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競爭的思想，有底蘊的政治
文｜龔克
（法學博士、旅法媒體人）
2024年12月12日，被稱為法國“視聽警察”的“視聽及數字通訊監管委員會”（Arcom）正式宣佈，不再延長兩個電影片道——C8和NRJ12——在“地面數字電視”（TNT）平臺的轉播許可權。2025年2月19日，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了兩家電視臺的上訴。這意味著法律障礙最終消除，Arcom的決定確定得以執行。從3月1日起，這兩個頻道從法國家庭的電視螢幕上消失。
乍看上去，這是一樁平平無奇的業界新聞，尤其是在電視開機率“斷崖式”下跌的中文世界，甚至顯出一股“古早”氣息——放在資訊爆炸的移動網際網路年代，誰會在乎一個電影片道的消亡呢？
然而，正是圍繞這樣一樁“古早”新聞，法國輿論的漩渦在數月時間裡不斷翻騰。來自右翼和極右翼的批評聲音不絕於耳。“國民聯盟”議會黨團主席瑪琳娜·勒龐（Marine Le Pen）稱這一決定是“可怕的倒退”，“對多元主義和觀點自由造成了嚴重威脅”，並譴責監管機構是“思想單一的阿亞圖拉（什葉派高階神職人員）”。該黨黨魁巴爾德拉（Jordan Bardella）更聲稱：“左翼審查制度獲勝的地方，民主就會熄滅。”右翼共和黨內部的強硬派人物也指責監管機構“使觀眾喪失了表達的空間”、“嘲弄法國人民的意願”。還有聲音懷疑此舉是愛麗捨宮秘書長背後搞鬼，連總統馬克龍也不得不出面表態稱，相關決定並沒有“政治考量”——雖然在反對者眼中，這番表態更像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右翼和極右翼之所以大動肝火，是因為監管機構此次“落鍘”懲處的物件之一C8頻道（以及屬於同一媒體集團、同樣劣跡斑斑但未被“下架”的新聞頻道CNews），很大程度上體現了它們的價值觀念，也是它們在公共空間中的發聲渠道。近年來法國媒體生態的保守化、右翼化，乃至某種程度的“特朗普化”，最明顯地體現在這兩家頻道上。
這是法國第一次出現因為節目內容而導致電影片道被“下架”。但它並不是突發事件，而是此前多年來積累矛盾的一次爆發。它彷彿政治和社會肌體上的一處膿瘡，擠破並不意味著治療，反而暴露出肌體內部的更大病灶。但無論如何，擠破膿瘡是治療的第一步，也是民主機制自我保全、自我修正的必經之路。
明星主持人破口大罵嘉賓
嚴格說來，法國監管機構並沒有勒令這兩家電視臺關閉，也沒有吊銷其執照，只是不再延長它們在TNT平臺的播出許可。如果頻道願意，它們仍然可以正常製作節目，並且透過有線電視、衛星電視和網路播出。但對於當前的法國電視生態來說，上不了覆蓋了97%觀眾的TNT平臺，廣告收入就會大幅下降，導致頻道無法維持良性運轉。打個略顯暗黑的比方來說，在一場絞刑中，讓頻道窒息的是媒體世界的重力法則；而監管方所扮演的，則是那個踢翻凳子的角色。
在兩個頻道中，NRJ12被驅逐，更多出於專業水準和經濟原因：Arcom認為該頻道的原創節目太少、電視購物節目太多（每年時長超過1000小時，這意味著平均每天有3小時電視購物節目）、收視率下滑嚴重、但對廣告收入預期又過於樂觀……簡而言之，有佔據公共資源的“水貨”嫌疑。
相比之下，C8頻道的問題則更加嚴重。據統計，從2016年以來，C8頻道在不到十年間已經有27起違規事件，累計被罰款760萬歐元，而這些麻煩基本上都來自同一個源頭——該頻道的明星主持人兼製作人西里爾·阿努納（Cyril Hanouna）和他名下的多個欄目。這位50歲的突尼西亞裔主持人以娛樂節目起家，近年來逐漸涉足社會與政治話題，尤其是“別碰我的電視機”（Touche pas à mon poste）已經成為法國幾乎家喻戶曉的王牌欄目。
