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三年疫情期間，每個人面臨的最大考驗或許是：當世界正常執行時提供給你的選項停擺了，我們如何面對不再有選擇的世界，而無聊是其中最大的存在危機。
不過正所謂有壓迫就有反抗，不想無聊就得創造，沒有人往我們嘴裡塞奶嘴了那就需要自己哺育自己。在跳舞本能的驅使下全國出現了一波野迪浪潮，這些大大小小的組織在非俱樂部空間遊擊，用音樂和對抗無聊的激情創造情境。我也曾在其中推波助瀾，在深圳搞了個“無聊人類俱樂部”，希望“化無聊為生產力”。
廢棄夜店裡的“遺墟”野迪，在末日感中狂歡完每個人鼻屎都是黑的
2021 年 11 月，野迪以一種難以想象的簡陋狀態啟動。東拼西湊來最基本的裝置後，我在市中心隨便找了個天橋，就這樣，派對開始了。聞訊而來的朋友們擠在搖搖欲墜的天橋上，那時覺得世界就像這個彷彿下一秒會因我們的舞動而坍塌的平臺一般，但我們興奮地期待在廢墟上爆破出新的可能。那種必須做點什麼的衝動衝破了想象中對未知的恐懼。
隨後野迪依循著“沒保安、沒監控、不擾民、交通便利”的標準，入侵了深圳近乎所有滿足以上條件的公共空間：淌著淺水的橋洞裡、報廢的夜店中、貨運港口邊的空地上、甚至廣場舞方陣旁……區別於封閉式的消費場所，這些夜晚構成了彌散的、全然開放的事件。派對不存在入場券和准入門檻，消弭了場地方和消費者的身份區隔，所有人都自覺參與其中，無論是貢獻音樂、裝置，還是分享酒精和清理場地，抑或僅僅是為這個夜晚認真舞動。正因為這些場地不屬於任何一個人，所有人才能平等地享用良夜。
野迪的“豔愛廣場舞”之夜，和駐場元老熱情的廣場舞阿姨們進行了熱切的學術交流
後來俱樂部逐步恢復正常營業，野迪也似乎失去了在“非必要”中掙扎出必要性的語境。我們都需要從混亂的末世感中抽身，去重新把瘡痍的現實收拾規整，我們不出意外地回到俱樂部，畢竟重建生活最輕易的方式則是又迴歸到一種習慣性的消費模式中去。
然而疫情結束了無聊卻沒有結束。疫情時的我們面對無聊是一種生存問題，而疫情後的我們面對無聊已經喪失了可以去怪罪的藉口。對於無聊這種永恆的頑疾，我和一起創造野迪的朋友們還在負隅頑抗。
我和大寶貝就是透過野迪認識的，第一次見面他就慷慨貢獻自己的音響來接續電量耗盡的裝置，在沒有酬勞並且第二天要趕到外地演出的情況下，前一天夜裡還來野迪告別派對放歌。在疫情剛放開時大寶貝開始了作為一個 DJ 博主流浪“野打”的旅程，拎著一部入門版先鋒碟機在各個城市的 Club、咖啡館、景點、荒野等各種場景放歌。與他合作的組織包括但不限於各大俱樂部、戶外品牌、野迪組織、還有央視。
聊起參與央視錄製的經歷，大寶貝表示主流媒體還是缺乏對 DJ 這個概念的認知，DJ的表演也很難在綜藝上呈現，在邊打碟邊被採訪時沒有來得及好好輸出一波電子音樂文化。在他身上有種堅定而開放的心態，令其在各種場景和各類人群的碰撞中享受“音樂帶來的可能性”。
大寶貝在央視
在放歌場景和接觸人群的多樣程度方面，大寶貝絕對是全國數一數二經驗豐富的 DJ，這讓我忍不住和他討論我們聊起為什麼疫情結束後有那麼多活動，但大家依舊在抱怨無聊。“這個時代太快了，商業發展的訴求和更新換代頻次過快，而追求自己喜歡的東西是慢的，導致很少有人願意花時間探索自己到底喜歡什麼，大家習慣於被動消費、購買市場規定好的套餐，想自己創造也不清楚從何開始……無聊一方面是缺乏自我認同，另外積累創造力的時間也很碎片——沒有外界的消費刺激後，你內心還能堅持什麼？”透過分享 DJ 裝置和技術的影片，大寶貝希望可以讓更多對電子音樂好奇的人邁入舞池，實現“全民 DJ”、“人人野打”，用自身創造去抵抗無聊。
大寶貝在綠皮火車上放歌，周圍的乘客都很友好，過去對電子音樂負面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改寫
Basisk 的 DJ 處女秀就是在野迪。現在回想起來他仍覺得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如此不可控也不可複製的場景全靠大家的共同愛護才能實現。野迪也堅定了Basisk“派對可以不侷限在俱樂部”的想法，於是去年 4 月，拳擊手出身的他把自己一直以來希望實現的 fight club+night club 想法落地成“格鬥俱樂部”派對，把拳擊臺搬進電子音樂派對，邀請觀眾報名上臺自由搏擊。在比賽過程中，有參賽選手的牙被打掉、眼睛被打腫，但是大家都為自己做出的選擇負責，享受身體最暴烈的痛快。談到現在自己從野迪到俱樂部、從 DJ 到活動主辦的雙重轉變，Basisk 認為比起一昧批判商業和俱樂部，“我們別無選擇，只能去做”。
