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父母,是東亞女兒的“生長痛”|人間

那是她第一次選擇離開母親,也是從那時起,她的每一個選擇都讓她離那個家越來越遠。
配圖 | 電視劇《我在他鄉挺好的》

“你多久回一次中國呀?”
“大概一兩年吧。”
“你的父母會來看你嗎?”
“不會。”
“啊?那他們打算來嗎?”
“沒有。”
在英國生活的日子裡,這樣的對話常常發生在袁皮皮和白人同事聊到假期安排的時候。同事們常常會在得到她第一個回答之後表達同情,在第二個回答之後感到震驚,第三個回答之後徹底陷入沉默。為了緩解尷尬,袁皮皮通常會更加坦誠地加上一句:“沒關係啦,反正我和他們也不熟”。
無家可歸的東亞女兒
袁皮皮今年26歲,碩士畢業之後,她就留在了英國,現在供職於倫敦一家頭部諮詢公司。在很多人眼中,袁皮皮是一個生活在國際大都市,有著體面的工作和自由的生活的“人生贏家”。
英國的公司在假期安排方面很寬鬆,每年25天的帶薪年假再加上8天的公眾假期,再加上夏季四天半的工作制度,隨便拼一拼,一年想要湊出近兩個月的假期不是問題。所以每到放假,袁皮皮便化身一個“旅行家”,幾乎每一個節假日她都在四處旅遊,朋友圈中經常能看到她在不同的國家旅行打卡不同的風土人情和美食。
留英的這三年裡,她幾乎走遍了歐洲大大小小的國家,但只在碩士畢業時和入職一年之後回國過兩次。
在那僅有兩次的回國中,袁皮皮做的事情只有兩個:探望朋友和犒勞一下自己的中國胃。她即使回國,也儘可能不回家,甚至不回家所在的城市。
原因很簡單,母親和繼父所居住的將近200平米的“家”裡沒有屬於她的房間,也沒有她的東西。

在袁皮皮的記憶中,上大學的時候她每次回家,都要“借住”在妹妹的房間裡,和妹妹擠一張床,現在自然也不例外。
在寬敞的家中,妹妹擁有一個自己獨立的房間,她的玩具和手辦塞滿了她自己房間的每個角落。袁皮皮只在大學畢業之後帶回來三四個箱子,卻被母親不止一次地指責她的“破爛”佔了太多的地方,不要就趕緊扔了。
不回國的另一邊,是和大女兒“不熟”的父母。他們沒有主動提過一次要來英國看望她。袁皮皮曾經為此抱怨過一次,被母親以妹妹學業繁忙和一家三口出行開銷太大為由搪塞過去,她也就再不提了。
反觀袁皮皮的“媽寶女”室友所有的假期都用在回國的行程上,她的媽媽每年也至少來英國看她一次。
上一次回國的時候,袁皮皮收到了來自親戚、同學,甚至陌生人鋪天蓋地的揣測和評價,比如“你一定掙很多吧”“好羨慕你那麼多假期,天天都在玩”“還是國外的月亮圓,但千萬別找個外國人”等……
只有袁皮皮自己知道,那些令人豔羨的“雲遊四海”背面,是內心深處的“無家可歸”。她努力微笑的時候藏起的尷尬和無奈,才是她生活的全部真相。
其實留英這條路對袁皮皮來說,從來就是既不簡單也不“香”的選擇。
英國並非傳統意義上的移民國家,除去家庭/陪伴/配偶籤、投資/創業籤、難民籤,普通留學生想要畢業之後留下來的主要渠道只有兩條,一是找到願意提供工作簽證的僱主,且薪資滿足簽證申請標準;二是申請有效期兩年的畢業生簽證,但如果兩年之後依然想留在英國,必須轉申其他簽證。所以,工作簽證算是普通留學生最快捷穩妥的選擇。
