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張冠馳 羅雨翔
隨著大城市生活的成本和壓力增加，“逃離”從曾經的一種網路調侃逐漸變成了現在一種更為普遍的社會心理狀態。然而，決定逃離城市的喧囂簡單，但在新的天地落地生根、充分構建與實現自我價值又談何容易。
在大洋彼岸，美國就是一個已經完成了“全面逃離”的社會。雖然電影中的美國大多還是那些耳熟能詳繁華熱鬧的大城市：紐約的鋼筋森林、芝加哥的摩登風貌、舊金山的陡峭街道和纜車……但是，真實的美國並非如此。對於許多初到美國的華人——尤其是到大學讀書、從事研究工作的中國人，他們所在的地方是美國的郊區（suburb），那是美國人在20世紀後半葉“逃離”了大城市的繁華與熱鬧後所建起來的天地。
美國超過半數的人口（55%）住在郊區。郊區並不只是對城市厭倦的人一時興起選擇短暫棲息的地方，而是現在很多人出生長大、成家立業和安老送終的地方，有著其自身完整的一套文化意義和社會規則。美國郊區因為無處不在所以並不起眼，但它卻是今天這個國家經濟和政治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份子。瞭解美國郊區，即是反思權力是如何重塑空間與社會，以及個體以及他們所在的集體是如何充分體現、使用並塑造這種權力。
個人主義天地背後的大政府起源
美國是一個全面郊區化的國家，郊區也正是“美國夢”的象徵。寬敞的大別墅，潔白的柵欄，精緻的院子和節日彩燈；出行依賴私人汽車，購物以巨大的連鎖超市為主；郊區沒有城市街巷的市井“煙火氣”，卻到處散發著物質富足的氣息。同時，這裡也是美式個人主義（individualism）的縮影：私有產權制度塑造了“各家自掃門前雪”的社會規則，而優美的環境與寬廣的空間得以維持，則依賴於高人均資源的消耗水平。
然而，雖然美國郊區是個人主義和私人財富的象徵，但它的形成卻並不完全是個體意志和偏好的結果。其淵源甚至可以追溯到美國現代歷史中最“大政府”的時代，是公共投資和社會變遷結合的產物。
美國首個郊區住宅專案，位於紐約長島的Levittown。https://www.untappedcities.com/the-controversial-history-of-levittown-americas-first-suburb/
20世紀50、60年代，在經歷過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迎來了一段經濟騰飛期。新技術將汽車製造業和汽車文化推向了高峰；人口增長“嬰兒潮”帶動了各類商品的剛性需求；電視機的普及以及廣告文化讓消費主義擴散到了每家每戶。隨著經濟的發展，美國社會也在改變，黑人族裔居民為了更好的工作與教育機會從南方向北方和西部遷徙，造成了原本在大城市裡居住的白人中產群體尋求新的居住選擇。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的投資和政策也在更大尺度上塑造了美國各地的空間和社會形態，並促成了郊區的形成。
聯邦政府投資之一是高速公路建設。1956年，當時的總統艾森豪簽署了《國家州際與國防公路法》，用250億美元（相當於現在的2150億美元）在未來的十年內建設美國的“國道”即洲際公路（interstate）系統。整個系統內的道路總長高達6.6萬公里，建造的資金來源主要是燃油稅。龐大的公路系統縮短了城市與周邊地區的通勤時間，使居住在郊區、工作在城市成為可能，並且推動了一系列汽車主導、沿著高速路發展的商業模式，包括購物中心、快餐店等。這種遠離市中心但依舊方便的居住和消費模式既是郊區生活的核心。
美國聯邦政府投資之二則是住宅貸款。聯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簡稱FHA）用政府財政為住房按揭“兜底”，使得10%-20%的首付、20年還款期、超低利率變得可能，這大大降低了普通人貸款買房的門檻。二戰後，老兵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簡稱VA）推行了相似的政策，並支援零首付，幫眾多從戰場上返回的老兵解決了住房問題。1950年時，全美51%的住房按揭受惠於FHA和VA；到了1972年，約1100萬戶家庭透過FHA的政策置業。這些政策直接造成了美國史上最大的住房建設潮，大批開發商紛紛在城市外圍價格低廉的地段圈地，運用標準化的設計迅速、高速地建設住宅。
可以說，大規模郊區的住宅建設滿足了美國人獨門獨戶的住宅夢，成為美國夢的最關鍵部分之一。但郊區並非只是大都市的附屬地。當人們大規模前往郊區定居，美國傳統的地方自治也在郊區悄然落地生根，並在短時間內形成一套基於財產權的、旨在實現在地控制（local control）的法律機制。
“內迴圈”主導的郊區財產、法律與治理邏輯
