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大學校園大門
大學對社會能不能開放一些？
前幾天筆者去了兩所不同的上海高校，都被拒之門外，頗感訝異。
一所是我家附近的高校，我常打車去那裡打籃球。上週末再去，發現原有預約通道關閉，保安表示“不讓進”，問原因和什麼時候恢復預約，都說不知道。
後面瞭解下來，是該校舉辦完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那段時間正在撤場。撤場是否影響進校？什麼時候完成、恢復預約？沒有公示，也沒人知道答案。
另一次是帶老家一個親戚——一個初中生來上海玩，她想去參觀一下上海幾所知名大學，樹立一個目標。由於她沒有手機，無法預約，進不去，只好放棄。
無獨有偶。去年，有一次筆者去北京某頂尖高校拜訪一位教授，我們約在校外見面，相聊甚歡。到了中飯時間，他說帶我進校嘗一嘗他們的食堂，結果到校門口一交流，他既無法帶我這個“外人”進去，我這個“外人”又無法臨時預約（基本得提前好幾天預約），他只能尷尬地搖搖頭……
疫情結束後，上海的高校基本處於半開放、半封閉狀態，一般都是線上或現場預約、掃碼即可進校。如果開車，則需要透過高校內部教職工報備。
初步瞭解下來，全國高校校園管理，目前基本都採用類似辦法。其中，一些名校每天還有預約名額限制，需要提前多日預約，一些學校則採用“校友卡”管理方式，優先校友本人進入。
“正方”觀點
這種半封閉管理，有一定道理，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為了維護校園安全和管理秩序。
疫情期間，知乎曾有一個投票：“大學開學後封閉式管理你能接受嗎”？投票結果，有40%的人選擇“能接受”，顯示出封閉式管理有一定的“民意”。疫情結束後，依然有不少教職工、學生表示支援。
反應強烈的，主要集中在一些打擾校園正常學習、生活秩序的行為，比如：晨練的大爺大媽，到寢室推銷的銷售員，去食堂吃飯的市民，市民擠佔球場，一些小偷小摸隱患，等等。
事實上，對這些原本就有針對性的管理辦法，比如宿管嚴禁外人進入、食堂只能刷學生卡、加強治安巡邏、球場預約（不少還採用了收費模式）等……當然，這些管理有點複雜，如果能一封了之，豈非高效又便捷？
如此，站在學校角度，只需加強“門禁”，就可以將多種風險隔絕，又有一定的內部“民意”基礎，更樂見其成。因此，儘管社會輿論和政府都要求高校逐漸開放，但各地高校幾乎都心照不宣地沿用了上述半開放半封閉管理方式，這樣，既可以應對上級和輿論壓力，又可以保留“最終量裁權”和“最終解釋權”。
誰的大學？
上述觀點是站在校園管理者和少部分教職工、大學生的立場。從網上和現實交流看，大多數老師和學生是“開放派”或沉默的“中間派”，但都無力忤逆校園管理。
這顯然是有問題的。
第一層邏輯，大多數大學是公立的，靠的是納稅人的錢辦起來的，不應該簡單地把納稅人拒之門外。
第二層邏輯，大學門禁在防範誰？如果擔心擾亂大學學習和生活秩序，原本就有針對性管理，比如圖書館需要借書證，宿舍有宿管阿姨，體育場館有專門門衛（刷卡、收錢），食堂只能刷學生卡，等等。
第三層邏輯，大學門禁在保護誰？保護大學生嗎？大學生是成人，之前十幾年義務教育和高中教育，基本都是封閉式管理，到了大學，本應有一個逐步瞭解和融入社會的過程，而不是繼續封閉式地培養“溫室裡的花朵”。
大學的資源，使用效率真的高到容不下民眾（有條件）共用嗎？比如很多高校的球場、自習室，閒置率很高，為什麼不能開放一些呢？
第四層邏輯，大學是公共場所。學校作為教育機構，不僅為學生提供學習、生活的環境，還承載著培養未來社會成員的重要責任。按照公共場所管理原則進行管理、適當差異化即可，不必在國家安全、行政部門和公共場所之間，搞一個特殊的場所型別存在。
什麼是大學？
大學是高等教育機構，但不能辦成“高等職業培訓所”。
從孔子創辦的私學，到亞里士多德創辦的呂克昂學校，從宋明理學大家們開辦的書院，到世界第一所大學博洛尼亞大學，大學一向不以職業技能為教育目標。
到了現代大學，雖有專業之分，但真正好的大學，多以學術為導向。而學術之上呢？
復旦大學王德峰教授認為，大學還是一個民族的精神中心，具體來說：
一、它是學術共同體；
二、它是知識分子的聖所；