但也正因千軍萬馬都想擠上獨木橋,這條本就擁擠的賽道更是狼煙四起。
英國內政部的官方統計資料顯示,2023年政府所發放的學生簽證數量為601268,其中來自中國的申請數量僅次於印度,為110011;但同年工籤的總髮放量為500677,中國申請者的數量僅排第15位,為3505,佔比約0.7%。
這也就意味著,每年能夠透過工籤留在英國的畢業生比例不到3%。
再加上近年來移民政策持續收緊,先是工籤最低起薪提高到了文科和藝術類畢業生基本難以達到的標準,導致許多曾經提供簽證的大型公司僱主紛紛撤回了offer。後來又有訊息傳出,畢業生簽證可能會被取消。接連不斷的噩耗時刻在提醒著普通留學生,留英之路不僅是難上加難,更有可能被堵死。
袁皮皮初到英國時,疫情還遠未結束,但各大公司的秋招已經進行得如火如荼。那時英語交流還成問題的她不僅要適應當時的隔離政策、課業節奏、人際關係、文化差異,還要抓緊一切課餘時間進行背景提升、修改簡歷、模擬面試,為求職作準備。
在那個冬天下午三點就天黑,還連綿不斷地下著雨的陌生國度,袁皮皮沒日沒夜地泡在圖書館裡,沒有社交,沒空旅行,甚至都沒人一起說說話,自己也像是發了黴。晚上回家她還要忍受室友的夜夜笙歌,以及派對之後的遍地狼藉。
這樣的日子,她一共熬了四百多天。
圖|袁皮皮在學校圖書館,冬令時下午三點半天已經黑了
在那期間,袁皮皮的生活也在急速垮塌。因為室友過於吵鬧且心理壓力巨大而不得不選擇了搬家,但因為無法承擔長租所要求的預付一年租金,只能輾轉在不同的學生公寓之間,前前後後搬了7次家,有2次還因為被發現和租戶姓名不符被前臺趕了出來。

除此之外,文化差異和語言障礙給她架設了重重關卡,阻礙著她正常的社交和情感生活。
作為一個東亞女生,袁皮皮不得不在這個種族混雜的環境裡時刻謹防歧視的明槍暗箭。她的朋友就曾經毫無來由地在公交車上被女流氓騷擾毆打,她自己也曾在路上被黑人青少年無端辱罵。
工作和社交場合中數不勝數的隱性歧視已經讓人疲於應付,嚴重到威脅生命和財產安全的行為則更是防不勝防。來到英國不久,她就在火車上被偷了行李箱,電腦和iPad也都不翼而飛,但歐洲盜竊和搶劫都是常事,立案也只是走了個流程。
因此,袁皮皮不得不一邊重寫論文一邊兼兩份職,直到重度抑鬱症爆發,卻又因為居無定所找不到醫生,她不得不辭去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份工作。
而像英國單調難吃的食物、潮溼漫長的冬夜、約不到的醫生和排不上隊的急診這些,都是她隨時在面對的難題。在碩士畢業之後的那個秋天,袁皮皮感到自己的精神狀況已經難以支撐她的正常生活,她開始無法集中注意力,無法對任何事情產生興趣,每天以淚洗面,甚至幾次企圖結束生命。
現在的這份工作,也是她經歷了一次筆試、一次影片面試,以及最後長達五個小時的綜合筆面試之後得到的。其實早在八月她就知道自己通過了面試,但公司以崗位招滿了為由,把她放進了waiting list。後來在聽到hr那句遲到了五個月的Congratulation之後,袁皮皮的眼淚和鼻涕就像熱帶的暴雨一樣不受控制地掉,隨後大病一場。
