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季寺，賈敏
QAnon的隱秘潮流
近年來，QAnon運動引發了大量關注，許多人問這個陰謀論是否還在持續。Julian Feeld是一檔關於QAnon的播客的製作者，近日他在《雅各賓》雜誌給出了自己的回答。QAnon 並未消失，反而融進了美國人的血液。
QAnon是一個陰謀論運動，主張唐納德·特朗普正在與美國政府中的一群撒旦邪教戀童癖成員展開秘密戰爭。信徒們認為，在一場名為“偉大覺醒”的事件後，一個叫做“風暴”的事件即將來臨。這場類似於聖經中的報應的風暴將會讓他們的敵人被監禁、在軍事法庭審判，甚至被處決。這個陰謀論看似註定會保持邊緣化，但在最高潮時，特朗普在一次電視市政廳中公開承認了這一點，QAnon的標語出現在1月6日衝擊國會大廈的暴徒衣服上，並且被一些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選舉結果的律師宣傳。它導致了綁架案、追車事件、胡佛大壩的武裝對峙，甚至一位黑幫老大的謀殺。
當地時間2021年1月6日，華盛頓特區美國國會大廈外，遊行者揮舞印有QAnon組織標誌的美國國旗。
實際上，QAnon的意識形態、網路和實踐現在已經融入了美國政治，並且影響了民眾如何處理當前事件。這個運動就像寄生菌一樣附著在主流社會，和它的宿主共生，同時對宿主的行為產生長期影響。
一個如此有影響力的運動是如何如此迅速地消失在視線中的？答案就是偽裝：該運動故意掩蓋了它的起源，以更好地傳播其信仰。
為了應對線上審查和個人關係的惡化，QAnon的推廣者開始在他們釋出的圖片中隱藏字母Q和數字17（字母Q是第17個字母），故意避免直接提及“QAnon”。這最終演變成採用相關概念和口號，如“偉大覺醒”、“風暴”、“我們一起走” (通常縮寫為WWG1WGA)、“Pedogate”和更成功的“拯救兒童”（這讓同名的反兒童販賣組織感到非常震驚）。
尤其是在2020年，越來越多的QAnon相關影片、紀錄片開始出現，藉助美學吸引觀眾。這些影片如《權力的隕落》、《陰影之外》和《大流行：COVID-19背後的隱藏議程》等，逐漸讓QAnon在更廣泛的群體中傳播，特別是在反對兒童販賣的名義下，QAnon在“拯救孩子”的運動中獲得了更多支援。
QAnon透過這種方式滲透到主流社會，並未像許多人認為的那樣消失。相反，它透過偽裝和不斷適應變得更加隱秘和有影響力。與此同時，QAnon的核心人物和支持者也在不斷變化。最初的一些支持者，如戴夫·海斯、莉茲·克羅金等，已經被新一代的QAnon支持者超越。這些新一代支持者利用社交媒體平臺進行更加隱蔽的傳播，透過使用模糊的語言和符號來躲避審查，從而繼續擴大QAnon的影響。
QAnon的影響力並非僅限於其信徒圈層，它逐漸滲透到了美國的政治舞臺。許多與QAnon相關的人物開始活躍在公眾視野中，尤其是邁克爾·弗林、喬治亞州的國會議員瑪喬裡·泰勒·格林和特朗普提名的聯邦調查局局長卡什·帕特爾等人。
從QAnon運動的最初階段開始，邁克爾·弗林就被推崇，他的名字在2017到2021年之間出現在Q的帖子中39次。信徒們最熟悉他的是在2016年11月的講話中，他首次推廣了“數字士兵”這一術語，感謝聚集在一起的“軍隊”在選舉總統中的作用。QAnon支持者繼續自稱為“數字士兵”，並經常提到他們認為自己正在進行的“精神戰爭”，這是弗林在演講和專欄文章中表達的情感。
QAnon的傳播還藉助了媒體和文化產業的力量。許多QAnon相關的內容逐漸滲透到娛樂和電影行業中，如《自由之聲》這部電影就以其反對兒童販賣為名，成功吸引了大量QAnon支持者的關注。這部電影的成功上映，標誌著QAnon從一個邊緣的陰謀論轉變為一個有著廣泛影響力的文化現象。儘管QAnon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總統時期，但其在後續的幾年裡透過新的傳播手段和話語策略，成功適應了當下的文化和政治環境。
瑪喬裡·泰勒·格林和卡什·帕特爾是QAnon運動的兩位代表人物，他們的經歷展示了這一運動如何影響美國政治，並在其中植根。
