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推出的“對等關稅”政策，違背了經濟學基本常識，其存在的三大悖論將使美國經濟競爭力、國民福利和市場預期遭到破壞，在損害世界各方的情況下，最終將反噬美國自身
文｜袁雲峰 賈康
近期，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以“對等關稅”為武器重啟貿易戰，致使全球資本市場在三天內蒸發了2.8萬億美元市值。這一做法被美聯儲前主席耶倫稱為“美國經濟史上最蠢的自殘式爆頭”，其不僅撕裂了全球產業鏈，更引發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美國前財長薩默斯等重量級學者的聯合聲討。
為什麼這一以“美國優先”為噱頭的經濟新政，引起了美國政界和學界大咖們的公開批評？從目前來看，特朗普上臺後出臺的一系列政策，在本質上嚴重違背了主流經濟學的基本常識，在理論上存在著三大悖論：逆全球化摧毀美國競爭力的底層邏輯、高關稅陷阱損壞國民福利的分配機制，以及政策模糊性對市場信心的系統性破壞。在矛盾交織之下，美國正從全球經濟規則的制定者淪為規則的破壞者，而其代價最終將由全體國民以及世界各方承擔。
悖論一：逆全球化導致美國“經濟自殘”
特朗普的逆全球化戰略試圖透過關稅壁壘和製造業迴流重塑美國經濟霸權，卻忽視了現代產業分工的深層規律。正如耶倫所指出的：“切斷全球供應鏈就像給自家工廠斷電，最終受損的只有自己。”
全球供應鏈重構的代價：企業成本飆升與競爭力塌方。特朗普的關稅戰直接衝擊全球供應鏈，進一步影響企業的生產成本。投行Needham分析師勞拉·馬丁指出，若蘋果公司將10%的供應鏈從亞洲遷回美國，iPhone售價將飆升至3500美元（約合2.5萬元人民幣），這一成本轉嫁將直接削弱美國科技巨頭的競爭力。更為嚴峻的是，如果美國對東南亞國家加徵30%關稅，耐克、露露樂蒙等品牌的服裝鞋類將被迫大幅提價，要麼消費者最終為政策買單，要麼產品市場份額嚴重萎縮。
貿易伙伴反制與全球秩序的瓦解。歷史經驗表明，單邊主義必然引發連鎖反應，最終的結果是損人不利己。曾經發生在2018年-2019年的鋼鋁關稅導致全球貿易量減少1.4%，相當於抹去荷蘭全年出口額。此番“對等關稅”觸發多國抵制後，高盛預計美國GDP（國內生產總值）將損失280億至830億美元。
巴西、韓國等已啟動反制措施，並向世貿組織申訴。這種對抗態勢令斯蒂格利茨痛心疾首：“美國正在親手拆解自己主導建立的戰後經濟秩序。”歐盟對美國農產品加徵報復性關稅，導致艾奧瓦州大豆出口驟降40%；中國對美液化天然氣進口削減70%，轉而擴大與俄羅斯、卡達的能源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警告，全球貿易體系的碎片化可能使2030年全球經濟規模萎縮1.5萬億美元。
製造業迴流的幻象與勞動力危機。特朗普宣稱的“製造業復興”在實操層面遭遇多重困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明確警告：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將導致美國製造業成本上升，同時移民限制引發農業、建築業勞動力短缺。此外，技術工人供給不足導致製造業崗位空缺率達4.9%，而美國僅12%勞動力具備先進製造業所需技能，遠低於德國的35%。
國際經濟學原理指出，全球化可以發揮各國比較優勢，有利於在全球範圍內推進社會分工，最終提升全球專業水平和經濟效率，進而促進全球經濟增長。逆全球化政策無視“比較優勢”理論，試圖透過行政命令逆轉產業分工，其結果必然是效率損失與競爭力衰退的雙重打擊，這是典型的政策近視與迷亂。
悖論二：高關稅反噬美國國民福利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以“保護國民利益”為名，卻陷入福利經濟學指出的經典困境：透過提高進口壁壘維護特定產業，特別是低效產業，卻以損害整體社會福利為代價。薩默斯測算，現行關稅體系可能導致200萬美國人失業，平均家庭收入損失超5000美元。
物價螺旋與消費塌縮。特朗普的高關稅使進口銳減，社會總供給減少，物價必然上漲。耶倫指出，關稅政策已推升美國平均關稅水平至1934年以來最高值，普通家庭年均支出增加近4000美元，服裝、食品等消費品價格漲幅超10%。
美國勞工部發布的資料顯示，今年3月美國雞蛋價格環比上漲5.9%，同比上漲60.4%。儘管禽流感暴發是雞蛋價格飆升的直接原因，但是美國連續推出加徵關稅政策，進一步助推雞蛋等商品價格上漲，直接衝擊居民家庭生活。這種“自殘式”政策被薩默斯稱為“向中產階級徵收隱形稅”。
特朗普對進口藥品加徵25%關稅，迫使禮來公司投資270億美元在美新建四座藥物生產設施。輝瑞表示，可能將海外產能轉移回美國以規避成本上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研究指出，這導致每年約50萬患者推遲必要檢查，間接推高公共醫療支出。
企業成本轉嫁與就業惡性迴圈。關稅不僅推高消費價格，還擠壓企業利潤。比如2025年特朗普政府對晶片製造裝置部件加徵25%關稅，美國半導體協會（SIA）警告說，此舉可能導致裝置成本上升50%以上，威脅關鍵技術研發投入。與此同時，零售、旅遊等行業因外國抵制遭受重創。高盛資料顯示，外國遊客減少和消費品進口下滑可能導致美國GDP增長率跌破2%。這種“殺敵八百，自損一千”的邏輯，表現了特朗普政策的內在荒謬性。