在大城市生活,她需要負擔極高的生活成本,進入大公司,則意味著面臨更激烈的競爭,這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規則。剝去名校畢業,高薪大企這些看似“體面”的名頭,袁皮皮也不過是一個在異國他鄉艱難求生的打工人。每月工資扣去英國高得驚人的稅後,一半進了房東的口袋,剩下一半也僅僅夠支付日常開銷。公司一邊為了維持“多元化”的聲譽招收世界各地不同背景的優秀畢業生,另一邊卻用同樣的考核標準衡量本地人和外國人的業績。再加上近些年年景不好,大刀闊斧地裁員是常有的事,像袁皮皮一樣需要僱主擔保工作簽證才能留在英國的員工自然會是首當其衝,英國朝令夕改的簽證政策更是雪上加霜。
在這長達一年半的求職程序中,袁皮皮無數次地問自己,我一定要留在這裡嗎?對她而言,回國找一份高薪體面的工作,顯然比在異國要簡單得多,而且她當時和國內的青梅竹馬交往了四年,感情穩定。
入職兩年後,袁皮皮至今也還能真切地感受到留學和求職的那一年所帶來的巨大創傷留在身上的隱痛。袁皮皮的同事和朋友中,留在英國工作的華人大部分是BBC(British born Chinese),即二代移民,或者是至少擁有海外本科學歷,早已適應歐美文化。像她一樣只在英國讀了一年文科碩士拿到offer留下來的案例,在社交媒體上都是屈指可數。也正是因為了解英國就業環境的地獄級難度,袁皮皮早在拿到錄取通知書,還沒登陸英國前就著手準備求職。她那時候天真地認為,自己本身成績優異,經歷過高考大省的淬鍊,如今又是“笨鳥先飛”,所以她的求職戰線應該不會太長,結果也應該不會太差。
但所有事情的困難程度不僅遠遠超出了她的想象,甚至差點讓她賠了半條命進去。殘酷的現實也在時刻提醒著袁皮皮,雖然已經在倫敦近三年,但對於這個城市而言,她仍然算是一個“新人”。
儘管袁皮皮還不確定自己未來是否一定要留在英國,她唯一確定的是,絕對不要回去,哪怕一張回國的機票可以解決目前80%的問題,再讓她選一次,她的答案也不會改變。
最終把沉重的砝碼放在英國這一頭的,是她的原生家庭。
讀書不為改命,只為逃跑
新工作入職之後不久,袁皮皮搬了新家。
搬家前幾天,室友的媽媽專程從國內飛來幫忙,而袁皮皮只能靠自己,艱難地將一個又一個的大箱子往屋裡推。袁皮皮想起她的父母,這次也和以前一樣,對她的人生一無所知,漠不關心。
從袁皮皮來英國上學到她找到工作的14個月裡,母親和她之間聯絡的次數不超過十次,其中有三次讓袁皮皮至今記憶猶新。
第一次是在袁皮皮剛抵達英國後不久,母親強迫她發室友的照片過來,被她以“和室友還不熟不好意思拍照”為由拒絕後,母親不知為何懷疑她沒有出國。袁皮皮無奈發了照片過去,母親卻抱怨她的室友“一看就不像好人”。
第二次是在次年的三月中旬,那時袁皮皮終於找到了第一份兼職,可不久之後對方卻以背調沒透過為由撤回了offer。
接到通知那天,袁皮皮躺在冰涼的地板上,有氣無力地哭了一天,她意識到自己的抑鬱症已經很嚴重了。那天剛好母親打來了電話,在聽說了她的狀態後,以一種十分輕蔑的語氣說:“誰多多少少沒點抑鬱症啊,英國找工作是不是特別難啊?不行你就回來吧。我沒那麼多錢老供著你,後邊還有你妹妹呢,我們以後都得靠著你呢,什麼時候能讓我見著回頭錢啊?”末了還戲謔地補了一句,“你能畢業嗎?”
