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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成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
✪ 江瑋 (訪) |《財經》記者
✪ 蘇琦 |《財經》編輯
中美關係當然會有機會，因為兩極化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可能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
當地時間1月20日，78歲的唐納德·特朗普將正式成為美國第47任總統，在時隔四年之後重返白宮。
特朗普創造了一個新的歷史，成為一個多世紀以來首位在競選連任失敗後又贏得第二個任期的美國總統。美國《華爾街日報》在特朗普勝選後寫道，他借力人們對生活成本和非法移民問題的焦慮獲勝，而這場勝利將改變美國的優先事項以及與世界的經濟關係。
“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決定了他更注重國內，但問題在於現在國內和國際緊密聯絡在一起。”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近日在接受《財經》專訪時表示。在2023年加入香港大學之前，李成在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工作了17年，並從2014年起出任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主任，成為首位擔任這一職務的華裔，也是該中心任職時間最長的主任。
迴歸白宮的特朗普不再是2016年第一次贏得總統大選時的那個華盛頓局外人，經過四年的執政，他比第一任期有了更多經驗。但和八年前一樣，特朗普的總統任期依然充滿不確定性，他總是不按常理出牌，他近期關於收購格陵蘭島、接管巴拿馬運河、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的言論像是未來四年戲劇性事件的徵兆。
“特朗普是一個多變的人，但有兩件事情他從來沒有變過：一是增加關稅和國內減稅，二是保守的移民政策。”李成說。在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內，美國透過《1974年貿易法》的“201條款”和“301條款”，加之《1962年貿易擴充套件法》的“232條款”，對從中國進口的產品加徵高達25%的關稅。拜登雖然批評過特朗普的關稅舉措，但他在上任後保留了這些關稅，甚至有針對性地擴大了關稅的徵收範圍和程度。
在去年競選期間，特朗普宣稱將對中國商品加徵60%的關稅。在李成看來，這是有可能的，但中美雙方將會經過一番討價還價。李成指出，在特朗普在上臺早期，中美關係會有一個機會視窗，但這究竟是短時間的機會視窗還是能持續維繫，現在還不好判斷。
而當拜登離開白宮時，他留下的是一個譭譽參半的遺產。儘管在他任內，美國經濟的增速遠超其他發達國家，創造了破紀錄的新就業崗位，但美國的通貨膨脹率一度超過8%，導致民眾生活負擔加重，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處境艱難，這成為民主黨輸掉選舉的重要原因。拜登也未能彌合美國政治和社會的撕裂，而隨著特朗普的迴歸，這種撕裂在短期內依然無解。
▍拜登遺產
《財經》：你在2023年離開華盛頓，加入香港大學。在布魯金斯學會擔任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時，你經歷了特朗普的第一個四年任期，也經歷了拜登三年多的任期。你如何看待拜登作為美國總統留下的遺產？
李成：2016年12月，我和基辛格博士、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時任主席卡拉·希爾斯在紐約一起參加我的新書釋出會。當時特朗普剛剛當選，我們談的內容與其說是我當時出版的一本關於中國政治的新書，不如說是特朗普。我在這個會上講了一個觀點：特朗普可能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之一，也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失敗的總統，但不會介於兩者之間。
特朗普剛上任的時候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就任不到三個月的時候邀請中國領導人到海湖莊園會晤，他也改善了與俄羅斯的關係。但是八九個月之後，我已經得出結論，他只是“破字當頭” ，而無“立”的能力，他將會是一位最糟糕的總統。
