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未來對臺登島作戰中，我軍必須高度重視對臺城市攻堅作戰。當前臺灣地區城市化率已超80%，臺北都會區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1.5萬人，高雄港周邊超高層建築群密度全球前十。
當“臺獨”分裂勢力勾連外部干涉勢力，妄圖以“刺蝟戰術”“城市戰”遲滯甚至阻撓統一程序時，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臺海統一的關鍵戰役，註定是一場圍繞城市的“立體絞殺戰”；能否掌控城市戰場主動權，直接決定登島作戰的成敗。
一、對臺登島作戰，為何必須把城市攻堅戰作為核心課題？
臺灣的城市化不是簡單的“人口聚集”，而是被精心編織成一張“軍事-民用-政治”複合網路。從軍事角度看，臺當局已將城市空間異化為“戰爭堡壘”：
1、高層建築群構成“垂直防線”。臺北101大廈（508米）、高雄85大樓（378米）等超高層建築，頂層可部署防空雷達、電子戰裝置，中層可改造為指揮所，底層可依託裙樓設定路障和火力點。
2022年臺軍“漢光演習”模擬推演顯示，若解放軍從西南海岸登陸，臺軍可依託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12層）、臺南“南紡夢時代”（15層）等商業綜合體，形成“樓層防禦帶”——每層部署狙擊手、自動機槍和反坦克導彈，屋頂架設行動式防空導彈，地下車庫改裝為彈藥庫和人員掩體。這種“鋼筋水泥叢林”中的分層防禦，使傳統裝甲叢集難以展開，大兵團推進速度可能被壓縮至日均不足1公里。
2、地下空間成為“第二戰場”。臺灣城市地下綜合管廊總長度超5000公里，覆蓋供水、供電、通訊、燃氣等12類管線；臺北捷運系統地下段長達133公里，部分隧道寬達12米，可通行輕型車輛；高雄“中央公園”地下停車場可容納3000輛車，通風管道連通周邊5個街區。臺軍已將部分地下空間改造為“備用指揮所”“彈藥儲備庫”和“人員避難所”，甚至預埋了反坦克地雷和詭雷裝置。
2023年美軍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模擬推演顯示，若解放軍佔領臺北地面，臺軍殘餘力量可在地下空間堅持3-6個月，依託通風口、排水口進行滲透襲擾，極大增加清剿難度。
3、民用設施與軍事目標深度繫結。臺灣70%的電力設施、60%的通訊基站、50%的醫療資源集中在臺北、新北、桃園“黃金三角區”；高雄港既是臺灣最大集裝箱港（年吞吐量1300萬標箱），也是臺軍彈藥運輸樞紐；臺中港的油庫群佔全臺戰略石油儲備的40%。
更危險的是，臺當局已將“悲情牌”融入城市防禦：在中小學設定“全民防衛教室”，在學校地下室儲存急救包和防毒面具；在超市、商場張貼“巷戰疏散路線圖”；甚至將老年活動中心、社群診所包裝為“人道主義庇護所”——一旦戰事爆發，任何針對軍事目標的打擊都可能被汙名化為“屠殺平民”，陷入“打則被罵、不打則失守”的兩難困境。
歷史是一面鏡子。1949年上海戰役中，我軍以“瓷器店裡抓老鼠”的智慧解放上海，避免了城市功能癱瘓；但今天的臺海城市戰，對手更狡猾、城市更復雜、國際關注度更高。如果我們仍用“農村包圍城市”的舊思維應對“城市絞殺戰”，用“大兵團平推”的老辦法打“立體巷戰”，必將付出遠超預期的代價。
二、傳統戰法在對臺城市攻堅戰中，暴露的能力短板
當前，我軍雖已形成較為完善的現代作戰體系，但在城市攻堅場景下，仍存在三大“能力鴻溝”：
其一，作戰理論滯後於戰場形態演變。我軍現有城市作戰條令多基於20世紀80年代兩伊戰爭、90年代車臣戰爭經驗編寫，對“超高層建築群攻堅”“地下空間控制”“網路電磁與火力協同”等新課題研究不足。
例如，傳統步兵戰術強調“逐屋清剿”，但在臺北“帝寶”等豪宅區（每棟樓有30層、200戶），逐屋清剿可能導致兵力分散、時間失控；傳統裝甲兵強調“正面突擊”，但在臺北忠孝東路（雙向10車道、兩側高樓林立），“陸戰之王”99A坦克的側面投影面積達15平方米，易被樓頂反坦克導彈鎖定；傳統炮兵強調“火力覆蓋”，但在高雄“夢時代”購物中心（玻璃幕牆+鋼結構），155毫米榴彈的破片可能穿透20層樓，造成大規模平民傷亡。