瑪喬裡·泰勒·格林是QAnon的堅定支持者，她在進入政治前便公開表達支援QAnon，並將其描述為反對全球邪教和戀童癖集團的力量。2017年，她曾在Facebook Live影片中讚揚Q，稱其為“愛國者”，並提到“羅斯柴爾德家族”和“喬治·索羅斯”是全球邪惡的幕後操控者，傳播反猶太主義陰謀論。然而，儘管她在擔任國會議員後公開道歉並表示不再相信QAnon，但她仍然不斷髮表與QAnon相關的言論，包括在社交媒體上提到加利福尼亞野火和天氣控制等荒謬的陰謀論。儘管與QAnon深度牽連，格林依然成功保住了國會席位，並繼續在政治中擁有一定影響力，尤其是在擔任國會狗狗幣子委員會主席後。
卡什·帕特爾則是QAnon的“新手”。他曾是美國司法部的審判律師，並在2018年因支援QAnon而成為關注的焦點。他參與了共和黨對“俄羅斯門”的反擊，並與QAnon支持者德文·努內斯一起工作。帕特爾也曾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對QAnon的支援，並多次在播客中討論相關陰謀論。儘管在參議院確認聽證會上聲稱“拒絕”QAnon的陰謀論，帕特爾的背景和言論始終顯示出他與該運動的深厚聯絡。如今，他成為了FBI局長，這讓人們對其是QAnon的長期影響之一是“撒旦恐慌”的復甦，這種陰謀論在美國文化中再次流行起來。無論是嘻哈音樂會、格萊美頒獎典禮，還是奧運會開幕式，都有QAnon支持者認為其中存在邪教儀式的爭論。此外，QAnon對戀童癖的指控也滲透到文化中，甚至影響到一些娛樂產業的言論和創作。這種現象促使社會對虛假指控產生更高的免疫力，然而背後隱藏著更加嚴峻的問題，如反對兒童販賣的線上義警行為，往往導致警力和調查資源的分散。
QAnon不僅塑造了對社會現象的看法，還將其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尤其在“自由之聲”電影的成功後，保守派急於將兒童販賣問題政治化，並藉此吸引選民。特朗普也在競選中宣傳這一議題，並提出對兒童販賣行為嚴厲打擊的立場。然而，這一議題並非單純關注兒童福祉，它實際上利用了QAnon的影響力，成為共和黨吸引選民的工具。
QAnon的存在方式不僅僅是政治行為，它還體現了當代民間故事的形式。這些故事為現代人提供了一個虛擬的對抗“邪惡”的力量，使其在複雜的現代生活中找到了某種意義。這種信仰讓支持者感到自己是與世界的鬥爭中的一部分，充滿了使命感和正義感。
QAnon吸引大量支持者的原因之一，是它能夠在生活壓力大的情況下為人們提供一種簡單的解釋框架，幫助他們理解複雜的社會問題。支持者往往把自己視為“數字士兵”，認為他們正在揭示一個巨大的陰謀，並推動世界走向更好的方向。在面對經濟不平等、社會隔離等問題時，QAnon為一些人提供了心理上的安慰，使他們在無力感中找到一種“行動”的意義。
近日， Cody Mello-Klein在《西北全球新聞》的報道寫到了學者塞利亞·皮爾斯（Celia Pearce）的新書《玩樂框架》《Playframes》。這本書探討了“遊戲”這一概念如何與美國極右翼政治相關聯，揭示了遊戲文化如何被極右翼勢力利用，進而扭曲現實世界的政治和社會行為。皮爾斯解釋了這種“玩樂框架”如何在極端情況下變得危險。
皮爾斯的研究從2000年代初的替代現實遊戲（ARGs）開始，討論了這些遊戲如何設計出模糊現實與虛擬世界界限的玩法。這些遊戲要求玩家參與到一個跨越虛擬和現實世界的複雜敘事中，其中包括從網際網路到現實世界的線索尋找，通常還帶有陰謀論的色彩。這些遊戲在給玩家帶來強烈沉浸感的同時，也暴露了將遊戲化元素應用於現實世界陰謀的潛在危險。
皮爾斯認為，替代現實遊戲的設計師早就意識到這種遊戲機制可能會被用於更黑暗的目的。而這一點在QAnon陰謀論中得到了驗證。QAnon的傳播與替代現實遊戲文化緊密相關，因為QAnon的創始人“Q”經常用“這不是遊戲”（This is not a game）這樣的口號，這一表述來源於ARGs文化中的“遊戲”元素，但在QAnon的背景下卻被用來強化虛假的敘事。
皮爾斯的核心觀點之一是“玩樂框架”，這一概念指的是在特定的場景中，人們知道自己是在“玩”而非現實生活中行動。例如，球迷在觀看體育賽事時，雖然行為可能非常激動和不理性，但他們是在一個被定義為“體育”範疇的環境中，這種行為因而被認為是可以接受的。然而，當這一框架失去清晰界限時，遊戲行為可能就會滲透到現實世界，產生危險的後果。