回到你的問題，我認為很遺憾的是，美國近期遇到了歷史上兩個最糟糕的總統，不僅是特朗普，還有拜登。拜登總統犯了很大的錯誤：從阿富汗的撤軍、俄烏戰爭、中東危機，這些都是外交上很嚴重的錯誤，尤其從阿富汗狼狽撤軍對美國形象的損害極其嚴重。歷史對俄烏戰爭可能會做出一些更公正的評價，但拜登的應對存在很多問題。
在對華政策上，拜登透過同盟國外交針對中國。從美國的角度來看，因為美國把中國視為威脅，拜登的行為可以理解，但它的後果是把中國推向俄羅斯。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1997年就說過，美國外交和戰略最糟糕的局面就是讓俄羅斯、中國和伊朗走在一起，不是因為意識形態，而是由於被美國逼迫。
拜登提出的所謂“東亞小北約”，是極其荒謬的一個概念。北約是在歐洲，不是在亞洲。將北約擴大到亞洲，把整個東亞地區帶入一個危險的境地。所以我對拜登的遺產打分是很低的。
《財經》：你如何評價拜登對中美關係的處理？
李成：在中美關係上，拜登避免了自由落體（free fall）。雖然不是對特朗普最後一年對華政策180度的改變，但是他不時地在調整政策。很遺憾，拜登有時被美國一些利益集團所綁架，比如他在2022年與中國領導人在印尼巴厘島成功會晤之後有很多積極的互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準備在2023年早些時候來中國，但隨後發生的所謂“間諜氣球”事件綁架了拜登的外交政策。
在拜登執政期間，脫鉤的形式是“小院高牆”，他從來沒說過要全面脫鉤。而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的最後一年，特朗普的鷹派團隊是要實現全面脫鉤。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不斷說要抵制中國，要求全面脫鉤，要求和中國做生意的美國企業都要註冊為中國共產黨的代理人。如果不這樣做，就不能繼續在華盛頓展開遊說。這樣問題就很嚴重了。
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美國聯邦調查局展開了“中國行動（China Initiative）”。拜登上任後取消了這個行動，保護了華裔。拜登維持了美國與中國的教育文化交流，而特朗普團隊在2018年秋一度想要停止向中國留學生髮放學生簽證。所幸最後沒有實施，但這樣的提議能夠得到白宮政治團隊的透過，讓人擔憂。拜登團隊則主張中美交流，雖然限制中國留學生學習STEM（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學科的做法也很荒謬，但至少是不準備終止教育交流。
在臺灣問題上，儘管拜登也犯了很多錯誤，但他的團隊沒有主張臺灣獨立，而特朗普團隊的很多前官員和現官員有這樣的傾向。這是特朗普團隊的問題，他本人也許會推動中美關係的發展，但他與團隊的關係微妙，這些保守、反華、反共的力量將會左右特朗普，在臺灣問題上的理性舉措會受到民主黨、共和黨主流或者其他力量的強勢阻攔。
拜登儘管出現了很多問題，但與特朗普的團隊相比，他在有些方面要好一些。說實在的，兩位總統都是該做的不做，不該做的亂做，所以我對兩個總統都不看好。但這引出了另外一個更重要的觀點：也許我們把注意力過多地給了總統。無論是拜登或者是現在的特朗普，實際上他們都是當今美國政治生態的產物，特朗普現象對美國的衝擊不是變化的原因而是結果。拜登為什麼這麼失敗，也與美國的政治體系有關。為什麼他年紀這麼大又有明顯的認知障礙還讓他再次參選，這些都值得深思。
而中美關係下滑或者甚至惡化的主要原因是結構性的矛盾。什麼是結構性矛盾？我一直在講三個方面。第一，美國自二戰以來從來沒有碰到像中國這麼強勁的對手。冷戰時期的蘇聯只是在軍事上強大，而中國的強大是全面的，從軍事、經濟到科技。中國並不是要挑戰美國或者代替美國，中國連G2（兩國集團）都不認同，更不用說代替美國了。但是美國人覺得到了一定程度，就像修昔底德陷阱所言，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這個觀點我不同意，但是這種概念影響了美國的決策者。
第二，我1985年去美國讀書，當時受到很熱情的歡迎，無論在伯克利還是在普林斯頓。這種歡迎你可以稱之為美國的戰略意圖，因為要針對蘇聯，當時冷戰並沒有結束。但總體而言，當時的美國對中國是積極友好的，美國是一個自信的、比較包容的移民國家。但現在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社會、外交出現了嚴重的問題，這些問題使它對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識形態和不同經濟模式產生恐懼。