在一連串違規事件中，最出格、也最為眾所周知的一起，發生在2022年11月10日，當時來自極左派政黨“不屈的法蘭西”（LFI）的議員博亞爾（Louis Boyard）做客“別碰我的電視機”欄目，批評鉅富們是靠剝削法國和非洲才發家致富，作為例證，還點了保守派富豪文森·博羅雷（Vincent Bolloré）的名，提及他在喀麥隆的生意。這番言論讓主持人阿努納大為光火，後者當場發飆，不僅打斷了博亞爾的發言，還罵他是“白痴、小丑、廢物”，甚至是“一坨屎”，並且嘲諷稱，作為這檔節目的嘉賓，博亞爾也一樣在拿博羅雷的錢。
在法國的電視辯論節目中，相互駁難甚至翻臉發飆的場面司空見慣，但像阿努納這樣，作為主持人當著鏡頭破口大罵一個嘉賓，仍然讓人咋舌。因為這幾句咆哮，C8頻道在事發3個月後被Arcom罰款350萬歐元（也是該機構迄今為止最大一樁單筆罰款），同時阿努納個人也被博亞爾告上法院，被判向後者支付4000歐元賠償金。
阿努納大發雷霆的原因不難理解：因為C8頻道屬於法國著名的Canal+媒體集團的一員，而這個媒體集團的母公司是維旺迪（Vivendi），後者的老闆正是博羅雷本人（同時兼任兩家公司的監事會主席）。換句話說，眼看請來的嘉賓上門來砸老闆的場子，阿努納“護主心切”，口不擇言。另一方面，阿努納從無厘頭的娛樂節目發跡，對嘉賓口無遮攔是他的一貫風格，但這一次博亞爾的身份多少有些特殊，因為議員作為“民選代表”，享有一份額外受尊重、受保護的光環，因此這次受辱在政界也激起了更大的反彈。
Canal+集團不甘示弱
2024年12月6日，就在Arcom作出決定不延長C8頻道轉播許可權的幾天之前，Canal+集團宣佈，從2025年6月起，該集團旗下四個主力頻道將從TNT平臺撤出。相關宣告列舉了作出這一決定的主要動機：一是“財政和監管環境日益嚴格”，即政府計劃增加對該集團的課稅負擔；二是C8頻道可能被逐出TNT平臺，而這會“嚴重破壞該集團在TNT平臺上的業務”。
在Canal+集團作出這一表態時，事態走向已經很明顯，C8頻道的命運基本上板上釘釘。而“全面撤出”的決定，意味著該集團（以及背後的真正話事人）不僅不認可Arcom對C8頻道的處理，而且用這種另起爐灶的方式，對監管措施發起反擊。
不過，Canal+集團敢於“掀翻牌桌”，並不是完全出於意氣用事，更大的考量背景是商業模式的轉型。近年來，流媒體平臺Netflix在全球範圍內的強勢崛起，為同業競爭者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商業模式。在前者的啟發下，Canal+集團如今已經不甘於成為TNT平臺上普通的內容提供者，它的戰略願景是將自身“平臺化”。換句話說，它不滿足於再做一個受制於人的“入駐商家”，而要自己單獨開設一家商場，扮演“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如今在Canal+的首頁上，已經開宗明義地聲稱自己“不再只是一個電影片道，而是一個內容平臺”。C8頻道被逐出TNT平臺，也恰恰為整個Canal+集團抽身而退、同TNT平臺“脫鉤”提供了一個契機。
這種分庭抗禮、另起爐灶的做法，同時對政府監管提出了重大挑戰。儘管Canal+集團的“平臺化”戰略成功後，仍然不會完全擺脫現有監管體系，但面對一個已經脫離傳統平臺的玩家，Arcom無疑將面對更加棘手的難題。
媒體大鱷的陰影
相比媒體集團自身的戰略轉型，其政治上的野心則更加令人憂心。
