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歲女人的公路故事
李冬菊沒想過自己會騎著山地車去到那麼多地方。最開始，她甚至沒想過自己還能進行“騎行”這項運動，畢竟，她已經不再年輕了。
可看到大街上身著全套裝備，飛馳而過的騎行隊，她還是豔羨不已。那是種很樸素的感情，“就只是覺得好帥、好神氣”。
實現這種渴望的第一步，是買了個騎行頭盔——裝備中最便宜的一項，自己在家戴著過過癮。鄰居家的大姐見了覺得好笑，哪有人在院裡澆花還戴頭盔呢？
最後是兒子看不過去，給她買了輛車。吉安特摺疊山地車，一千一百元，也是較為低廉的一檔。那是2014年，李冬菊52歲，她的人生以收到這份禮物為分界點，往後全是冒險和奇遇。
啟程經歷了不少坎坷。她先是騎著車在市裡亂逛，從西邊騎到東邊，想借此結識些騎友，希望能帶帶她。
終於有一天路上的人同她攀談起來，說自己所在的騎行隊正準備騎去青島。機會來了，李冬菊找到隊長，卻被嚴厲地回絕，“什麼人都想加入就加入嗎？”
她其實理解隊長的考慮。自己沒有經驗，也從沒跟著騎行隊訓練過，年紀還大，被拒絕不是什麼太意外的事。
又過了一段時間，她試圖加入另一支往成都去的隊伍，這次被拒絕的原因是，裝備不行。隊裡其他人的車少說也得四五千元，李冬菊一千多的車“騎長途根本不行”。
好不容易積攢起的勇氣好像到這兒就消耗殆盡了。
她不再線上下尋找，轉向了網際網路，“因為你心裡喜歡這，你又不敢說，說了還老被拒絕。”她加入了一些騎友組建的QQ群，不多時，和一男一女兩位網友約好騎行東南亞。
出發的那天是2014年11月8號，李冬菊坐火車到南寧同他們匯合，然後一起坐到越南河內。
在此之前，她連鄭州都沒離開過。除了提前在淘寶上花一千多元辦好四國簽證，毫無準備，連越南盾都是同車廂的中國同胞見狀幫忙換的。
雖然稀裡糊塗地，但好歹是邁出了第一步。只是沒想到，她又在半路被拋下了。三人在衣食住行的花費上，各自有不同的標準，加上她年紀大，騎得慢，分歧一天比一天多。
同行了一個星期後，在一個即將入住旅店的晚上，同行的人指著門口對她說，“你滾吧”。
滾去哪呢？握在手裡是部僅有通話功能的老年手機，連網都上不了。
情急之下，李冬菊拿著五萬越南盾，向旅店老闆連比帶畫，請求他幫忙打給同在越南的一位名叫旅行者的網友。網友趕來把她安頓好，幾天後聯絡人將她送回了國內。
第一次嘗試就這樣以失敗告終。四國裡只到了越南，景點也沒去幾個，從出發到灰溜溜地離開，不過十天。但李冬菊還是覺得上路的滋味好極了，“像毒品一樣，嘗過一次就不想停下來”。
於是她又出發了。吸取了上一次的教訓，她換上智慧手機，學習怎麼移動上網；把自己釘在電腦前，一天十幾個小時地閱讀別人總結的經驗和攻略，筆記寫了幾本子。
找不到靠譜的隊友，就獨自出行，也不再好高騖遠，從國內的城市開始。
兒子怕她孤單，送給她一隻小狗，棕色的捲毛泰迪，兒媳婦起名叫犀利。她把犀利抱進車筐裡，一人一車一狗，先是去了三亞，後又從西藏騎去青海，一路騎到新疆。
2015年一整年，李冬菊騎行了中國大大小小二十多座城市，到了2016年，出國的心再次蠢蠢欲動，她在斯里蘭卡和俄羅斯各呆了一個月，接著又一次向東南亞進發了。
旅途的終點是歐洲和大洋洲。2019年上半年，李冬菊花兩個多月遊覽了歐洲六國，年中回到家，又立刻開始籌劃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旅行。直到年底新冠疫情爆發，這才宣告結束。
