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港科大）創校校長吳家瑋教授於3月2日逝世，享年87歲。
吳家瑋1937年生於上海，長於香港，18歲赴美留學，取得物理學博士後，先後在西北大學、伊利諾大學、加州聖迭戈任教，45歲時出任舊金山州立大學校長，是美國曆史上首位華裔大學校長。50歲時他應邀成為香港科技大學創校校長，推進了香港於科技與教育方面的發展。
港科大建校三十載始終位列名校的秘密，源於三年（1988—1991）建成的奇蹟故事。創校副校長錢致榕在其首部作品《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中，回顧了三十年前參與建成香港科技大學的親身經歷。他提到，創校的第一年，很多人在世界各地為港科大努力，但教授中只有他和吳家瑋兩人在香港。
吳家瑋校長與錢致榕約定，兩人採取內外分工制。校長“主外”，負責校外一切工作：校董、企業界、社會、當局、媒體等，最重要的是募款。副校長“主內”，負責校內的教研工作的規劃管理工作。三年建校刻不容緩，“這樣分工幫助很大，我們可以各忙各的，不過我們幾乎天天都通電話，時刻都在交換意見、訂立原則”，錢致榕回憶道。
1991年港科大開學日，錢致榕在五層樓高的“馬會大堂”為科大首屆七百名學生做開學講話，也是最後一次和他們談話。希望他們體會創校團隊的苦心（圖源：《敢為天下先》）
吳家瑋教授在港科大1993年的首屆畢業典禮中致辭
錢致榕｜文
本文節選自《敢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我參與香港科大的創立是很偶然的，這要從我和吳家瑋的淵源開始說起。
我和吳家瑋早年成長背景很不一樣，但是後來卻變成默契極深的合作伙伴。他1937年生於上海，“二戰”後去香港，在有名的培正中學畢業後，去美國肯塔基州的一個小而精的文理學院喬治城學院念物理，然後在聖路易市的華盛頓大學獲得理論物理博士，專攻多體物理理論。我在1939年抗戰重慶大轟炸時，生在大後方的四川，經歷戰火，戰後去臺北，在有名的師大附中完成中學教育，在臺灣大學完成大學教育，學工(電機)兩年，再轉物理。畢業後服兵役，在重炮兵團裡當了一年少尉軍官，然後去耶魯大學唸完博士，專攻高能物理實驗。
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從事物理研究的華人不過一百來人，大部分是從臺灣去的，都是我在臺大的先後同學，也有少數是從香港去的。每年1月、5月，美國物理學會在紐約和華盛頓開年會時，各領域的教授、研究生都會去，華人更是如此，因為不只可以聽到各領域的最新發展，還可以和華人朋友會面，家瑋和我雖然領域不同，但就這麼認得了。那時見面，談的不是物理就是中國。回頭看，當時參會的那些人後來都是各大名校的教授。
1966年，我從耶魯博士畢業，開車載著一家三口和全部家當從新英格蘭的紐黑文橫穿美洲大陸，去洛杉磯的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開始我的教書生涯。途中特別拐了一下彎去聖路易市看望家瑋一家，然後繼續西行到洛杉磯。不久他也開車拉了個拖斗，帶著一家五口到聖地亞哥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UCSD)開始他的教書生涯。以後幾年，我們和在南加州教物理的另外幾人(浦大邦、劉全生、沈慶春等)常常週末帶了孩子，聚在一起野餐，談物理，談中國。這群人後來都分別為國內的大學做了很多事情。
那時正值內地“文*”熱潮，沒法做什麼事。已經在美執教多年的物理學家沈君山和林多樑等人，常常回臺灣教書，他們和當時的臺灣中華書局聯絡好，編輯一套科普叢書，作者放棄稿費，中華書局答應把書價壓低到一張電影票的價錢，目標是惠及中學生和中學老師們。他們兩人帶頭寫了兩本，家瑋躍躍欲試，提議和我合寫一本。後來我們覺得功力不夠，很難寫好，所以決定翻譯一本書。很快他找到那時門德爾森(K.Mendelssohn)剛出版的《低溫物理：絕對零點之探究》(The Quest for Absolute Zero)展開了我們第一次愉快的合作。
那是一本描述當年低溫物理學家如何在實驗室中排除萬難接近絕對零度(零下273.15攝氏度)的故事，牽涉低溫物理的理論和實驗細節，內容接近家瑋的本行。我在耶魯念博士時，雖然專攻高能物理，但是出於好奇旁聽了很多低溫物理的學術報告。家瑋是出色的理論家，我對實驗比較熟悉。他的英文很好，下筆很快，可以立刻逐字翻譯；我的中文較佳，習慣於先了解宏觀問題再一段一段地翻譯，以避免倒裝句等英文式的中文。我們花了兩年工餘的時間完成了那本書的翻譯工作。四十年後，有一次我訪問臺北的淡江大學，做了一場學術演講。有一位年輕教授拿了一本當年我們翻譯的書，要求我簽名。他說他在中學時看到我們翻譯的《低溫物理：絕對零點之探究》，由於文字通暢易讀，一口氣讀完，激起了他對物理的興趣，那是一個溫馨的經驗。