如前所述，C8頻道隸屬於Canal+集團，而該集團背後的老闆是坐擁百億歐元身家的超級富豪博羅雷。以2014年6月接管Canal+母公司維旺迪的控制權為標誌，近十年間，博羅雷將觸手伸向傳媒業的幾乎各個領域，如今不僅擁有多個電影片道，而且擁有廣播電臺（Europe 1和RFM）、紙媒（《星期日報》、《巴黎競賽畫報》、多份娛樂及財經雜誌）、出版商Hachette等等，構成了一個龐大的傳媒帝國。而他本人作為立場極端保守的媒體“大鱷”，利用其手中掌控的各大媒體平臺為右派乃至極右派造勢，也在整個公共輿論空間投下越來越濃重的陰影。
值得注意的是，在重新獲得TNT平臺續約的其他電影片道中，法國家喻戶曉的新聞頻道CNews赫然在列。但實際上，從Arcom近年來的監管動作來看，CNews堪稱是和C8齊名的兩大“刺頭”，以2024年為例，Arcom實質性的動作（警告、催告和罰款）當中，針對C8有7次，而針對CNews多達9次。
這種局面不是偶然形成的。C8和CNews頻道是博羅雷媒體帝國中的兩枚重要棋子，也是這位富豪對媒體進行“深右化”乃至“極右化”改造的最顯著成果。
2016年博羅雷收購I-Télé後，在這個老牌新聞頻道內部引發法國視聽媒體行業罕見的大罷工和出走潮，但最終未能阻止金錢的力量。隨後I-Télé被更名為CNews，從編輯方針到嘉賓選擇，都顯著地右轉。2022年總統大選中異軍突起的極右派人物澤穆爾（Éric Zemmour），很大程度上就得益於CNews提供的發言平臺。而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作為整個歐盟協調行動的一部分，Arcom撤銷了“今日俄羅斯”（RT）和衛星通訊社（Sputnik）法語頻道的轉播許可，而CNews卻收編了原“今日俄羅斯”法國版的工作人員為自己效力。以近年來的違規數量而論，CNews頻道同樣配得上被逐出TNT平臺。但麻煩在於，在政治立場極化和金錢力量推動的作用下，CNews如今已經躍升為法國第一大新聞頻道，因此監管部門下手時，也難免投鼠忌器。
另一方面，在C8頻道上，儘管所有人都清楚阿努納惹了多少麻煩，但這位明星主持人和它的王牌欄目，卻是提升收視率的利器。以“別碰我的電視機”為代表的一系列節目，尤其受到年輕人和中下階層的青睞。Canal+集團聲稱，C8每天擁有900萬“累計觀眾”（觀看超過十秒即計入），是“TNT平臺第一大頻道”。而根據測評公司Médiamétrie的資料，C8頻道在今年1月份的收視率達到3.1%，是法國第六大電影片道。在很大程度上，阿努納就是C8頻道的半壁江山。而博羅雷家族很早就看到了這一點，在2000年代初就和阿努納建立了亦公亦私的友誼，並在收購Canal+集團時承諾斥巨資支援阿努納製作節目，由此後者獲得了不可撼動的特殊地位。如今，即便C8頻道被迫關閉，阿努納轉投M6集團，二者之間的“友誼”卻並沒有受到影響，他在Europe 1電臺等博羅雷集團旗下媒體仍照常發聲。更有評論稱，這位已經在博羅雷媒體帝國中浸淫多年的王牌主持人，將以他的獨特風格和號召力（其以“反覺醒主義”自我標榜），在這個媒體帝國之外繼續“傳播福音”。
監管什麼？多數無關政治
縱觀近年來法國監管機構對C8和CNews頻道的處罰事由，其實很少有通常理解的狹義“政治”（例如選舉之爭或者對政治人物的褒貶），而往往集中在性、金錢、暴力、職業操守、族群身份等方面。
法國或許是全世界對性話題最“開放”（有時甚至不免“放蕩”）的國家之一，尤其是在大力透過娛樂節目吸引觀眾的C8頻道，曾多次出現主持人和嘉賓的“擦邊”動作，例如強行親吻、不當觸控、展示裸照等等。儘管當事人多數嘻嘻哈哈、把場面應付過去，但鑑於未成年人也是電影片道的觀眾，監管機關不得不顯得“不解風情”，對上述行為發出警告。2017年，阿努納曾當著現場觀眾的面，將一名女嘉賓的手捂在自己的陰部（隔著褲子），引發全場鬨堂大笑，卻給頻道帶來5萬歐元的罰單。