三、它是民族精神家園的守望者。
大學應當是上述三位一體、缺一不可的。“知識和技能的獲得，只是大學學習的手段，而不是大學學習的目的”。大學，應該教會學生乃至社會自由地思考、思想、討論、探尋、試驗（試錯），直至引領社會、關懷天下、追求真理。
古今中外，大學本應成為代表社會文化、精神、學術、研究的獨立體，但現代大學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日甚。如果把“開放”這一基本精神也驅逐，這種“現代化”教育的場所，如何令人尊敬？
大學去向何方？
王德峰教授在其書中回憶，在1980年代，復旦大學的講座很多，海報都貼在校門口，邊上那些開小店的小業主都來看海報，若有他們感興趣的，他們的小店就會提前打烊，店主們就會去學校聽講座。大學，就應該是開放地思考和引領社會、時代的。
90年代的大學，同樣令人心醉。它們不僅重視學術和思想自由，也具有對國家和社會的高度責任感。即便玩起潮流，從詩歌、校園民謠到搖滾樂，也是社會文化的風向標。那時的校園，風行和討論著的事物，都關乎著國家的命運和社會的取向。
2000年代的大學，經過連年擴招，大學生雖被拉下“神壇”，但依然憑藉著走在社會前列的思想、見識，受到社會和企業的追捧。
那時的大學，雖然物質條件還不是那麼好，但開放，活躍。
2010年代後，隨著社會進入移動網際網路革命時代，人們獲得知識、參與社會互動的方式日益便捷、高效，以傳授知識為主、追逐市場（就業）為導向的大學，逐漸力不從心。
及至2020年代，開門就是三年疫情，夾雜著經濟和社會內卷，大學以及一代大學生們的管理，不知不覺中增加了封閉性。
當然，不唯大學，國與國之間，也逐漸走向逆全球化，單邊主義、孤立主義、保護主義盛行。為應對這些逆全球化的趨勢，中國政府不斷擴大對外開放，對外單邊免籤的國家一再擴大到24個省份、60個口岸、54國、240小時。
可惜，我們一面在不斷推動對外開放，另一面，在某些領域，還在延續、助推封閉，比如本應倡導和引領社會開放、創新、融合的大學。
精神的家園究竟靠誰守護？王德峰教授指出，“中國歷史上向來是靠在野計程車大夫來守護，他們透過講學的方式、書院的方式來守護。（譬如）王陽明在他的家鄉講他的心學，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他的家鄉聆聽他講心學，為中國開的道路，這是中國人以一種中國哲學的方式來直面自己民族的命運”。
與自古圍繞“城邦-市民或工商業者-企業家-資本化”的西方精英文化迥異，中華民族的文化，向來以平民主義為基因：從民貴君輕，到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仁政思想，到依靠工農革命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歷程，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計程車人精神，到以“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奮鬥目標的社會宗旨，中國教育、社會變革的根本方向，都必須謹防利益集團化，及隨之的階層、社會和思想固化。
中國的大學往何處去？答案正在於，往民間而非“精英”去，往開放而非固化去，往探索未來而非困守當下去。
我們的大學，能不能代表和引領民族的精神，走向開放、融合、探索？只有這樣，國家和民族才會有承上啟下的、真正源源不斷的精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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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子
作者簡介：專欄作家，鄉村振興&縣域經濟學者，“鄉建者小會”發起人，中國遊協鄉村振興專委會委員，著有《煥新——劉永好和新希望的40年》等書。個人公號：劉子的自留地。
參考書籍：德峰，《尋覓意義》，山東文藝出版社，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