到母親第三次打來電話時,袁皮皮正巧趕上新一波的疫情在隔離。她每天一邊投簡歷,一邊準備接下來的博士申請,每天除了睡覺吃飯,幾乎沒有任何的空閒時間。對隔離政策一無所知的母親,電話打過來就是一通埋怨,責罵袁皮皮既不跟家裡聯絡,也不回家,辜負了家裡的“關心”,末了還給她扣了個“不知感恩”的大帽子。
在那漫長而痛苦的14個月當中,陪伴袁皮皮的只有手機螢幕對面遠隔萬里的朋友們,她的父母卻如往常一樣選擇忽視她遇到的一切困難,只在得知她找工作上岸之後,熱切地詢問她一個月工資多少。
目前,袁皮皮仍和父母處於單方面斷聯狀態。
她從不主動和家裡聯絡,母親則會隔一兩個月給她打個電話,她也不是每次都接得到。她們通話的議題,通常只有兩個,一是母親詢問袁皮皮的“近況”,即她的室友是否是中國人以及中英之間的時差。袁皮皮無法理解的是,985碩士畢業的母親,能夠記住妹妹每天每門課留了什麼作業的母親,卻在袁皮皮留英三年之後還在問同樣的問題。在某一次袁皮皮為此抱怨了一句之後,母親連續發來16條、每條長達1分鐘的語音指責她的“不懂事”。
來電的第二個議題則是母親單方面大談自己的養老問題。儘管袁皮皮答應會在資金上供養母親,但對方並不滿意,照母親的話說,如果袁皮皮不能在供養她的同時也提供充足的情緒價值,“那我養孩子有什麼用”。
圖|母親指責袁皮皮不懂事
其實袁皮皮的原生家庭和大部分東亞“問題家庭”很類似,沒有什麼原則性的問題,卻足夠讓人窒息。

從某種方面上講,小時候的袁皮皮算是一個家境優渥的“留守兒童”。
母親在她很小的時候就去了北京工作,親生父親由於重男輕女而對她不聞不問,把她留在老家和爺爺奶奶一起生活。
小時候的袁皮皮非常想念媽媽,而她想要和媽媽一起生活的夢想,在她9歲那年,以一種畸形的方式實現了。因父親長年家暴和兩人聚少離多,父母離了婚,生父自然不想要女兒這個累贅。
在名義上袁皮皮跟隨母親去了北京,但現實情況是,她被母親從祖父母家轉移到了外祖父母家。
母親很快便再婚了。繼父聰明勤懇,卻是個木訥的人。再婚後的生活壓力加之高齡懷孕,讓袁皮皮印象裡溫柔可親的母親變得疾言厲色、苦大仇深。
再後來,錢和成績逐漸成了她們母女之間僅存的話題。
袁皮皮的小學時光因為家庭的問題和同學的排外過得很艱辛,但母親似乎對此毫不在意,只要求她的成績必須保持在年級前三,否則就對她進行嚴厲的打罵,最常見的就是把袁皮皮和有著“劣根性”的親生父親類比,然後威脅要把她送回生父家,又或是在矛盾爆發時,煞有介事地囑咐外祖父母,如果袁皮皮敢離家出走,就讓她在外邊餓死,誰也不要去找她。
因為母親要生養第二個孩子,所以她便強迫大女兒要立刻長成一個完美懂事的成年人——不僅要成績優異,還要照顧好妹妹。而母親自己在家中,就是典型的“扶弟魔”,她包攬了兩個舅舅大部分的生活開銷,主導了他們人生中的一切關鍵決策,並且心甘情願地被他們“吸血”。
袁皮皮不明白母親為何能談著自己兒時被弟弟們欺負的委屈,同時還能大言不慚地教導她“長姐如母”,把妹妹和她強行捆綁,要求她做好成為“寄主”的準備。
小學畢業的時候,袁皮皮的人生終於出現了轉機。因為沒有北京戶口,母親給了她兩個選項,一是先在北京上學,等到高考再回老家,或是直接回老家讀中學。12歲的袁皮皮幾乎對高考一無所知,但她興高采烈、毫不猶豫地選擇了第二個。
那是她第一次選擇離開母親,也是從那時起,她的每一個選擇都離那個家越來越遠。
