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王“獨執法要”而不受法的約束
這樣的當權者無疑是專制主義的獨裁者
文｜一粒青鹽 圖｜pexels
法歸於一人之手，君主凌駕於法律之上，“以法治國”成為當權者施行專制獨裁統治的工具而大行其道。
韓非在《飾邪》中說，“先王以道為常，以法為本”，而在《有度》中得出結論就是：“故，以法治國，舉措而已矣。”
“以法治國”本無可厚非，甚至可以看成是一個超越時空的偉大遠見，畢竟韓非“以法治國”思想比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足足早了1900多年。
但是，孟德斯鳩提出的是“權力的分立”，以防止自由政體滑向專制政體。而法家的法治，卻不是民主的法治，而是十足的專制主義法治。無論其怎麼鼓吹法治的公正“不阿貴”，宣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是，法家的“法”卻在君主面前望而卻步：
不是法治約束君主，而是君主獨攬法權；不是法大於君主，而是君主超乎法之上。
法家，就是把君權絕對化，君主享有唯一的、絕對的權力。為了使君主的神聖權力不受侵犯，韓非主張尊君卑臣，並提出要“強公室，杜私門”，主張對那些私門勢力和好比惡虎一樣的權臣，要散其黨收其餘，閉其門，奪其輔，予以堅決剷除和鎮壓。
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統治是怎樣穿上“以法治國”的外衣而讓獨裁專制大行其道的呢？
我們可以從法家為專制君王貢獻的那套“法治”理論中找到根由。韓非總結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提出法、術、勢相結合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別提倡重法、重勢、重術。商鞅重法是要健全法制，萬事以法為先；慎到重勢指君主要獨掌軍政大權，樹立君王的絕對權威；申不害的重術則指掌握政權、推行法令、駕御群臣要有策略和手段。
韓非推崇商鞅的“法”和申不害的“術”，但他又認為申商各自的學說都有缺點，首先是沒有把“法”與“術”結合起來，其次是“未盡”，所謂“申子未盡於術，商君未盡於法”。
韓非認為，國家圖治，君主要善用權術，同時臣下必須遵法，這就是“術”與“法”的結合。
與申不害“術”的策略不同，韓非的“術”主要在“術以知奸”。他認為，國君對臣下，不能太信任，還要“審合刑名”，從另一面而言，這實際上就是君主的“奸詐之術”。
在法的方面，韓非特別強調了“以刑止刑”思想，強調“嚴刑” “重罰”。
那麼，怎樣才能保證君王能夠推行“嚴刑” “重罰”呢？
那就需要“勢”了，所以韓非就認為光有法和術還不行，必須有“勢”做保證。“勢”，即權勢，政權，就是君主的權力和地位。所以，韓非又讚賞慎到所說的“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提出了“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
韓非強調術，是要君王用術防奸，以避免大權旁落；同時強調要有統一的法，術是為法服務，沒有統一的法，就沒有統一的準繩，術的使用就失去了方向；還要強調勢，不是人與勢的結合，而是法與勢的結合，也即強調的不是人治而是法治。
法、術、勢之間，本應構成“法與術”“法與勢”“勢與術”這三種關係，而韓非卻只提及兩種關係，即：“法與術”和“法與勢”。為什麼唯獨沒有“勢與術”的關係呢？
這隻能說明韓非是以“法”為核心構成與術、勢的關係。韓非固然指責商鞅忽略術，但是，在他看來術只是保證法順利推行的手段；韓非固然肯定慎到對勢的重視，但是，他指出勢必須與法結合，不與法結合的勢，不如無勢；韓非批評申不害面臨新舊法“相反”“相悖”的局面而“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仍然是強調法，只是區別舊法與新法。
沒有“法”的存在，“勢”與“術”無論怎樣精妙，都是扯淡，都玩不轉。法是主體，是內容，是方向，是政治性質的規定性，在法、術、勢系列中，法是核心。
韓非的這套“法、術、勢”結合的理論來源於何種思想，而目的又是去向何方呢？
韓非是支援“性惡論”的，與儒家“人之初性本善”相反，法家認為“人性惡”，人生在世都是為了私利，而且這種追求私利的思想不為親疏好惡所左右。所以，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衝突，不能靠道德說教解決，君王不應指望以德治理天下，所謂慈愛出忤逆，“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因為“人性惡”，所以就要“以惡制惡，以暴制暴”，這就是韓非的“暴力論”。法家認為賞罰是治理天下的“二柄”，但對這“二柄”的使用有所側重，要“重刑少賞”，要人自覺地改惡從善是不可能的，如同“恃自直之箭”“恃自圜之木”一樣的不可能，所以，只有外力強制。有效地制止人犯罪的手段，不是賞賜而是刑罰。
韓非從“性惡論”出發，到“暴力論”卻並未而止，卻是進而歸於“獨裁論”。因為，人性惡，所以要用暴力對付，而暴力唯有掌在君王手中，因此自然是獨裁論為核心。
韓非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
所謂“聖人”，乃最高當權者，“要”指的是“法”。“聖人執要”就是指最高當權者要牢牢獨攬“法”之大權，按照法度對臣民實行賞罰的同時，要獨握賞罰“二柄”而“自用”，不假予任何人。
法、術、勢，性惡論、暴力論、獨裁論，這兩個系列的結合，便形成韓非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的實質，那就是“君主享有絕對的權力”。
顯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相對於民主法治來說，相去甚遠，甚至對於專制法治來說也並不算完備。雖然法家明確提出了“法不阿貴”，主張“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但這可能也僅僅比儒家的“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多維護了點法律的尊嚴而已。
法由誰來制定？按照什麼程式制定？都被韓非忽略了，只是一味強調君主“獨執法要”。這就必然將立法權、執法權都集中於君主一人。這樣的君主對臣民自然握有一切生殺予奪之權。法管不了他，而他高於法、大於法，他就是法的化身。
君王不受“法”的約束，便無法實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當權者無疑是專制主義的獨裁者，“以法治國”也便成為其施行專制獨裁統治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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