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有人問我還需要多少時間來完成我的專案，我毫不猶豫地說 500 年。”
—— Agnes Denes
丹尼斯的作品“Wheatfield – A Confrontation”（《麥田——對抗》）是一項為期四個月的雄心勃勃的專案，旨在強調城市和鄉村世界之間的矛盾。這在當時似乎是難以想象的，在今天更是如此。
雖然作品是臨時的，但它仍深深烙印在見證者的記憶中。《紐約時報》評論家Holland Cotter寫道：
“當時我住在曼哈頓下城，離哈德遜河和一片空曠的草地只有兩個街區之遙。(炮臺公園城現在就在那裡）。
春天的一天，我注意到一輛卡車在這裡傾倒新土，然後人們挖出長長的溝渠，播下種子。初夏，綠芽冒出，長高，變成黃褐色。到了八月中旬，兩英畝齊腰高的小麥已經成熟，可以收割了。
“堪薩斯登陸曼哈頓！如果你站在田野中央——任何人都可以——你可以看到附近聳立的雙子塔和南面的自由女神像。那個炎熱的夏天，那裡散發著純正的鄉村氣息（蟲子也是如此）。後來有一天，一臺脫粒機來收割莊稼。當時我並不在場，但當我後來路過垃圾填埋場時，我記得我感到震驚和沮喪，因為我發現麥田裡光禿禿的，麥子不見了。”
留存下來的照片非常引人注目。我們看到藝術家照料她的小麥，與華爾街的摩天大樓形成鮮明對比，自由女神像在遠處若隱若現，雙子塔在麥田搖曳的背景中。
曼哈頓的麥田
那次種植是丹尼斯受公共藝術基金委託，在一個小團隊的幫助下構思和製作的環境藝術作品。
80年代，這個名為“公共藝術基金”（Public Art Fund）的組織開始在時代廣場展示凱斯·哈林和珍妮·霍爾澤等藝術家的作品，丹尼斯也是從這裡獲得了 1 萬美元的資金資助。
最初，公共藝術基金鼓勵丹尼斯在較為安靜的皇后區種植小麥。
她拒絕了，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曼哈頓最後一塊未開發的區域——佔地 92 英畝的炮臺公園垃圾填埋場。這是一片罕見的寧靜海濱，也是島上最接近農田的地方。這塊土地不久將被開發成曼哈頓下城的炮臺公園城。
專案的位置“離華爾街只有一個街區，一個街區之外就是車水馬龍，與自由女神像隔水相望”。
對丹尼斯來說，地點問題不容商量。麥田必須安置在那裡，才能傳遞出資訊的力量。她的麥田必須靠近華爾街，位於世貿中心腳下，面向自由女神像，位於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土地上。
“我堅持了下來，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才拿到了場地”。
這對丹尼斯來說是一個悖論，在昂貴的地產上有一大片金色的麥田：在華爾街交易的商品的現實化，以及城市和維持城市的鄉村之間的界線。
丹尼斯說，“我決定在曼哈頓種下一片麥田，而不是設計另一座公共雕塑，這是出於長期以來的擔憂，也是為了喚起人們對我們錯亂的優先事項和不斷惡化的人類價值觀的關注”。
“它代表著食物、能源、商業、世界貿易和經濟。它指的是管理不善、浪費、世界飢餓和生態問題。”
雖然小麥是在 1982 年 5 月 1 日種下的，但場地的清理和建立是工程開始的第一個主要障礙。這片地區曾被用作垃圾填埋場，尤其是附近十年前建成的世貿中心的建築廢料和垃圾。
她在專案描述中寫道，“土壤裡充斥著生鏽的金屬、巨石、舊輪胎和大衣”。
丹尼斯僅在兩名助手（其中一名是為市政府工作的園丁）和當地志願者的幫助下，清理了地塊裡的石塊和垃圾，然後從城外運來數十輛卡車的泥土，鋪設在地塊上。從這裡開始挖 285 條壟溝，即種植小麥和其他農作物的典型狹長壕溝，然後播種，所有這些都是手工完成的。
播種約六週後，種子開始發芽，長成高高的麥稈，形成一種風景如畫的鄉村作物，紐約市已經有 300 年沒有出現過這種作物了。
然而，工作遠未結束。隨著小麥的生長，還需要對其進行了精心照料。這包括建立灌溉系統、除草、施肥和清除植物上真菌。在麥田生長的幾個月裡，它已成為這座城市的一部分，就連駛向哈德遜河的船隻來來往往時也會定時向麥田鳴笛致敬。
“我每天工作 16 個小時，我沒錢僱人幫忙。在’麥田’工作結束後，我不得不回家為志願者們做第二天的三明治，因為我沒錢給他們發工資”。
“收穫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
麥田的小麥於 1982 年 8 月 16 日收割，收穫的小麥超過 1000 磅。隨後在名為 “消除世界飢餓國際藝術展”[International Art Show for the end of World Hunger (1987–1990)]的展覽中運往全球 28 個城市，為人們提供種植種子。乾草則提供給曼哈頓的騎警餵馬。
麥田不僅僅是一種姿態或表演，在結束時，麥田實現了它的理論，積極地從字面上和隱喻上提供養料。
對丹尼斯來說， “收穫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感覺。這讓我們所有人都感覺非常好”。雖然華爾街最初並不歡迎這個專案，但正如一部電影中的名言，如果你建造了它，他們就會來。