在金錢方面，這兩個頻道都多次出現“隱形廣告”行為，即在無關內容中刻意展示產品logo或者雜誌封面（至於這種做法背後是否牽涉經濟利益關係，外界不得而知），此外，常規廣告播放超時也是招致監管機構警告的原因。
當地時間2025年2月20日，在巴黎，多家媒體採訪參加烏克蘭危機會議的政府人員。
至於暴力，則可以分為語言和身體兩方面。談話節目是語言暴力的重災區，同時也往往和身份及政治因素糾結在一起，例如前述阿努納對議員嘉賓的辱罵，以及嘉賓對話題人物的羞辱，甚至還出現過不同嘉賓之間對罵的名場面；相比之下，身體暴力情形較少，但也出現過播放暴力畫面未加年齡警示標誌，以及主持人惡搞嘉賓反被掌摑的“流血事件”。
在職業操守方面，許多不專業的做法，例如過於真實地描述犯罪手法（可能成為犯罪教程）、隱藏攝像中未對人臉作模糊處理、不履行播報新聞義務、援引不可靠信源、弄錯受訪者身份等等，都曾招致Arcom的警告或者罰款。
最後，C8和CNews頻道傾向右翼和極右翼的政治立場，往往透過族群和身份問題隱晦表達出來，例如發表反移民（例如2021年澤穆爾聲稱未成年移民是“小偷”“殺人犯”“強姦犯”，CNews頻道因此被罰款20萬歐元）、反穆斯林、反同性戀、歧視殘疾人、陰謀論、氣候懷疑論等言論。就在結束播出的最後一晚，C8特意選擇重播美國反墮胎主題電影《計劃外》（Unplanned，該頻道在2021年已播放過一次），其挑戰態度不言而喻。
值得注意的是，監管機構不會僅僅因為嘉賓發表爭議性言論就警告或者處罰媒體，而是因為媒體在這種場合下，沒有履行“誠實呈現爭議性問題”的義務，換句話說，嘉賓在發表此類言論之後，主持人應當提醒發言者和觀眾（即所謂“控制天線”）：上述觀點僅代表嘉賓個人立場、在相關問題上存在相反意見，並在重播時作出相應技術處理。但在相關處罰案例中，製作方在爭議表態之後不加干預，這導致節目變相地成了為這種表態背書的平臺。換句話說，監管部門懲罰的不是“個人的言論”，而是“機構的沉默”。
如何監管？
針對言論和媒體的限制，如何判斷是專斷的審查，還是合法的監管？最顯而易見的標準，或許就是看監管制度設計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提供司法救濟途徑。
從監管制度設計來看，首先最需要明確無誤地指出的一點是，Arcom在任何情況下均不進行事前審查（換句話說，監管機構不會在節目播出前便強行叫停），也不會干涉各家媒體的編輯方針，或者點名要求封殺某個主持人或節目嘉賓。不僅法定監管機構如是，議會兩院、各部部長、哪怕總理總統都沒有這個權力。
而在事後干預中，Arcom也不會一上來就祭出頂格懲罰措施。通常而言，它會根據違規嚴重程度，發出“提醒函”（rappel）、“警告函”（mise en garde）或“正式催告函”（mise en demeure），只有在累犯或是極為嚴重情形下，Arcom才會採取進一步的懲罰措施，包括責令在節目中插入宣告以消除影響、禁止播放廣告作為經濟懲罰，或者直接開出罰單。而在此基礎上，最嚴重的懲罰手段，便是拒絕延長或者中斷轉播授權。在針對C8頻道的訴訟中，Canal+方面的辯解理由是，既然該頻道已經被多次處罰，那麼就不應該再被逐出TNT平臺，否則屬於“一事兩罰”，但從上述制度設計思路中便不難發現，C8頻道屬於“玩火太多次，結果燒了手指”。
理論上說，Arcom在事後干預中還有權暫時中止某一節目的製作和播放，但或許是出於對“審查”批評的擔憂，這種處罰措施在實際運作中從未動用過。
