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濤
編輯 | 張瑞
出品 | 騰訊新聞 穀雨工作室
25歲時,紀琦成為北方家鄉一所鄉村小學的校長。她嘗試在學校裡講授“性教育”課。從一個班的試點開始,到現在全校六個年級,115名學生,每週上一節課。
如今,紀琦學校裡的孩子能輕鬆說出“子宮”“月經”“衛生巾”等詞語,在如“女性是更柔弱的嗎?”“男性可以化妝嗎?”等性別話題上有自己的觀點。除了性教育課,紀琦還把詩歌、美術、泥塑、舞蹈等內容帶到課堂上,她認為這些和性教育一樣,本質上都是生命教育。
看起來美好的教育計劃背後,是鄉村孩子面臨的教育困境:空心化的鄉村學校、貧乏的教育資源。在良莠不齊的網路資訊面前,鄉村孩子在性、心理、情感教育等方面,相比城市孩子更缺乏良性的引導,也更加脆弱。
這也源於紀琦自己的經歷,高中時,物理老師常把女同學叫到辦公室單獨講題,有時候就會拉著紀琦的手,她當時覺得不舒服,但不知道為什麼。直到一個女同學哭著告訴她,老師對她進行了猥褻。她舉報了老師,並對教室裡所有女生說,“物理老師摸我,我覺得不舒服,其他同學有這樣的經歷嗎?”一個、兩個……教室裡,十幾個女生的手一隻一隻舉了起來。
這也是一個理想主義的教育工作者處處受限的故事——作為校長,她一年要開近一百場會,備課、上課的時間縮水;一些領導理念保守,稱她做性教育是“瞎搞”;作為女兒,媽媽稱她“自私”,說“我不想要這樣的孩子”。
這是一個實踐理想的過程中,幸福和殘酷並存的故事。

在村小,上一堂性教育課
教室裡,紀琦正在給五年級的孩子們上性教育課。
這節課的主題是“我們都平等”,核心討論的話題是“哪些特點/東西是男生或女生獨有的”。
他們討論了「男生更胖、更高」,「男生一般乾重活」,「男生喜歡喝酒」,「男生喜歡電子產品」,「女生皮膚更好」,這些是否是男生和女生的不同特點,組內沒有達成一致。
有個男生喜歡芭比娃娃,也有個女生說自己喜歡電子產品。一個女生說,自己被評價“帥”也會很開心,因為那很酷,她覺得“帥”和“美”都是誇獎外貌的,沒有男女之分。
紀琦讓每個小組說三點,在黑板上一一討論。最終,除了生殖器官和生理特性(月經和遺精),其他“只屬於男生或者女生的特點”都被劃掉。

課上同學們的討論紀錄
“性別教育”是紀琦的性教育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孩子們在低年級會認識自己的身體器官,在高年級會學習到“月經和遺精”等青春期身體發育知識。除此之外,課程還涉及到“身體和心理發育”、“認識關係”、“暴力預防”、“網路社交安全”等內容。
如果說這樣的性教育課有何出奇之處,就是它並不發生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而是在一個普通的北方鄉村。大學畢業後,紀琦在外地工作,加入了鄉村教育領域的公益組織。疫情期間,她被迫留在家裡。爸爸是當地一名村支部書記,跟她說,“你們在外面做鄉村教育的幫扶,根本不知道鄉村教育的困境在哪。”
這句話戳到了紀琦。她為多所鄉村學校籌過物資,募過資金,但回到自己的家鄉教書,或許才是一個真正瞭解鄉村,瞭解鄉村孩子的機會。
就像中國許多鄉村學校一樣,紀琦的家鄉小學面臨“空心化”的威脅。有條件的家長,從小就會把孩子送到鎮上或者市裡的學校。2024年秋季開學,紀琦所在的村子有20多名適學兒童,但一年級只招到了8個學生。
留在村裡的孩子,常常也缺乏一個穩固的家庭環境。不像城裡的孩子,放學後被家長安排補課、上興趣班,在鄉村,有的家長只有小學文化,有的父親不上班、酗酒、家暴,有的家長回家就是打麻將、刷短影片。而農村的離婚率也很高,紀琦統計過,去年的畢業生,有超過半數都是離異或重組家庭。紀琦說,這些孩子有家庭,但沒有家庭教育,不是留守兒童,但勝似留守兒童。
於是,鄉村小孩更多處於被放養的狀態。紀琦說農村的孩子有“三大項”——手機、電車、喝奶茶,村裡常見的場景,就是孩子們喝著奶茶,騎電瓶車在街上閒逛,要不就是在家裡玩手機。
與此對應的,是日益複雜的青少年性問題。
一個五年級的女生把平板電腦帶到學校,紀琦好奇她都用來幹什麼,女孩打開了某短影片軟體。裡面有十多條私信提示,都是陌生成年男性發來的訊息,有的問“約炮嗎?”有的直接發來生殖器的照片。紀琦說,另一所鄉鎮小學就有一個六年級的女生,透過短影片軟體“交往”了網戀物件,見面後被性侵。
一次她帶學生出遊,落座時,兩個五年級女生疊坐在一起,一名女生脫口而出“操X”。另一位相熟的教師則發現,幾個六年級的男生輪流在群裡發“讓xx操你”的語音,攻擊一名女生。
2022年,市檢察院在全市各個系統招募「特邀檢察官助理」,教育系統有兩個名額,紀琦是其中一個。她翻閱了青少年被侵害案件的案卷。最令她印象深刻的案件,主犯是個不到16歲的女生。她和另一個女生喜歡同一個男生,就把對方叫到校外,扇耳光扒衣服,給對方拍裸照,還教唆社會上的人對女生實施了性侵。
在紀琦眼裡,這個女生透過暴露對方身體、對對方實施性侵害來懲罰受害者,是可以透過性教育規範和預防的。

