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時尚從不迴避思想。”——創刊主編瑪麗·路易斯·布斯（Mary Louise Booth）在1867年寫下這句話時，或許並未料到，它會成為《時尚芭莎》此後一個半世紀的精神綱領。
在大多數人對時尚的認知仍停留在流光溢彩的衣裳、無懈可擊的妝容，或者遙不可及的奢侈品廣告時，《時尚芭莎》早已將目光投向更遼闊的領域：文學、哲學抑或社會觀察——任何能撫慰心靈或者愉悅眼睛的事物，都可以成為時尚。那麼思想自然也不例外。
150年間，艾略特曾在它的頁面上探討工業時代的女性命運；伍爾夫的意識流也可化作時裝大片的超現實敘事；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以76歲的高齡登上封面，用她冷峻的目光審視浮華世界……《時尚芭莎》用一頁頁紙張證明，時尚不僅是外在的裝點，更是內在思想的映象。
《時尚芭莎》的文學基因始於瑪麗·路易斯·布斯。這位BAZAAR歷史上的首任主編，其實本身就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作家和翻譯家。從18歲起，她便為各類報刊撰寫故事或翻譯稿件。1859年，她研究、編寫的《紐約城市史》（History of the City of New York）第一版出版，廣受歡迎，並且被視為極其珍貴的資料。可以說，由布斯接管《時尚芭莎》，就像是在時裝的褶皺裡，種下了一朵文學的玫瑰。
瑪麗·路易斯·布斯
要知道，在維多利亞時代的紐約，時尚雜誌不過是“夫人小姐們的布料目錄”。但《時尚芭莎》的創刊號裡，緊鄰束腰廣告的是查爾斯·亨利·韋伯（Charles Henry Webb）短小精悍的詩作《To Lillie》；蕾絲花邊的插畫旁，雜誌用極大的篇幅刊登了加拿大作家詹姆斯·德·米勒（James De Mille）所創作的一部名為《Cord and Creese》的冒險懸疑小說連載。
如果說上述這些名字，於大多數人而言太過陌生，那你一定聽過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大名。這位與狄更斯、勃朗特姐妹齊名的作家極其擅於人物描寫，文章也頗具藝術感染力，常有發人深省的語句。
喬治·艾略特
從19世紀70年代起，《時尚芭莎》就多番節選她的小說《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片段或者名句，在某種程度上，這部視野開闊、思想深沉的作品衝擊了彼時社會對於性別的不同期待與規訓，而BAZAAR對它的青睞無異於率先點亮了女性主義的燈塔。也許很難想象這些內容會出現在一本時尚刊物上。但正如布斯所堅持的那樣，一件襯裙的剪裁，難道不該和一首十四行詩同樣精密？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1870年初版扉頁
於是，這一時期的《時尚芭莎》宛如一座流動的紙上沙龍。無論是作家出身的主編，抑或是與文學家們的合作，都像是一場時尚與思想的共謀。在這場共謀下，時尚與哲學、社會學得以交叉對話、批判共處，打破了當時時尚媒體只聚焦“時裝”的侷限，而BAZAAR也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罕見的、兼具美學與深度的陣地。
如果說19世紀的《時尚芭莎》是思想的播種者，那麼20世紀的它則更像一場文學化革命的導演。傳奇主編卡梅爾·斯諾（Carmel Snow）以一句“衣著精緻，思想亦需精緻”（Well-dressed women with well-dressed minds.）為旗幟，將這本時尚雜誌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度。
斯諾在工作中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20世紀20年代經濟走向繁榮，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筆下所描述的“爵士時代”到來，一種全新的自由佔據了大眾的想象力，女人們紛紛剪短髮，隨著即興的節奏翩翩起舞——幾乎每個人都擺脫了禁酒令的束縛。這一時期，《時尚芭莎》一方面致力於刊登當時最具特色的文學作品，其中包括菲茨傑拉德和他的妻子澤爾達所共同撰寫的文章《公園大道變遷之美》，敏銳地捕捉到了關於移民與階級的動態，至今仍能引起共鳴。