騎行的過程，其實沒有太多浪漫化的想象。
她需要規劃好一天騎行的距離，機械性地反覆踩動腳踏車腳蹬，騎到目的地了才能休息。
歐洲的住宿費高昂，為了節省花銷多去幾個地方，她便自己搭帳篷過夜，正規露營地要交不少錢，她甚至去墓地睡了幾晚。
危險也總在發生。她在柬埔寨住進一家窗戶被剪開一道長方形口子，房間裡又有好幾處攝像頭的旅舍，心裡覺得不對勁，給大使館打了電話，才知道這是黑店，連夜冒著雷雨逃了出去。
離險境更近的一次，是在澳洲的某晚，她找不到合適的露營地，無奈睡在一間小學校園裡——那是她自以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通常情況下，她都會把帳篷搭在開闊的地方，但就那一晚，興許是太累了，她把腳踏車往牆根一靠，拿出睡袋就在小樹林裡睡下。
迷迷糊糊中她被燈光和人聲喚醒，睜開眼才發現不遠處有一群小偷正在作案，李冬菊嚇得大氣也不敢出，也覺得後怕，還好是睡在了隱蔽的小樹林裡。
說起這些故事，她語速飛快，話又多又密，一股腦兒地傾瀉出來，彷彿在心裡排演了幾百遍。李冬菊珍視它們，那幾乎是她人生中最自由的時刻。
下崗、離婚、抑鬱
而李冬菊人生的前一半，和大多數出生在這個年代的女性沒什麼兩樣。
她生於新中國成立初期，1976年高中一畢業就上山下鄉，被分配去農場，因為身體不好，在炊事班幹了四年。從農場回到城市後，趕上工廠招工，又立刻到紡織廠做起了編麻袋的女工。
她愛鑽研，織麻袋的麻條有粗有細，她每天都提早一個多小時上班，仔仔細細地挑揀開；手也快，廠裡其他人三四個人才能打一臺車，而她自己就能打一臺，產量時常是別人的兩倍。
那時她評過廠裡的模範標兵，工資每月能有一百多元，同期的丈夫也不過只拿二十多元。
後來兒子出生了，丈夫又開始頻繁出差，家裡誰來料理成了問題。紡織廠三班倒，工作強度高，為了照顧家庭，她換了份清閒的差事，調到汽車製造廠，當了一名倉庫保管員。
時間邁向新世紀，勞動制度改革，鐵飯碗被打破了。隨之而來的是下崗潮，李冬菊也沒成為其中的例外。44歲那年，她正式從企業內退，失去了工作。
與此同時，丈夫的事業卻蒸蒸日上，升職為中層領導。在她下崗的第四年，丈夫外遇，出軌物件是隔壁辦公室的年輕女員工。直到出軌物件給李冬菊打來電話，她才知道這碼事。
丈夫提出要離婚，房子歸李冬菊，自己把錢帶走。她氣急，說人都沒了，要什麼錢和房子，丈夫順勢問她，那你敢在離婚協議上簽字嗎。
那會兒李冬菊是真的不相信他們會離婚，“因為那個女的她自己也有家庭，我想我們也不至於走到離婚”，於是說著“為什麼不敢”就簽下字，按照協議上寫的，自己什麼也不要。
結果丈夫轉頭也簽了字，她真的落了個一無所有的結局。儘管受到了許多傷害，李冬菊還是不願意說前夫的不是，甚至回憶起他的好來：人長得帥，體貼又細心，“像白馬王子一樣”。
他們在下鄉的農場相識，她仍記得初見時的場景，他保管物資，而自己作為炊事班的成員，常常去他那兒領面，他低頭時，眼睫毛又長又卷。
離婚後的三四年，李冬菊始終無法接受這件事，覺得天都塌了。
在她原有的觀念裡，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就算兩人的感情出現了問題，那也是可以解決的，可離婚又是怎麼回事？自己又怎麼像忽然傻了一樣，錢和房子全不要了呢？
她很難描述那種感受，覺得憤怒，又覺得傷心和茫然。