第三，過去30年，中國的中產階級從無到有，而美國的中產階級極大萎縮。美國財長耶倫說美國的中產階級在過去30年的經濟狀況沒有改善，很多經濟學家的分析顯示的則是40年都沒有改善。我在布魯金斯學會的同事做過研究，美國男性工人的工資現在與50年前是一樣的，這解釋了為什麼這麼多人選特朗普。從表面上來講，美國經濟不錯，股票市場很強，科技也處於世界領先，但問題是看你問誰，是否能夠持續。從另一個角度看，美國不斷印鈔票，債務規模之大到要幾代人來還錢，股票的泡沫也同樣嚴重。這是為何美國的勞工階級、中產階級，包括大財團都不看好目前的狀況，他們希望有所改變。
《財經》：在拜登剛上臺的時候，當時有一些樂觀的看法，認為他會降低對中國徵收的關稅，但最後他不僅沒有取消，反而加大了關稅力度和範圍。
李成：他想，但是他做不到，因為勞工階級和中產階級反對。他看到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困境，他說外交要為中產階級服務，是正確的。但他沒能用有效和理性的經濟政策來推動。
拜登團隊在政策把握上出現很多問題。拜登和同盟國改善關係是可以理解的，但走過了頭，引起強烈反彈，他們卻歸咎於中國。美國的政策需要一個很強的團隊去執行，同時也需要有遠見的戰略家。但是很遺憾，美國外交和戰略現在缺乏這樣深刻的反思。財長耶倫是不錯的官員，但她在目前美國的政治環境中也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共和黨和民主黨看待世界的方式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即對美國喪失世界領導地位的擔憂。但是他們沒有找到理性的方法，還是秉承非黑即白的二元論。結構性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也不是一個黨派比另外一個黨派可以更好解決。而且民主黨的基礎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共和黨現在更多是代表勞工階級，這是非常有意思的現象。
《財經》：從資料來看，拜登任內美國經濟的增速是很快的，就業也非常強勁。通貨膨脹雖然一度很高，但現在也回落了。為什麼民主黨還會遭遇失敗？主要是因為通脹問題嗎？
李成：因為勞工階級、中產階級的生活並沒有改善。拜登政府並不是一個親商政府，他的內閣成員中只有商務部長雷蒙多曾經在華爾街工作過。大財團的大多數到最後也倒向特朗普，特朗普說要給企業減稅是一個很大的動力。但是總體來講他們對拜登很失望。你不能說美國經濟真的好，只是某幾個股票不錯，其他很多經濟政策是值得商榷的。美國的經濟表面上很好，但實際上問題重重，靠印鈔票、借錢，靠股票製造的泡沫，能維持多久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特朗普主義
《財經》：你認為特朗普可以算是美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總統”，他的確也經歷了2020年連任的失敗，但為什麼這樣一個“糟糕的總統”又能夠再隔四年之後捲土重來？
李成：因為特朗普是產物，不是原因。他第一次參加選舉的時候人們還不瞭解他，現在美國人已經瞭解他的行為方式、他的治國理念。我當時說他可能會成為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總統，為什麼？他是一個外來者。美國政治制度有一些很嚴重的問題，需要有個外來者大刀闊斧地做出改變。
我一度對特朗普這個外來者抱有希望，希望他可以破除美國的一些問題。但在2017年底的時候，我就失望了，因為他的行為方式和執政方式。特朗普忽視制度性建設，用推特執政，《華盛頓郵報》報道說他說謊的次數是平均一天12次。
特朗普再次當選反映出美國國內政治的很多問題。美國人選他的原因主要是出於經濟，因為拜登政府在經濟上做得並不好，中產階級生活沒有得到改善。七個搖擺州全部倒向特朗普，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經濟，中產階級和勞工階級不滿。
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對美國的政治都是失望的。選舉前一兩個月的調查顯示，超過40%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都認為，如果對方取勝，這將是美國憲政民主的結束。投票給特朗普的人，除了經濟政策，對他的很多地方是持保留態度的。
儘管特朗普取得大勝，但是他並不是一個眾望所歸的領導人。不少選他的人也擔心他的價值觀念、執政方式都與美國的民主和美國作為移民國家的特點格格不入。所以他想大幅度地改革美國的政治沒那麼容易。如果有人認為特朗普是強勢迴歸，認為他的“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運動將會成功，也許是對美國政治經濟社會的許多深層次問題缺乏認識。