另一方面，BAZAAR也大膽地邀請作家撰寫專欄——1930年至1939年間，頗具盛名的女性主義者，同時也是意識流敘事的開創者，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lf）受邀為《時尚芭莎》撰寫了《在鏡中》《狩獵會》等四篇短篇小說，分別收錄在這些年間的刊物中。
弗吉尼亞·伍爾夫
文章內容覆蓋暴力與腐敗，人類與非人類世界等等不同領域，聚焦社會道德、倫理問題，以及對人性的深入探討。鋒利的文字與柔軟的時裝相映成趣，而這種時尚與文學的並置，不僅沒有影響伍爾夫本人作為高雅知識分子的創作風格，還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雜誌與現代主義的聯結與互惠關係。
1938年3月刊，收錄伍爾夫撰寫的短篇《狩獵會》
同一時期，斯諾更是以《了不起的蓋茨比》為靈感，策劃了一系列插畫封面。稜角分明的幾何對稱美學，流蘇、羽毛、亮片及串珠等戲劇化的元素，都是那個年代下浮華而頹靡的“美國夢”的最佳表達。
這些視覺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2013年電影版中的服裝設計。可以說，這不僅是對菲茨傑拉德筆下爵士時代的復刻，更是對消費主義幻象的尖銳詰問。人們在觀賞“美”的同時，也會開始思考其背後的現實意義。
電影《了不起的蓋茨比》，2023年
進入21世紀，《時尚芭莎》的文學實驗越發大膽。它開始嘗試將藝術家塑造為時尚符號，視覺敘事也走向更深層的探索。BAZAAR讓時尚與文學真正開始“對話”，共同梳理起文明肌理中那些未被熨平的思考褶皺。
幾年前，76歲的美國歌手、詩人帕蒂·史密斯披散著一頭銀髮，登上了《時尚芭莎》的封面。這位深受法國象徵主義詩人蘭波，以及金斯伯格等文人影響的女性創作者，在音樂和詩歌的領域有著同樣卓越的貢獻。
而當她的臉龐出現在封面時，那些皺紋似乎也成為了頗具質感的刺繡。半個世紀以來，BAZAAR試圖證明，最偉大的衣著從來不是包裹身體的布料，而是承載思想的容器。當作家們站在聚光燈下，他們穿著的其實是整個時代的潛意識——那些無法被潮流衝散的、堅硬的精神核心。
在全球文化視野逐漸拓寬的今天，東方美學亦成為炙手可熱的話題。而中國版《時尚芭莎》在進入21世紀後，更是於東方語境下做出了文學跨界的全新嘗試，成為了東西方美學交流的有力媒介。無論是從“江河湖海”的主題出發，以參差縱橫、哺育華夏文明的水系為載體，獻上獨屬於國人的文明畫卷。
或是以東南西北為線、青赤白黑為引，邀請受傳統文化與工藝滋養的設計師，結合非遺工藝將傳統與現代巧妙相連；再或者與中國民族博物館、敦煌研究院合作，從56個民族的特色服飾或敦煌壁畫中的飛天汲取靈感，拍攝“東方美學”系列……時尚在此刻成為了傳統文化的當代譯註。
今年初，《時尚芭莎》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文學沙龍。地點選在了貝爾蒙德酒店的奧斯卡·王爾德廳。布克獎入圍作家黛西·約翰遜（Daisy Johnson）朗讀了故事集《旅館》，並且分享了自己創作背後的故事。
在這裡，每位賓客都在進行著精神的量體裁衣。當這場沙龍落幕，它們便附著在每個讀者的靈魂深處，等待某個靈光乍現的夜晚——突然被想起，被披上，被穿著走過城市荒原。
縱觀《時尚芭莎》150年的文學之路，並非一場簡單的“跨界營銷”。它的本質，是一場關於表達權的爭奪。
從創刊之初打破審美霸權，賦予時尚敘事的深度，讓時尚不再是被動的“被觀賞”，而是主動的“被思考”；
到女性敘事的進化——喬治·艾略特、弗吉尼亞·伍爾夫、帕蒂·史密斯……BAZAAR透過文學不斷審視並構築女性角色身份的複雜性——當世人還在爭論“女性該是什麼模樣”，它早已用長達一個半世紀的風格演進、審美價值與先鋒精神證明，所謂的BAZAAR女性，可以是繆斯，也可以是造物主；
再到新世紀伊始，不斷對文化進行轉譯與重塑，古典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在時尚的演繹下，都獲得了跨越時空的生命力。
在歷史的浮光掠影中，《時尚芭莎》總是在不斷證明，真正的時尚從不依賴新衣，而在於如何講述人類文明與時代的故事。而每一次與文學的邂逅，都是對“風格即人格”這一理念最生動的詮釋。正因此，《時尚芭莎》在150餘年中，才始終站在時代前沿，成為記錄與引領人文精神變遷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