那段時間，她每天只能睡著兩三個小時，吃安眠藥也沒用，常常半夜把兒子喊起來陪自己說話；白天見著個人，話說不過兩句，就又開始訴說自己的不幸，“像祥林嫂一樣”，時間一長，身邊人都躲著她。
兒子見她“眼睛都直了”，把她帶去醫院精神科，確診了抑鬱症。
醫生給她開了一大包藥，靠著這些藥，李冬菊起碼能吃能睡了，又靠著玩電腦遊戲麻痺自己。
她把注意力全轉移到虛擬農場裡的花草動物上，倒不是真的有多好玩，只是一停下來，過往的種種煩心事就又會湧上來，折磨得她坐立難安。
藥的副作用大，對心臟不好，吃了一段時間，李冬菊走在路上就感到一陣心悸，不受控制地摔倒在地，把牙都磕鬆了。經過這回，她擅自停了藥。
沒停幾天，眼又直了，兒子趕緊送她回去複診，醫生說她的情況很嚴重，得終身服藥。
但最後她還是把藥給停了，那是開始騎行一年多以後了。開始騎行後，她就逐漸減少藥的劑量，直到16年出國，她連藥也忘記帶，卻沒再發作過，李冬菊想，是“這個廣大的世界安慰了她”。
從下鄉到下崗，再到離婚，李冬菊半輩子隨時代浪潮浮沉，被推著往前走，從沒有自主選擇這回事。那些年發生了什麼，很多她已經想不起來，也不願細想。
從她52歲第一次騎著摺疊車上路開始，她才第一次做了一個遵從內心的決定：她要出發。
在行動中確立主體性
在李冬菊結束旅途的半年多後，又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從鄭州出發了。後來我們都知道了，那是網名叫“50歲阿姨自駕遊”的蘇敏。
李冬菊不想與之相提並論，她不痛恨家庭生活，沒那麼堅決，也不存在什麼覺醒的時刻。她們的故事是不一樣的。
李冬菊覺得離婚前的生活很幸福。丈夫是中層領導，所以即便自己下崗了，也從沒操心過錢。兒子懂事，生活裡大大小小的事，她都能聽兒子的安排。
依賴著丈夫和兒子，她形容過去的自己“無憂無慮”。
管理庫房的工作也很清閒，她只需要按時上班，稍微打掃一下，剩下大把大把的時間都是空閒的。上班時就坐在庫房裡讀書，幾乎不和人打交道。下班後的生活，有丈夫和兒子就夠了。
就連騎行，最初她也有恐懼。
失敗的東南亞之旅並不是她第一次騎車，早在兒子上小學時，他們一家三口騎著家用的普通腳踏車，從鄭州市區騎到接近開封，七十里地，騎了一天。
那次體驗並不美好，丈夫兒子體力比她好上太多，她剛追上，他們就又出發了。她只能一刻不停地趕路，沿途的風景也無暇看。等回到家，連著好幾天腰、腿、手腕，哪哪都疼。
她那時覺得騎車可真遭罪，又累又苦，連照片也沒拍一張。直到2015年她騎行青海湖，在她“哐哐”趕路趕得幾近崩潰的時候，看見路邊的草地上躺了好幾個人，心裡一動，乾脆也去躺下休息。
一聊天才知道，他們都是來徒步的。李冬菊第一次知道還有徒步這樣的旅行方式，純靠走嗎？那得多慢呀。可徒步者並不在乎速度的快慢，“如果純粹為了趕路，為什麼不坐車呢？”
李冬菊被問倒了。她恍然反應過來，自己是獨行的人，快或者慢、什麼時候停下拍照，可以全憑心意，她已經不再需要追趕誰了。從這天開始，她才真正享受到騎行的樂趣，“風景在路上”。
上路就得花錢。過去她對錢沒概念，從沒有攢錢的意識。從東南亞回國後，她本想立刻騎往西藏，去銀行取錢，一看存摺，才170元。
她不願再花兒子的錢，正巧看見騎友群裡有家麗江的美容店正在招工，她乾脆去了麗江，開始打工生活。
過程中受過不少委屈，同組的年輕人把活都推給她幹，她躲到閣樓間大哭一場，心想自己這把年紀，為什麼不在家享福享樂，要在這自找苦吃。