現在的問題是，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和第一個任期會有什麼不同？當然有不同。第一個任期的他沒有經驗，進入第二個任期他已經有了經驗，而且更自信或者更獨斷專行。他在外交問題上發表的一些言論，比如讓加拿大成為美國的第51個州，簡直不可理喻。
特朗普是一個多變的人，但有兩件事情他從來沒有變過：一是增加關稅和國內減稅，二是保守的移民政策。很可悲的是，在他的第一個任期，美國的非法移民比現在還多。他要把1000萬-1500萬非法移民趕走，那些髒活、累活、最低廉的工作誰來做？我在華府工作的時候住在馬里蘭州，有一次半夜三點我聽見外面有聲音，是一群墨西哥移民在掃雪，只有他們願意起這麼早幹活。
《財經》：特朗普的第二個總統任期有哪些優先事項？他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李成：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和孤立主義決定了他更注重國內，但問題在於現在國內和國際緊密聯絡在一起。美國的經濟問題很難解決，而國際層面，他已經得罪同盟國。
特朗普的第一屆政府沒有打仗，這點做得不錯。第二屆任期開始時，他準備要結束戰爭。但問題在於他用的很多人並不見得和他一樣注重和平，有些人比較好戰，更不必提美國在海外有700多個軍事基地。如果發生國際地緣政治事件會改變很多事情，所以孤立主義不一定是長期的，可能是短期的。
特朗普有些政策給人帶來希望，但如果燃起的希望不能得到兌現，將造成更多的混亂。國內的混亂會讓很多人失望，國際的混亂則會造成不安定、不安全，甚至戰爭的危險。特朗普的優先事項是清楚的，他的政策走向也是很清楚的。特朗普更多是一個機會主義者，是一個意識形態和原則性都不是很強的人。
《財經》：在特朗普2016年當選後，你用“反腐敗、反精英、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民權”這“五反”來形容特朗普主義。在他的第二個總統任期，“特朗普主義”會發生新的變化嗎？
李成：我覺得會更有衝擊力，因為他變得更有權力，而且更有一種緊迫感，他要維持他的遺產。特朗普的罪名已經被陪審團確立，只是因為他成為美國總統才不對他判刑。美國兩黨政治現在日益成為你死我活的鬥爭，所以他有一種緊迫感，這將導致他在第二次執政的時候矛盾更加尖銳。
《財經》：英國《金融時報》對你的專訪文章起的標題是我們不再生活在一個自由主義時代。你之前也說過，到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的時候，拋棄新自由主義已經是美國的共識。現在的美國達成了哪個主義的共識嗎？
李成：美國作為國家而言是獲益於全球化，獲益於自由主義秩序的，這是美國自己建立的秩序。但問題在於，就收入群體而言，只有20%的人是獲利的，所以美國近年來突然“覺醒”了。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即使像耶倫這樣的理性官員都會改變對自由主義的看法。
新的理論並沒有出現，對於全球化的恐懼或者錯誤理解主導著美國。這就是我說的美國的政治環境在短時間是不會改變的。逆全球化、兩極化、泛政治化、泛安全化都是很極端的。當一個國家處在這樣一個局面當中，會產生很多的恐懼，使很多聰明的人喪失視野和理性，再加上今日美國社會“政治正確”思潮的泛濫和華府麥卡錫主義的猖獗。
有人很難理解，他們認為美國人很聰明，怎麼會這樣？他們認為美國有糾錯機制，但糾錯機制在哪裡，特朗普不還是選上了嗎？這是一個被陪審團認定有罪的總統。拜登也不見得怎麼好，他違背承諾，特赦了自己的兒子。
美國是偉大的國家，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就像中國一樣。但是環境會使很多人得到錯誤的認知。現在的美國沒有認真反思和認真研究中國的心情。
《財經》：你之前提到過美國政治和社會以非常快的速度在撕裂，到了讓人驚訝的程度。特朗普的迴歸會加劇這種撕裂嗎？
李成：哈里斯在承認敗選時發表的演講話中有話，她引用馬丁·路德·金的話說，只有在足夠黑暗時，才會看見星星，言外之意未來幾年的美國將會極其黑暗。當然這只是一方的說法，但是兩黨在價值觀念上已經沒有什麼調和餘地，撕裂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種撕裂在美國政治比較罕見，老布什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輸給了克林頓，但後來他們成了朋友。小布什和接任他的奧巴馬也是朋友。而現在美國政壇我們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例子。
