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研究——基於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調查的實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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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基於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調查資料，探究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博士生多元化就業已經成為全球趨勢;學術界研究、企業界研究、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等科研就業取向是博士生重要就業方向;中國博士生群體的學術界研究和非科研就業取向均顯著更高，就業前景預期更樂觀。全球博士生學術能力發展顯著優於可遷移能力發展;我國博士生學術能力均顯著弱於美國、英國、德國等世界高等教育強國，且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博士生科研就業取向可能性越高，培養質量則顯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可能性越高，其學術能力顯著越弱。博士生的學術職業崗位認知和未來預期也會對培養質量產生影響。組織支援不同維度對博士生培養質量有顯著正向影響。

關鍵詞：就業前景預期;培養質量;博士生

一、問題提出

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資本成為國家經濟增長、國際競爭優勢提升的關鍵驅動力。專業知識淵博，同時能不斷促進知識創造、轉化的博士生則代表最高價值的人力資本。博士生的高質量培養和持續供應至關重要，也作為核心策略被世界各國納入宏觀戰略發展規劃[1]。這也成為各國博士生教育規模擴張的最直接原因[2]。學者們圍繞博士生培養進行了諸多研究，多側重從組織因素，如院系學術氛圍、導師關係、同伴支援等[3][4]，探究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影響因素。傳統的博士培養是為學術生涯做準備，但目前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性失衡、短期合同成為常態、對研究資源和資助的高度競爭等都給博士生的未來學術生涯描繪出一幅黯淡的畫面。高度不確定的職業前景不僅給博士生造成了巨大心理壓力，對博士生的科研投入和績效造成了嚴重影響[5]，也成為大量博士生崗位，開始多元化就業的重要影響因素。多元化就業成為國際趨勢，亦是滿足社會各領域對高技能創新人才需求的國家導向，可遷移技能作為科研技能的重要補充成為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必要構成[6]。博士旅程的最終職業選擇從單一走向多元，而正在旅途中的博士生如何調整策略，應對挑戰?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究竟會對博士生培養產生何種影響?面臨就業挑戰，博士生是繼續堅守學術人的理念，不斷夯實專業素養、提升科研能力，還是轉向側重可遷移能力的培養和發展，及早為多元就業做準備?高校對博士生的培養方案又該作何針對性調整?基於這些問題，本研究擬在高度競爭和充滿不確定的學術勞動力市場背景下，探究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併為如何調整博士生培養方案，保障並提升博士生培養質量提供實證依據。

二、文獻綜述

1.博士生培養質量

在傳統知識生產模式下，博士學位是進入學術研究職業生涯的必要資格，博士訓練也是為學術研究職位做準備[7]。何以成為研究者和相應學術能力的培養則是博士生訓練的絕對重心。博士期間培養職業身份的方法可歸納為公式:學科知識+研究技能+科學規範=專業認同[8]。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生產模式的變化，使能夠有效促進知識生產和轉移的高技能人才，被期望成為國家和各類組織在全球競爭中佔據優勢的核心資源。但隨著學術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變化，博士生多元化就業已成為全球共識，原有的以學者為中心的博士生技能培養很明顯已不能滿足各類利益相關者的期望[9]，專案管理、批判性思維、團隊合作、問題分析和解決等可遷移能力被納入博士生課程結構和培養環節，為博士生成為各行業職場精英做好準備成為全球博士生教育改革的方向[10]。如英國2002年釋出的《羅伯茨報告》強調博士生除了撰寫學術論文外，還需要獲得廣泛的通用技能，目前涵蓋職業管理、人際交往和創業精神的可遷移技能課程已成為英國博士生專案的必要組成部分[11]。歐洲科研職業聯盟提出博士教育應著重培養知識傳播能力、專案與時間管理能力、企業運營能力、科學分析與決策能力等可遷移能力，89%的高校已付諸實踐[12]。澳大利亞《博士生教育質量評價框架》既包括科研訓練和科研技能培養，也包括方法與工具、治理與組織、參與和影響三類可遷移技能訓練和技能培養[13]。因此，本研究的博士生培養質量既包括科研技能，也包括可遷移技能。