只有兩個女生沒被摸過
紀琦做性教育的起點,是高中的一間教室。
高二時,一個女同學來找紀琦,希望能和她住一晚。那晚女生一直在哭,紀琦問她也什麼都不說,紀琦以為她失戀了。第二天傍晚兩人在操場散步,她又問女生,對方緩慢地擠出幾個字,“物理老師摸我”。
紀琦說“當時一下就懂了”。物理老師是位中老年男性,他會把學生叫到辦公室單獨講題。講題的時候,紀琦的手被他握著撫摸,她一直對此感到不舒服,但不知道為什麼。
緩了一陣,紀琦問女生,物理老師摸她哪兒,她說“摸我胸”。紀琦腦袋嗡地震了一下,女生的遭遇顯然比她嚴重。她拉著女生告訴了班主任,班主任不敢相信。物理老師是一名省優秀教師,培養了多位清華北大的畢業生。班主任猶豫著問,會不會物理老師把她們當成孫女,紀琦不認同,“我爸都不這麼對我。”
班主任決定問問全班女生,她把班級裡的男生叫出去,但不知道怎麼開口。紀琦對教室裡所有女生說,“物理老師摸我,我覺得不舒服,其他同學有這樣的經歷嗎?”
一個、兩個…教室裡的手一隻一隻舉起來,最後只有一個女生沒有舉手。後來經過詳細詢問,班級裡十幾個女生,除了紀琦和另一位女生被摸過手,其他女生都被摸過胸、腰、臀部等部位。班主任唰地一下哭了出來,班級裡哭成一片。
物理老師被調離一線教學崗位。但在紀琦畢業後返校時,她驚訝地發現,物理老師又開始教新生。
教室舉手這個場景,深深印在紀琦心裡。在她的教學設計中,小學二年級的課程中就有“我的身體我做主”這一章,裡面會清晰地告訴學生:身體的隱私部位包括哪些。男孩和女孩都有可能遭受性侵犯,遭受性侵犯要第一時間報警。

紀琦的性教育課程教案,根據公益組織“你我夥伴”的性教育課程設計
但光教育孩子是不夠的,如何保護孩子,需要教育的還有成人。
多年後,一位隔壁鄉村學校的校長告訴紀琦,在自己學校,班主任向她反映,一名六年級的女生說自己的爸爸“欺負她”,實際行為是實施了猥褻。女生精神狀態很不好,有自殺的念頭。校長要求班主任囑咐孩子“保護好自己”,少和爸爸接觸,鼓勵她“向前看”,但她沒有想過報警,也不知道女孩後來怎麼樣了。
這位校長有23年的教學經驗,十多年班主任經驗,9年校長經驗。但她坦言在這樣的事情上“沒有有把握的、特別有效的辦法。”