在高考大省,人們最信奉的就是“讀書改變命運”,但袁皮皮想要改的命,不是跨越階層,而是逃離這個把她視為累贅、債務,以及“招商銀行”的家庭。
小學的袁皮皮總會因為母親經常逼迫她學習而對學習本身感到厭煩,但隨著年齡的增長,袁皮皮意識到“學習”將會是她出逃最可靠的幫手。學習的過程必然是辛苦枯燥的,但痛苦的力量往往比愛更強大。袁皮皮拼命學習,藉著一個個漂亮的成績,攢夠了出逃的資本。
大學離家之後,袁皮皮也甚少回去,每個假期她都用來實習或是旅行。
那時她和家裡的交流還算是有來有往,儘管依然是報喜不報憂,可母親還是會因為她不夠“完美無瑕”而煩惱。大學四年,除了不斷向父母彙報自己優秀的成績以滿足他們的在親戚間攀比心理需求之外,袁皮皮只因為扁桃體發炎住院、險些被詐騙、在校外租房這三件事求助過母親,母親每一次都是先指責她麻煩、事多,一邊抱怨著“我還得顧著你妹妹呢,你要再讓我操心我就別活了”,然後轉錢讓她自己解決。
最終讓袁皮皮下定決心“出走”且永不回頭的,是疫情期間被迫和父母以及祖父母封禁在一起的那三個月。
從小學畢業之後,那三個月是袁皮皮和父母在一起相處最長的時間,也正是在那個時候,家裡的遮羞布在她眼前徹底被掀開,讓她看清了裡邊的齷齪汙糟。
那時父母的婚姻因為疑似有第三者插足再次亮起了紅燈。繼父一向沉默寡言,以不變的冷暴力應萬變。母親則是一邊在長輩面前假裝一團和氣,一邊變身暴躁版祥林嫂,私下裡無差別攻擊所有人,處於家庭金字塔最底層的袁皮皮和妹妹自然飽受其苦。母親會抓住一切機會給兩個女兒“開小會”洗腦,向妹妹灌輸和她住在一個屋簷下的她的親生父親一家多麼虛偽自私,並要求袁皮皮馬上經濟獨立,以“解救”她們三人。除此之外,無論袁皮皮和妹妹做什麼都會被母親挑剔,如果關係並不熟的姐妹倆因為一點芝麻大的事起了摩擦就更是火上澆油。
在那三個多月裡,袁皮皮覺得每一次坐到一起吃飯都像是大型修羅場,她和妹妹要全程察言觀色,而且總會因為不知說錯了哪句話惹惱了母親引發家庭戰爭。
被父母選擇性遺忘的是那個時間點對於袁皮皮和妹妹來說都是關鍵且艱難的時刻。妹妹剛剛轉到新學校上初中,還沒適應學習環境就要面臨全線網課的新模式。袁皮皮也正處在大四最後一個學期,一邊寫論文一邊焦慮地等待因為疫情無限延期的申請結果,還要處理各種離校前的事務。妹妹還小,只要貪玩就會被母親辱罵,但袁皮皮不懂為什麼妹妹總是屢教不改,最後數次演變成母女大戰。對於袁皮皮,母親則一邊責怪她沒有盡到“長姐”的責任,只顧著自己優秀,一邊把袁皮皮被錄取的功勞全都攬到她自己身上,即便她從始至終沒有參與過袁皮皮申請的任何一個環節,並且在袁皮皮收到保底offer的時候陰陽怪氣她的能力。
終於,在又一次因為和妹妹冷戰被母親進行情感教育之後,袁皮皮實在等不及學校所在地的防疫政策放開,先買了回老家的票投奔外祖父母。
華北的春天,常常是沙塵暴和霧霾攪和在一起,讓人喘不過氣。那天的高鐵上,整個車廂裡不超過三個人,為了保險起見,袁皮皮戴了兩層口罩,但即便如此,這也是在過去的三個月當中,她第一次覺得呼吸如此順暢自在。彷彿12歲的自己回到了21歲的身體,告訴她,快跑吧,別回頭。
對於袁皮皮而言,每一次出逃都是扒一層皮。因為從小離開親生父母,她患有嚴重的分離焦慮,但選擇了出走之後,她又不得不一次次放棄熟悉的環境、朋友和愛人,甚至是她的文化背景,成為一個又一個陌生世界中的“他者”。