郊區的大房大院不僅象徵著經濟上富足，更意味著參與地方治理的資格。如果你曾在美國郊區定居，可能對這些議題並不陌生：在各式各樣的公共會議上，人們反覆爭論本地政府的公共開銷、房地產稅率、學區的安排。這一系列治理問題的核心即為居民在郊區擁有的房產。維持財產價值，並藉此保持居民在文化和階級上的同質性，是美國郊區法律制度的核心目標。
在以“無代表則無稅”（"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為立國綱領的美國，地方治理的首要問題自然是財政稅收。在地方政府的所有收入中，財產稅佔據了絕對的多數——財產稅雖然重要，但大部分美國人希望少交稅。然而，降低財產稅也就意味著可用於公共服務的開支減少。如何在稅率與公共服務中尋求平衡？答案之一是將服務透過合同的方式外包給更有效率的供應商。1954年，位於加利福尼亞州洛杉磯市以南郊區的萊克伍德（Lakewood）社群的居民們計劃成立將政府開支壓縮到極致的城市，只僱傭一個城市經理（city manager）、一個律師、一個秘書。但是加州法律要求設立新的城市必須需要滿足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要求，這顯然超出了三人市政府的能力範圍。當地居民別出心裁，將水電消防道路等公共服務全部外包給洛杉磯縣（Los Angeles County）。這套徹底外包公共服務的方案即萊克伍德方案（Lakewood Plan），被政治學家加里·米勒（Gary Miller）將視為“透過合同的城市“（city by contract）的起源。萊克伍德方案日後在全國廣泛流傳，為郊區居民尋求決策和財政上的獨立提供了可複製的模板。
二十多年後的1978年，在郊區住戶的強力推動下，加州通過了著名的13號憲法修正案（Proposition 13）。13號修正案規定各地方政府的年財產稅率最高為不動產價值的1%，且財產估值每年上漲不得超過2%。只有在不動產轉讓之後，上述的估值限制才能解除。13號修正案在相當長時間內消除了加州郊區住戶對財產稅的擔憂。地理學家邁克·戴維斯（Mike Davis）認為跨越四分之一世紀的郊區中產對維護財產價值的執著，構成了連線1950年代的萊克伍德方案和1970年代的13號修正案之間的隱秘邏輯。
對於另一些郊區居民來說，維持財產價值並不一定要“最小政府”，但必須能夠確保本地資源的排他化使用。財產的徵稅只有在其收益完全被用於當地居民的時候才是正當的。政府和法律應當充當社群的看門人，將納稅能力較差或者寬泛上的“格格不入”的群體排除在社群之外。
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過於在階級流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地位的“學區”。美國全國有超過15000個k-12（從幼兒園至高三）公立學校的學區，課程設定、聘請教職員等都由學區的教育委員會完全掌控。學區有獨立的財政權和徵稅權，在總體上高度依賴財產稅。在2018-2019年度，全國範圍內的各個學區在公立教育中投入的經費高達7710億美元，其中約36%完全透過地方政府徵集的財產稅支付。在一些州比如馬賽諸塞州，地方財產稅佔公立學校收入的比例至今仍在50%以上。可以說，在缺乏州內教育經費平衡的各州，地方政府對公立學校的投入跟其財稅收入高度相關。
以財產稅支付公立教育，自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對校區的管理也是美國傳統上地方民主參與和參與地方事務管理的重要環節。當本地公共教育的人群範圍與本地住戶基本重合的時候，作為受益者和納稅者的居民可以更合理負責地決定政府的稅率和教育支出。但是，校區和財產稅高度繫結，也意味著財產價值、公共服務和社會階級在郊區內的交叉強化。高質量的校區和教育資源幫助維持郊區的財產價值、吸引中產階級前來定居。較高的財產價值又可以產生可觀的財產稅，用來支援對校區持續資金投入。在二十世紀的大多數時候，郊區對學區和稅收的控制創造並維持了城市與郊區間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平等。現如今，城市公立學校每個學生的教育經費比郊區學生平均每年要低2100美元。在郊區的人口多樣化的今天，不同郊區間的財政和教育鴻溝也越發擴大。
可以說，取之於本地用之於本地的財產稅，限定於轄區內地方公共服務，強化郊區身份和社會等級的社會再生產製度，這三種機制共同組成了一套美國特色的空間“內迴圈”。
今天的郊區不再是白人中產的“睡城”
在高度自治的制度環境下，郊區在很長時間以來都是一種非常排他的社群。最初二戰後，郊區作為一種新的空間和社會形態，主要是白人中產逃離城市後的聚集地。前文所述的FHA住宅貸款政策更是經歷了臭名昭著的種族歧視時期，其拒絕為黑人等少數族裔提供平等的貸款機會的舉措加劇了族裔間在空間上的隔離。