孩子比成年人好教
走進紀琦的學校,整個校園一眼就能望盡,左右兩側各一排平房,操場是一整塊水泥地。整個學校有16名授課老師,沒有師範專業畢業生,只有兩個老師能教英語。學校採用“包班制”,兩個老師一個班,除了語數外,分著上所有其他科目:美術、音樂、體育、科學等等。
和城裡的學校相比,差距最大的是經費。每年的經費按學生人數派發,每個學生800多元。紀琦說,市裡有所小學,前兩年剛花100多萬建了一間多媒體教室,四面牆上都安裝了超大液晶屏,用來講公開課。
而紀琦每年能支配的8萬多元,都用在了桌椅翻新、水電雜費、燈具維護、教學用具採購上。去年年底,學校被要求在門口設定防衝撞護欄,紀琦自己掏了4000多元。她想給學生們建圖書角,只能向公益組織申請,紀琦攏共向三個公益組織發出了申請,最終一個組織捐贈了書架,一個組織捐贈了部分圖書,一個組織給予了2萬元圖書專項基金。

班級裡的圖書角
但在這樣侷促的環境下,2022年4月,她跟直屬領導提出想做性教育課程。她說了重要性,還闡述了教學計劃。
講了幾分鐘,領導打斷了她,“你到底想幹什麼?”紀琦說,“想上這個課。”
“什麼課?”
“性教育課。”
“不行,不要搞這個。”
對話結束了。
紀琦不甘心,她打算先做一期夏令營,測試一下家長和孩子對性教育的接受程度。領導不讓在學校裡做,她向爸爸申請了村裡的活動室。招募通知在她的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隨後被轉發到村民群裡。
通知發出後,很快就有家長響應。甚至有人問,孩子在隔壁村和市裡上學,能不能來上課。最終,有28名1-3年級的學生,14名4-6年級的學生,報名參與了這次夏令營。
紀琦還招募了幾名大學生志願者,她希望借這個機會培養一些性教育講師。哪怕經過面試篩選和初步培訓,志願者在試講時,子宮、陰道、陰蒂、陰莖這些詞還是說不出口,一說就笑。
她想起,大學時自己曾跟隨市紅十字會到一所高中科普“懷孕和避孕”,課上她教大家使用安全套,很多女生滿臉脹紅,不敢觸碰。有的女生甚至無法呆在教室裡,直接跑走了。
2022年8月,為期4天的夏令營開始了,這是紀琦第一次給小學階段的孩子上性教育課。過程比想象中的順利,孩子們並沒有太多害羞的表現,這和給志願者培訓形成了鮮明對比。為了讓志願者順暢地說出“陰道”,紀琦帶她們大聲朗讀“陰——道——”。但對這些10歲左右的孩子,紀琦表示“完全不用”。

志願者在夏令營給孩子們畫子宮和陰道
2020年剛當老師時,她組織一年級的同學畫自我介紹的卡片,拿了一盒馬克筆給大家。不同顏色的馬克筆很快被瓜分,最後剩下一支天藍色的,一支粉色的,還剩一個男孩和女孩沒有選擇。
女孩迅速把藍色的筆搶走,男孩有些懵,愣在原地。他問紀琦,“老師,我可以用粉色的嗎?”紀琦給了他肯定的答案,問他“你覺得粉色難看嗎?”男孩說沒有,紀琦跟他說,你不覺得難看,你就可以用它。
男孩用粉色筆畫完後,有幾個男孩笑他,他有些緊張。拿走藍色馬克筆的女孩替他說話,“笑什麼笑,顏色又沒有性別之分”。小男孩氣勢也起來了,對著同學說,“就是,又沒有說男生不能用粉色。” 也有男生表示贊同,“粉色也挺好看的,粉色顯白”。
紀琦始終記得這個例子,她想未經雕琢的小孩,反而能輕鬆理解一些大人困惑的東西。