此外，Arcom的懲罰措施只針對機構，不會針對個人。這意味著不會有媒體從業者因此遭到封殺，但附帶的消極後果是，像阿努納這樣“狡兔三窟”的人物，今天在一處遭到處罰，明天又在另一處繼續高談闊論，而博羅雷旗下的媒體矩陣，正好為他提供了這樣的便利。即便在這個矩陣之外，這位明星主持人身上自帶的話題性和流量，也讓媒體趨之若鶩。2月27日的最後一期“別碰我的電視機”，不出所料地創下了該欄目的歷史紀錄——高峰時觀眾人數超過334萬，到節目臨近午夜結束時仍有286萬觀眾。而在C8頻道面臨關閉之際，阿努納宣佈將轉投到M6集團門下，該集團旗下的W9頻道，正雄心勃勃地準備接收C8解散後的潛在觀眾，提升自己的收視率份額。
從司法救濟途徑上看，Arcom宣佈不再延長C8頻道在TNT平臺的轉播授權後，Canal+集團訴諸最高行政法院的緊急程式，但隨後被法院駁回，因為並不滿足“事態緊急”的條件。法院隨後將此案轉入常規審理，最終在實體審查後在2月19日的判決中確認，並未發現Arcom在評估過程中有任何違法行為。
儘管最高行政法院一錘定音，兩家頻道事實上也都已經在給自己“準備後事”，但這場法律戰並未完全結束，二者都聲稱準備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要在歐洲層面討個公道。不過對C8來說尤其不利的是，歐洲人權法院曾在類似案件中表明過立場。2022年，CNews一檔節目中的嘉賓聲稱，二戰期間納粹在華沙建立猶太人隔離區是為了“阻止傷寒病傳播”，這等於是重申當年納粹所使用的藉口，以此為反猶行為辯護。這一事件遭到Arcom發函催告後，CNews上訴到歐洲人權法院，但被駁回。
Arcom和最高行政法院二者之間並非總是保持一致，彼此均有相對獨立性。一方面，法院可能會敦促監管機關查漏補缺：例如2021年RSF組織曾經就CNews的資訊處理手法向Arcom投訴，但後者拒絕採取措施，隨後最高行政法院督促Arcom重新考慮這一決定，最終該頻道收到警告。另一方面，司法審查並不是完全“走過場”，Arcom的處罰決定的確可能會被法院撤銷。例如2016年阿努納曾設計惡搞一名嘉賓，讓他以為自己殺了人、需要承擔法律責任，相關場景被隱藏攝像機拍下，被用於隨後的節目中取樂；對這種做法，監管機構（當時是Arcom的前身CSA）定性為“羞辱”，勒令該節目在隨後一週內不得播放廣告，以示懲罰。然而最高行政法院認為，嘉賓並沒有因此遭到醜化或羞辱，監管機構的懲罰措施缺乏正當性，並須為此向C8支付110萬歐元的廣告損失。
和法治原則在實際運作中遇到的困境一樣，出於“正當程式”的考慮，Arcom作出反應的週期往往很長，其內部處理投訴的流程就有三級，加上可能產生的司法訴訟，一個節目從惹出麻煩到處罰落地，短則數月，長則數年。而在此期間涉事媒體仍然可以正常播放，並且幾乎完全自由地發表觀點，上一樁違規還未定論，下一次違規又接踵而至，結果變成“貓鼠遊戲”。等到最後處罰結果落地，觀眾可能早已淡忘，警示效果也就隨之打了折扣。在觀眾注意力多變且健忘的視聽空間裡，這種“遲來的正義”在多大程度上還是正義，仍然不無可商榷之處。
從《人權宣言》到《娛樂至死》
早在法國革命期間，1789年的《人權宣言》就明確宣佈：“意見的發表只要不擾亂法律所規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見、甚至宗教的意見而遭受干涉。”（第10條）“自由傳達思想和意見是人類最寶貴的權利之一；因此公民有言論、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規定的情況下，應對濫用此項自由負擔責任。”（第11條）
