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吳柳芳這件事我對於無意義的爭吵已經厭煩了，不管什麼男拳女拳、不管什麼擦不擦邊，今天本文不會浪費一筆一墨在這些只有情緒輸出毫無討論價值的問題上。
吳柳芳的悲哀是千千萬萬個“小眾”運動員的悲哀——這裡的“小眾”明確一下定義，就是市場化程度不高，吸金、造血、再迴圈能力不強，很大程度上要靠“舉國體制”的補貼才能維繫下去的運動專案。
這些小眾專案最鮮明的特點是，在奧運年是“奧運會重要奪金點”，萬眾矚目；但是平日裡的觀眾、參與者寥寥無幾，奧運會上火一把，完全覆蓋不掉培養運動員的成本、以及運動員退役之後的養老生活。
首先需要宣告的是：我這裡不是批判“舉國體制”。老讀者都知道，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是“舉國體制”的支持者，我一提市場經濟就說它吸血、剝削、叢林法則。而我的觀點是一以貫之的是：舉國體制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匹配的，脫離了最廣泛公有制經濟基礎的“舉國體制”，只不過是虛假的“舉國體制”。
若走舉國體制的路線，那任何“小眾運動員”都是能吃上一碗“大鍋飯”的，而且是要保證就業、養老、醫療、子女教育的，就像當年集體所有制企業的工人們一樣。
而若走市場經濟的路線，那就讓市場自然淘汰那些商業價值低的專案，讓運動員們各憑本事養活自己，就以“看不見的大手”的分配為志高準則，菜是原罪、願賭服輸。
本文不是在探討上述兩種路線孰優孰劣，而是想說：無論走哪種，都要一以貫之，不能雙標，不能“既要、又要”。
如果走舉國體制、保小眾專案、保奧運奪金點的路線，那就得負責這些運動員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負責退役之後的生活。
更不能僅僅是保障奧運冠軍、保障那幾個頭面人物——若只有奧運冠軍能進體制、只有最高級別的精英才能享受保障，千千萬萬從獨木橋上掉下來的人被忽略了——這依然是市場經濟贏家通吃的邏輯，不是真正的舉國體制。
所以說管某某對吳柳芳的批評未免有些“何不食肉糜”，她是奧運冠軍，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走過去的人，而吳柳芳是從獨木橋上掉下來的人。以奧運冠軍的視角帶入，肯定會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
如果走市場經濟路線，就只能考慮運動專案的受歡迎程度和經濟價值，國家再投入一點就是浪費納稅人的錢。反過來納稅人也不能“既要、又要”，一定要在奧運會金牌榜上壓過誰誰、排個第幾。
所以吳柳芳的悲哀在於既要又要的“擰巴”——她是舉國體制培養出來小眾專案運動員，因傷退役之後推入了市場，自然沒有給她太多的位置。而她又不是奧運冠軍、頂級精英、頭面人物，要討生活，能怎麼辦呢？
也就是說這“舉國體制”只“舉”了一半——對運動員職業生涯來說，只管前半段、不管後半段；對小眾運動員群體來說，只管奧運冠軍、頂級精英，不管從獨木橋上落下來的千軍萬馬。
體制已經把她推入市場，她也按照市場的規則改變自己——也就是所謂的“擦邊”——這不就是標準的符合市場經濟的體現麼，為什麼還要按照體制的“榮譽”“為國爭光”去道德綁架她呢？這不是既要、又要的雙標嗎？
不管怎麼說，吳柳芳也是拿了15塊金牌，為國爭光且為國負傷，退役之後去了教培機構當老師，後來趕上疫情公司倒閉，還拖欠了她幾個月工資。安排去體校，說是有編制，結果等了兩年沒等到，後面排隊的人反而先有編了，於是只能拍一拍短影片。甚至就在她最困難的時期內還不忘支教做公益。在本次事件之前，吳柳芳粉絲不過幾萬人，對於網紅群體來說，也只不過停留在“吃低保”的階段。
有很多事情我們還到不了意識形態、價值觀級別的爭端，我覺得我們能做到不要雙標、不要既要又要、邏輯一以貫之就好了。
吳柳芳這件事，如果要以光榮的國家隊運動員身份去要求她，那就請安排她就業、編制、養老；如果要以市場經濟自生自滅去要求她，那就別說她擦邊，不管人家有多少粉絲掙了多少錢，那也都是“看不見的大手”最至高無上的安排。
同理，我在《究竟是“人民的名義”，亦或是“權力的遊戲”？》這篇文章中批評過體制內的“雙面人”——也包括北極鯰魚之流的既得利益者們：因為他們因為他們端起碗來吃肉，放下碗罵娘，好事一樣不少佔，還要跳出來噁心人。
假如說，留守兒童、下崗職工子女，或者小時候遇到暴力強拆、父母擺攤被城管砸了之類的，他們發表一些對社會、對政府不滿的言論，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只要不是公然造謠、汙衊，實事求是講出自身經歷，我甚至還要幫他們說話。