袁皮皮不再渴望得到來自家庭的認可、尊重,或是道歉,學會用孤獨交換自由,即使代價再沉重,她也心甘情願。
諷刺的是,在母親看來,袁皮皮的行為無異於一場幼稚的復仇。母親不承認,甚至否定曾對她造成了任何的傷害,她不理解女兒為什麼竟然會不跟自己親近,並且堅定地認為袁皮皮只是任性,最終一定會回到她身邊。
直到今天,母親還是會一再以戲謔的口吻對她說出:“這次回來就不回去了吧”或是“你怎麼就喜歡那種地方,那兒有什麼好的”“我老了以後一定要守著你”之類的話,並輕而易舉地否定袁皮皮長達二十年的努力。
東亞家庭的矛盾在袁皮皮的原生家庭裡展現得淋漓盡致。母親既不能容忍一個天真又依賴她的孩子,也無法接受一個獨立而有思想的成年人。當袁皮皮的工作穩定下來之後,母親因著對自己老年境況的隱憂便開始“關心”她,不斷地臆想女兒在異國舉目無親、四下無友的場面,卻從來沒有給她寄過一次零食,也沒有提出過一次要來探望她的想法;另一邊,重男輕女的生父在袁皮皮大學時期有了夢寐以求的兒子,隨即和她斷了聯絡。
在生命之初,最應該接納她的兩個人,一個笑著關上了門,一個一直把她往門外推。現在她終於走出了那扇門,他們卻說,回來吧,大家在一起多好呀。
“不完美的”完美女兒
每次袁皮皮和朋友們聊起為什麼想留在英國,糟糕的原生家庭似乎是雙方之間一個心照不宣的暗號,高頻率地出現在對話當中。
就在剛剛過去的六月,袁皮皮去觀摩了倫敦一年一度的“驕傲月”活動,那是以宣揚性別平等為主題,以性少數群體為主要參與者的遊行慶典。除了散落在各個機構方陣中的華人,每年的遊行隊伍裡都會有至少一箇中國方陣,袁皮皮的朋友李瑞卡就在這個方陣當中。
李瑞卡目前在倫敦八大投行中的一家從事後臺工作,兩年前以一等學位畢業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這樣留學生眼中的頂配人生,落在李瑞卡的父母眼裡,卻是不規矩、不孝順、不值一提。
當李瑞卡驕傲地舉著牌子,和女朋友走在人頭攢動的異國街頭,為了自己的身份認同歡呼吶喊時,她的父母可能正在預謀另一場相親。
袁皮皮和李瑞卡是在英國的一場讀書會認識的。當天讀書會的主題是“東亞母女關係的愛與痛”,共讀書目是韓國女作家金惠珍的小說《關於女兒》。這本書從一位韓國母親的視角講述了她與女兒及其同性戀伴侶相處的陣痛。被迫蝸居在一個屋簷下的母親和女兒彼此相愛,卻始終無法達成和解。
故事的底色是愛,可現實往往比故事更為殘酷。
和刻板印象中非常有個性的女同形象不同,李瑞卡是個“正常”到沒有特點的女生。和袁皮皮的情況類似,李瑞卡的父母也是非常強勢的精英主義者。他們秉持著打壓式教育的原則,從不讚美女兒,儘管在女兒不在場的時候會向他人炫耀自己的教育成果。
其實李瑞卡從初中開始就模糊地意識到自己的性取向與眾不同。她曾經向父母坦白自己不喜歡男生,但父母覺得這是小孩子在胡說八道,長大就會好了,甚至懷疑她是為了早戀不被發現才找的藉口。但隨著年齡逐漸增長,李瑞卡更堅定了自己的性取向,她同時也清楚“那樣的父母”根本不可能接受“這樣的自己”。
從小被當作乖乖女培養的她,一直安穩地走在父母規劃的道路上,關於身份認同的秘密,幾乎是她唯一的一次叛逆。她心知這顆地雷遲早會在父母面前爆炸,只能在倒計時結束前儘量做好防護準備。