2.學術勞動力市場及其對博士生培養的影響

雖然學術界研究仍然是博士生的首選職業，但有較高比例的博士生選擇非學術職業[14]，美國約為67%[15]，英國約為56%，澳大利亞約為60%[16]。這與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生產模式改變的大背景有關，也與學術勞動力市場的動盪有關。與不斷增長的博士生數量不同，高校終身教職數量沒有相應增加，臨時合同比例大幅增長。如美國博士生從2006—2007年度的6萬餘人，增長至2015—2016年的近40萬人[17];而1995—2015年間，美國高校全職教師人數從55.08萬增加到80.71萬，增長率為46.5%[18]。博士生增長加上學術勞動力市場的逐漸飽和，意味著整體只有不到15%的博士學位獲得者能夠找到終身教職的工作[19]。相當大比例的博士生需要從事多個2~3年的博士後工作，以增加獲得理想研究型教職的機會[20]。這意味著隨著地理位置和組織的不斷變換，博士之後的工作長期收入較低，且工作量大，更重要的是難以進行深入和連貫的研究，學者身份認同持續模糊[21]。另外，短期合同越來越受歡迎。1995—2015年，美國高校兼職教師人數從38.09萬增長到74.51萬，增長率達95.6%[22]。僱傭臨時工制在英國也是常態，2015—2016年度，英國高等教育機構近54%的教職員工以固定期限合同聘用[23]。而預算削減、競爭加劇、資助難以獲得也成為當前學術職業前景更暗淡的誘因。高等教育預算不斷削減已經成為全球趨勢。另外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重要性不斷被強調，市場價值、成本效益、管理績效、戰略規劃、質量保障、問責審計等成為描繪大學發展的常用詞彙[24]。許多國家不斷增加競爭性資助的份額和比例，目的是將把資源彙集到最優高校和研究人員，提高公共科學的效率和生產力[25]。教師們不得不在資源競爭和獲取方面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資助機構和終身教職委員會都非常重視研究成果的定量衡量，這大大增加了發表論文的壓力[26]。學術職業道路的高度不確定性降低了學術研究作為一種職業的吸引力[27]，也引起了博士生對就業前景的關注和重新思考，並在過程中調整努力方向。

根據期望-價值理論，個體的行為動機由結果期待和價值評估兩個因素決定，對未來結果的預期能促使個體認識到當前行為的有效性及有效調節當前行為[28]。職業預期和規劃確實會對大學生的在校學習行為產生實質影響。大學生更傾向於選擇對考研和就業有幫助的課程[29]。立志讀博的學生參與學術相關活動更為踴躍;傾向於政府機關或事業單位的學生與嚮往其他單位型別的學生在參與學生會、創業等方面的行為有顯著不同[30]。對於博士生群體而言，職業偏好和相應的努力受勞動力市場和就業前景預期的影響。在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中，博士生會逐漸瞭解學術勞動力市場的高度競爭本質，更好理解自己的能力，評估獲得終身教職的機會和機率，重新定向職業發展方向，並付諸相應的時間和努力[31]。堅守學術理念並努力留在學術界的博士生群體會努力增強學術能力，增加學術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還有部分博士生則認為學術界是一場以適者生存原則為核心的遊戲，積極考慮其他職業，重新思考職業道路，轉而專注於可轉移技能的發展，增加非學術領域工作經驗[32]。

歸根到底，博士生培養是為未來職業生涯做準備，學術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結構失衡、高度競爭等變化明顯會對博士生的職業預期產生影響，進而促使博士生在學習過程中重新評判努力方向，選擇合適的應對策略。以往研究多關注組織因素對博士生培養的影響，而對於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這一重要因素的影響卻較少提及。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博士生培養質量究竟會產生何種影響，博士生如何在能力發展上進行應對值得深入探究。

三、資料、變數和方法

1.資料來源

本研究所用資料來自Nature2019年全球博士生調查，調查內容包括博士生個人資訊、對博士經歷的滿意程度、科研時間投入、組織支援、博士生能力培養、職業發展期望和需求等。有效樣本6812。樣本涉及亞洲、歐洲、澳洲、北美和中美、非洲和南美洲的106個國家，其中世界高等教育強國如美國1548(22.7%)，中國830(12.2%，含港澳臺地區)，英國527(7.7%)，德國527(7.7%)，澳大利亞193(2.8%)，加拿大190(2.8%)。男性3332，有效佔比49.5%，女性3404，有效佔比50.5%;24歲以下816(12.0%)，25~34歲5261(77.5%)，35歲以上710(10.5%)。

2.變數說明

因變數:博士生培養質量，從表徵博士生能力培養的題項中透過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兩個因子(KMO=0.906，x2=35607.818，p<0.001，共解釋60.163%)，借鑑王傳毅等(2020)的研究[33]，將兩個因子命名為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