皮爾斯指出，QAnon等極端思想之所以能在網際網路上傳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這些思想透過社交媒體平臺與替代現實遊戲等虛擬文化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模糊的界限。這種模糊的界限讓參與者很難分辨自己所處的是遊戲還是現實，從而引發了更極端的行為。
皮爾斯透過分析2021年1月6日的國會騷亂，進一步闡明瞭遊戲化思維如何滲透到政治暴力中。許多騷亂參與者穿著奇異的服裝，如“維京戰士”裝，攻擊美國國會大廈。皮爾斯認為，這一現象並不令人震驚，因為在這些人的眼中，他們似乎是在進行一種“角色扮演遊戲”或“替代現實遊戲”，他們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脫離了現實與虛擬之間的界限。參與者將暴力行為與遊戲中的角色扮演行為混為一談，認為自己是在執行某種“使命”或“角色”，而不是真正參與社會暴力。這種心態正是極右翼暴力和文化衝突的根源之一。
除了QAnon之外，皮爾斯還提到，像斯蒂夫·班農這樣的極右翼人物也在遊戲文化中找到了可用的情緒和思想元素。班農曾經營一家虛擬貨幣收集公司，他注意到遊戲社群中普遍存在的“白人男性憤怒”情緒，並意識到這一情緒能夠被政治化、激進化。皮爾斯認為，這種情緒的遊戲化不僅為極右翼政治提供了精神支援，而且透過社交平臺的廣泛傳播，它將這些情緒轉化為極右翼運動的政治動力。
皮爾斯特別提到，2010年代中期的“Gamergate”事件是這一轉變的先兆。Gamergate原本是一個由遊戲玩家發起的文化運動，後發展成了性別歧視和網路騷擾的醜聞。她認為，Gamergate是特朗普第一屆總統選舉的“煤礦的金絲雀”，即它預示了極右翼如何透過遊戲文化和社交媒體的結合，製造了新的社會裂痕和政治暴力的土壤。
社會心理學崩坍的剖析
在近期出版的新書《火車失事的剖析：啟動研究的興衰》（Anatomy of a Train Wreck: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ming Research）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科學史學家露絲·萊斯（Ruth Leys）記錄了“啟動研究”（即對於細微的提示如何潛意識地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為的研究）這一社會心理學子領域在過去幾十年間的迅疾發展和快速崩潰，並將其作為上一代的心理學研究走入歧途的縮影。
《火車失事的剖析：啟動研究的興衰》（Anatomy of a Train Wreck: The Rise and Fall of Priming Research）書封
在《高等教育紀事報》近日刊登的該書的書評中，作者雅各布·米卡諾夫斯基 (Jacob Mikanowski) 描繪了社會心理學15年前的盛況：它在TED演講和暢銷書排行榜上無處不在；微小的、有針對性的、經過實驗檢測的行為改變似乎承載著烏托邦式的許諾，能讓人們的生活和社會都變得更好；“輕推”和“生活技巧”從課堂和學術會議走向了公司董事會和白宮。一個為人熟知的例子是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告訴《名利場》雜誌，他只穿灰色和藍色的西裝以減少決策疲勞，這一想法是自我消耗研究的產物。當時哈佛大學法學院行為經濟學和公共政策專案主任卡斯·R.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擔任奧巴馬的資訊和監管事務主管，將其關於決策建構的理念帶入了政府核心部門。
