼狀態？”要是問患者本人，她會說“我就是出汗，多躺會兒就好了”。問孩子，會得到另一種答案，“一天到晚啥也幹不了，孩子也帶不了，簡直喪失工作能力了”。

插圖：老牛

金鴻雁分析，說到底孩子能帶媽媽來，主要是因為心疼，不希望她們一邊操勞，一邊忍受身體不適。但要讓女性真正重視自己的健康，依然困難。這或許源於社會對女性需求的長期忽視。就拿職場來說，“有時候我問病人，你為什麼請不了假？可能她有個男領導，他們會覺得，看著哪裡都好的女人，體檢指標也沒啥大問題，卻總說自己不舒服？這是男人不理解女性更年期的原因之一。或者她有個女領導，她的更年期也是這麼扛過來的。她們會說‘我能行，你為什麼不行？’”

從離職中緩過來以後，豆豆玩起了小紅書，也讀了一些更年期科普書籍，瞭解了MHT的原理。但她始終抱有懷疑，她不認為自己身上的所有問題都跟更年期相關。

比如胃病，她認為那是因為過去工作節奏快，長年用快藥猛藥治病的緣故。現在，壓力小了，吃藥少了，一年也不去一次醫院，自然就好了。至於失眠，她願意承認“可能是更年期焦慮”。不過，只要工作停下來，這些環環相扣的症狀便都有改善。對她來說，是不是更年期也就不重要了。

和誰說，說什麼？

“那個時候，我不知道跟誰談才好。”豆豆說。

豆豆不是沒有對身邊人說。她與同事關係不錯，經常在午飯時間一起散散步，和對方說說自己的負面情緒。但她覺得這不解決問題，“我最想搞懂的是我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離職前，有很多人來詢問我的情況，我也跟他們說了我的症狀，大家都說我是更年期。對我來說，這是一個空洞的答案。我到底該怎麼辦，怎麼解決，沒有人能告訴我。”

丈夫也關心她，“但他只能對症下藥”，看她哪裡不舒服就幫她找辦法調理，至於究竟有多難受，哪種方法更有效，他無從瞭解。豆豆和女兒倒是能多交流一些，滿足於“我說的事情，她居然都知道”。但女兒已經上班了，兩三週才回一次家。而且只是“聽懂”顯然不夠，她還沒有到這個年齡，終究無法真的“感同身受”。

類似的傾訴困境，李樂也深有體會。我是在陶敏芳的更年期門診遇到李樂的。她梳著高高的馬尾辮，穿一身利落的運動裝。問完診，她仍然坐在沙發上認真地整理手裡的診斷單，很久沒有離開。我問她：“你怎麼還不走？”她說，每次來都想在這兒多坐會兒，“感覺安心”。

這個答案很令我意外，很少有病人願意多在診室裡待一會兒。跟一般的專科診室不同，陶敏芳的診室是開放的，這是她特意設計的公共空間。一是希望提高看診效率，“有的話大家都該聽聽，我就一塊兒說了”。二也是讓病人之間自然地產生交流，“有的時候患者之間說的話，比我們醫生管用。”

《請回答1988》劇照

陶敏芳的診室讓我想起“更年期咖啡館”的故事。2017年，蘇格蘭的一名諮詢顧問瑞秋·魏斯線上下發起了專門面向更年期女性的咖啡館聚會。魏斯起初擔心沒有人來，但第一個晚上的活動就很成功。她原本很擔心有人覺得“沒什麼可分享的”，但這種情況沒有出現。後來，她透過線上方式在十幾個國家舉辦了類似的活動，聽到最多的反饋就是“現在我知道我並不是一個人，現在我知道我不是快瘋了”。親身參與了其中一場活動的珍西·唐恩說，“不知為何，與和藹可親的陌生人在一起的時候，我更知道如何開口”。

李樂在診室裡感覺安心是有道理的。來到這裡的女性，多半有相似的困擾，而且並不瞭解對方的職業、工作和家庭，不會對彼此做什麼評判，也不用擔心有什麼“壞話”傳出去。另一方面，來到這裡的女性，多半是認同更年期保健理念的，她們不會覺得利用MHT這樣的現代醫療手段，主動干預這個“自然程序”是一件怪事。

但在診室之外，李樂幾乎找不到談論更年期的同伴。她試著和婆婆與媽媽提過。她用“哇哇叫”形容她們的反應，她覺得上一輩人從年輕時就過著“混亂的生活”，物質條件匱乏，為了生計疲於奔命，根本沒有關心自己的概念。“她們沒有具體的感受，只會拿出問診單，用糖尿病、高血壓之類的病名來形容自己的不舒服。上一代人對很多事情的處理都比較粗糙，她們只處理表面的問題，不會追究根源。”李樂說。