到1979年，中國改革開放，經過十多年的停頓，大批的骨幹學者亟須到國外進修。有一天家瑋提議我們兩個人成立“中國訪問學者服務社”，還特別印了信箋，接受中科院和教育部的請求，為國內的學者在美國找到願意資助並指導他們的有名教授，到美國進入資助者的實驗室中，進修兩年。由於我們兩人共享對物理的熱愛和對中國的關懷，我們默契極佳，一次電話就談妥如何進行、如何分工，效率很高，很快各自幫助約一百位學者赴美進修。他接待的是中國科學院推薦的人，我接待的是從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參贊郭懿清那裡不斷送來的、教育部推薦的國內各大學的教授。學者們兩年後回國，很多都成了他們在國內研究單位中推動科研的骨幹。
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當博士後時，家瑋就主張華裔教授應積極參與美國大學行政工作，當系主任、院長、校長。當時我就感覺到，有朝一日，他想當校長。完成了博士後，他去芝加哥的西北大學執教。我去巴爾的摩的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執教。很快，他就把自己的主張付諸行動，不久他當了系主任，開始了他的行政生涯。再過幾年，他回到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做院長，就更加鼓勵別人走同樣的路。每當他看到有招聘系主任或院長的訊息，就會打電話給我，勸我去應徵。我喜歡自由生活，對行政沒興趣，不願意麻煩。他說沒關係，他一直儲存一份我的履歷，他會幫我把履歷丟進去。說實話，那時我在霍普金斯教課，家裡有三個孩子，每週出差三次到芝加哥和加州做實驗，自由自在，每年暑假開車帶全家帶學生去斯坦福大學做實驗，忙得不亦樂乎。行政工作會使我失去自由，所以我不感興趣。在霍普金斯大學曾經有兩次被推上院長候選人的名單，我覺得院長做不了多少事，卻必須放棄科研生涯，所以都謝絕了。不過家瑋總是覺得擔任行政工作可以發揮個人更多的能力，做更多的貢獻。果然，他累積了系主任、院長的資歷，後來舊金山大學招募校長，這雖然不是一所研究型大學，他還是爭取就任校長。這種一以貫之的精神，令人佩服。
吳家瑋教授闡述港科大的創校願景
家瑋很有遠見，他在參加科大籌備委員會時，就開始找人為每個系寫一個二十五字模型的教研計劃。我上任後參考這二十五字，發展出每個系約二十五頁的長期發展規劃。在找人過程中，在院系一級的人選還沒答應過來的時候，我們就先請他幫忙設計這個院或系，設計系裡應該有哪些重要領域，然後做出長期規劃，每一個系都有一個六年的教學規劃。從全校七百個人開始一直增長到七千人的規模，怎麼成長？幾個領域當中哪個先上？這樣規劃不是期待到最後才發展，而是兩三年之內所有領域要發展起來，這是一個硬性規定。這個六年草案，就成了我們延聘系主任或院長的討論大綱。等他們上任後，第一個任務就是完成他們的六年計劃，在定案前，我們也邀請那方面的國際專家參與討論。
《敢為天下先》
錢致榕 著 鍾月岑 整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出版
活字文化 策劃
未來的系主任立刻就問我一個問題，有什麼樣的實驗室？有什麼樣的裝置？我的答案是，你告訴我要發展哪幾個領域，會需要什麼樣的裝置，校長負責去找錢。吳家瑋想到一個很好的辦法，讓我們去找教育局要錢。教育局的人那時候都擔心我們會漫天喊價，我們解釋說，我們不可能比別的學校要的錢多，錢多的話你們吃不消的。但我們能不能這樣提要求？就拿香港大學最近十年給各個系購買儀器的費用總數為準。教育局說他們的研究工作做得不夠多，但你們是要建研究型大學？我們說，是啊！可是我們一上來要很多錢的話，你們又不好過的，所以就把港大那十年的總數算出來，我們就以此為標準做計劃。比如說是一億美金的話，我就打一個一億美金的報告給教育局，作為我們創校前六年的裝置費用，你們要一次批准，然後分六年撥給我們，有了這個保證，我就可以開始統籌規劃，有效地運用這筆經費。我就可以告訴招聘物件：兩年之後請你來，你來的話我可以給你多少裝置費用，錢都在這兒。有了這個六年規劃，我們延聘的談判就很務實，比較容易成功。