今天，隨著社會的變遷和政策的改變，美國的郊區化變得更為全面。這在人口構成上——尤其是種族多樣性上——有著明顯的體現。1990年時，郊區人口中20%為有色人種；這個比例在2020年時攀升至了45%。大型郊區裡的白人比例（55%）甚至略卻小於全國範圍內的平均水平（58%）。在亞特蘭大、奧蘭多、達拉斯、聖安東尼奧和聖地亞哥的郊區，有色人種更是過了半數。如今，美國幾乎所有主要族裔都是郊區人口高於城市或農村人口：就連曾經主要是聚集在城市中的黑人，也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轉變成了主要聚集在郊區（黑人中1990年住在郊區的人口比例為37%，2020年攀升至54%）。現在，許多華人移民也已在郊區置地；尤其是在重視教育的文化影響下，前文所述的高質量郊區學區對華人以及其他亞裔移民很具吸引力。
大量、多元的美國人往郊區遷移，與之相伴的是郊區的經濟結構也在持續變化。郊區不再是刻板印象中的“富人區”，在2000至2016年間，郊區內貧困人口增長了51%（城市內貧困人口只增長了31%；農村只增長了23%）。除了城市人口遷往郊區以外，許多新晉外國移民也將落腳地選在郊區而不是城市，這為美國郊區帶來了更多的文化和種族多樣性。
如今，郊區不再是遠離人間煙火的世外桃源，而成為真實的美國的寫照。人們不僅僅是在郊區的小別墅裡住著、白天前往市區上班；郊區也已成為很多美國人工作和生活的重心本身。在許多通勤鐵路車站周圍，公共交通導向型開發（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日漸興起。這些地產專案往曾經低密度的郊區注入一些中型公寓，並配有以往市中心才有的沿街商業和便民設施。
舉個例子：紐約市東邊的郊區長島（LongIsland）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戰後集中開發的郊區，一直是豪宅和小別墅聚集的寬闊之地。自2015年起，其負責經濟發展的政府部門積極地推動一系列沿著交通樞紐的規劃專案，促成了55萬平米的地產開發專案，包括1600戶住宅（其中有300戶為經濟型住房），以及中大型的商業、辦公和工業專案。許多製藥廠、軍工廠、能源企業以及白領行業也選擇在長島開設公司。事實上，在整個美國，企業在郊區而不是在城市落腳已經成為了新的趨勢；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後遠端辦公、大量人口遷往郊區的情況下，品牌為了更貼近客戶選在郊區開店，公司為了節省租金也在郊區設定網點，甚至連曾經都市年輕白領的代名詞——聯合辦公（coworking）——也在郊區興起。在新的經濟趨勢下，郊區的空間結構不再純粹，社會和經濟形態也不再單一。
真正的選舉“搖擺州”
當郊區的人口越來越多也更加多元化，郊區居民怎麼看、怎麼想、怎麼投票，就不再只是一個地方治理的問題，而是事關誰能夠問鼎白宮和國會的全國問題。與紅色的農村海洋和藍色的城市島嶼不同，郊區在全國選舉中的顏色是曖昧不清的。與2016年的總統競選相比，在2020年選舉中，郊區投給民主黨候選人拜登的票數上升了足有4%。相比之下，城市的民主黨票數只是略有上升，而農村地區則更是進一步往共和黨的方向移動。城市與農村地區分別作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基本盤”，各自延續了2016年以來的投票軌道向政治光譜的兩端持續極化，而搖擺不定的郊區，則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擁王者”。
在二戰後就逐漸形成獨特的政治身份，並以此為基礎打造了一整套地方法律環境的郊區居民，為什麼在聯邦選舉中左右搖擺？這就要從美國選舉政治在全國和地方上的區別開始說起。
美國的聯邦制度設計中包括了聯邦政府和州/地方政府在功能上的分野。總體來說，聯邦政府負責軍事外交貿易和其他國家層面的政策法律，州和地方政府的職能則跟居民的日常生活、生活起居、醫療教育息息相關。雖然上述的分界在羅斯福新政之後的近半個世紀中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表現為聯邦規制機構甚至總統令全方位介入企業活動和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不同層級的選舉依然與不同議題所涉及的地理規模（scale）緊密關聯。傾向維持財產價值的郊區居民，並不一定會在聯邦選舉中表現出特定的傾向。如何把在地方問題上取向明確、但在聯邦選舉中搖擺不定的郊區選民爭取過來，成了紅藍兩黨選舉策略的核心問題之一。在歷史上，美國兩黨都曾成功打造有效的選舉平臺和政治話語贏得郊區的選民。1969年，共和黨採納了競選參謀凱文·菲利普斯（KevinPhillips）的“南方戰略”，將目光投向廣闊的南方和西南部的“陽光地帶”，從這些傳統上南方民主黨的票倉從中尋找可以爭取的“沉默的大多數”。後來，尼克松打著“法律與秩序”的旗號，利用了民權運動後白人中產對少數族裔政治力量的恐懼，將大量南方的郊區選票納入共和黨的囊中。在1980年代裡根的兩個任期內，共和黨進一步鞏固了郊區的優勢，兩黨在郊區的選票差距從1960年代的3%一路上升到80年代裡根執政末期的8%。終於，坐不住了的民主黨也開展了他們自己的郊區戰略。在1996年的總統競選中，克林頓以強調醫保和教育的適中福利政策和提倡家庭價值的保守文化政策，獲取了大量郊區選民、尤其是來自“足球媽媽”（soccermom）的選票。自此之後的二十年間，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在郊區穩步推進，逐漸縮小與共和黨的差距。