最近，她的瑜伽教練也進入了更年期，向她抱怨身上的不適，她與教練說起自己在接受激素補充療法的事情，卻被潑了盆冷水，教練覺得這是“不自然的方式”。同樣關注自身健康，研究如何對自己更好的女性，也會有巨大的分歧。

李樂很想幫助同處痛苦中的女性，卻發現連援手都很難伸出去。她提到一個熟悉的牙醫，她覺得小姑娘起初工作狀態很好，這兩年漸漸眉頭緊鎖，“皺著眉頭，就說明這個人很累了”。李樂主動跟她說自己的失眠、月經失調，想引起對方傾訴的慾望，但是對方的反應令她困惑，“她什麼也不說”。去年再次見到她，小姑娘突然開口了，說她的子宮長了好大一個肌瘤，“嚇得要死”。李樂想繼續安慰她，“我說你有什麼可以跟我聊。但是她依然沒有開口”。

李樂提起她來到更年期門診的緣由，是遇到了一位在公眾場合大聲談論更年期的大姐，她就是從那裡拿到了陶敏芳的電話。那樣的機會，真是可遇而不可求。

我還想向上走，但是⋯⋯

和豆豆聊天的時候，我習慣說“辭職”，而她一直說“退休”。嚴格地來說，她的說法更準確。儘管51歲還不到女性幹部的退休年齡，但是她在辭職後辦妥了手續，順利地對接了“退休軌道”。辭職和退休，雖然都是不再工作，意義是不同的。

工作對豆豆來說很重要。她的自信來自於靠自己的能力一點點砌築起來的人生：從山村小學考入縣城的重點初中、高中，成為村裡第一個重點大學學生，畢業後進入國企，兢兢業業，一天都沒有放鬆過。她形容自己的人生“很順”，老師親友都對她很好。實際上，這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努力換來的回報。

當身體下滑，生活失去掌控的感覺來襲，自我價值體系便開始垮塌。“我的情緒還好，不怎麼暴躁，主要是自我懷疑。”豆豆這樣形容自己最後一段工作時間的心理狀態。

明明沒有發生什麼事，她總覺得會有大事發生。上級部門要來檢查，明明自己準備工作已經做得很好，她還是像容易受驚的兔子。看到檢查組通報別人單位的情況，她就開始擔心，“會不會下次說我們不好？”“我做得是不是還有瑕疵？”“做得不好會不會被罰款？”她很明白，自己已經做得盡善盡美了，但還是“對什麼事情都很擔憂”。

《少年派》劇照

離職之後，巨大的不甘心幾乎壓垮了豆豆。因為一想到工作和同事就流眼淚，她關掉了朋友圈。身體上放鬆了，腦子不再為工作狂轉，心裡卻怎麼也過不去那個坎兒。她坐在家裡，整日落淚。“感覺自己沒用了，失去了自我價值。等於從一種焦慮進入了另一種焦慮。”她仍然擔憂，只不過擔憂的內容變了，從擔心工作出錯，到擔心大病報銷怎麼辦。

李樂的更年期過渡得比較平緩，那也是因為她年輕時候“過於努力”，以至於身體早早就走了下坡路，她不得不放緩節奏，提前開始調理身體。

她說起自己的成長經歷，也有相似的奮鬥故事。家庭條件一般，“供我上完大學就不錯了”。父母是傳統式家長，自己是在打罵中長大的。她對家人沒有太多抱怨，而是感嘆自己夠努力，運氣也夠好。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很不錯，十年攢下一筆錢，她決定出國留學。

聽到我說她“勇敢”，語氣一直很輕快的李樂居然鼻子一酸。那是2000年代初，網路還不算發達，她自費留學，一個人處理申請、簽證，努力習慣在國外的生活。那些辛苦和孤獨，現在想起來，還噎得她有點哽咽，但是兩句話過後，她又恢復了那種積極向上的語氣，“我覺得我這個人運氣蠻好的，在國外也沒有遇到過什麼壞人”。

“我不是想掙錢，就是想追求理想。”李樂這樣解釋她年輕時“折騰”的動機。她總是想闖闖新天地，看到什麼行業好，就去學一學，試一試，考了一沓證書，“一喜歡什麼，就努力去做，努力的背後就是太拼了”。最累的時候，她做外匯業務。對方是美國時間，她每天早飯都來不及吃，先要開會討論匯率，忙得昏天黑地。

