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從訊息人士處瞭解到，近期，特朗普政府經貿團隊透過多種渠道，頻頻主動與中方接觸，望就經貿問題與中國政府開展談判。
過去幾周，特朗普及白宮不斷對外放風，稱中方在積極尋求和美方溝通，商談貿易戰事宜。特朗普並人為“創造“了他和萬斯與北京對話的許多場景。針對這些說法，中國政府多個部門已反覆闢謠。
實際情況是，美國在透過各種渠道，主動和中方接觸。有意思的是，白宮官員也不盡完全掌握一線情況。特朗普政府的農業部長布魯克·羅林斯週日在接受CNN採訪時說：“我們每天都在和中國進行對話。”當被媒體告知中方已經明確否認這一點時，羅林斯稱：“根據我們華盛頓的團隊掌握的情況，關於各種貿易問題，各種進出口貿易商品，相關對話一直在進行。”她補充說：“與中國打交道的關鍵在於：他們需要我們的程度超過我們需要他們的程度。”
顯然，布魯克·羅林斯並不在一線，不瞭解有關情況。她的任務更多的是吹風，配合特朗普和財政部長貝森特，向外傳遞中國談判的正面資訊。
一、美方為什麼要來主動接觸中國？
美方頻頻主動接觸，是其面臨多重壓力的體現。特朗普政府激進的對華貿易政策，給美國帶來了嚴峻的經濟和政治挑戰。
1.特朗普面臨巨大的國內經濟壓力。首先，145%的高額關稅對美國經濟造成了重大沖擊。儘管特朗普曾試圖淡化影響，聲稱中方會“自行消化掉”這些關稅，但現實情況並非如此。負面效應已初步顯現。中國跨境電商平臺Temu和Shein上的部分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一些商品的進口稅甚至超過了商品本身的價格；Amazon因為計劃把進口商品中的進口費用單列（以展示關稅對價格的作用），被白宮口誅筆伐，特朗普甚至親自打電話給貝索斯投訴。市場人士看到，關稅已經導致供應鏈混亂、庫存短缺（幾周後可能就貨架空空）、物價大幅上漲，首當其衝受到最大的傷害的，當然是美國消費者。民眾怨聲載道。特朗普正在成為那個“取消聖誕節”的總統——因為聖誕節的禮物——從聖誕樹到玩具禮品，都來自中國。
消費需求萎縮也傳導到供給側，導致供需關係的負向迴圈。企業對未來的預期嚴重削弱，轉入觀望狀態，紛紛暫緩投資與招聘。經濟衰退風險大幅增加，主流共識認為美國在未來一年陷入經濟衰退的機率超過六成。在經濟前景負面，不確定性主導一切的時候，資本市場陷入持續震盪，並透過股價下跌、財富效應萎縮，進一步影響到美國民眾。針對美國經濟的“美國例外論”已被顛覆，美元地位遭到削弱。美國對其他國家的影響力和籌碼不增反減。
2.特朗普面對巨大的國內政治壓力。經濟壓力不可避免地轉化為政治壓力。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引來了政治盟友、商界精英、知識界群體的公開批評；曾是特朗普堅定支持者的億萬富翁投資者比爾·阿克曼（Bill Ackman）公開指責關稅政策是“重大政策錯誤”，警告關稅可能引發“經濟核冬”；馬斯克公開與貿易鷹派的經濟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發生口角。華爾街精英在年初時還堅定支援特朗普，但都因為4月份關稅戰導致的股災對特朗普徹底失望。至於支援特朗普的中低收入選民，他們支援特朗普是寄希望於特朗普能夠抑制通脹，結果特朗普非但沒有在平抑物價方面作出任何努力，還用激進的關稅大幅推高了價格。這一切，最終都反映在民調數字裡。特朗普的支援率在其第二任期開始後持續低迷。多個民調顯示，其執政百日的支援率僅在39%至45%之間徘徊，不僅遠低於歷任總統，更是創下了二戰以來美國總統百日支援率的新低。低迷的支援率給特朗普及其所屬的共和黨帶來了巨大的政治壓力，人們擔心共和黨在明年中期選舉遭遇慘敗（職業政客可能因此丟掉飯碗），而面臨民意反對，特朗普也可以迅速看到自己“政治授權”和影響力的萎縮。從精英到基層，從黨內到黨外，民眾的普遍失望，使得特朗普政府不得不重新評估其強硬立場。