由此可見，從言論自由原則進入現代政治之初，這種自由就和秩序/責任糾纏難解。儘管後來的漫長歲月裡衍生出種種判斷標準（例如著名的“明確且即刻的危險”），但在不同情境下它的邊界究竟在哪裡，始終是個聚訟紛紜的議題。
在《人權宣言》誕生近200年之後，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在批判電視媒介的名作《娛樂至死》中悲嘆，“一切公眾話語都日漸以娛樂的方式出現，併成為一種文化精神。我們的政治、宗教、新聞、體育、教育和商業都心甘情願地成為娛樂的附庸，毫無怨言，甚至無聲無息，其結果是我們成了一個娛樂至死的物種”，“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宰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慾望和無規則遊戲的庸俗文化……可能成為現實的，是赫胥黎的預言，而不是奧威爾的預言”。
如果說當年《人權宣言》擔心的是言論自由受到奧威爾式宰制的話，那麼如今從特朗普和馬斯克，到阿努納和他的王牌欄目，卻更像是《娛樂至死》的註腳。大西洋兩岸都隱然顯露出兩種相反相成的趨勢——“娛樂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娛樂化”。不管是真人秀還是脫口秀，明星主持人以他們自身場域中獲得成功的經驗為範本，裹挾著此前積累的高昂人氣殺入政治競技場，或大張旗鼓、或潛移默化地改變著觀眾心智，讓觀眾越來越習慣於粗鄙、戾氣和極端，讓政治越來越遠離嚴肅與正派，蛻變成一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秀”（甚至連法國政府都曾經向阿努納示好，試圖透過他的節目來緩和與民間的對立情緒）；而當這種手法遭遇反制時，又往往可以用“表達自由”作為自我掩護的口實。
19世紀的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在考察民主在美國的演進後指出，就當時美國民主的成功要素而言，自然環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只有美國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體美國人能夠維護民主制度的獨特因素”。如今，特朗普2.0時代之所以能捲土重來，並震盪整個美國和世界，或許正是因為民情已變，此時再試圖乞靈於立法和司法的制約，無異於緣木求魚。
而在這種平行背景下，法國監管部門將一家屢屢惹是生非的電影片道逐出公共資源平臺，這不是像極右派聲稱的“對多元主義和觀點自由造成了嚴重威脅”，相反，這是在民情尚未被完全敗壞、法制尚能以最小代價發揮用處的時候，努力捍衛“多元主義”和“觀點自由”。畢竟，站在2025年年初已經不難發現，倘若有朝一日極右派君臨天下，指望他們屆時仍能承認這些美好價值，未免就太天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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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責編：朱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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