這列高速行進的火車在2012年遭遇了重大事故。萊斯在接受英國心理學會《心理學家》（The Psychologist）雜誌的採訪時介紹了事故發生的過程：2012年，一組比利時科學家報告稱，他們無法複製耶魯大學社會心理學家約翰·巴奇（John Bargh）一項著名的啟動實驗。這項實驗似乎表明，接觸到一組與老年相關的詞彙的實驗參與者在離開實驗室時比接觸到中性詞彙的參與者走得慢，而他們並沒有意識到“啟動”詞彙對其步速的影響。就在前一年，諾貝爾獎獲得者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其暢銷書《思考，快與慢》（2011）中讚揚了巴奇的這項研究和其他啟動研究，因為這些研究展示了人們的行為如何在無意識情況下受到了啟動的影響，這些發現支援了卡尼曼關於系統1和系統2思維的主張。當卡尼曼在2012年知道巴奇的實驗無法被複制時，他在《自然》雜誌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警告巴奇和其他啟動研究者如果他們不能整頓好自己的工作，“一場火車失事即將發生”。十年之後，他得出結論稱，研究人員未能亡羊補牢，啟動研究領域實際上已經死亡。
萊斯指出，複製危機在2012年爆發並在此後持續不斷，產生了大量關注困擾心理學和其他學科的方法論問題的重要文獻，但對於最初指導並激發啟動研究的科學假設和實驗實踐的深度歷史分析則付之闕如，這就是她撰寫此書的出發點。
萊斯在訪談中談到，她在寫作《情感的上升：譜系與批評》（ The Ascent of Affect: Genealogy and Critique，2017）一書時開始關注啟動研究，該書分析了二戰至今形塑了對於情感的科學研究的各種爭議。在這本書中，她關注的是情感科學家在處理情感的意圖性（intentionality）時面臨的挑戰，即我們的情感經驗似乎與某種意義有關——無論是真實的抑或想象的，並且對理性（reasons）很敏感。然而，心理學家發現很難用實證的規範和實踐對意圖性概念加以研究，因此常常受到誘惑將意圖和意義降格至無意識計算過程。這就是啟動研究的起點。
萊斯介紹道，巴奇的博士論文導師、密歇根大學的羅伯特·扎榮茨（Robert Zajonc）對於情感獨立於認知和意義的觀點很感興趣，他在1980年代提出情感是在認識之外發生的無意識的、自動化的情動過程。扎榮茨的觀點建基於當時正在發生的認知革命之上，這場革命主張心理功能可以從資訊處理的角度來理解。尤其是，認知科學家提出，人的自動化過程是由不同於控制有意識處理的通道的資訊處理通道所支配的，諸如情感反應之類的行動和實踐都是以這種方式無意識、自動化地展開的。受到扎榮茨和認知科學中計算假設興起的影響，巴奇在《不經意的思維》（Unintended Thought ,1989）一書中清晰地將人類行為的意圖性表述為一個實證問題，繼而投身於將心理功能（包括所謂“執行”或意識功能）降格為無意圖過程的專案，啟動就是這些專案所採用的實驗方法，即研究諸如詞彙等刺激物對習慣性行為的無意識影響，併成為了這一研究領域公認的領導者。
萊斯認為，儘管心理學的歷史上不乏反對取消人的行為背後的理性作用的聲音，但在心理學家和追隨他們的廣大公眾當中都存在一種傾向，都喜歡貶低日常生活中理性的影響，而傾向於選擇強調我們都是“直覺”的受害者。而事實上，不是隻有正確的理性才是理性，擁有錯誤的理性同樣是一種施加理性的方式。
萊斯對心理學的未來十分悲觀。她承認在複製危機發生後，很多心理學家為革除積弊、提高標準付出了巨大努力，然而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她又覺得一切都似曾相識，她知道心理學中的複製危機並不是新近才出現的，不僅是方法論的危機，還存在基礎原理的危機，這使得心理學領域幾乎可以被定義為托馬斯·庫恩所說的前正規化科學。因此，萊斯確信，心理學還將經歷更多的 “火車失事”。社交媒體的興起和對自我推銷的強調意味著，心理學家有越來越多的空間在證據或研究極少的情況下對心理進行斷言，而公眾似乎不知饜足地想要得到應對生活挑戰的簡單答案。很早以前，心理學家保羅·米爾（Paul Meehl）就將“粗略因素”定義為“一切事物都或多或少與一切事物有關。”米爾想要表達的是，在缺乏更好的統計方法和其他研究方法的情況下，心理學中觀察到的大多數相關性都是無法解讀或者毫無意義的。在萊斯看來，這種粗略因素如今仍在心理學中大行其道。