“所有寫字樓裡的人都來拜訪我們，他們祈求下一場雨，這裡成了他們的田地。這正是我想要的，這種參與感和由此產生的感覺”。
在一塊當時價值 45 億美元的土地上，種植了價值 158 美元的穀物。
在雙子塔的陰影下，琥珀色的穀物波紋盪漾開來，這些照片令人魂牽夢縈——如今這些照片已成為輓歌——這很容易讓人從這個專案中讀出一些預言，一些對即將到來的暴力的超自然感知。
當然，事實上，丹尼斯並不需要真正看到未來，就能讓她的作品充滿這種不祥的預感。她只需要像少數人那樣，理解人類世破壞的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1944-1945 年布達佩斯（她的出生地）遭到轟炸，丹尼斯在孩提時代就目睹了大規模的破壞。她的家人逃離布達佩斯，前往斯德哥爾摩，然後於 1954 年來到美國，在那裡，他們遭遇了冷戰時期的偏執、軍備競賽和貪婪的消費主義，即使沒有核彈的幫助，這些也會摧毀地球。
活著的時間膠囊
1982 年 8 月，丹尼斯接受採訪時被問道“收割麥子的時候會不會有點不捨？”丹尼斯證實了這一點：“是的。我在那裡住了大約四個月”。隨後，她轉而從事更持久的大地藝術專案，這並不令人意外。
丹尼斯在 1983 年繪製了一座由小針葉樹組成的小山，最終促成了 1992-96 年的《樹山–活著的時間膠囊》（Tree Mountain-A Living Time Capsule），這是世界上第一座人造原始森林。
為了完成這件作品，丹尼斯邀請了一萬一千名志願者在芬蘭的 Ylöjärvi 種植了同等數量的樹木，形成了一個向上的螺旋，逐漸向山頂延伸。1996 年竣工時，芬蘭總統為其舉行了落成典禮，在未來的四百年裡，這裡將受到法律保護，禁止砍伐森林。
“有一次，有人問我還需要多少時間來完成我的專案，我毫不猶豫地說 500 年。我仔細想了想：這個答案太傻了，500 年根本不夠。而且活那麼久也會很無聊。所以我們在很多方面都是有限的，我想，也許我的藝術就是要克服我們的侷限性。克服作為一個人、一個哲學家、一個創造者的侷限性，克服生命年限的侷限性。”
所以在每件作品完成之後，她都會埋下一個時間膠囊，以便與未來交流。
“麥田”從未完全消失
曇花一現的“麥田”從未完全消失。
2009 年在倫敦哈克尼和 2015 年在米蘭分別種植了一個版本。今年夏天，巴塞爾藝術展又出現另一個版本的“麥田”。正如其名稱 “Honouring Wheatfield: a Confrontation”所暗示的那樣，在這種被淨化的背景下，它與其說是一種激進行為，不如說是藝術史的提醒。
“她的作品的藝術價值在於它所創造的對話”，負責此次委託的策展人 Samuel Leuenberger 說。“有些圖片勝過一萬字，而艾格尼絲的麥田就是一個標誌性的版本”。
與此同時，在蒙大拿州的波茲曼，丹尼斯在非營利空間 Tinworks 組織了一個更加關注社群的專案。該專案名為“Wheatfield: an Inspiration”，除了種植農作物，這位藝術家還邀請波茲曼的整個社群參與進來，在小鎮周圍任何可用的休耕地、前院、後院或花盆裡自由播撒種子。丹尼斯說：“我希望人們相信自己”，她相信人類有可能改善自己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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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將丹尼斯與羅伯特·史密森相提並論。有些人說她是他的“真正繼承人”。但史密森相信的是熵的必然性，而不是環保主義。在他看來，“理想主義生態學家”與 “唯利是圖的礦工”“無可救藥地走在同一條路上”。
但丹尼斯希望熵可以減緩。當她接受委託時，她經常使用法律合同來要求個人和政府遵守她的條件（如樹山要被保護四個世紀的限制性條款），暗示著我們人類確實有能力拯救自己和地球。
策展人們認為丹尼斯是先知，因為她能夠看到氣候問題的泥潭。然而，丹尼斯並沒有預言未來——沒有人能夠預言未來。科學家們甚至無法就未來 50 年內氣候究竟會如何變化達成一致。
丹尼斯只是指出了人類的基本傾向，如競爭、貪婪和短視，這些傾向導致我們陷入了當代的氣候危機。她曾寫道“我們生存的悖論：團結中的疏離、專業化中的統一、群體心態中的自由幻想、資訊過載中的無知、忽視中的貪婪、無效中的自我膨脹。這相當於同時進入冰河時期和溫室效應的熱浪時期。”
丹尼斯的作品讓人想起 Joni Mitchell 50 年前的一些永不過時的歌詞：
“They paved paradise and put up a parking lot.”
“They took all the trees, put ‘em in a tree museum.”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til it’s g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