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由大衛·雷德蒙、阿什莉·薩賓執導的電影《金的音像店》在中國上映，凹凸鏡DOC曾經組織了一場觀影活動，時隔一年多，這部影片出現在中影預約放映的片單，那就讓影迷再度狂歡吧。
上週，在美國進行影像交流的賈樟柯導演，在紐約CC標準收藏總部選片，他推薦了在CC發行的六部中外名導作品。充滿DVD的場景，也不禁讓人聯想到《金的音像店》。
北京影迷觀影團招募，歡迎報名
時間：
5 月17日16:30-17:58
地點：
影國際影城（學院南路55號三樓）3號廳
流程：
15:40-16:25 簽到
16:25-16:30映前導賞
16:30-18:00散場
費用：
45元（含電影票及官方海報）
《金的音像店》：關於電影的一次幻聽
作者：五行缺水
編輯：張先聲
簡介：
聚焦一家被稱為“影迷聖地”的傳奇音像店，科恩兄弟也是它的常客。然而在音像店關閉後，拍攝者發現它的55000部影碟藏品不知所蹤，繼而引發一場瘋狂熱血的尋找與“營救”行動。
衝破種種阻力將義大利薩萊米鎮的5.5萬盒電影錄影帶重新運回紐約，使得“金的音像店”重新開張，重新服務於電影愛好者，內在的動力是什麼？那就是對電影的熱愛，引用戈達爾的話就是：“重要的不是你從哪裡來，而是你要去往何處。”去往何處是目的所在，意義所在，這樣的拯救行動就牽涉到一個問題：電影到底是什麼？
“電影不是虛構的，而是真實的。”這是紀錄片導演大衛·雷德蒙和阿什莉·薩賓在片中言說的，另一句關於電影本質的話則是：“電影是存在的見證。”這種真實的存在，是在兩個維度上，一個是電影本身具有的意義，它雖然是一種創作，甚至是一種虛構，但是它的精神核心卻是對人類存在的一種解讀，電影世界也是對真實現實世界的對映；另一個則是關於“金的音像店”的顛破流離過程，以及最後實施的營救計劃，這一切都是真實發生的，它們也構成了對電影存在的一次解讀。無論如何，在大衛看來，電影是自己的啟蒙，影響了自己的生活，電影是自己的精神寄託，拯救金的音像店就是自己更深的情懷。
對電影本身的熱愛，營救那5.5萬盒錄影帶，以及讓“金的音像店”重回紐約，都是大衛對於電影真情的流露。
電影構成了大衛精神的一部分，父母17歲生下自己，6歲時寓居在祖父母家裡，正是在那時，透過電視螢幕迷上了電影，維姆·文德斯的《德州巴黎》也正式開啟了大衛的電影之路，“正是文德斯激發了我拍攝第一部紀錄片的熱情。”
相同的情懷也體現在“金的音像店”的主人金先生身上，他是受到卓別林電影的啟蒙而喜歡上了電影，從韓國來到紐約之後開了間洗衣店，之後開設了“金的音像店”，通過錄影帶複製電影，一度庫存達到5.5萬部，除了金的音像店，金先生也走上了電影創作之路，21歲來到紐約後上了電影學院，迄今拍攝了8部電影，其中最有名的是電影《三分之一》，金先生還是昆汀的朋友。
對電影的熱愛，是每個電影人共同的情懷，而“金的音像店”也成為電影人共同的家園。
這家開設在紐約下東區的音像店在上世紀80年代的時候成為紐約獨特的一道風景線，大衛就是在這裡找到了靈魂的歸宿，“我在電影中找到了新家，電影讓我有了安全感。”尤其是一些經典老片和稀有電影資源，“帶我進入了舊有時光。”但是因為時代的變遷，尤其是網際網路的興起，租借錄影帶觀影的方式逐漸被取代，“金的音像店”也走向了沒落，同時由於版權的原因，“金的音像店”惹上了官司，門店不斷縮減，最後唯一一家位於聖馬科斯廣場的門店也關閉了。
5.5萬部錄影帶轉移到了義大利的薩萊米鎮，按照鎮長當時的說法，接納這批錄影帶是為了重振薩萊米的旅遊事業，而這個小鎮的旅遊和電影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教父》的取景地就在這裡。
2009年搬遷至薩萊米之後，“金的音像店”始終沒有再次開放，甚至10年過去了，那些錄影帶堆放在倉庫裡，有的已經受潮，如果要開放就必須進行修復。
從紐約尋找“金的音像店”無果，到薩萊米追尋“金的音像店”倉庫，從而揭露為什麼10年沒有再開的秘密，從這個過程來說，大衛懷著對電影的無比熱愛，而當他知道了金的音像店遭遇的現狀，便開始實施拯救計劃，最終透過“虛構電影”將5.5萬部錄影帶全部搬離了薩萊米，運到紐約之後又透過2年的談判終於使得“金的音像店”再次開張。