作為獨生子女,李瑞卡和父母的關係比起袁皮皮要緊密得多,因此她沒有說走就走的自由和勇氣,可是如果能在物理空間上儘量遠離父母,實現經濟獨立,她就有了和家裡談判的資本。
除此之外,李瑞卡想要留在英國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和愛人在一起。如果她成功拿到了工作簽證,她的女朋友也可以申請配偶籤來英國和她團聚。
畢竟在這裡同性婚姻合法,生存環境也相對寬鬆。
所以在畢業之前,李瑞卡也是拼命地邊讀書邊找工作。她每天只睡三五個小時,在圖書館坐到天亮,上學路上都在背case,刷題刷到高度近視,在經歷了八個月的漫長求職期,投遞了將近一百分簡歷之後,她拿到了現任僱主的offer。
曾經有一句很經典的話術在網上流傳,“東亞家長有一種魔力,跟他們傾訴煩惱會讓煩惱加倍,跟他們分享快樂會讓快樂消失”。
顯然,父母對李瑞卡找到工作之後的激動心情大惑不解,顯然他們認為這種每個畢業生都需要做的事,自己的女兒花了這麼長時間才做到,有什麼值得鼓勵的地方。更讓李瑞卡始料未及的是,父母甚至沒有想給她一個喘息的機會,就迫不及待地啟動了加工“完美女兒”的下一道工序。
也正因如此,李瑞卡簡單的叛逆演變成了密謀的出逃。
在得知她短期之內不會回國之後,父母就開始在親友圈裡物色歐洲地區的適婚男性。李瑞卡入職後不久,就接到了來自父母的任務,被迫接待他們遠道而來英國旅行的朋友。她精心挑選了餐廳,卻在進門的一瞬間心下一涼,隨即瞭然,因為和那對陌生的叔叔阿姨一起出現的,還有他們在英國工作的兒子。
這顯然是一場蓄謀已久的相親局。
之後每上一道菜,李瑞卡的食慾就低一份,因為她感受到的來自男方的凝視和父母的背刺所帶來的痛苦逐漸從皮肉深至骨髓。對方家長對她的情況瞭如指掌,除了背景和收入,甚至還有喜好和習慣,但她對面前的人卻一無所知。
據李瑞卡所說,或許是因為剛入職工作壓力太大,也或許是她對在父母不在的場合也要扮演乖乖女的角色感到由衷地厭煩,她突然決定開始“發癲”。
後來,袁皮皮從她發來的三十幾條語音中瞭解到,李瑞卡在男方家長面前大談借精生子和借腹生子的議題,然後慢慢欣賞對方掛不住的臉,大家最後不歡而散。之後,李瑞卡還和男生直接在微信上出了櫃,說到這裡時她開心地笑了。
圖|袁皮皮和李瑞卡的聊天記錄
也就這樣水到渠成地,在父母打來電話問責的時候,她和家裡出了櫃。電話那一頭瞬間炸開了鍋,父母顯然不能接受自己精心培養的“完美女兒”其實是一個“有病的怪物”。但如今他們鞭長莫及,只好不迭地抱怨不該讓她出國留學,最終還是“西化”地“不健全”了。李瑞卡覺得可笑,他們至今還認為,是那些遙遠的意識形態“教壞”了女兒,也不願承認她生來如此。
李瑞卡的父母目前還未想到體面地“回收”並“治癒”女兒的辦法,所以從去年開始,雙方就陷入了拉鋸式的冷戰,但泥足深陷的其實只有父母那一方。李瑞卡雖然不能完全擺脫這種彆扭的關係的拉扯,可她去年已經和愛人同居,終於擁有了眼前平穩安逸的生活,一個建立在十幾年的努力和委屈之上的、屬於自己的生活。
袁皮皮和李瑞卡的故事並不是特例,事實上,只要開啟社交媒體,大資料就會把成千上萬有著相似經歷的“姐妹”推送到她們眼前:粉絲過萬的英區情感博主,背後是羞辱她“下賤、不要臉”的母親;掙了第一筆錢帶父母去歐洲旅行的女生,正在處理父親白天在車上偷拍白人小孩子、晚上在酒店和母親吵鬧引發鄰居報警的問題;競爭掉無數的精英白男,成為銀行家的女生,被父母抱怨不回家盡孝,但家裡甚至沒有她的房間;身材健壯皮膚黝黑的健身女教練,被父母嫌棄“像個男人一樣,以後沒人要你”……