兩黨的撕裂會越來越嚴重，美國的貧富差距也會越來越嚴重。種族矛盾方面，現在雖然有很多拉美裔移民支援特朗普，但是能支援多久，為什麼支援，這是值得關注的。為什麼很多美國白人這次投票很踴躍？特朗普的盟友伊隆·馬斯克說過一句話，如果這次選舉哈里斯贏了以後就再也沒有總統選舉了。美國的人口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現在白人在一些州已經是少數了。馬斯克說哈里斯會把很多非法移民突擊變成美國公民，擁有選舉權，賓夕法尼亞、弗吉尼亞、明尼蘇達和威斯康星這些搖擺州以後不會再搖擺。
很多人認為特朗普的所作所為與美國作為移民國家是格格不入的。特朗普不僅想要驅逐上千萬的非法移民，連幫助馬斯克成為美國公民的H1B簽證也受到保守勢力的極度反對。這是極其尖銳的矛盾。
關於女性的墮胎權利，以前可以由女性自己決定，但現在有的州是違法的，醫生做墮胎手術可以被判高達99年的刑期。還有同性戀婚姻的權利，如果要把這種權利奪回去，他們拼了命也要反抗。槍支管控在美國也是極其撕裂的議題，即使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中了一槍，槍支管控也沒戲。
現在美國兩黨政治不是往當中靠，而是向極端走。去年美國總統選舉中兩個副手的選擇都是往極端的方向走，特朗普選的萬斯在很多方面更加保守。有什麼可以把美國團結起來減少矛盾，找到共識？沒有。所以特朗普執政是有困難的，這就是我說的他並不是一個眾望所歸的領導人。他面臨的種種的阻力來自他的團隊，來自美國本身的政治結構，來自世界環境的變化，這都是難題。
▍中美關係
《財經》：你如何預期特朗普第二個任期的對華政策？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把中國定位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那是不是中美關係的一個轉折點？
李成：我覺得特朗普有可能在上臺早期與中國有所合作。特朗普威脅說要對中國商品徵收60%的關稅，這是有可能的，但絕非必然，要經過一番討價還價。
在國際問題上，特朗普說要結束俄烏戰爭。他一度說要在就職當天結束這場戰爭，現在說要在半年內結束。這個問題很難，但還是有可能，因為這個仗打不下去。在烏克蘭戰後經濟的修復上中國可以起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講，結束俄烏戰爭，實現中東和平和朝鮮半島的無核化都符合中國的利益，中方都可以與特朗普合作。只要特朗普政府不在關鍵議題上挑釁中國，無論是經濟，還是安全方面。
美國國內的議題也需要中國的幫助，關稅上升以後，通貨膨脹問題怎麼解決？還是要進口中國的一些產品，所以會對60%的稅率進行討價還價，同時大量銷售美國的農產品、能源給中國。
有些領域美國可能更多地開放。如果真的要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耿耿於懷的是美國的基礎設施一塌糊塗，而在基礎設施領域，沒有一個其他國家像中國這麼有經驗。
這些合作是有待於觀察的，我覺得有可能有機會視窗。但就整體而言，中美矛盾是結構性矛盾，不是一個總統能夠解決的。特朗普可能在早期會有一些舉措，或許是小的調整。長期的變化也是有可能的，但這需要10年、15年的時間。特朗普提名的國務卿盧比奧曾在幾年前說，如果我們現在不遏制中國，再過10年、15年就再也沒有機會了。中國會越來越強大，現在對中國電動汽車的恐懼和打壓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財經》：中美在科技上的緊張局勢會進一步升級嗎？
李成：當然會進一步升級，這是問題的關鍵。現在講到科技就變成國家安全，而講到國家安全就是中國，全都等同起來了，這實際上對美國是不利的。
面對不利的影響，美國可能會做出一定的調整。拜登政府曾經希望在五個領域切斷對中國的投資，人工智慧、半導體、量子計算、航天航空和製藥，最終放棄了後面兩個。特朗普究竟是會讓它們繼續得到執行還是採取更寬鬆的立場，我不知道。也許有實體清單會發生調整，特朗普可以用行政命令去改變。
我說中美關係會有機會視窗，但是在科技領域當中的競爭是不含糊的。在科技領域當中，美國仍然領先，但領先的距離越來越小了。谷歌前CEO（執行長）埃裡克·施密特說過，在半導體和人工智慧領域，美國和歐洲領先中國十年。現在他改變了說法，稱差距縮短至一兩年。這是很大的一個變化。在這一領域的競爭、矛盾、衝突，美國兩黨是完全一致的。
10年、15年以後將會不一樣，當中國真正強大到在科技上不再被美國“卡脖子”時，美國會進行政策調整。也就是丘吉爾曾經說的，美國人會做對的事情，但要等他們在試過了所有錯的事情之後。這需要時間。