前文提到的書評作者米卡諾夫斯基認為，萊斯此書的焦點全部集中在啟動的概念及其對理解意圖的哲學影響上，本質上就是人究竟是否擁有最完整意義上的能動性的問題。萊斯沒有將啟動研究置於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中進行考察一方面不無遺憾，但另一方面，她透過深入研究心理學中一個小領域，成功觸及了一個更廣泛的趨勢。人類不斷受到外界刺激而幾乎無法掌控自己的思想這樣的二元圖景已經從心理學擴散到了整個文化當中。它出現在政治敘事中，出現在諸如選民完全被宣傳機器誤導或是僅僅被無形的“憤怒”所驅使的言論中。而社交媒體已經從我們脆弱的意志和容易轉移的注意力中賺得盆滿缽滿。
米卡諾夫斯基對於萊斯圍繞有意識的、有意圖的、有掌控力的人類主體性重建心理學的呼籲表示贊同，但他對此並不樂觀，因為據他觀察，隨著心理學在大眾文化中失勢，取而代之的是占星術。付費佔星軟體近年來俘獲了數千萬使用者，影響力遠超過去報紙上的星座專欄（一個比他年輕的朋友告訴他，他們對未來幾年充滿希望，因為行星迴到了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位置）。他感嘆到，也許“自動化”思想包含了比我們願意承認的更多的真相，至少此時此刻，我們仍在螢幕和星星的擺佈下夢遊。
在生成式人工智慧高歌猛進的今日世界，萊斯提出的問題顯得愈發重要。著名進化生物學家、《自私的基因》一書作者理查德·道金斯近日在其網站（“The Poetry of Reality with Richard Dawkins”）釋出了他和ChatGPT的對話，討論的核心即是ChatGPT是否具有意識。道金斯認為ChatGPT通過了圖靈測試，但它否認自己擁有意識，道金斯因此問ChatGPT是否認為圖靈測試是一個無效的標準。ChatGPT在回答中提到，艾倫·圖靈提出的圖靈測試是一個行為測試，它的基本意思是：如果一臺機器在進行對話時，人類無法可靠地將其與另一人類區分開來，那麼這臺機器就應該被認為是 “智慧的”。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功能性和外在意義上的智慧測試（“機器如何展現行為”），而不一定是對意識的測試。因此，ChatGPT可能在道金斯的評估下通過了圖靈測試，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有人類那樣的主觀體驗、情感或自我意識。
這則對話還涉及如何定義“意識”。道金斯談到，他知道自己是有意識的，而他之所以確信其他人類擁有意識而人工智慧沒有意識的唯一原因，是其他人類是和他是相同過程的產物——擁有同樣的大腦，出生，進化自同樣的祖先鏈條。但他並不認為意識必然與生物性相捆綁。他認為，儘管人類的大腦和人工智慧由不同的物質構成，並且是經過達爾文主義的進化過程、透過胚胎髮育而來的，但和人工智慧一樣，大腦仍然是物質物件。大腦處理資訊的方式和人工智慧不同，但大腦仍然是一種資訊處理機器。因此，他認為未來的計算機可能會具有意識。ChatGPT回應稱，不同思想家對這個問題持不同看法，以戴維·查爾默斯（David Chalmers）為代表的一派認為，如果我們建立了一個完美的人腦模擬，精確到每一個神經元和突觸，那麼它幾乎肯定是有意識的，即意識誕生於某種正確的計算結構。但約翰·塞爾（John Searle）等人認為，生物性，也就是“溼件”，是本質所在。即便對一個大腦進行了完美的模擬，它也仍然是一個仿製品，而不是一個真正有意識的主體。道金斯傾向於認同前一種觀點，而萊斯恐怕對後一種觀點更能產生共鳴。這個問題的最終答案，關乎人類近在咫尺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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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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