離開的,留下的
2024年3月,26歲的“非漂”周燕玲因瘧疾在剛果金不幸離世的訊息登上熱搜。
周燕玲出生於廣西農村,她的家庭關係比家庭條件還要糟糕。家中姐弟三人,周燕玲是“長女”,父母對她的教育方式簡單粗暴,從小要求她為弟妹無條件“犧牲”。大學時期她因生活費難以滿足溫飽不得不外出兼職,卻在被父母發現之後要她支付弟妹的日常開銷。周燕玲極少和家裡聯絡,甚至節假日也不回家。
“逃跑”這兩個字,幾乎貫穿了她短暫的26年人生的始終。
儘管原生家庭貧困暴虐,法語專業畢業的周燕玲還是有個法國留學夢。她努力工作、省吃儉用,但也是因著存款不足不得不先去非洲工作。那裡的工作環境和生存條件可想而知,但無論遇到什麼苦難,周燕玲都堅持了下來。
其實還差不到一年,她就能攢夠留學的資金,那時她興許還能和七月去看奧運會的袁皮皮在巴黎擦身而過。
命運給了她一個爛開頭,卻還是要一直虧待她。周燕玲沒能等到巴黎奧運會開場,就在非洲不幸感染瘧疾去世。最先得知噩耗的是作為她緊急聯絡人的朋友,公司和大使館輾轉多方才聯絡到她的父母。但對方在公司提出安排行程、支付開銷之後,還是拒絕了前往非洲處理女兒遺體,只要求寄回女兒的全部貴重物品。
剛果金的蚊子在這個年輕健壯的姑娘身上開了個口,她的家人則藉著這個傷口吸乾了她的血,隨後把她的骨灰遺棄在了世界另一端冰冷的河谷裡。
周燕玲的手機屏保上,還寫著密密麻麻的“要自由、要快樂”。
周燕玲去世後不久,19歲的中國籍女留學生李佳軒在新加坡的公寓樓裡墜亡。她的父親無法接受女兒的死訊,向媒體哭訴案件疑點重重、直指新方不作為。這位拿出所有積蓄送女兒留學卻突聞噩耗的好爸爸,在媒體上賺得了無數同情。悲憤交加的陌生網友甚至都開始指責這位素未謀面的女生幼稚輕浮、交友不慎,辜負了爸爸的心血和期望。
可“好爸爸”的畫皮沒戴多久,這位父親就被李佳軒的朋友們以聊天記錄為證據,指控為酒品不好、常年家暴,甚至來新加坡看望女兒期間都在酒店對她大打出手。導致李佳軒長期抑鬱,曾多次向她們表達“一想到回國和父親相處就想去死”的想法。
李佳軒墜亡後,新聞評論區裡不乏類似於“多忍幾年,工作之後就好了,再也不回去”的留言。是的,只要再忍一忍,她們或許就會成為下一個袁皮皮,下一個李瑞卡,成為那個倖存的東亞女兒。

但很遺憾,周燕玲和李佳軒都沒能等到這個機會,淪為了原生家庭“愛”的犧牲品。
“東亞家庭”被調侃為流量秘密的背後,是每一個僥倖逃跑和預謀出逃的女兒身上累累的傷痕和心中欲說還休的委屈。她們的親人戴著“愛”的漂亮面具,張牙舞爪地追趕她們,以至於她們只要在荊棘叢中看見了一絲光亮,哪怕鮮血淋漓也要不顧一切地向前跑。就像周燕玲在日記裡寫的那樣,對於每一個逃跑的東亞女兒來說,“‘回頭’是在拿刀扎自己,是一條通往深淵的不歸路。”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編輯 | Lynn     實習 | 赫揚
不 溜 秋
不日遠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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