“格鬥俱樂部”現場參賽的女性選手
SARS（AKA AntiSocialPrincess）是野迪這個想法最初的支持者，而野迪也是 SARS 開啟 DJ 生涯的契機。同為 D.I.Y. 精神追隨者的我倆一拍即合，沒有場景就自己創造場景！於是我開始琢磨怎麼把人騙過來玩，SARS 開始苦練接歌。在我面對野迪是不可持續的、野迪沒有什麼現實效力這些質疑時，SARS 會堅定地告訴我“野迪不需要被現實牽絆，野迪超越現實”、“不聰明怎麼了？世界上所有有創造力的事都是我們這些笨蛋做出來的”。儘管自嘲自己是笨蛋，但短短兩年內 SARS 已經由新手成長為一位在廣深俱樂部活躍的 DJ。在野迪結束後，SARS 告訴我野迪教會她了 3 件事：
1. 對現實不滿就自己創造新的現實
2.實踐和行動會創飛所有的恐懼和想象
3.把創造性作為開源共享的物件，是人類產生聯合的開端，是創造新世界的美妙方法
SARS在百會，圖片攝於第一次野迪
野迪可以被視作一種開源，它將蹦迪祛魅，赤裸地呈現出派對最樸素的組成——音樂，和一個與你並肩舞動的身影。野迪越簡陋，就越能暴露出自己去付諸行動創造沒有那麼困難。野迪這種形式本身不是被開放的那串原始碼，真正的原始碼是，如何堅持你的慾望，發明自身行動。
野迪的“野”是荒野、遍野、粗野、狂野、野生……或許許多人把野迪視為俱樂部的替代性場景，在 Club 玩得沒意思了就去荒野廢墟換換口味，但我始終認為這種行動與 Clubbing 是異質性的存在，它為匱乏的當下提供了一種可能性——至少在跳舞這件事上可以實現共產主義。
我們可以期待這樣一種場景：所有人不為利益驅動，自發地貢獻能力和熱情，每個人都是這個情境的主人。我們不被市場上打包好的產品餵養，而是能動地生產自身慾望。就像我唯一會讀朗西埃的 DJ 朋友新生說的，“野迪是一種就地解放”。
野迪既不該因其註定短暫的悲情被憐憫，也不該被倒錯式的革命姿態捕獲，這是一件堅持自身慾望自然而然發生的事情，意義都是後面為了建構其合法性新增的。說白了，我們只反抗無聊本身，沒有選擇就創造選擇，在全然的不確定性中享受當下瞬時的可能性。
被中斷的一場野迪，在派對回顧裡我寫到：“正因為每個下一秒都有可能是最後一秒，所以每個這一秒才更要用身體叫囂”
在離開深圳前我辦了一場告別野迪，儘管很多事情都是消失沒有道理、結束沒有節點可言，但我執意給野迪一個盛大的結局，畫上一個姿態性的句號。
為了儲存每一場派對不可複製的回憶，野迪總在避免重複使用同一個場地，但這逐漸在與監控系統的交鋒中難以為繼。於是最後一次派對索性把裝置放在一輛垃圾車上推著走，讓整個城市變成舞池。
垃圾車參照了一群活躍在海珠廣場的叔叔阿姨們打造的6D互動便攜廣場舞裝置。頂部是比浴霸還熾熱的七彩燈源，中間放音響，底部竟然還有風扇。他們憑藉一種質樸而霸蠻的手工智慧發明了自己的玩具。我們最終推著它漂移了5公里多，實現了“只要圾車推的夠快，煩惱就追不上我們”。
從政府大樓到 CBD，我們在深圳的中心穿行。從各處趕來的朋友追擊這移動的音源，不斷有路人被吸引加入，最終匯成星叢改寫這座城市的景觀。這是最混亂的派對，沒有人知道我們應該去向哪裡，線路在音樂的驅動和人群的歡騰下自發生成，唯一明晰的是：我們在彼此身邊，那就堅定地走下去。
告別派對中推著垃圾車過馬路，所有人自發協助派對進行。
我們抽菸喝酒蹦野迪，但我們尊重交通秩序。
誠如大寶貝所說，“分享是電子音樂最重要的部分”，我們永遠需要分享和“俱樂”，需要知曉身旁有人和你一起舞動，需要看到一張熟悉的臉。但所謂的場景——不論那是俱樂部還是野迪——並不能為你的無聊負責。場景只提供一個相聚的契機，如何捲入其中，而我們又追求一種怎樣的共同體則需要我們自己給出答案。
如果我們把同一性作為構建共同體的前提，那麼這個共同體註定只能依據已寫定的僵化秩序執行；如果我們把否定性作為前提，那麼書寫共同體的邏輯是排他式的暴力；所以我們可不可以把開放式的追問作為前提——面對現實我們不斷髮問為什麼會這樣？我們還能怎樣？並用行動給出自身的答案。
閱讀更多
關鍵詞
音樂
俱樂部
場景
電子音樂
俱樂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