但是體制內的“雙面人”不一樣，他們噁心就噁心在“吃飯砸鍋”——不侷限於他們自己，他們的家屬同樣享受了“改革紅利”，也必須包括在內——袁昊然是如此，北極鯰魚也是如此，還有個至今沒下文的許可馨，也別忘了隱藏得很深的胡錫進。
同理，為什麼乒乓球隊搞粉圈我們罵？因為他們是一種跟吳柳芳完全反過來的“既要、又要”：既要“國球”帶來的榮譽與關注度，又要玩資本養蠱粉圈邪教這一套，甚至成績還在不斷下滑，那必然要接受道德的譴責。
所以我們做一個假設：如果有運動員退役後待遇保障到位，國家給了編制給了養老金，那他還要去社交網路炒作、擦邊、搞粉圈，那我肯定是要帶頭罵的。因為你已經得到了“體制邏輯”的保障，總不能還要去市場“既要又要”吧，就應該以幹部隊伍的形象、先鋒隊的職責去要求你了。就好像“反詐老陳”，脫下警服了，隨便你怎麼賺噁心的錢，但是你不能兩頭都佔。
所以還是那句話，我們還遠遠到不了意識形態、價值觀的層面，能邏輯一致、不雙標、不既要又要就謝天謝地阿彌陀佛了。
更深入一點來看，我們體育領域很多的問題根源，其實都在於這種既要、又要。比如最典型的是足球，不過是跟吳柳芳反過來的——對於吳柳芳等小眾運動員，是既要奧運冠軍，又要市場的降本增效。而足球、籃球則是既要體制的權力，又要市場的紅利。
我一直在說現在中國男足基本功、精氣神還不如體工大隊時代——不是在說體工大隊時代有多麼多麼好，而是強調兩頭都要佔的結果是兩頭都佔不上，比爛而論還不如“一條道走到黑”。
再深入一點來看：吳柳芳最大的悲哀不單單屬於她自己，也不單單屬於獨木橋下的小眾運動員，更屬於廣大下崗工人。
我們的祖輩、父輩，他們在建設國家中付出了百倍於我們的辛勞，但是他們的回報是不成正比的，因為很大一部分貢獻是以“國家”“集體”的名義積累下來了，這成為了新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脫胎換骨再次騰飛的基礎。
他們勤勤懇懇996，不躺平不抱怨，就算因為他們心裡清楚，自己是在為集體做貢獻、為國家做貢獻、為子孫後代做貢獻，自己應得而未得的價值，並不是被【少數既得利益集團】所竊取了。
同時勞動者也是企業的主人翁，如何生產、如何分配勞動者是有話語權的，在專業生產領域，廠長就是沒有八級技工有發言權。這種【主人翁】情感是與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輔相成的。
直到80年代從“鞍鋼憲法”變成了“廠長責任制”，特權階級可以搞一言堂了。於是辛辛苦苦勞動一整年，最後評的先進是廠長的小舅子，勞動者的積極性就備受打擊，躺平、磨洋工等現象開始頻繁出現——這一點當代熱衷於“躺平文化”的年輕人肯定深有體會。
更進一步地，廠長和小舅子們開始裡應外合掏空國企，好好的企業突然就“經營不善”了，突然就“難以為繼”了。於是乎只能以白菜價賣給小舅子，結果廠長還是廠長，工人還是那一撥工人，重新返聘的工人工資待遇被砍了一半，幾十年來積累的產權從國家、集體變成小舅子、傻兒子了，一場巧取豪奪就這樣完成了。
於是終於走到了大下崗這一步，在勞動者們勞動力最鮮美的年代，他們為國家、為集體貢獻了青春；結果到了相約98，他們突然成了包袱、成了負擔、成了代價被甩掉了，他們突然要“只不過是從頭再來”了。
所以我說吳柳芳最大的悲哀，是千千萬萬下崗工人們共同的悲哀——要麼就按照集體經濟的邏輯，一路管到底；要麼就按照市場經濟的邏輯，讓勞動者們在自己在最有價值最有幹勁的年代多為自己積累一些。
最差的就是這種雙標：在你有價值的時候講奉獻、講積累，在你沒啥價值的時候講甩掉包袱、講輕裝上陣，甚至連年輕時候的積累都拿不下來，因為這些財富都已經到小舅子們的口袋裡了，這天底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漫長的季節》一條暗線，是講廠長如何與所謂的“港商”勾結，掏空樺鋼的。範師傅這一句“雜碎”，是替三千萬下崗工人罵的，這是一句遲到了三十年的痛罵。
先富階級的“繁花”，卻是下崗工人們最“漫長的季節”。
所以我也談不上支援或反對吳柳芳，我只是希望大家把邏輯捋順了，現在網路上吵來吵去純純情緒輸出垃圾開會不得要領，看著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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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新書正式連載完畢：《資本囚籠》全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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