《財經》：“脫鉤”是特朗普在第一個總統任期內提出來的，之後的拜登政府用了“去風險”這個詞來替代。隨著特朗普的迴歸，“脫鉤”還會再回來嗎？
李成：有些保守勢力希望全部脫鉤，但特朗普可能會有一個機會視窗，這到底是短時間的機會視窗還是能持續下去，我覺得不好判斷。大的背景並不好，我沒有看到好的理由。但並不排除特朗普在上臺早期有些互動和調整，帶來積極的一面。
《財經》：關於你離開美國的原因，你提到華裔學者一開始是正面資產，後來變成了一個負面資產。你說比大部分人更早地意識到美國對華態度在惡化。你大概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意識到這樣的變化在發生？
李成：在奧巴馬執政後期的最後幾個月。我是喜歡奧巴馬總統的，但當時美國的精英集團意識到中國的強大，開始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轉向亞洲並不一定是完全直指中國，只是意識到亞洲變得很重要。
我感到美國的政治環境發生了變化。當時我的恩師傑弗裡·貝德剛從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管的位置上退下來，他對中國的看法是非常理性的。他告訴我，風向發生了變化，要和中國接觸的力量越來越弱。當時還是有很多人來中國，但我們已經意識到情況發生了變化。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後果之一就是現在美國對中國的研究之弱。
我在《金融時報》的採訪中講到另外一個原因，就是美國的學界無論是經濟學還是政治學都遠遠脫離實際，經濟學變成數學，政治學變成統計學，這是很大的問題。這不僅影響到中國研究，也造成美國對美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美國政治和世界政治缺乏瞭解，只有幾十個人能夠看懂的文章的作者“統治”了美國經濟學和政治學最高的學府。量化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現在過度了。
《財經》：如果用一個詞來形容特朗普的第二個任期，你認為會是什麼？
李成：Chaos（混亂）。
《財經》：你看得到中美關係的希望嗎？這幾天有大量來自美國的“TikTok難民”湧入中國的社交媒體小紅書，這種交流會不會帶來改變？
李成：美國的年輕人是不一樣，但要等到10年、15年以後才會起作用，他們對中國比較瞭解，比較友好，小紅書和TikTok上也是這些人，但他們是不掌權的，不會馬上改變美國現在的政治生態。
中美關係當然會有機會，因為兩極化在特朗普執政期間可能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對中國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利的。但不利的地方在於，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可能是混亂的，混亂的資訊容易造成判斷上的混亂。
對中國而言，特朗普和拜登到底哪個好？民主黨和共和黨到底哪個好？我覺得沒有答案，都有好的地方，但也都有更大的挑戰。特朗普的重商主義、孤立主義，注重交換，沒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可能會是機會。但是不利的地方在於他有一個非常反華的團隊，他自己又不是一個有原則的人。
民主黨並不一定走極端，但他們的同盟國外交把中國逼到非常嚴峻的地步，引起強烈反彈。所以到底哪一個好？很難判斷，要就事論事，因為總體而言都是面臨挑戰。對中國是這樣，對世界也是這樣，對美國也是如此。所以我說他們是最糟糕的總統，都讓我們遇到了。這是環境造成的。美國人在2024年總統大選時經常問一個問題，一開始競選的時候為什麼又是這兩個老人？這是結構性的問題。第一次是偶然，第二次就不是偶然了，反映美國本身出了問題。
《財經》：四年之後還會是這樣的情況嗎？
李成：我不知道。一方面我覺得積重難返，但另一方面，美國可能會經歷一個重新反思的過程，雖然我目前沒有看到。很自然地，每個國家在經歷這樣的挫折以後都會有反思的過程，雖然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到來。現在學界對美國的反思反省不是很強，但是會出現的，只是需要經歷一段過程。
編輯｜渡波
本文轉自“財經”，原題為《專訪李成：特朗普上任，中美關係會有機會視窗》。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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