3.無法有效組建“反華聯盟”，美國發現自己陷入孤立：特朗普政府試圖聯合盟友共同對華施壓的策略並未奏效。儘管美方打出明牌，在關稅談判中，要求其他國家限制對華貿易以換取關稅豁免，但各國的反應普遍謹慎，原因有二：一是各國與中國有著廣泛而深入的經濟聯絡，包括巴西、印度、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巴西、印尼在內的許多重要經濟體，與中國的貿易額已經超過美國，中國同樣是許多國家不可或缺的市場，以及關鍵進口商品的來源地；這種廣泛的經濟聯絡不是美國靠強權施壓就能一朝瓦解的。其次，美國這種自我利益至上，不顧規則、肆意打擊盟友和夥伴的行為，讓所有國家都學到了一個道理，對美國也要適度保持距離，要對美國“去風險化”，要謹防經貿、科技、美元被美國用作“武器化”手段反過來制裁打壓，同時不要犧牲自身利益去配合美國的單邊主義行動，不要在大國博弈裡做“二選一”。結果，連日本這樣的關鍵盟友，也計劃抵制特朗普聯手遏華貿易的計劃。在單邊談判屢屢碰壁，又無法有效組建“反華聯盟”的情況下，美國發現自己陷入了孤立。
4.特朗普本人的懊悔。特朗普本人也意識到，145%這個數字太誇張了，關稅是自己一時衝動之舉。他應當記得，去年大選時，在歡呼的選舉集會里，喊出對中國加徵的關稅也只是60%（當時也鮮有人相信這個數字會被兌現）。他坦言145%的關稅“非常高”，說“數字不知道怎麼一下就上到這麼高了”。他明確表示與中國達成協議後稅率將“大幅下降”，儘管他仍堅持“不會降至零”。自詡擅長“交易的藝術”的特朗普知道，這次“玩大了”，搞砸了。他的內心只有懊悔，不時對外流露自己對當前困境的認知。
5.中國反制的決心和努力。當然最關鍵的，是中國的堅決反制態度。如果中國就範了，主動對美國退讓了，那自然也就不會有美國主動聯絡中國這一齣了。貿易戰是一場“不帶硝煙的戰爭”，本身是慘烈的，有巨大的經濟代價。但貿易戰事關國家的原則、尊嚴、國格。中國不能再在美國的強權和霸凌面前退讓，而是做好了和美國鬥爭的準備，拿出了和美國鬥爭的決心，也有和美國鬥爭的底氣和實力。而且特朗普還有多一層心理，就是他骨子裡是一個欺軟怕硬、崇尚實力、喜歡找軟柿子捏的人。他內心對中國是忌憚的，甚至是敬重的。一個回合下來，中國不卑不亢，拒不退讓，堅決鬥爭，正驗證了他最害怕的事情：這是美國最不好對付的對手——哪怕所有國家退讓，中國也不會退讓。所以145%的關稅實在沒有必要。特朗普尋思自己還不如把注意力放在容易欺負的小夥伴身上。
他的團隊和幕僚當然不乏明事理之人。財長貝森特就非常精明，他瞬間就洞悉了特朗普的想法，開始設法給老闆做鋪墊，找臺階下。他公開向投資者承認，當前與中國的關稅僵局是“難以為繼”的，他將這個局面形容為“本質上的貿易禁運”；他認為必須在未來幾周對沖突進行“降級”，並宣稱存在這樣相關的路徑和程序。這些，現在都是特朗普願意聽的話，也是他希望有人代他講的話。
綜上，由於高額關稅帶來的巨大經濟代價、國內日益增長的政治壓力、國際上聯合盟友策略的失敗，特朗普在衝動之後更加清醒的認知，以及中國堅決有力的反制，迫使特朗普政府不得不調整姿態，主動尋求與中國對話，試圖為其不可維繫的關稅戰尋找一個體面的收場方式。
二、特朗普的“收場”策略：尋求體面退出的組合拳