橋水基金達利歐警告：“當企業利潤與就業崗位同步流失時，衰退將不可避免。”全美獨立企業聯盟（NFIB）調查顯示，83%的小企業主表示，關稅導致原材料成本上升，其中21%被迫裁員。美國家居傢俱聯盟警告，高關稅已迫使企業轉嫁成本，加劇中低收入家庭負擔，並可能引發更多行業倒閉。
分配失衡與社會撕裂。關稅紅利集中於少數受保護行業，而中低收入群體承擔了主要成本。瑞銀測算顯示，為應對關稅衝擊，零售商需提價10%-12%，這將進一步加劇貧富分化。
特朗普在實施關稅的同時，將企業稅從21%降至15%，但83%的減稅紅利流向年收入超100萬美元的群體，收入最低的20%家庭實際稅負反而增加2.3%。薩默斯認為，這不是經濟政策，而是財富轉移工程。耶倫也指出，削減醫療補助和食品券，卻推行惠及富人的減稅政策，這實際上是對勞動者的打擊，與特朗普宣稱的“保護藍領工人”完全背道而馳。
福利經濟學原理早就揭示，高額關稅的本質是“向消費者徵稅補貼低效產業”，最終影響產品市場競爭，保護落後低效產業。這種透過扭曲市場機制製造虛假獲益之舉，受傷最多的還是普通底層消費者。
悖論三：政策迷霧增加美國經濟不確定性
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模糊性與反覆無常，製造了二戰後罕見的市場不確定性。耶倫直言：“當規則變成即興表演，資本只能選擇逃離。”
戰略模糊與市場動盪。特朗普政策訊號的自相矛盾達到荒誕程度：一方面宣稱推動製造業迴流，另一方面削減需配套的基礎設施投資；一邊打壓移民以“保護就業”，一邊導致農業勞動力短缺。這種混亂使標普500指數在2025年４月４日下跌4.8%，創2020年６月以來最大跌幅。
達利歐觀察到，投資者開始用“創傷、震驚、恐懼”描述市場情緒，美元指數跌破100關口，美債收益率飆升揭示信任危機。特朗普在頁岩油補貼與環保管制間反覆搖擺，導致得克薩斯州能源投資下降25%。埃克森美孚推遲了價值120億美元的化工專案，稱“政策風險已超過市場波動”。
資本逃離與長期投資萎縮。宏觀政策的不穩定性對於長期資本的傷害是根本性的。華爾街72%的金融領袖認為特朗普經濟計劃無效，66%明確表示反對。跨國公司如蘋果、耐克加速供應鏈多元化，美國製造業吸引外資能力持續下降。安德森預測中心警告，若政策全面實施，美國可能在未來一年至兩年陷入衰退。
耶倫發出靈魂拷問：“面對政策迷霧，哪家企業敢做五年規劃？”科技創新資本的寒蟬效應也許最能說明問題。矽谷風險投資在2025年一季度驟降40%，創2008年以來最大跌幅。人工智慧初創公司NeuroTech將研發中心遷至多倫多，其CEO（執行長）坦言：“我們無法承受政策突變對資料跨境流動的限制。”
制度透支與美元霸權危機。特朗普利用政策模糊性實施“極限施壓”，短期雖可轉移矛盾，卻透支了美國經濟制度的信用。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曾強調“可預測性是貨幣政策的核心”，而特朗普試圖干預美聯儲人事，威脅任命非主流人士接替鮑威爾，這動搖了市場對貨幣政策連貫性的信任。
近期美債市場出現了歷史上聞所未聞的現象：美債遭遇大規模拋售，10年期收益率突破4.5%，全球投資者開始質疑原本屬於“避險資產”的美元的安全性。與此相反，在美元信用受損背景下，2025年一季度數字人民幣跨境結算量同比激增300%，歐盟加速推進數字歐元立法。摩根大通報告指出：“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可能在未來十年跌破50%。”
制度經濟學原理表明，政策不確定性對經濟的傷害超過稅率波動。特朗普自吹自擂的“交易藝術”正在驗證這一理論——當規則讓位於權謀，市場將用腳投票。
總而言之，特朗普的政策選擇暴露了深層的結構性矛盾：既想享受全球化紅利，又不願承擔國際責任；既要維持產業競爭力，又拒絕運用比較優勢；既要美元霸權，又肆意破壞金融信用。這種矛盾在耶倫看來，已使美國陷入“戰略自閉症”：“我們正在用19世紀的工具應對21世紀的挑戰。”
歷史不會簡單重複，但總押著相似的韻腳。1930年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使已經發生的大蕭條雪上加霜，令全球貿易跌入萎縮66%的深淵。近百年後，特朗普的“關稅實驗”可能再度驗證保護主義的災難性後果。薩默斯警告：“當美國放棄規則制定者角色，美元霸權的終結將快於所有人預期。”
在歷史的關鍵路口，特朗普經濟新政公然違揹人類幾百年來構建的經濟學常識，又一次考驗著全人類的智慧。這給予我們的啟示也許在於：全球經濟治理需要超越霸權邏輯，積極應對逆全球化的挑戰，以更廣泛的交流凝聚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共識，構建基於共商共建共享的“地球村”新正規化。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全人類墜入“特朗普陷阱”。
（作者袁雲峰為上海交通大學博士、財政部博士後，賈康為財政部財科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編輯：李高超）
責編 | 要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