其二，裝備體系適配性不足。現役主戰裝備多為野戰設計，在城市環境中“水土不服”：
主戰坦克。99A坦克車寬3.5米，在臺北市忠孝西路（雙向8車道、單車道寬3.2米）無法轉彎，強行轉向可能撞毀路牌或建築；
裝甲步兵戰車：04A步戰車車高2.5米，在地下車庫（層高3米）勉強通行，但遇到加裝路障的街道（如用報廢卡車+混凝土墩封鎖），需工兵破障後才能進入，延誤戰機；
火力支援裝備：PLZ-05自行榴彈炮射程遠（最大50公里），但城市戰中需精確打擊300米內的目標（如樓頂機槍陣地），其155毫米炮彈的圓機率誤差（CEP）為15米，可能誤炸相鄰建築；
偵察裝備：無人機雖能航拍，但在超高層建築間（如臺北101與周邊寫字樓間距不足50米）易被訊號遮擋，無法即時回傳高畫質影像；熱成像儀在城市熱島效應下（夏季地表溫度40℃），難以區分人體與空調外機散熱口。
其三，訓練模式脫離實戰場景。我軍現有訓練基地多為“模擬村落”“拓展場地”，與臺海城市的“高密度、超高層、地下空間複雜”特徵差距顯著：
場景失真：某合成旅城市訓練場僅有3層樓房、200米街道，而臺北“信義區”平均樓高80米，街道最窄僅4米；
課目脫節：訓練內容多為“沿牆根推進”“逐屋搜尋”，缺乏“高層建築垂直清剿”“地下空間反伏擊”“電磁干擾下C4ISR系統運用”等實戰課目；
協同薄弱：步坦協同停留在“坦克在前、步兵在後”的初級階段，未針對城市環境開發“坦克掩護步兵破窗、步兵引導坦克繞障”的精細化協同流程；軍地協同僅在演習後期“象徵性”加入地方救援力量，未將“交通管制、水電保障、醫療後送”納入聯合指揮體系。
更尖銳的問題在於：部分官兵對城市攻堅戰的複雜性認識不足，存在“輕敵”心態。 有人認為“臺軍裝備落後，城市戰不過是‘敲窗戶、清房間’”；有人迷信“火力覆蓋解決一切”，忽視平民傷亡的政治代價；還有人將城市戰簡單等同於“巷戰”，未意識到地下空間、電磁空間、網路空間已成為新的“無形戰場”。這種認知偏差，比裝備差距更危險。
三、打贏城市攻堅戰的“破局之道”，作戰體系如何重塑？
城市攻堅戰不是“簡單的戰鬥升級”，而是“戰爭形態的質變”。要打贏這場“必答題”，必須以“刮骨療毒”的決心推進能力重塑，重點在“理論、裝備、訓練、保障”四大領域實現突破。
（一）戰法創新，構建中國特色城市作戰戰法體系
理論是行動的先導。要立足臺海城市特點，構建“三維一體”的城市作戰戰法：
1、要將作戰空間拓展至“地上-地面-地下”立體維度。針對超高層建築，制定“分層清剿”規則（如1-5層由步兵逐層搜尋，6-20層由特戰分隊索降突襲，20層以上由無人機蜂群監控）；針對地下空間，研發“空間建模系統”，透過熱成像、氣體檢測等手段標註“活區”（有人活動）與“死區”（廢棄管道），避免盲目突入。
2、要建立“分級分類”打擊標準。將城市目標分為“核心軍事目標”（如指揮中心、導彈發射井）、“關鍵民生目標”（如醫院、水廠）、“敏感民用目標”（如學校、商場），明確“優先摧毀、限制使用、重點保護”的差異化策略。例如，對臺當局“國防部”大樓可實施精確打擊，對臺北榮總醫院則需保留基本電力供應，對臺北101大廈（含大量遊客）則應避免直接攻擊。
3、要提出“最小附帶損傷”評估模型。引入大資料分析，預判不同打擊方式對平民傷亡、建築損毀、輿論影響的影響值，選擇“效能比最高”的方案。例如，對藏在居民樓的狙擊手，優先使用“聲波定位+麻醉彈”而非火箭筒；對地下指揮所，優先使用“鑽地彈+熱煙幕”而非爆破作業。
（二）裝備重塑，打造“城市戰專用殺手鐧體系”
裝備是攻堅的“拳頭”。要以“精準、靈活、多能”為導向，研發適應城市戰場的“專用裝備族”：
偵察裝備：研發“穿牆雷達”，可探測3米厚混凝土後的生命體徵，避免“誤判平民與武裝人員”。小型無人機，特別是能夠垂直起降、懸停偵察的多旋翼無人機，將成為排、班級的“眼睛”，用於偵察街道、樓頂和建築側面。可投擲式戰術攝像頭、蛇形機器人和光纖探測裝置，則用於對封閉房間、廢墟和地下管道進行內部偵察。透過部署大量分散式感測器並將資訊透過戰術網際網路即時融合，才能為小分隊指揮員提供清晰戰場影像。
火力裝備：研發“微型制導炸彈”（重量50公斤，CEP≤1米），專門打擊樓頂機槍陣地、通風口等小目標；列裝“可調節破片榴彈”，透過程式設計控制破片擴散範圍（如“窄範圍”模式僅殺傷5米內目標，“寬範圍”模式覆蓋20米），減少對周邊建築的誤傷；為步兵配備“拐彎槍+智慧瞄準鏡”，士兵可透過牆角攝像頭觀察盲區，雷射測距後自動修正彈道，實現“隔牆打擊”。