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碰壁
如果說前面介紹的都是紀琦老師,那接下來要介紹的,是年輕的紀琦校長面對著什麼。
整個2024年,紀琦校長開了63次學區會,這是副校長代她開了20多次會之後的數字。刨除寒暑假,平均一週兩次,每次開車到市裡都要半小時,而會議時間一般不超過半小時。
最頻繁的時候,紀琦三天開了七個會,在紀琦看來,會議內容都是重複的。一次開會,領導把三個學校的校長叫過去,只是為了讓三人互相給份材料,紀琦認為完全可以在線上說清楚。
「填表」是另一個日常事項。什麼都要填表,安全教育、防火防災、法治教育、美術教育、學生營養餐統計都要填表。有些表是分管事項的老師填寫,但總有一些表,「校長」被要求親自回傳。
激發老師們主觀能動性的嘗試,也常常不成功。她曾多次和語文老師說,希望對方能上詩歌課,語文老師每次都不接話。每當她看到有公益組織推出新的課,她會把課程資訊發到群裡,希望有老師主動申請,沒有人回訊息。
她有時會覺得委屈,她認為自己對老師們很好——她會讓剛休完產假的老師只上半天班,逢年過節會送禮物,幾乎不開會,老師們多數時間都能準時下班。但她們不會因此主動做額外的工作。
性教育課在學校初見成效後,紀琦開始跟不同的校長、領導介紹,希望推動更多學校上課。她先從同學區的學校開始,表示自己可以去對方學校免費上課。校長們往往笑著說“安排安排”,再沒有下文。
幾個學校的校長聚餐,一個年長的隔壁鄉鎮的校長對紀琦說,“我有句話一直想說,今天喝了兩杯,正好說了。你這麼搞性教育就是瞎搞,孩子沒問題,都讓你搞出問題了。”
老師們對“性”避而不談,以為不講孩子就不知道,但現在的孩子可以透過各種渠道瞭解資訊。紀琦和一些初高中的校長聊起懷孕和避孕,但很多校長不接受給孩子講這些,她反問對方,“不講這個,你們學校每年懷孕的人少嗎?”
紀琦說,去年市裡一所“超級中學”,兩名高三的學生談戀愛,被發現後家長態度強硬,命令兩人分手。女生隨後從家裡跳樓身亡,男生知道訊息後,同樣跳樓自殺。事後,事發學校的校長在內部說,“從機率上來說,一萬個學生,很難保證每一個都沒有毛病。”
她也嘗試過和市裡的領導推薦。提出徵集更多大學生,組織他們做性教育培訓,像之前的夏令營一樣,培養出一批合格的性教育講師。但領導認為培訓根本沒必要做,找人聚一下拍拍照就可以。
去年12月初的一個週末,紀琦外出參加一個心理學培訓,希望學習更多心理學知識,應用在和學生的溝通和活動中。週六晚上,直屬領導給她打電話,通知她週日有領導來安全檢查,要求她在場。
週日的課很重要,影響到培訓的結業,紀琦不想錯過。她向領導請求自己週一再回去,說明自己會安排好校內事務,檢查不會有問題。對方不同意,甩下一句話:你以為你乾性教育有多厲害?我高興了,讓你幹,我懶得搭理你。我不高興,你還能想幹就幹?
領導最後撂下一句話——明早7點半,我要在學校看到你。兩人打完電話,已經是週日凌晨1點半了。
紀琦哭著打了順風車,趕回了學校。早上7點半,領導給她打了個影片電話,確認她在學校。那天檢查的領導並沒有來,紀琦在辦公室呆坐了一天。
父母曾是紀琦堅定的支持者。紀琦每每有機會,便會參加外地的會議、培訓、專案,她月工資只有4000多元,經常需要家裡補貼她。
去年下半年,紀琦和男友分手,這讓媽媽更擔心她。一次她向媽媽提到還想讀個研究生。媽媽立刻表示反對,“你能不能考上且不說,你考上了工作怎麼辦?你這麼不踏實,也不做家務,是找不著物件的。”
紀琦很困惑,父母一直教育她做一個對社會有價值、有貢獻的人,但為什麼現在媽媽卻希望自己結婚生子?媽媽認為她自私、理想主義,只做自己認為對的事情。“你就應該接受自己是個普通人,過平淡的日子。”
紀琦認為媽媽說得對,她承認自己某種程度上是自私的,但她沒有解法。

微小的改變
愛情就像是在燃燒的心臟
是廣闊的
是永恆的
是你的
是我們的
在紀琦的學校裡,一個六年級的女孩創作了一首名叫 《愛情》的詩。
紀琦把這首詩拿到辦公室,班主任問這是誰寫的,“肯定早戀了”。紀琦沒有告訴班主任,這個女生剛剛“失戀”。