“2022年3月31日開業以來，已有超過1700部電影被租借。”這就是“金的音像店”重新煥發生機的表現，也是大衛對於戈達爾那句話的現實實踐。
在尋找和拯救“金的音像店”的過程中，大衛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親自前往薩萊米，調查“金的音像店”在那裡受冷落的情況，在調查中他也發現了這一問題背後的政治原因，尤其是“金的音像店”還和薩萊米的黑手黨有關，這其中就牽涉到薩萊米曾經的市長賈馬里納洛，被稱為“歐洲公共知識分子”的斯佳比，調查黑手黨卻不幸在中途去世的法爾克，以及現任薩萊米市長多米尼哥；大衛還千方百計聯絡上了“金的音像店”的創辦者金先生，親自去首爾和他見面，而金先生在他的力促下也來到了薩萊米，就重啟金的音像店和各方商量。
當商量長久沒有結論的時候，大衛策劃了一部“虛構電影”，在狂歡節的夜晚，把音響製品都“偷”走了，最後運到了紐約，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迴歸”。
大衛在重啟“金的音像店”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這個過程中他對電影表現了最大的真誠，但是當他把拯救計劃拍成了紀錄片，卻人為賦予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超過了真誠而成為了一種情結，於是電影創作本身就變成了虛構甚至虛妄。
“金的音像店”在紐約的衰落是時代的必然，儘管金先生自己也在思考未來的音像店必然會發生變革，它將和網際網路有關，但是還沒有真正迎接挑戰，音像店就式微了。
錄影帶滿足了很多電影愛好者的需求，但是它複製電影，是一種違法行為，這事不容改變的現實，對於“金的音像店”來說，遭遇這一問題，就應該從完全版權問題入手，但是“金的音像店”似乎我行我素，店內的員工羅伯特甚至說：“電影知識必電影財產權更重要。”實際上就是強調“金的音像店”是在傳播電影知識，所以不應該顧忌版權問題，而大衛也對這種態度進行了美化，避開法律，避開版權，就是為了強調它的精神意義，這是不是一種逃避式的虛構？
大衛來到薩萊米，拍攝下了他的義大利之行，但是他的關注點並不在“金的音像店”本身的命運，而是牽涉出背後的所謂政治原因，而且他把音像店的命運神秘化：為什麼賈馬里納羅會聲稱自己從沒有去過金的音像店？法爾克在調查中途去世是不是是陰謀的犧牲品？斯佳比答應大衛去金的音像店倉庫為什麼故意走錯了路？大衛將金的音像店的命運和薩萊米的政治生活交織在一起，實際上只是為了增加神秘感，只是為了凸顯尋找過程中的曲折，只是為了拍攝電影更多的趣味。
對於趣味的一味追逐，也讓他將拯救行動變成了一部虛構電影，那些人戴著各種著名導演的面具而化身為幽靈，是幽靈拯救了電影，當金先生看到自己的錄影帶重新回到了紐約，在感動之餘說：“戈達爾都幫你了，我沒有任何理由拒絕，戈達爾做什麼都是對的。”而金先生的趣味問題是：“但是為什麼沒有昆汀？”
加入政治元素，是為了增加神秘，創作虛構電影，是為了增加趣味，大衛故意營造了一種電影的質感，而到了最後，所謂的黑手黨，所謂的陰謀論，都是子虛烏有，最後交代紀錄片中人物的各自歸屬，也完全是友好的，所以電影只是故意設定了一個烏龍，在這個意義上，大衛反而將電影看成了是一種完全的創作，而不是真實的存在。
在用噱頭堆積起來的記錄中，一切都成為了大衛的幻聽——他自言自己迷上電影之後出現了幻聽，“金的音像店”對自己的召喚就是幻聽的表現，包括他想要以虛構電影的方式拯救那5.5萬部錄影帶，也是因為聽到了它們發出的求救聲。
“我希望這些收藏能繼續發出聲音，因為它幫助我理解圍繞我耳邊的聲音……”虛構和虛妄，讓一個簡單的音像店重回紐約的故事變成了跌宕起伏的超現實電影，加入烏有的政治元素，是一次幻聽，讓那些“幽靈”出場幫忙，是一次幻聽，引用各種電影片段來顯示自己對電影的特殊情感，也是一次幻聽，闡述“夢想，電影和生活無法分開”的情結，當然更是一次幻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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