主要解釋變數:學術職業就業前景，由三類構成，一是博士生就業傾向，包括學術界研究、企業界研究、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非科研就業。二是博士生對於學術職業的看法，包括學術職業經濟待遇不理想、學術職業工作環境要求苛刻、學術職業崗位難以獲得三項。另外還包括博士生整體就業前景預期，即預期找到正式工作的時間，博士學位改善就業前景的可能性。

其他控制變數:分兩類，一是個體背景資訊，包括性別、年齡、就讀區域、讀博動機、是否兼職、是否有孩子。二是組織支援，包括導師關係、職業發展支援、心理健康支援。變數詳細說明見表1。

3.研究模型與方法

本研究包含2個被解釋變數，即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可以視為連續變數，故採用OLS(Ordinary Least Square)迴歸。多重共線性診斷結果顯示，主要自變數之間的兩兩相關係數均在0.5左右，且方差膨脹因子(VIF)均在2左右，因此可以認為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四、研究結果

1.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和培養質量整體現狀描述和國別差異

(1)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整體現狀和國別差異

從就業取向來看，學術界研究仍然是全球博士生最傾向的就業方向，企業界研究、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也成為博士生的重要就業方向，甚至對美國、德國和瑞士的博士生群體而言，企業界研究超越傳統學術界科研成為最可能就業方向。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取向雖然明顯低於整體科研就業取向，但選項“比較可能”和“可能”的比例總和也約15%，中國比例甚至達22%。為進一步瞭解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的國別差異，本研究採用F檢驗進一步探究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士、法國和荷蘭這9個世界高等教育強國的差異，之所以選擇這9個國家，一是因為這9個國家在QS、THE、軟科世界大學排名等有影響力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中均在前100位佔據席位，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強國;另外這9個國家的樣本量也均在100以上，具備一定代表性。結果顯示，中國博士生群體的學術界研究和非科研就業取向均顯著高於其他8個國家，企業界科研則顯著低於美國、德國和瑞士。另外中國博士生群體對就業前景預期顯著更為樂觀，中國博士生群體認為博士學位改善就業前景的可能性顯著高於其他國家，預期找到正式工作的時間顯著短於美國、德國、加拿大、瑞士等國。這也能從各國博士生群體對學術職業經濟待遇不理想、工作環境苛刻、崗位難以獲得3個方面的看法得到印證，中國博士生群體在以上3方面持肯定看法的比例依次為3.4%、4.5%和3.1%，均明顯低於其他國家，如美國(22.2%，22.9%，14.7%)、英國(16.5%，18.4%，10.8%)、德國(21.5%，23.4%，13.5%)、瑞士(20.6%，20.6%，20.6%)。

(2)博士生培養質量整體現狀和國別差異

從全球整體情況來看(表3)，博士生學術能力發展顯著優於可遷移能力發展，學術能力選項“好”和“非常好”的總和為42.1%，可遷移能力僅為8.6%。在博士生培養質量的差異方面，就學術能力而言，我國顯著弱於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瑞士、法國和荷蘭，且低於世界平均水平;博士生可遷移能力發展方面，我國與美國、英國等國沒有顯著差異，顯著高於德國、瑞士和法國。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尤其是學術能力培養方面，與世界一流高等教育強國還有明顯差距。

2.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

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效應結果表明(表4)，博士生學術界研究、企業界研究、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就業傾向可能性越高，則其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均顯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取向則對其學術能力發展呈顯著負向影響，即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可能性越高，其學術能力顯著越弱;但值得注意的是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取向對其可遷移能力發展沒有顯著影響。

博士生的學術職業崗位認知和未來預期也會對其培養質量產生影響，認為學術職業經濟待遇不理想、學術工作環境苛刻對學術能力產生正向影響，對可遷移能力發展產生負向影響;學術崗位難獲得則對博士生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均產生負向影響，但均不顯著。預期3年內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生群體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明顯更高;認為博士學位改善就業前景可能性越高的博士生則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顯著更高。

其他變數也會對博士生培養質量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持學術動機的博士生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程度更高;女性和有孩子的博士生群體在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方面顯著更好;有兼職經歷的博士生群體學術能力更弱;相對於就讀地為亞洲的博士，就讀地為澳洲、歐洲、北美或中美的博士生學術能力發展方面顯著更高，可遷移能力發展顯著更低。另外組織支援中導師關係、職業發展支援、心理健康支援對博士生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的發展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作用，且解釋力較強。