不難發現，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郊區戰略，都是在尋找郊區選民的“痛點”，進而傳遞能與選民共鳴的資訊。比如在2024年的選舉中，共和黨的口號強調新冠疫情後飆升的犯罪率和大批前來美國的非法移民，或許可以被視為某種“法律與秩序”的翻版。與之相對，民主黨用墮胎權吸引郊區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中產與女性選民，試圖復刻2022年中期選舉的勝利。
除去有效的資訊傳遞，郊區人口的結構性變化也在深刻影響選舉政治的未來。根據彭博社CityLab的研究，郊區的投票傾向與人口密度的相關性越來越高。在2020年選舉中，兩黨支援率的曲線交叉在每平方公里270-300人左右（相當於紐約市人口密度的1/35）。當人口密度高於這個數字的時候，該地大機率是民主黨的票倉，反之則是共和黨的票倉。
誰贏得了郊區，就贏得了美國。面對在郊區選民現實的利益需求這個相對穩定的錨點，兩黨都需要在變動的意識形態和競選策略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點。隨著前文提到的郊區在種族和經濟上的多元化，尤其是在少數族裔顯著增加甚至佔據多數的郊區，地方選民的投票行為變得更加複雜。誰能在未來的若干選舉週期中主宰郊區，任何結論恐怕都為時過早。
討論
在人口第一次大規模離開大都市的大半個世紀後，如今的美國人可謂對郊區愛恨交加。對於城市居民而言，郊區不僅是另一種生活方式，更是對一個區域內財稅資源的“虹吸”——郊區居民通勤進城工作和享受，卻把稅收和教育資源留在了郊區，將破敗與不安全扔給不願或不能離開城市的人。對於郊區的居民來說，郊區是個人主義的天堂，是控制自己生活的小環境的最佳場所。建國時傑斐遜等人對權力高度分散化的共和國的設想，在兩百餘年後透過上萬個分散於全國的城鎮實現。
但不可否認的是，郊區在當代美國社會的影響力，已經遠遠超過了單純的地理和物理空間範疇。地方控制（local control）、文化光譜以及政治影響力使得美國的郊區有著充足的主觀能動性，絕不只是依附於城市的次要轄區，而是可以主宰自我甚至影響全國的要地。本屬於私權範圍的財產所有權，深刻左右著社會流動、不平等的再生產以及整個國家未來的政治走向。這或許不僅僅是一個巧合，而或多或少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當美國人在二戰後出走郊區尋找避稅天堂、將服務外包給供應商的時候，我們已然可以看到日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萌芽。以市場的理念和手段打造最小政府的方案，甚至和2024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後馬斯克最近提議建立的政府效率部（DOGE）不謀而合。但另一方面，變化的郊區也展現出驚人的適應能力。那些曾經屬於城市或郊區的標籤開始動搖，他們的邊界正在變得模糊不清。
對於千禧一代和Z世代的美國人來說，祖輩開墾、父母耕耘的郊區還有多大的吸引力？世代文化的變遷，新冠疫情遠端工作的衝擊，和越發遙不可及的房價，又將怎麼改變人們的居住場所，從而影響政治經濟在空間上的平衡？不管人口如何流動，文化如何更迭，美國郊區都有著一套完整的、基於自治基因的制度框架——人們透過房產、稅收、公共服務、經濟建設、選舉政治等制度塑造自己的家園；這套框架使得郊區很難被兼併和消磨，而是持續地富有生命力。在城市和農村間廣袤的看似無事發生的“中間地帶”，隱藏著理解美國過去和未來的鑰匙。
（本文註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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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本期微信編輯：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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