《團地的二人》劇照

豆豆也講過她考的一沓證書：經濟師資格證、教師資格證，會計師、外語等級考試也要參加。就連單位的業務考核，她也是門門成績領先。我問她：這都是工作要求的嗎？她說不是。“覺得對工作有幫助，就去考了。”豆豆觀察身邊的同齡女性，發現她們大多都抱著“向上走”的心態，“每個人向上的方向可能不同，但都是一定要更好的。工作、婚嫁、育兒，總之要有一樣比過去的自己強”。

習慣了努力，身處奮鬥和上升期的女性，很難跳出來，看清自己身處何處。這種執著背後還有一種價值感缺失的恐懼：如果不工作了，我還有價值嗎？

豆豆觀察自己“00後”的女兒，“現在的年輕人，好像真的能夠不爭不搶，自己過得舒服就行”。豆豆的語氣有點羨慕。這個道理，她在50歲後才開始領悟。如果重來一次，豆豆覺得自己可能會在身體剛發出預警的時候，申請換到更輕鬆的崗位。

但真的辦得到嗎？豆豆想了想，也覺得說不準。“人在那個工作狀態裡面，都是想做高一點的，對吧？”

新的起點，然後呢？

對第一次來門診，做完檢查，確定進入更年期的女性，陶敏芳不會單純回答“是”或“不是”，她有一套告知“話術”。

第一步是恭喜。“多好呀，咱們活到了更年期，你進入了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這是一個自然的生理過程。”第二步，她會強調中年女性的價值。年長的婦女富有智慧，是社會的寶藏。最後，她才讓病人認識到更年期的真相：這是一個退化的過程，但這個過程現代醫學是可以干預的，你願意試試嗎？

“健康管理”“提前預防大於治療”是更年期門診的大夫強調的關鍵詞。但這個觀點在中國還沒有被普遍接受。人們仍然傾向於認為，沒有症狀就不用吃藥。實際上，不管更年期有沒有明顯的症狀，女性體內的性激素水平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實。這是一個漫長而持續的過程。除了減輕表面的症狀，女性也應當在絕經之後的人生中，一直密切地觀察自己的身體，及時干預。

從醫生的角度看，長期觀察、照顧自己的身體是理所當然的。但對個體而言，這不只意味著要與自己的身體和解，也意味著要重新調整生活步調，重新定位自己的社會角色，是一條很複雜的道路。

談話深入以後，我發現李樂的更年期或許並不如她說得那麼平坦。40歲的時候，她開始長期失眠，“覺得活不下去了”。那種不適波及她的心理狀態，讓她開始對自己的人生選擇產生思考。她四處找朋友聊天，想知道“我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倫敦生活》劇照

48歲，她停經了。但在開始補充激素之後，月經又來了。這讓李樂心裡犯嘀咕。對她來說，因為有許多人對她說，“不來就不來了，你解脫了”。更何況她不要孩子，月經來不來，還重要嗎？它走了又回來了，這是好事嗎？她跟陶敏芳講了自己的困惑，陶敏芳說，“能來就讓它來，你還年輕”。她覺得不大懂，但是知道對身體不是壞事，就這麼接受了繼續與月經共存。

這跟她逐漸意識到“應該把自己看成一個整體的人”有關係。李樂對我提起那些因為不再生育，身體出問題，就放棄了子宮或者卵巢的女性。她覺得有些人的決定太草率了。就像指甲、嘴唇的顏色，身體的每一個部分都可能發出健康訊號，都可能是觀察自己的視窗。“我覺得我身體的每個部分我都要，我要是一個完整的人。”李樂很堅決地說。

豆豆靠著積極鍛鍊、心態調整和開創副業，逐漸度過了自己最難捱的階段。她告訴我自己睡眠好了，腰椎頸椎也不那麼難受了，頭髮也多了起來。儘管潮熱還有輕微反覆，頸椎也需要小心維護，但她已經不再去想自己是不是還在更年期了。

她的課題是如何重新找到自己的價值座標系。過去，她似乎把自己看成一臺機器，“哪裡不好修哪裡”，目標是儘快回去工作。現在，她有了去健身房的習慣，在那裡遇到了各式各樣不同的女性。她們有的是在家帶孩子的媽媽，有的做著時間靈活的工作。“人原來可以有很多種活法。”她回頭想想自己，一直向上也可能是一種隨波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