五、結論和建議

本研究基於Nature2019全球博士生調查資料，探究博士生就業前景預期對培養質量的影響。主要結論和相應建議如下:

學術界研究雖仍然是全球博士生最傾向的就業方向，但企業界研究、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也成為博士生的重要就業方向，甚至對美國、德國和瑞士的博士生群體而言，企業界研究超越傳統學術界研究成為最可能的就業方向。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取向雖然明顯低於整體科研就業取向，但從比例來看，也值得引起注意。中國博士生群體的學術界研究和非科研就業取向均顯著高於美國、英國、德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瑞士、荷蘭和法國;另外中國博士生群體對就業前景預期更為樂觀，對學術界研究崗位認知更為積極。這充分表明博士生多元化就業已經成為全球趨勢，但具體走勢在不同國家呈現較明顯差異，這就需要各個國家在瞭解整體國際趨勢的情況下，結合自身社會、制度、勞動力市場等差異進一步針對性分析。另外，對各項就業前景明顯樂觀的中國博士生的非科研就業取向顯著高於其他國家，是博士生自身對科研失去興趣，還是其他原因，值得進一步深究。

博士生學術能力發展顯著優於可遷移能力發展。國別差異方面，我國博士生學術能力顯著弱於美國、英國、德國、加拿大、瑞士、法國和荷蘭;可遷移能力發展方面與其他國家差距不明顯。我國在博士生學術能力培養方面還有較大提升空間，這方面與以往研究比較一致。我國研究型大學博士生的批判性思維、提出研究問題能力、學術寫作能力等較弱，無法熟練掌握其他學科知識與方法，很難進行多學科知識與方法論的融合[34]。值得注意的是，組織支援中導師關係、職業發展支援、心理健康支援對博士生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的發展均產生顯著正向影響作用，且解釋力較強。組織支援的不繫統和不完善可能是我國博士生培養與英美等國存在明顯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心理支援方面，40%的中國博士曾因抑鬱或焦慮尋求過幫助，但只有10%的中國博士反映得到相應的組織支援，明顯低於世界平均水平28%[35]。相應組織支援的豐富和完善也能成為我國博士培養質量提升的重要突破口。

博士生預期在學術界、企業界、政府或非營利組織研究方向就業可能性越高，則其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均顯著越高;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可能性越高，其學術能力顯著越弱;但博士生非科研就業取向對其可遷移能力發展沒有顯著影響。這一結果值得深思，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現有的博士生培養已經基本能滿足面向整體科研行業就業的博士生髮展需求，需要對非科研就業的博士生髮展給予適當關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為問卷所示可遷移能力多為與常規學術活動密切相關的技能，即研究密集型職業專業發展相關技能，而對學術活動不能有效培養的其他通用技能、非研究密集型職業所需技能涉及較少[36]。無論是哪類原因，我們都需要對可遷移技能進行概念澄清，結合利益相關群體觀點進行差異化解讀，另外還需要深入縱向拓展博士生職後發展研究，探究博士生，尤其是離開傳統學術研究崗位的博士生職業發展狀況如何、遇到何種挑戰，明確以往博士培養有效的經驗和不足，針對性提出改進方向。

博士生對博士學位能夠改善就業前景的積極預期能顯著提高其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對學術界科研崗位的消極認知，如崗位難獲得、待遇不理想、工作環境苛刻等，對學術能力和可遷移能力的發展沒有顯著影響;而預期3年內才能找到正式工作的博士生群體可遷移能力發展水平明顯更高。這意味著學術界科研工作的高競爭、高挑戰環境已經成為共識，雖然短時間內還沒有顯現對博士生培養的顯著影響。但當博士生對自己的學術能力和科研產出進行預判，瞭解自己需要經過3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掙扎才能在學術界獲得正式工作之後，會將精力更多轉向可遷移能力的培養。故博士生培養過程中除了需要引導學生不斷增強自身競爭力，塑造積極的職業前景期待之外，還需要指導學生全面、客觀、理性洞察勞動力市場狀況，並能夠預判自己的就業前景，平衡其對不同能力的需求。其他利益相關者也需要不斷最佳化宏觀知識勞動力市場環境，有效發揮博士生群體在知識經濟時代的良性作用，為博士生培養和發展提供正向反饋。

梁會青:北京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李佳麗:上海師範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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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稽核：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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