基於前面分析，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發動的這場極端關稅戰已經無法持續。面對國內外重重壓力，特朗普團隊正在為這場被普遍認為已經“搞砸了”的貿易衝突尋思收場方式。我們要觀察特朗普的表態，他說145%的關稅將會“大幅下降”，但“不會降到零”，基本勾勒出了他截至目前的真實想法：在無法承受高關稅帶來的惡果後，尋求顯著降低關稅，但為了維護其一貫的強硬形象和滿足部分國內選民的期待，又不會完全取消關稅。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並儘可能地在“面子”和“裡子”上都爭取主動，特朗普政府採取了一套精心設計的組合策略：
首先，在口徑上明顯鬆動，釋放緩和訊號，試圖吸引中方主動接觸。特朗普一改此前的強硬措辭，公開表示在談判期間“不會對中國採取強硬手段”，甚至聲稱“我們會以非常友好的態度對待他們，他們也會友好相待”。這種姿態上的轉變，旨在營造一種願意談判的氛圍，將啟動談判的“球”踢給中方。
其次，不斷對外宣稱中方“主動尋求談判”，試圖營造美國佔據主導地位、中國更需要談判的氛圍和假象，以維護其在國內和國際上的“面子”。特朗普多次公開聲稱，“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正爭相向美國尋求談判”，甚至具體提到“中國已就關稅問題主動尋求談判”。然而，這些說法屢次遭到中國各有關部門的明確否認和闢謠，中方強調“中美雙方並沒有就關稅問題進行磋商或談判”。特朗普表的態，放的風，本質都是宣傳策略，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政治需求。
第三，積極管理國內民眾的預期，為最終可能的讓步進行輿論鋪墊。美國國內民眾普遍希望白宮能夠結束非理性的貿易戰、恢復中美之間正常的經貿秩序。全世界都看得出來，特朗普是“先動手”的人。瘋狂的關稅稅率是他加上去的。解鈴還須繫鈴人，如果特朗普不拿出解決問題的姿態，不朝著解決問題邁進，最終會被國內政治反噬。因此，特朗普政府當然需要展現出正在積極解決問題的姿態。基於此，特朗普“樂觀”地預測能夠“相當迅速地”與中國達成協議，白宮方面宣稱在達成潛在協議方面“進展順利”，事情“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這些言論，目的就是安撫國內市場和民眾，暗示談判有序推動，且前景樂觀，並對美方未來作出降低關稅等讓步措施作出輿論準備，爭取理解和支援，並旨在將其轉化為自己的政治勝利。
最後，白宮很可能也想利用釋放與中國談判的訊號（“煙霧彈”），作為向其他國家施壓的籌碼。特朗普經貿團隊的計劃是，在與其他國家的關稅談判中，將限制對華貿易作為換取美國關稅豁免的條件。他們可能希望透過暗示“美國有可能與中國達成協議”，誘導其他國家在與美國的談判中做出更大讓步，更快地接受美方的條件。這符合特朗普政府一貫的交易型外交策略。如果美國能在與其他國家的談判中先行取得突破，取得了更加有利的地位，也有可能掉頭調整與中國的談判策略，給中國施加更加苛刻的條款；反過來，美國可能也會用同樣的條件來誘導中國。目前，美國很可能就採用這樣的方式，同步推進多國談判。
總而言之，特朗普政府當前主動尋求與中國談判，不能被理解為真心實意想要修復關係或承認錯誤，而是在內外交困下的一種策略性調整，旨在以最小的代價、最體面的方式結束這場難以為繼的關稅戰，同時儘可能地利用談判過程服務於其更廣泛的政治和經濟目標。
三、中方的應對：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
面對美方釋放的複雜訊號和主動接觸，中方的應對，很可能將體現出原則性與靈活性的統一，既保持“戰略定力”，又展現“大國擔當”。