教育局答應了，總督那兒也敲定了。家瑋就說，我們光是這樣做的話，其他學校一定會反對，我們要保護科大和教育局。他建議我們把計劃送到港外去審查，外審可以免去學術副校長辦公室的壓力。評審人的選擇要滿足兩個條件：內行和公正。評審人應該由教育局決定，我們可以提供一些建議專家名單，比如說我建議二十位專家，供他們挑選五位，這樣的話就不會有護航作弊的可能。最後教育局選了五位專家到香港來評審。家瑋行政經驗豐富，他決定我們要針對五位評審委員的專業，找五位科大教員來準備我們的報告。但我們那時候的教員到任的只有兩人，我們就在確定可能來的人選裡挑選了五位，負責準備這個報告。這五個人的報告是中規中矩的，是有關十七個系需要的裝置。最後評審委員們花了一個星期審查完畢。這個審查報告有幾個要點：第一科大這些人有見解，他們的建議很有道理；第二他們提出裝置的需求，是針對實際研究工作的，不是隨便要的；唯一一點，就是他們所要的錢可能少了，真是要達到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標準的話，可能過幾年還要再投錢進去。於是報告就批准了。有了這個保證，雖然經費相當於港大的水平，但是由於是一次性批准，我就能以學校的身份對外要供應商大打折扣，對內共同定下購買及使用規則，促進裝置分享，大大提高每一件重大裝置的使用效率，使一塊錢的裝置能發揮好幾塊錢的功用(見第三章)。同時我們可以完成科大每個系具體的發展計劃，使每一個系能更快地聘到卓越的教授，有計劃地發展學術。
錢致榕告別港科大，1992年2月21日全校創校教職員四十三人合辦一個歡送餐會，邀請當時全校同人參加。校長吳家瑋也出現在歡送會上，三年的日夜合作，感慨萬千，他抱著我哭道:“你走後我怎麼辦?我一定不容許任何人忘掉你的功勞。請你三個月之內不要發表任何對科大的評論，好嗎?”
作為校長和副校長，最重要的工作是儘快對大學的未來有一個共同的理念，因為我們需要這個理念來凝聚一大群同人，規劃創校的工作，這一點我和吳家瑋有一段終生難忘的共事經驗。雖然我們的成長環境非常不同，他在國家觀念淡薄的香港長大，唸完培正中學，到美國念大學，最後在華盛頓大學得到凝聚態理論物理博士。我在戰火中的重慶啟蒙，在有強烈家國情懷的臺灣長大，在臺北師大附中完成中學教育，臺大四年，先念電機，再念物理，然後去耶魯大學唸完實驗高能物理博士。但是在談到辦大學的理念時，我們卻是驚人的相似。這種非常默契的奇妙經驗，人生難得遇到。所以很快我們之間就有了共識，隨著更多人的參與，這共識就不斷地修正、擴大、成長成科大的共識。這種高度的共識和信賴，鼓勵我克服萬難放手一搏。當一個大學的教員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時，眾志成城，無堅不摧，再難的事也變成可能了。當大學的一把手和二把手能心靈相通，合作無間，對周圍的人就有感染作用，形成一種開誠佈公、共同努力的建設性風氣。
吳家瑋和我有一點不同，我的行政經驗是從不斷組合、完成一連串大的國際高能物理實驗工作中得到的，而他一開始教書就面向系主任、院長、校長的方向走，所以是美國高教系統的科班出身。我們在建校制度上都採取務實的態度，堅持辦學理念，集中力量實現我們的理想，先上馬再說，以後慢慢調，不浪費能量在無謂的爭端上。
任命學術副校長時，吳家瑋建議我們採取美國大學的管理制度，就是每個職位都有實責實權(那時英國高教已經遇到困難，經過多年的討論後決定採用美國式治理制度)。校內的工作，分成三塊：除了教務，行政總務之外，為了加強技術轉移，專門設立一位副校長負責，三位副校長向校長負責。在此之外，凡是和教學科研有關的事務都由學術副校長負責，相當於美國大學的Provost，或叫常務副校長。吳家瑋和我之間，採取內外分工制。他負責校外一切工作：校董、企業界、社會、當局、媒體等等。校內的教研工作的規劃管理由我負責。我們經常聯絡溝通我們彼此的工作。這種相互信任的徹底授權，使得效率大大提高。這種職權的分工，為後來香港很多高校提供了新的模式。
學校分為四個學院，系主任和院長都有人事權、財權，他們各有聘任名額以及協調後的獨立預算，向上一級負責。系主任負責按學校規則及規劃延聘教員和設計系內研究裝置，工作繁重。所以創系的系主任，常常需要犧牲一兩年自己研究的時間，為年輕同事創造條件。這在我們延聘系主任時，成了一個重要的考慮和限制。我們的目標是儘快建立強壯、和諧的系，每一個系從頭擬定十年發展計劃，由學院協調院內各系的工作，這樣當上層人事又變化時，院系還能順利運轉，這是所有比較成功的大學的經驗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