可哭完她又轉念想，打工不是為了打工而打工，是為了攢錢旅行。“我有種很舒服的感覺”，又開開心心地拖地去了。
在那兒做了三個多月清潔工作，每月工資一千八，都被她攢了下來。
不僅實現了“經濟獨立”，臨近過年，她還邀請兒子一家到麗江玩，機票錢也是自己搶著付的，“媽媽現在也有點錢了”。孫子還在牙牙學語的階段，見面就喊“奶奶，灰機”，李冬菊笑得合不攏嘴。
退休金每月三千多，實在不夠就去打幾個月零工，靠著這些積攢，她再沒花過別人一分錢。
至於窮遊的辦法，多琢磨總是有的。在歐洲的時候，她總跟著本地老太太物色最便宜的超市，趕在超市關門前一秒，用最低的價格買臨期食物，半隻燒雞隻要5歐元，她能吃兩頓。
她也感受到，自己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人而被尊重。
騎行澳洲時她的車在託運過程中摔壞，修車修的她滿身油汙。進了一家中國人開的超市買水，收銀員收錢都是用夾子從她手中夾起。
她也覺得自己邋遢，難堪得不行。走出門卻遇到一位開車經過的女士，同她打招呼，主動下車擁抱她，“你覺得自己髒，但人家反倒覺得你是有故事的人。”
她還當了一回救火的英雄。騎過布里斯班時，她在服務區的一條小路上聞見煙味，下車往前走了一百米，看見有黑煙升起。
那段時間澳大利亞山火頻發，她擔心是火災，趕忙往回騎喊人幫忙。路上遇到本地人，李冬菊邊比劃邊用谷歌翻譯，把他們帶去一看，確實是著火，打電話叫來了警察。
那幾位本地人把事件和李冬菊的照片發在臉書上，全城的人都認識她了。
騎到哪兒，都有人衝她喊“hello!”給她加油。中途她的手機充電線接觸不良，有對白人夫婦開車去到她騎行必經的路口，等了半天就為了給她一根充電線。
她無法準確地說出經歷這一切的心情，只是覺得“好開心，好自豪啊。”
回想上路的動機，其實非常簡單，那只是一個小小的衝動。但改變會在行動中發生，在路上的經歷就這樣錘鍊她的臂膀，拓展她的野心。
如今她已經64歲了。年齡、金錢，依舊沒法阻攔她。
等疫情逐漸穩定，她計劃開啟自己的環華騎行之旅，為了再一次看到更藍的海水、更綠的草原，和更廣闊的世界。
今年，她開始在戶外論壇上寫遊記。她在中原地區長大、生活，50多年人生裡很少見到大海，當斯里蘭卡那一片碧藍出現在她眼前時，她這樣描述內心的震盪：
“我第一次看到像墨水一樣深藍深藍的大海，那墨水般的海面，不誇張地講，就像絲綢一樣柔和，微蕩著漣漪。一望無際的大海，只聽到我們的船行駛的聲音，除此以外一片靜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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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靜後記
這個故事令人感動，因為李冬菊昭示了一種十分堅韌的力量：
年過半百，獨自一人，也仍有建立起新生活的可能。
下崗、離婚、抑鬱 ，這些都沒有摧毀李冬菊的信念。她被迫重尋生活意義，但卻因此活得更加精彩。
挫折未必是一件壞事，對李冬菊來說是，對我們來說也是。
當她騎上自己的腳踏車時，她也收穫了主體性，感到自己成為獨立的“人”。
我們也一樣可以。
一位女性，什麼時候上路都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