中方對於貿易戰的態度是一以貫之——所謂“談，大門敞開；打，奉陪到底”。這意味著，對於美方主動遞來的“橄欖枝”，中方始終會保持開放態度，歡迎透過對話談判解決分歧——畢竟，不談就無從知曉對方的態度、無法為和平溝通解決問題創造條件。這是負責任大國的一種姿態體現，同時，中美作為兩個超級大國，無論最終談的結果如何，保持溝通渠道暢通本身也是有重要意義的。一方面，對話終歸有助於減少兩邊的資訊不對稱和戰略誤判，防止衝突失控升級；另一方面，在全球層面，各個國家都希望看到中美能夠坐在一起好好談談。只要中美兩國保持對話，處在談的程序中，就能給動盪的國際社會注入一定的穩定預期，發揮所謂的“壓艙石”作用。
當然，歡迎對話也不意味著無原則地退讓。策略上看，中方應該密切關注美方的具體行動，檢驗其談判的真實意圖和誠意。正如中方所指出的，美方“一邊說要同中方達成協議，一邊不斷搞極限施壓，這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確方式，也是行不通的”——我們需要判斷美方是不是真心尋求解決方案，還是僅僅為了政治作秀，或策略性的施壓，或其他的機會主義短期考慮。其次，中國在談判中絕不可能輕易放棄自身的核心利益、原則底線、國家尊嚴，並將始終堅持維護國家利益，力求在談判中牢牢把握主動權，而不可能屈從於外部壓力。
在今天這個時點，對於外國觀察者來說，透過一次次的驗證，應當對中國做事的原則和方式有更加清楚的認識了。實際上，中國的行為一以貫之，從來都具有高度可預測性。這也是負責任大國的本色。
四、美國應該專注於解決自己的國內問題
回顧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發起的貿易戰，以及拜登時期延續並升級的對華出口管制和技術封鎖，美國對中國採取了持續的極限施壓策略。面對美方的步步緊逼，中國始終保持相當程度的剋制，沒有采取對等的極端反制措施，相反，繼續聚焦於自身的發展，尋求經濟產業升級及結構轉型，解決民生問題和發展問題。這也是為什麼七年之後，在特朗普新發起的貿易戰裡，中國能夠佔據更加從容有利的位置。
而對於美國來說，與其將矛頭對準中國，視中國為美國的最大對手和“生存威脅”——應該把注意力轉移到真正解決自身的結構性問題上，譬如：如何切實提升國內的基礎設施水平？如何制定有效的產業發展政策，提升產業的綜合競爭力？如何提高本國的大眾基礎教育（而不是最頂尖的精英教育）？如何提高勞動者的素養？如何解決本國的毒品/藥物濫用問題？（而非歸責到中國）；如何推動國內政治經濟模式改革，確保全球化帶來的收益能夠更加公平地惠及普通美國民眾，而不是僅僅讓少數美國大企業與大資本集團受益？要看到，美國作為一個整體，是從全球化中享受了巨大的好處的，按照絕對量來說，甚至遠超其他國家。美國的根本問題，是其經濟社會制度所導致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導致貧富差距和社會撕裂。美國不去專注解決本土問題，反而把國內矛盾轉移外化，將中國和全球貿易伙伴變成了替罪羊，大打貿易戰，結果不僅對解決美國自身問題毫無幫助，還讓美國與全球經濟陷入動盪，走向衰退與撕裂。對於美國而言，這也沒有任何的好處。MAGA的最大悖論在於，把“美國優先”掛在嘴上，卻帶頭幹著破壞美國的事，臨了還拉全球下水，可謂損人不利己。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有著廣闊的合作空間，也共同面臨全球性的挑戰——包括兩國大力發展的人工智慧，也面臨安全風險，應該加強合作。兩國的制度不同，完全可以相互借鑑經驗，中國可以學習美國，美國也可以學習中國。兩國應該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展開合作，共謀發展。世界足夠廣闊，完全容得下中美兩個大國的共同發展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