詩歌作品《愛情》
性教育也是情感教育,但不是所有學校和老師都認可它的重要性。
2021年,教育部等五部門聯合釋出檔案,將“性與生殖健康”作為中小學健康教育的重要內容,要求學校加強青春期、性道德和性責任教育。但實際情況是,性教育在紀琦所在的城市的落實情況很有限。
李娟是一位和紀琦同市的鄉村小學校長,她介紹,學生的課表裡雖然有“心理健康”課,但“如果我不上,老師們很少上”。
專業師資短缺是一個原因。村裡的學校,音樂、美術、心理健康等課程,都是主科老師兼著上。沒有專職老師,這些課很容易被語數英等課程佔據。一次李娟趁四年級的語文老師請假,給學生們上了一節心理健康課。過幾天她再跟語文老師“要課”,對方沒有給。
成績的指揮棒是另一個原因。當地教育局最近的政策是,每學期每個學區會抽兩個學校,每個學校抽兩個班級考試,平均成績排名倒數三名的「學區校長」要進行“表態發言”,實際上就是檢討。排名最後一名的校長,有可能被撤職。成績壓力被層層下放到一線老師,李娟無法再讓她們上別的課。
但紀琦不在乎這些,她相信無論是性教育課,還是其他非主科課,都是為了幫助孩子提升能量,是有助於孩子學習的。領導開會強調抓成績,她從不跟老師們傳達。相反,她會跟老師們說,關注孩子們的個體情況,要超過關注她們的成績。
紀琦決定從一線推動,給老師們做性教育培訓。培養了老師,老師就能影響學生。當地教師發展中心認可她的想法,向全市老師發出了性教育的講座通知,所有老師都可以報名。
2023年下半年,紀琦開展了第一場性教育講座。培訓教室裡坐了300多人,線上還有1000多人觀看直播。李娟也在現場參與了這場講座,她形容當時的感覺是“聞所未聞”,她沒想過可以當著這麼多人的面,公開討論陰莖、子宮、安全套、月經這樣的話題。作為三個男孩的媽媽,45歲的她說,自己以前連安全套如何正確使用,都不知道。
一年後,針對老師的培訓課程正式開展。她計劃招募20名老師,進行為期一年的培訓,每個月一期,最終招募了28名老師。

老師們對性教育的討論記錄
前兩次培訓中,她沒有教授任何性教育相關的知識,第一次培訓的主題是“壓力管理”,第二次是“構建身邊的支援系統”。
這樣的課程設計,是因為紀琦看到了一線老師的困境——被夾在學生、家長、領導多方之間,面臨成績、事務性工作、學生心理問題等壓力,無暇照顧自己和家庭。2024年最後一次培訓,紀琦讓每位老師挑選一張“年度照片”,超過半數的老師選擇了工作照。
性教育的學習也很快得到了實踐機會。去年年底,李娟學校裡一名四年級的女生向老師反映,學校門口擺放的食品安全宣傳展板上,裡面對話的女生和小鴨子的屁股部位,都被釘上了圖釘。李娟把圖釘拔下來,放回原位,過了一下午,圖釘又被插到了之前的位置。
李娟查看了監控,幾名五六年級的學生陸續插了圖釘,有男生也有女生。一次全校活動中,她嚴肅地告訴同學們:我們要懂得保護自己的隱私部位,也應該尊重別人的,哪怕是宣傳畫裡的。
在學習性教育之前,李娟沒有勇氣跟學生們講這些,也不知道怎麼講。現在,她覺得這是一件自然的事,“性器官和眼耳鼻首一樣,就是身體的一部分。”
一些改變也在學生身上悄然發生。一次家長會,一個媽媽跟紀琦講,有天兒子特地燒了壺熱水給她,她既驚訝又開心。晚飯時,丈夫給她夾冷盤,她不吃,男孩跟爸爸說“別給媽吃涼的了”。媽媽更驚訝了,問兒子“你怎麼知道我不想吃涼的?”
小男孩滿臉通紅,跟媽媽說,“我看見你來月經了”。媽媽判斷,兒子應該是在衛生間的垃圾桶裡,看到了帶血的衛生巾。在前述課堂的五人小組裡,有三個孩子都和媽媽談論過月經,兩個男孩一個女孩。

紀琦教孩子們認識衛生巾
去年11月,幾個剛上初一的女孩回學校看望紀琦。她們說,哪怕是市裡的中學,其他同學關於身體的知識也非常匱乏。一位女生髮現初中班裡一個女同學總是哭,哪怕天氣不冷,衣服也穿得很厚。她詢問對方,“你是不是胸部發育,不敢穿薄衣服?”女生的臉簌地一下就紅了。
她告訴同學,“你是很美的,女生有怎樣的曲線都是可以的,胖也沒問題,青春期就是會發胖的。”這都是紀琦告訴過她的,她也是胖胖的女生。
(來源:騰訊新聞)

◦ 文中紀琦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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