機動裝備：改裝8×8輪式戰車為“城市突擊車”，降低底盤高度（從2.5米降至2米），加裝機身裝甲（防RPG-7攻擊），加裝液壓升降平臺（可升至3米高，用於跨越路障或觀察二樓情況）；研發“小型無人破障車”，搭載液壓剪、破碎錘，可在建築廢墟中開闢通道，避免人員傷亡。
防護裝備：為士兵配備“模組化防彈衣”（重量≤8公斤，可加裝護膝、護肘），重點防護軀幹和頭部；為坦克加裝“主動防禦系統+格柵裝甲”，攔截火箭彈和反坦克導彈；為指揮車配備“電磁遮蔽帳篷”，防止無人機偵察和訊號干擾。
（三）訓練轉型，構建“真實+虛擬”的沉浸式訓練體系
訓練是戰鬥力的“生成器”。要以“貼近實戰、突出極限”為導向，打造“三維一體”的訓練場景：
1、實體訓練場：在相關訓練基地精心打造“臺海城市模擬訓練場”，全方位滿足城市作戰中各類訓練科目需求。針對建築物內的訓練，涵蓋房間清理、樓梯間作戰、室內射擊、建築防禦、地下室作戰等；在建築物外，設定街區搜尋與清剿、街道運動與隊形變換、車輛作戰、開闊地穿越、建築外部爆破等科目；同時，針對建築物室內外協同作戰，設計協同作戰、目標奪控與堅守、綜合戰術演練等複雜場景，以提升作戰協同能力。
在模擬訓練場的建設過程中，應充分汲取美軍的先進經驗，摒棄盲目追求建造高樓和龐大建築群的傳統思路。實際上，三層建築已完全能夠滿足城市作戰基礎訓練的需求，同時兼顧了成本控制與實用性。如果確實需要模擬高大建築物的場景，可採用建設簡易制高平臺來進行替代。這種做法不僅能夠保障訓練效果，還能確保資源的高效利用，力求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構建出一個高度貼合實戰需求的訓練環境。
2、虛擬訓練場：開發“城市作戰VR系統”，整合衛星地圖、建築BIM模型、即時氣象資料，還原臺海城市的“數字孿生體”。官兵可透過頭顯進入虛擬戰場，與AI生成的“虛擬臺軍”（具備自主決策能力）對抗，訓練“多域協同指揮”“突發情況處置”等技能。例如，指揮員需在虛擬環境中同時處理“步兵請求火力支援”“無人機發現敵方狙擊手”“地方民眾求助”等10類任務，鍛鍊“全域性把控”能力。
3、聯合訓練場：常態化組織“軍地協同演練”，邀請交通、電力、醫療等部門參與，模擬“城市斷網、斷電、斷水”場景下的聯合行動。例如，演練“如何快速修復被破壞的變電站”“如何利用商場地下停車場建立臨時醫療點”“如何透過社交媒體釋出‘平民安全指引’以爭取民心”。透過演練，打破“軍種壁壘”“軍民界限”，形成“1+1>2”的聯合效能。
（四）保障重構，建立“毛細血管式”後勤網路
後勤是攻堅的“生命線”。要以“分散、智慧、韌性”為導向，構建適應城市戰的後勤體系：
補給方式要智慧化。大規模使用無人機、無人車配送。針對高層建築，研發“垂直起降無人機”（載重50公斤，升限300米），從樓頂平臺降落，將彈藥、藥品投放至指定視窗；針對地下空間，使用“軌道無人車”（沿預設軌道行駛，速度5公里/小時），在地鐵隧道、地下管廊中運輸物資；建立“需求即時感知系統”，透過士兵單兵終端傳送“彈藥剩餘量”“傷員數量”等資訊，由後方智慧排程中心動態調整補給路線。
資源儲備要前置化。戰前在重點城市（如廈門、泉州）預置“應急物資箱”，每個箱子包含50人份的淨水片、壓縮餅乾、止血包、單兵電臺，存放於地下車庫、商場倉庫等隱蔽場所；與地方企業簽訂“戰時徵用協議”，明確在緊急情況下，如何徵用超市、藥店、加油站等民用設施，轉化為臨時補給點。
衛勤救護要即時化。為每個作戰小隊配備“單兵急救包+行動式呼吸機”，確保傷員在10分鐘內得到初步處理；建立“前沿急救點”，利用商場中庭、酒店大堂等開闊空間，快速搭建帳篷醫院（配備移動手術臺、血液透析機）；研發“裝甲救護車”（加裝防彈鋼板、液壓升降尾門），可在廢墟中直接接運傷員，後送至後方醫院的時間從30分鐘壓縮至10分鐘。
總之，高城市化率是對臺登島作戰面臨的重大緊迫課題。臺島城市作為戰略要地，若淪為“打不垮的泥潭”，後果不堪設想。這不是無端擔憂，而是未雨綢繆。面對妄圖“以城市為盾、以平民為牌”的分裂勢力，我們必須全面提升城市攻堅能力，徹底粉碎“臺獨”勢力的“城市戰”幻想，確保在臺海統一的戰爭中無堅不摧，攻無不克，穩操勝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